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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综述等方法，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文献查阅和网络查寻对独龙族的实地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进行了分类，并发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中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并给出了笔者的观点：研究缺少系统性，运用资料相对比较陈旧，在经济研究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和措施缺乏后续的验证和实施。
关键词：独龙族；文化；经济
前言：独龙族过去近五十多年的实证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为本文的重要研究内容。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独龙族宏观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由于本民族的天然屏障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过去的研究者大多数停留在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的层面，在资料的运用方面显得陈旧，研究方法缺少新意，第一手资料匮乏；鉴于挖掘前人的成果和找出更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之路。作者就过去独龙族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综述，并提出了一些见意和策略。
1 独龙族的实地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科学依据，中央政府首次对独龙族的历史、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和语言等展开了全面调查。1956年～1957 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派出以费孝通为首的调查组来云南，分别由杨毓才、宋恩常带队进入中国惟一的独龙族聚居地独龙江流域，重点调查了独龙族的社会形态。1958 年～1960 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又组成独龙调查小组，主要对独龙族的社会形态进行了补充调查。以上两次调查资料曾经内部印行，后辑成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 年和1984 年出版。刘达成主持参与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的拍摄工作。1979 年宋恩常对一些遗漏资料进行了补充整理，并由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刊印了《云南省贡山县怒族独龙族社会调查》 。这些规模化的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来认识、研究独龙江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打下基础。1979 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印的《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调查整理梁钊韬等) 是中大师生的调查成果， 其中第六部分是“贡山独龙族”，内容有：独龙族的生产和土地占有形式、独龙族的家族公社、独龙族的风俗习惯、贡山县的民族关系等，另外，在第五部分的“怒族”中也写到怒族与独龙族的关系。
20世纪80 年代末，有学者将研究视角伸向了独龙江的自然生态环境方面。1988年赵维成和李恒共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独龙江流域自然与环境研究》，但对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涉及不多。1989 年～1994 年，何大明等主持完成 《独龙族近期社会、经济和环境研究》及《独龙族乡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综合研究》两个项目，首次以跨学科的方式对独龙江、独龙族进行综合而详尽的考察。从调查组成员配备及成果看，强于生态、经济，而弱于社会、文化。［1］2000 年初，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组织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郑维川教授等对贡山丙中乡小茶腊社的独龙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内容涉及历史沿革、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习惯法、文化、教育、科技与卫生、宗教等，并著《云南民族村寨调查•独龙族—贡山丙中洛乡小茶腊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此次调查较为深入细致，但因雪封山未能进入独龙族聚居地独龙江调查。
2 独龙族文献研究
2.1 源流研究
早期独龙族研究者均注意独龙族的族源问题，马曜主编《云南古代各族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王叔武 《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民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均认为独龙族源于云南古代三大族群之一的氐羌族群，其先民族属于古代昆明族有关，后来演变为乌蛮分支的路蛮，是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最早居民之一。《独龙族简史》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年)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认为，从语言系属分析，独龙族先民源于氐羌族群。持此观点的有关论著、论文还有：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佩华《浅谈族称》(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年)、刘达成《〈蛮书〉的滇藏古道与“僧耆”、“侏儒”的族属》(《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 期)、洪俊《独龙族族源初探》(《怒江州文史资料选辑》(上卷) 等认为，独龙族与贡山怒族同源，与人、景颇在公元前同属氐羌族系，后经过不断演化、融合分化，成为各个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高志英《独龙族、怒族源流考略》(《史学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年)认为，对于两个同源于古代氐羌系统而又长期共同居住于同一地域内的独龙族与怒族,需要综合论其源流；从文献记载中或缺怒族、或缺独龙族，并且今天从二者间的文化差异性小于贡山、福贡和兰坪三地怒族内部的文化差异性的情况看，独龙族与贡山怒族的分化时间还不长。
2.2 社会和经济形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学者们多关注对独龙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他们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探讨独龙族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杨鹤书、陈启新《独龙族父系氏族中的家庭公社试析》(《文物》，1976 年第8 期) 认为，独龙族的氏族社会曾经历过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衔接的两个历史阶段，至20 世纪初仍遍布独龙江河谷。吕光天《论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在民族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学研究》，第2 期)说，独龙族的社会形态应属家族公社晚期，这种家族公社已把非自由人和多妻制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父权制家族公社晚期的特点。宋恩常 《独龙族家族公社及其解体》 (《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认为，独龙族社会里既存在着公社式的家庭，又存在着个体家庭，还有处于二者之间的形态。刘达成在 《云南社会科学》 1986年第3 期、《思想战线》1985 年第2 期、《民族学研究》第6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中，先后发表《云南边疆民族的氏族、家族、村社制度研究》(与杨毓才合著)、《关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父系家庭公社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中对父系家庭公社的再探讨》等文章，探讨独龙族家庭公社存在的原因、特征、演变及其对今天独龙族社会的影响。对独龙族经济研究，早期主要关注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民族学论文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年，认为，独龙族社会生产力与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宋恩常在《试谈独龙族私有财产的产生》 《思想战线》， 1977 年第3 期) 、《独龙族私有财产的起源的探索》(《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说，独龙族交换品直接属于家庭公社中各个火塘等导致了原始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随着私人占有土地的产生，在采集和渔猎的集体经济领域里，也先后产生了私有制。
2.3 传统文化研究
洪俊《独龙族的原始习俗与原始文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 辑)介绍了独龙族的原始习俗和传统道德，其中包括习惯法节日、刻木结绳记事、原始艺术、历法等。在此选辑里，还有作者分别对独龙族各种传统文化作过介绍。2002 年陈建华硕士毕业论文《论独龙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适应性变迁》指出，独龙族的生产方式、族群建构、婚姻家庭形态及生活习俗实际上是对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并且这种适应性在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在不断发生着变迁，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独龙族妇女文面一直受学者关注。刘达成在《民族团结》1996年第9 期中发表了《峡谷往昔—独龙族文面女》，认为独龙族妇女文面，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和表征，并介绍了不同的文形及文面的方法及文面的6种含义：美的象征、原始习俗所要求、消灾辟邪、原始部落的图腾标志、原始部落的成年礼仪，防止察瓦隆藏族土司抢逼为奴。文中还论述了废除独龙族妇女文面的历史及其背景。罗荣芬的《独龙族文面习俗的发生与消亡》(郭大烈主编《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年)，认为：察瓦隆土司对独龙江上游地区的统治导致文面，文面与审美及灵魂观念有关，还介绍了文面的方法及图案。独龙族的宗教研究前期重点在原始宗教，后期则是基督教。蔡家麒 《独龙族的鬼魂观念》认为，独龙族的原始宗教建立在极为落后、贫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其特征以自然崇拜为主体，主要内容有灵魂观、鬼和天的观念、巫师及其活动、仪俗、祭鬼保命延寿、丧葬、占卜等。近年独龙族学者李金明、罗荣芬也开始研究独龙族原始宗教。［3］张桥贵、高志英、罗荣芬则对基督教在独龙江地区的传播、复兴历史作了探索。［4］龚明华《独龙族的婚姻、姓名和历法》(《民族文化》，1980年第2 期)认为，独龙族的婚姻习俗直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原始的群婚和杂婚的明显痕迹，盛行着严格固定的家族环状外婚制，保留着妻妹婚、夫兄弟婚、转房制等传统婚姻习俗，有时亲姊妹可分嫁父子，姑母和侄女也可共嫁一夫。刘达成 《中国-独龙族》 私有制已确立，但在独龙族社会中还有一些原始公社残余，新中国建立前，独龙族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有三种：个体农民私有制、家族共耕伙有、家族与村寨公有，其中个体农民私有制是主要的。家庭内部保留着主妇管仓、分食等古老遗俗。近20 年来，尹绍亭对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作过系统的调研［2］认为独龙族农业时代不会晚于清，在传统的刀耕火种中，只有刀耕和锄耕，犁耕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有了水田之后才开始的。研究独龙族丧葬的学者及其文章是：余新《独龙族的“房葬”》 (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下卷)，介绍与西藏接壤的独龙江上游迪政一带，为巫师或巫婆举行的还有“房葬”的习俗。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年)认为，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独龙语在同语族诸语言中与景颇语比较接近。独龙语有独龙江方言和怒江方言两种。分布在独龙江乡的独龙族使用独龙江方言，分布在贡山县丙中洛乡和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一带的独龙族使用怒江方言，两种方言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戴庆厦、刘菊英《独龙语的弱化音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独龙语的弱化音节大多属于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后音节为非弱化音节。近年李爱新《独龙族的语言文字》一书，对语言系属以及使用情况、声母和韵母、词汇和语法作了详尽的介绍。［5］近年来，独龙族的教育问题日渐受到重视。陶天麟主编《贡山县教育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介绍了1910 年以来贡山县教育的发展情况。高志英硕士论文 《从传统到近代—怒江地区民族教育百年发展历程》对独龙族的传统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以及对独龙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论述。
3 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基于20 世纪50年代以来对独龙族的调查与研究，并结合独龙族发展和独龙江开发实际，笔者认为，21世纪的独龙族研究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因20世纪几次调查都有或分门别类、或各自为阵、或侧重点不同之局限所在；再有，20世纪50～80年代，独龙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程度大于其以往整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程度，而后20 年的变化程度又更胜之，特别是随着独龙江公路的开通(1998年)，进入独龙江的外来人员增多，独龙族与外界的联系增强，传统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因调查环境险恶，不少研究者用的多是50～60年代调查的反映的解放前情况的资料，资料难免陈旧，观点有人云亦云；专题研究从50 到80 年代的难免有时代的烙印。如宗教问题，需要注意以往忽略了的原始宗教中周边民族的影响，基督教传播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基督教对其社会的影响；又如族源问题、刀耕火种农业的文化适应性问题，观念演变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来阐述论证。从独龙族百年的发展历史看，经济越发展，群众生活越提高，传统文化消失得越快。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而文化积淀较浅的民族群众生活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是否都要以传统文化的消失为代价? 在研究过去发展得失的基础上，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保留民族文化特性为前提，为独龙族今天和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地区的开发与民族的发展相结合。过去独龙江的发展主要受政府行为影响，现在政府在独龙江实行 “天保工程”，吃穿及家庭经济消费统一发放，不必再像过去为生计发愁，而独龙江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以后群众的主要劳动—植树造林不必花费很多时间，一定意义上是政府把独龙族“养”起来，这对其本身的发展是否是好事，需要我们及时地对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为新世纪独龙族社会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需要改进，独龙族之所以为独龙族，是其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在内的特殊的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其生态适应性的变迁，一是由于系统内的原因，主要表现独龙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或倒退而导致其群体的适应性的改善或退化；二是由于受到来自系统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独龙族群体的适应性变迁。因为不仅独龙族内部文化系统中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联系，而且与系统外即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联系，并发生互动，所以，研究中要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从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系统中探求独龙族自身的文化特质。同样由于系统内外的各个文化之间因素的互动，独龙族的社会文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但要从历史资料“宛如太古之民的”的记载中研究独龙族的过去，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发展变化中探求今天独龙族的社会文化特质和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何大明.高山峡谷人地复合系统的演进—独龙族近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调查及协调发展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何大明，李恒主编. 独龙江和独龙族的综合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1
［2］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刀耕火种［M］ .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3］李金明.高山峡谷独龙家［ 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4］高志英.基督教与20 世纪独龙族社会［A］.云南基督教传播及现状调查研究［M］.香港建道神学院，2004 ；罗荣芬.独龙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5］政协怒江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独龙族［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
［6］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M］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
［7］张桥贵.独龙族近期宗教状况及有关习俗考察研究［A］.高山峡谷人地复合系统的演进—独龙族近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调查及协调发展研究［ M］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
［8］侯远高.独龙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 期
关键词：独龙族；文化；经济
前言：独龙族过去近五十多年的实证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为本文的重要研究内容。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独龙族宏观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由于本民族的天然屏障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过去的研究者大多数停留在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的层面，在资料的运用方面显得陈旧，研究方法缺少新意，第一手资料匮乏；鉴于挖掘前人的成果和找出更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之路。作者就过去独龙族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综述，并提出了一些见意和策略。
1 独龙族的实地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科学依据，中央政府首次对独龙族的历史、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和语言等展开了全面调查。1956年～1957 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派出以费孝通为首的调查组来云南，分别由杨毓才、宋恩常带队进入中国惟一的独龙族聚居地独龙江流域，重点调查了独龙族的社会形态。1958 年～1960 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又组成独龙调查小组，主要对独龙族的社会形态进行了补充调查。以上两次调查资料曾经内部印行，后辑成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 年和1984 年出版。刘达成主持参与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的拍摄工作。1979 年宋恩常对一些遗漏资料进行了补充整理，并由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刊印了《云南省贡山县怒族独龙族社会调查》 。这些规模化的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来认识、研究独龙江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打下基础。1979 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印的《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调查整理梁钊韬等) 是中大师生的调查成果， 其中第六部分是“贡山独龙族”，内容有：独龙族的生产和土地占有形式、独龙族的家族公社、独龙族的风俗习惯、贡山县的民族关系等，另外，在第五部分的“怒族”中也写到怒族与独龙族的关系。
20世纪80 年代末，有学者将研究视角伸向了独龙江的自然生态环境方面。1988年赵维成和李恒共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独龙江流域自然与环境研究》，但对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涉及不多。1989 年～1994 年，何大明等主持完成 《独龙族近期社会、经济和环境研究》及《独龙族乡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综合研究》两个项目，首次以跨学科的方式对独龙江、独龙族进行综合而详尽的考察。从调查组成员配备及成果看，强于生态、经济，而弱于社会、文化。［1］2000 年初，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组织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郑维川教授等对贡山丙中乡小茶腊社的独龙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内容涉及历史沿革、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习惯法、文化、教育、科技与卫生、宗教等，并著《云南民族村寨调查•独龙族—贡山丙中洛乡小茶腊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此次调查较为深入细致，但因雪封山未能进入独龙族聚居地独龙江调查。
2 独龙族文献研究
2.1 源流研究
早期独龙族研究者均注意独龙族的族源问题，马曜主编《云南古代各族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王叔武 《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民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均认为独龙族源于云南古代三大族群之一的氐羌族群，其先民族属于古代昆明族有关，后来演变为乌蛮分支的路蛮，是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最早居民之一。《独龙族简史》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年)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认为，从语言系属分析，独龙族先民源于氐羌族群。持此观点的有关论著、论文还有：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佩华《浅谈族称》(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年)、刘达成《〈蛮书〉的滇藏古道与“僧耆”、“侏儒”的族属》(《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 期)、洪俊《独龙族族源初探》(《怒江州文史资料选辑》(上卷) 等认为，独龙族与贡山怒族同源，与人、景颇在公元前同属氐羌族系，后经过不断演化、融合分化，成为各个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高志英《独龙族、怒族源流考略》(《史学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年)认为，对于两个同源于古代氐羌系统而又长期共同居住于同一地域内的独龙族与怒族,需要综合论其源流；从文献记载中或缺怒族、或缺独龙族，并且今天从二者间的文化差异性小于贡山、福贡和兰坪三地怒族内部的文化差异性的情况看，独龙族与贡山怒族的分化时间还不长。
2.2 社会和经济形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学者们多关注对独龙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他们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探讨独龙族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杨鹤书、陈启新《独龙族父系氏族中的家庭公社试析》(《文物》，1976 年第8 期) 认为，独龙族的氏族社会曾经历过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衔接的两个历史阶段，至20 世纪初仍遍布独龙江河谷。吕光天《论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在民族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学研究》，第2 期)说，独龙族的社会形态应属家族公社晚期，这种家族公社已把非自由人和多妻制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父权制家族公社晚期的特点。宋恩常 《独龙族家族公社及其解体》 (《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认为，独龙族社会里既存在着公社式的家庭，又存在着个体家庭，还有处于二者之间的形态。刘达成在 《云南社会科学》 1986年第3 期、《思想战线》1985 年第2 期、《民族学研究》第6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中，先后发表《云南边疆民族的氏族、家族、村社制度研究》(与杨毓才合著)、《关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父系家庭公社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中对父系家庭公社的再探讨》等文章，探讨独龙族家庭公社存在的原因、特征、演变及其对今天独龙族社会的影响。对独龙族经济研究，早期主要关注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民族学论文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年，认为，独龙族社会生产力与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宋恩常在《试谈独龙族私有财产的产生》 《思想战线》， 1977 年第3 期) 、《独龙族私有财产的起源的探索》(《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说，独龙族交换品直接属于家庭公社中各个火塘等导致了原始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随着私人占有土地的产生，在采集和渔猎的集体经济领域里，也先后产生了私有制。
2.3 传统文化研究
洪俊《独龙族的原始习俗与原始文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 辑)介绍了独龙族的原始习俗和传统道德，其中包括习惯法节日、刻木结绳记事、原始艺术、历法等。在此选辑里，还有作者分别对独龙族各种传统文化作过介绍。2002 年陈建华硕士毕业论文《论独龙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适应性变迁》指出，独龙族的生产方式、族群建构、婚姻家庭形态及生活习俗实际上是对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并且这种适应性在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在不断发生着变迁，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独龙族妇女文面一直受学者关注。刘达成在《民族团结》1996年第9 期中发表了《峡谷往昔—独龙族文面女》，认为独龙族妇女文面，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和表征，并介绍了不同的文形及文面的方法及文面的6种含义：美的象征、原始习俗所要求、消灾辟邪、原始部落的图腾标志、原始部落的成年礼仪，防止察瓦隆藏族土司抢逼为奴。文中还论述了废除独龙族妇女文面的历史及其背景。罗荣芬的《独龙族文面习俗的发生与消亡》(郭大烈主编《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年)，认为：察瓦隆土司对独龙江上游地区的统治导致文面，文面与审美及灵魂观念有关，还介绍了文面的方法及图案。独龙族的宗教研究前期重点在原始宗教，后期则是基督教。蔡家麒 《独龙族的鬼魂观念》认为，独龙族的原始宗教建立在极为落后、贫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其特征以自然崇拜为主体，主要内容有灵魂观、鬼和天的观念、巫师及其活动、仪俗、祭鬼保命延寿、丧葬、占卜等。近年独龙族学者李金明、罗荣芬也开始研究独龙族原始宗教。［3］张桥贵、高志英、罗荣芬则对基督教在独龙江地区的传播、复兴历史作了探索。［4］龚明华《独龙族的婚姻、姓名和历法》(《民族文化》，1980年第2 期)认为，独龙族的婚姻习俗直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原始的群婚和杂婚的明显痕迹，盛行着严格固定的家族环状外婚制，保留着妻妹婚、夫兄弟婚、转房制等传统婚姻习俗，有时亲姊妹可分嫁父子，姑母和侄女也可共嫁一夫。刘达成 《中国-独龙族》 私有制已确立，但在独龙族社会中还有一些原始公社残余，新中国建立前，独龙族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有三种：个体农民私有制、家族共耕伙有、家族与村寨公有，其中个体农民私有制是主要的。家庭内部保留着主妇管仓、分食等古老遗俗。近20 年来，尹绍亭对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作过系统的调研［2］认为独龙族农业时代不会晚于清，在传统的刀耕火种中，只有刀耕和锄耕，犁耕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有了水田之后才开始的。研究独龙族丧葬的学者及其文章是：余新《独龙族的“房葬”》 (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下卷)，介绍与西藏接壤的独龙江上游迪政一带，为巫师或巫婆举行的还有“房葬”的习俗。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年)认为，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独龙语在同语族诸语言中与景颇语比较接近。独龙语有独龙江方言和怒江方言两种。分布在独龙江乡的独龙族使用独龙江方言，分布在贡山县丙中洛乡和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一带的独龙族使用怒江方言，两种方言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戴庆厦、刘菊英《独龙语的弱化音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独龙语的弱化音节大多属于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后音节为非弱化音节。近年李爱新《独龙族的语言文字》一书，对语言系属以及使用情况、声母和韵母、词汇和语法作了详尽的介绍。［5］近年来，独龙族的教育问题日渐受到重视。陶天麟主编《贡山县教育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介绍了1910 年以来贡山县教育的发展情况。高志英硕士论文 《从传统到近代—怒江地区民族教育百年发展历程》对独龙族的传统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以及对独龙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论述。
3 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基于20 世纪50年代以来对独龙族的调查与研究，并结合独龙族发展和独龙江开发实际，笔者认为，21世纪的独龙族研究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因20世纪几次调查都有或分门别类、或各自为阵、或侧重点不同之局限所在；再有，20世纪50～80年代，独龙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程度大于其以往整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程度，而后20 年的变化程度又更胜之，特别是随着独龙江公路的开通(1998年)，进入独龙江的外来人员增多，独龙族与外界的联系增强，传统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因调查环境险恶，不少研究者用的多是50～60年代调查的反映的解放前情况的资料，资料难免陈旧，观点有人云亦云；专题研究从50 到80 年代的难免有时代的烙印。如宗教问题，需要注意以往忽略了的原始宗教中周边民族的影响，基督教传播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基督教对其社会的影响；又如族源问题、刀耕火种农业的文化适应性问题，观念演变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来阐述论证。从独龙族百年的发展历史看，经济越发展，群众生活越提高，传统文化消失得越快。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而文化积淀较浅的民族群众生活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是否都要以传统文化的消失为代价? 在研究过去发展得失的基础上，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保留民族文化特性为前提，为独龙族今天和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地区的开发与民族的发展相结合。过去独龙江的发展主要受政府行为影响，现在政府在独龙江实行 “天保工程”，吃穿及家庭经济消费统一发放，不必再像过去为生计发愁，而独龙江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以后群众的主要劳动—植树造林不必花费很多时间，一定意义上是政府把独龙族“养”起来，这对其本身的发展是否是好事，需要我们及时地对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为新世纪独龙族社会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需要改进，独龙族之所以为独龙族，是其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在内的特殊的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其生态适应性的变迁，一是由于系统内的原因，主要表现独龙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或倒退而导致其群体的适应性的改善或退化；二是由于受到来自系统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独龙族群体的适应性变迁。因为不仅独龙族内部文化系统中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联系，而且与系统外即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联系，并发生互动，所以，研究中要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从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系统中探求独龙族自身的文化特质。同样由于系统内外的各个文化之间因素的互动，独龙族的社会文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但要从历史资料“宛如太古之民的”的记载中研究独龙族的过去，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发展变化中探求今天独龙族的社会文化特质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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