邱国渭是我在上海图书馆20年的同事，我调到复旦分校后一直同他有来往，我看到系里有一门课是西文编目，缺任课老师，我就想起了邱国渭。
　　战犯之子的身份带来的无形压力
　　他是原国民党将领邱清泉的儿子，邱清泉在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时被打死在战场，这样邱国渭等于是死于战场的战犯的儿子。他父亲死时，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学生。1949年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时，邱国渭随他母亲和弟妹跟随国民党军队南逃，在福建被解放军包围，当了俘虏。解放军知道他们是邱清泉的家属，给予优待，邱国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受感动。解放军表示释放他们，他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可自行前往并发给路费，开具通行证，邱国渭决定一个人回上海继续读书，与母亲和弟妹分手，而他母亲、弟妹则去了台湾，后来定居美国。邱国渭1952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图，当时上图正好开馆，他被分配做外文书籍的采编工作，我到上图后就知道邱清泉的儿子在外采部。他主要是编目，我跟他熟悉是打篮球开始的，他比我大8岁。后来他在上图谈朋友结婚，我到上图时他夫人已调到一所中学去教书。他夫人是袁世凯的晚辈，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有好几个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追她，但她唯独看中了邱国渭。他夫人曾说，邱国渭人老实。而邱国渭虽然娶了一位漂亮姑娘做老婆，但在他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据说他曾对外透露，要为他老子报仇，要暗杀陈老总，此话曾经传到我耳中，到底有没有这回事，说不清楚。因此邱国渭实际上是内控对象，估计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平时始终不大说话，埋头干活。他工作好，学问好，平时不声不响，因此每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搞他。
　　关于他想报仇，暗杀陈老总这事，我认为肯定是无中生有的谣言，但是没想到在“文革”中他这话又被传出来，好像真有这事似的，由此他被作为第一批“牛鬼蛇神”揪出来。有一种说法是领导把他抛出来的，于是劳动、下跪、挨打，什么都轮上了，他身体好，所以劳动不怕。突然有一天，外文采编部造反派对他开批斗会，我也去看了，只看到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人。我踮起脚往里看，只见邱国渭跪在那里，最触目惊心的是，有两个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是我们部门的组长，一个是外文采编部组长，他俩一人用皮鞋踩着他的脊梁，一人用翻毛皮皮鞋踢他的脑袋，我惊呆了，这两人好坏也是知识分子，怎么这样残忍，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个情景我永远忘不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原来他俩是邱国渭的情敌，你想想，因为情敌的缘故，他俩的人性竟然扭曲到如此程度。后来我听说邱国渭的夫人也遭难，她是一次带学生下乡劳动，生病后被赤脚医生误诊，一针打下去人就没命了，留下三个年幼的女儿，住在溧阳路那边假三层的房子，楼下住的是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对这一切，他都不吭声。
　　因“落实政策”而调高校未果
　　“文革”结束后，邱国渭还是做西文编目，所以这时我想能否把他挖到复旦分校来。于是我向系里建议，聘他为兼职教师，我去找他说了这事，他一口答应，后来他课也上得很好，因为他有多年编目的实际经验，而且外语又好。有一次，我带学生到中科院图书馆去实习，图书馆负责人安排学生岗位，问学生你们西文编目是谁教的，学生回答是邱国渭，负责人听后说：原来你们是邱国渭教的，那你们就直接上岗吧。可见外面也对他认可。于是我想干吗不把他调来，我去找党委书记李庆云，讲了他的家庭情况和个人遭遇，李庆云听后很干脆地表示：这个人我们要，这让我十分感动，对这位老干部更加敬佩了。我又谈了调他来的条件，他的住房太困难，能否给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没想到李书记又是一句话：没问题。听了此话，我心里极感动。我接着把情况同邱国渭谈了，他也很感动，他对我说：我保证，如果调到学校，我退休后再去美国。
　　然而事情真有不测风云，正当调他的事情在进行之中时，当时文化局负责社会文化口的副局长方行突然在上图宣布，提拔邱国渭为外文采编部副主任（副科级），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安排他为市政协委员，这一来，等于为邱国渭落实了政策，调他的事情便不便进行，这使我哭笑不得，心里直骂方行。邱国渭也很为难，此事就此搁置。但是我预感到情况不妙，我对上图的朋友说：你们看吧，邱国渭待不长的，迟早要走的（去美国）。他们感到很奇怪，说你怎么知道的？果然，不久他申请赴美国探亲，很快得到批准，他带了一个女儿去了，把她留在美国，自己准时回来。后来邱国渭又被评为文化系统劳动模范。过后他又申请第二次赴美探亲，又带了一个女儿去并留在那里，而他又准时回国。第三次探亲，就此不回来了，如同我早先的预料一样。邱国渭去美国后同这里断绝了联系，上图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从此也同我失去了联系。
　　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电影系统拍了一部反映昆仑战役的电影，我被邀请去电影发行公司观看座谈。电影拍得不错，其中有邱清泉的镜头，他是这个战役主力师师长，那个时代还不像现在对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所作抗战作充分肯定，所以他虽有镜头但没有台词，针对这种情况，我在座谈时说：邱清泉作为主要指挥官，竟然一句对白也不给，我弄不明白。其实我心里有点不平，我顺便讲了一段我与邱国渭共事的故事，在座的人听了都很吃惊。这是我同邱国渭关联的最后一个插曲。至今，我仍为最后没能把他调到复旦分校感到遗憾。
　　邱国渭后来担任市政协六届委员（1983年4月成立的第六届），属于政协特邀人士界别，特邀界别早期全是社会名流、特殊人物，如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著名人物后裔，如康有为的儿媳、陈仪的女儿等。同時还给他安排了专门委员会——对台宣传工作委员会（1985年10月改为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他的身份比较适合，原来他是内控对象，现在有两个头衔，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落实政策。但他本人对这些其实都不感兴趣，他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有去开过会。我父亲是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副主任，主任是束纫秋，后来是张承宗、陈福根，陈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姚昆田也做过副主任。我父亲在开会时一直没见到过他，问我：邱国渭怎么老是不来开会，我说他已经去美国了。
　　（口述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撰稿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