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繁华，今日荒冢，是许多古代文明的宿命，这亦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多少盛极一时的文明，如玛雅、古罗马、高棉等，今天不过徒留几处供人凭吊的遗迹。我们惊叹它们曾经辉煌鼎盛的同时，也会无限惋惜它们如今的荡然无存，谜一般地被淹没在时光深处。研究玛雅等高度繁荣的古代文明，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试图去汲取某些历史教益，以把握当下与未来。
　　丽贝卡·D.科斯塔（Rebecca D. Costa）的《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从已覆灭的古代文明出发，展开对人类发展的深邃思考。这是一本忧患之书，科斯塔看到古代文明的不可持续，担心当代文明重蹈覆辙变成第二个玛雅文化，于是“我们时代的危机与出路”成为本书关注的重点。
　　科斯塔综合并提炼研究古代文明的学者的成果，得出结论：文明的崩溃尽管有干旱、战争等种类繁多的具体原因，但更根本上是因为人的进化机制问题。“人类缓慢进化的生物进化速度和社会飞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导致进步最终陷入停滞。”人的身体在数百万年的进化里，发展得极其缓慢，某些方面甚至还没有本质的突破，而社会日趋复杂。人类负责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大脑的进化速度尤其缓慢，经常使社会在复杂状况上遇到科斯塔所谓的“认知门槛”。玛雅文明的崩溃，正是因为干旱等天灾频发，社会遭遇认知门槛时，在努力后仍然无法解决，只得寄托在活人祭祀等信仰仪式里，以致危机累积叠加，终于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古罗马、高棉王朝亦如此。
　　在科斯塔看来，人永远都是“半成品”，也就意味着人始终存在着生物性限制。但是，难道因为生物性限制，人类社会就注定在遭遇复杂状况与认知门槛后难逃灭亡的命运，再多努力也不过是垂死挣扎？科斯塔的答案是不，她不只满足于充当末日预言家，她也尝试探寻富有希望的出路。
　　神经科学的突破让科斯塔看到了希望。她描述大脑有三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一般情况下，左脑擅长逻辑分析，右脑常常是创造性地串联不同的事物，巧妙地解决问题;此外，还有一种“洞见”，它专门挑战复杂性状况，常在危急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当常规的左右脑策略已经无法解决问题时，“洞见”极有可能以出其不意的效率攻破难题。洞见并非虚构之物，当它产生时，大脑里神经元的独特运动可以被核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技术观察并记录。科斯塔认为：“一旦左右脑的处理能力陷入僵局，就意味着我们遭遇了认知门槛。”在她看来，洞见恰恰是我们超越认知门槛的秘密武器，能防微杜渐，避免重蹈玛雅文明的覆辙。
　　科斯塔以美国消防员瓦格·道奇的故事来说明洞见的神奇。一九四九年夏天，蒙大拿州的一处峡谷起火，十六名消防员奔赴事发地救火。火势极大，风向突然变化，火直接朝消防员扑来，眼看就要被大火追上而在劫难逃了。道奇灵机一动，立即点燃周边的灌木草丛，为自己烧出保护圈。大火最后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却没有危及其生命。最终，道奇成为那场火灾的三个幸存者之一。据事后回忆，在那最危急的一刻，道奇来不及考虑太多，而是凭着直觉立即展开自救行动。在森林大火中，点燃自己所在区域周围的草木，完全与常识背道而驰，但道奇脑海中有声音要求他那样做。道奇发明的自救方法日后成为消防员培训必修的经典案例。洞见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我们有洞见，但我们在很多危机面前为什么仍然踟蹰不前，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行动？
　　科斯塔认为这一切还是和我们的生物局限性有关。即便我们有神话般的科技，但我们内心最深处依然仰赖最古老的方式，它们还时刻盘踞在我们的心灵里。例如，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我们已习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迅速做出反应，但却对早已预见的未来灾难视而不见。面对持刀行凶的歹徒，我们会立即躲闪，但对几十年几百年后的生态灾难与能源枯竭，我们却毫不在意，总认为这属于未来之事，离我们尚十分遥远。科斯塔把这些顽固的观念与态度叫作“文化基因”，而“超级文化基因是指所有普遍且根深蒂固的信仰、思想或行为，它会污染或压制社会上的其他信仰或行为”。很显然，文化基因这样的提法极具争议，但科斯塔认为采用这样的概念有助于剖析极其复杂的问题。她还引用了物理学里的“夸克”“暗物质”来为自己辩护，即便它们未必被证实真正存在，但却能便捷地帮助我们讨论问题。
　　超级文化基因的出现，与社会的复杂性有关。当社会困境重重又无法化解，知识亦停滞不前时，人会不得不乞灵于各种各样的超级文化基因。因为超级文化基因作为信仰，有助于稳定危机丛生的社会秩序，赋予人的生活安慰与意义，将人从彻底的虚无感和无力感中解脱出来，重拾生活的信心，不啻为一剂麻醉药。
　　科斯塔指出当代有五个超级文化基因阻挡我们处理社会危机，而让问题一直积压起来。它们分别是“非理性反对”“指责个人”“假关联”“筒仓式思维”和“极端经济学”。
　　“非理性反对”是指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只表示反对，却不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必然会存在瑕疵，也一定会损伤部分人的利益，而难以令所有人满意。在此状况下，表达反对和拒绝是最容易的，而做出妥协，提供妥善的解决方案却需要殚精竭虑。但问题在于，哪怕反对再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却无法直面问题的核心，也不会激发出洞见的力量。
　　科斯塔认为，人类历史有一种常态：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会习惯性地把责任归咎于某些个体。一个健全的社会，要求每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原本理所当然。但是，仅仅停留在问责，有时会掩盖更深层次的问題。对复杂的系统性危机，绝非揪出几个替罪羊就能了结。我们应该在对责任人奖惩分明的前提下，去改进复杂的系统本身，而不是仅仅止步于对个人的责难。否则，长此以往，“将系统性问题误认为个人问题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我们渐渐放弃去寻找系统性解决方案”。
　　人类无法摆脱因果律的影响，但却经常用“假关联”替代因果关系。“假关联”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有人常常煞有介事地说宗教信仰的存在有效阻止了政府腐败和道德沦丧，使公务员正直诚实，使国家清廉。但社会学家调查后会发现，一个国家相对清廉完全是因为有完善的制度。“我们愿意接受简单的关联，而不愿耗费时间和资源来理解高度复杂、往往具有威胁性的问题。” 假关联时常把很多复杂性省略了，用似是而非的关联来替代真正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寻找，尤其是复杂事物的因果关系向来更加艰辛，而假关联却十分轻易就能建立，且看似言之有理。 　　在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领地意识一直伴随着人类，现在也埋藏于人的意识深处。“筒仓式思维”是领地意识的残余。我们习惯性地将复杂问题进行拆解，才能更好地处理困局。但是长此以往，我们也形成了壁垒，不再信任合作，而固守于自己的地盘。但合作恰恰是解决社会复杂难题的根本出路。社会系统彼此复杂交织，就注定了各自为政无济于事，只有真正的紧密协作才能应对重大困境。
　　自从全球新自由主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大多数人的目标。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几乎迎来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任何事情，每次行动都要考虑付出与收益。在这个商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考量在决策中处于优先地位，“我们倾向于将任何事物转化为可被有效控制、交易、投机的商品”，甚至慈善、情感都是如此。“极端经济学”让追求绩效的意识无孔不入，那些不得不面对的困境，需要长期关注和努力的事物，注定要被高高挂起。
　　根据科斯塔的保守估计，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通过网站寻找亲密伴侣。流行的社交婚恋软件完全是模仿购物模式，它将男女双方变成可以量化可以商品化的对象。这样的界面设计，就是让人迅速地根据彼此的需求来选择伴侣，但却把爱情的相处与情感投入压缩到了极其抽象的数字指标，变成了一种广告营销。这是一种可怕的局面，它在摧毁爱情。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它事关经济对情感的入侵。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经常受到极端经济学的思维左右。所有人都明白自然能源与环境的不可持续，也不会否认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但却经常因为计较短期经济利益而继续放任行事。类似的短视，会极大阻碍对各种复杂的人类危机的处理。
　　科斯塔警告道，这五个超级文化基因主宰了我们的思维，如果不进行根本的突破，未来将爆发出无数危机，最终令我们重蹈玛雅文化的覆轍。它们将压抑洞见的发挥，把现在的问题推延到以后，而非根本性地采取措施去解决问题。科斯塔非常鲜明地指出了种种阻碍我们社会继续前进的观念。她的《守夜人的钟声》无异于警世危言，蕴含着她的激情、抱负与使命，但却不得不说她仍然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她指出的所有问题，许多人并非一无所知，却仍然受限于各种权力、利益、道德的相互博弈，而无法真正采取行动。这本书尽管以乐观的语气结束，却让人感到真正的悲伤。于是，它或许只变成了一份重复的忠告，合上它，一切照旧。另一方面，生物学业已渗透在她的写作中，她也属于是尼尔·波斯曼批评的那类社会科学家，即通过援引自然科学来论证她结论的有效，这恰恰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自然科学经常会简化、压缩许多原本复杂的情境，而人类社会与历史恰恰是最复杂的系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偶然性。
　　听到守夜人的钟声响起后，我们该如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