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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8年后带着《刺客聂隐娘》回归。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像一个已经奠定了电影界绝对权威的大佬再一次震动江湖，倒像是一个老人历经波折也要追求自己多年以来的艰难梦想。一个到了68岁年纪的人，不惜代价、不计得失地做一件自己想了17年的事。
终身荣誉侯孝贤
侯孝贤略带孤傲，坚持真实，不愿讨好众人，但三十年来早早地成为华人电影的精神标尺，成为”台湾之光“和大陆电影界的精神源泉之一。他背对着观众却俘获观众，不追捧时代却被时代追捧。大众名声并未让他向大众妥协和顺势而为，相反，他仍然坚持寻找自己独有的精神价值，这让他的成功尤为可贵。
朱天文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创作是从背对观众才开始的。”
这句话很对侯孝贤的胃口。
2007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做过整整3天讲座。他剖白自己的电影观：“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脸要这个，那个脸又要那个，我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观影者到底怎样，你很难期待。”
当时，侯孝贤刚刚拍完法国电影《红气球》。那之后，他有8年时间没有新作问世。
中间《刺客聂隐娘》开拍，侯孝贤四处找投资，大陆、香港、台湾、欧洲找了一个遍。
2015年，侯孝贤终于回来了。5月，《刺客聂隐娘》在戛纳拿到了最佳导演奖。8月电影公映。这也是侯孝贤的电影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
隔了8年，侯孝贤并没有变。那既不应该，也不可能。他68岁了，电影观早已定型。他还是那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你要想那个（票房和观众），就完蛋了。”
“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吗？”他问我，“那里头描写多厉害，百中无一。你要让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两下就不想看了……各种人都有，无妨，那我就是这样，要以自己的（想法）为优先……我不会随便拍一个东西。哪怕类型片，最后拍出来也成了我的艺术片。”
但一个创作者，总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吧？
我问他：“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上了次厕所，回来又想。好不容易，他终于开口了：“米兰昆德拉。”
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杂文叫《电影已死》。言外之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侯孝贤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聂隐娘》——一部从1998年至今，他花了17年时间酝酿打磨的电影。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没死，它硬硬的还在。
1989年的书店
7月底，台北湿热。
要见侯孝贤的头天晚上，我才刚飞到台北。一下飞机，直奔仁爱路圆环的诚品书店。最靠近门口的书架上，摆着一摞最新一期的文学杂志，标题是《三十年来最不取悦世界的导演》。一整本都在讲侯孝贤。
店员走过来，说，昨天卖断货了，这些是新补的。
书店畅销榜上的另外两本书也和侯孝贤有关。一本《煮海时光》，是一位美国学者对他的访谈，封面写着一行字：疯狂复警醒，执拗也悠长。另外一本《行云纪》，是《刺客聂隐娘》的编剧谢海盟写的拍摄手记。她的大姨朱天文在序言里说：“一个三十年，很长的，也很短的。”
这个夏天，除了即将到来的选战，侯孝贤是台北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他是继王家卫和杨德昌之后，第三位拿到戛纳最佳导演奖的华人导演。侯孝贤干了一辈子电影，他老说他是“背对观众”，却不料因缘际会，在人们的成功崇拜和本土意识之下，他又一次被视为“台湾之光”。
台北人喜欢书店、夜店和酒店。晚上10点多钟，诚品还有很多人。1989年，这家书店刚创办的时候，侯孝贤拍出了经典之作《悲情城市》。他上一次被誉为“台湾之光”，大约要追溯到那个时候。一方面，电影拿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是台湾导演第一次拿到主流的国际电影奖项。另一方面，电影讲了一个和“二二八事件”有关的故事。有史以来第一次，台湾人以电影的方式来触碰自己的历史伤痛。
也是在那年，蒋经国去世不久，台湾解除报禁一年，刚有人提出大陆、香港和台湾经济一体化。不过，26年过去了，根据最新的服贸协定，台湾电影才被允许进入大陆市场，同步上映。侯孝贤从影43年，他的电影终于来到大陆。
我站在书架前翻这本杂志，文章标题是这样的：《背向观众，隐剑止杀》《搞砸了又怎样》《侯孝贤，恰如其分的距离》……当侯孝贤一如既往，表示“不取悦世界”、“背对观众”，他无疑在再次强调他和市场之间的距离感。
真是个倔老头，几十年没变过。
这时候，电话一响，我打开微信，不好意思，北京的朋友圈讨论的永远是用户、粉丝、服务和“得屌丝者得天下”。
老实说，瞬间就有穿越的感觉。这两年，大陆电影火爆，赚得盆满钵满，已经成为北美之外第一个年度票房突破40亿美元的市场。时常有大陆电影公司派人游说台湾电影人到大陆拍戏。不过，跟香港不同，香港导演个个都在内地开公司，台湾导演“捞过界”的不过一个钮承泽。据说，台湾导演去大陆开公司往往被圈内人视为“不够爱台湾”。但也有位制片人的反应是：听说你们都是《小时代》那样的电影，我才不去，留在台湾赚不到太多钱，但至少可以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真是冰火两重天。历史、文化、商业的分裂，真能因为“侯孝贤”这个符号完成审美融合吗？
侯孝贤没有变，但时代在变。台湾的时代过去了。1990年，也就是《悲情城市》之后的一年，高雄港口的吞吐量是135万标准箱，排名世界第四，上海只是高雄的八分之一。到2014年，高雄排名跌到第14位，而独占鳌头的城市上海，规模已经是高雄的3.5倍。
拍《悲情城市》时出生的小孩，今年也有26岁了。这个岁数，现在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台北，去年刚刚因为反服贸围攻过立法院，表达这一代人的失落和愤怒；另外一些人在大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领袖”人物是几位商人，他们因为自己毫不掩饰的物质追求既备受追捧，也饱受争议。 时代这么热，侯孝贤这么冷。政治和商业狂热中的年轻人到底会不会对一个68岁的倔老头有兴趣？
老头自己并不在意，在杂志封面上冷冷地瞪着眼。他头发花白，神情严肃，不笑，也不直视镜头，而是微微扭头，望向别处。他好像在说，再远一点儿吧，再冷一点儿吧。
这符合我对侯孝贤的想象。作为一个拍了一辈子写实电影的人，他不跟取景框对视。这不是对抗，而是对自己审美的坚持：取景框不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他怕假。他的电影不能假，他的生活也不能假。他的电影也不是拍来给人“看”的——它是真实生活的延伸，是拍来给人感受的。
1972年的撞球馆
第二天下午，台北中山区。
这家撞球馆有些年头了。灯光昏暗，墙壁斑驳，客人稀稀拉拉。老板坐在收银台里面，说，这是祖产，1972年就开张了，一直到现在。有了电脑游戏，生意大不如前，但还好，总有小鬼会来玩儿。
老板站起来，慢悠悠地到处溜达。房间里回荡着张惠妹的歌声，那都是老歌。墙上挂着暴露的女郎海报，那也都是老照片。啊，还有一张美国鼠帮的黑白电影海报，站在中间的是马龙白兰度。别看他油头粉面的样子，就在撞球馆开业那年，他拍了《教父》，成鱼翻身。
也是那一年，侯孝贤从台北国立艺专毕业，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台北街头推销电子计算器。他递名片，别人丢掉，他就再从地上捡起来。他酷爱打撞球，高中的时候在高雄老家的撞球馆跟人打架，一气之下砸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留下案底。不过，他也很久没玩儿了。自从来到台北，他希望过另外一种生活。
谁知道，当年的庙口混混，几十年后成了“台湾之光”。
老板认得侯孝贤。他很朴素，穿着白球鞋、牛仔裤，戴着白色鸭舌帽。他不带什么随从，也没什么架子，跟人握手会略微欠身。不过工作人员很怕他，趁他上粉底，商量要怎么劝他换上名牌西装拍照——别说名牌西装了，连上粉底都堪称创举，他从来没这么做过。他们甚至私下讨论想安排他上一次《康熙来了》，好宣传《刺客聂隐娘》，可是商量了很久，没人敢跟导演开口。
看得出来，侯孝贤是个心软的人。他不喜欢通俗之物，但懂得人情世故。他不喜欢在摄影师打好的灯下面摆拍，他不喜欢任何摆拍。不过，女孩央求他说，导演，我们专门从北京过来的……他一面摆手，说，还是不要拍了吧，一面掐灭了烟头，跟着女孩去了。
十几分钟，拍完回来，他立刻点了一支烟，跟我抱怨：“你知道吗，马尔克斯有个小说，写有个人抱来一只鸡。他就指着这只鸡跟别人说，你们不要一直看它，不然它会死掉。对嘛，我又不是鸡——这是哪个小说，我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
“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吧。”
“啊，对。”他立刻笑了，一脸刚硬斧凿的线条笑开了花。
被人懂得还是有乐趣的。
但我老实跟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临行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影响我进入电影。
他也老实承认说，在后期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在乎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至于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后相当不爽。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画面不好看，而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掉了。
“中间就是会跳跃，因为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讯息，我是拍一个情境而已，所以我的剪法也跟别人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要更“任性”，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太多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拍上官鼎的武侠小说，但又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上官鼎不是一个人，是姓刘的三兄弟，其中一个还官拜台湾行政院长。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日本武士道的节奏和氛围，“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有一种本能。
1998年，拍完《海上花》之后，他开始看《资治通鉴》，计划去新疆勘景，为《刺客聂隐娘》做准备。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回忆，那时候，他感觉《海上花》已经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极致——全片只有39个镜头——他需要寻求其他的突破和乐趣。
不过，侯孝贤深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和意大利写实主义的影响。他是真实的信徒，追求用灯光、底片和镜头还原一个尽量接近真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模仿出来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独立存在”。而武侠世界里，侠客的打斗则有超现实的意味，如何与他的个人风格协调起来，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搁置下来。不过，十几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仍然尽量避免在《刺客聂隐娘》里吊威亚。全片只有一两处镜头使用了这种反重力的夸张手法，力求真实可信。
侯孝贤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有对真实的洁癖。
为了还原真实的唐朝风貌，从1998年起心，到2012年《刺客聂隐娘》开拍，光是研究各种相关史料，做案头准备，侯孝贤就断断续续花了14年。他坐在小小的杂物间里，抽着烟，慢慢给我讲聂隐娘故事发生前20年的藩镇历史、王朝更迭和人物来历，一讲就是半个钟头。人喜欢谈论自己真正喜欢和花过时间的东西。
对于道具、布景和外景的要求自不必提。在《刺客聂隐娘》里，为了追求真实的分量感，有N婢女用的华盖真的是用铁做的。拍《海上花》，从内地运了大量古董家具到台湾。李嘉欣用的烟杆就是真正的清末古董。她嫌脏，放到开水里去煮，结果开拍的时候把烟杆上的皮子都烫坏了。 为了追求真实，侯孝贤从不排戏，让演员直接上来演。演员往往一开头没法进入状态，他就一遍一遍地来。通常，他的拍摄方式是从第一场戏开始拍，拍一整天。第二天再拍第二场戏，也是拍一整天。以此类推，等都拍完之后，他再回头来从第一场戏开始拍，反复打磨，演员通常到第三遍才能进入角色，举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
演员爱演侯孝贤的戏。他们的表演不会被打断，能够享受舞台剧一般的连贯，却又不必在意舞台上严格的走位。通常，侯孝贤会给演员讲解一个情境，由演员自由发挥，在规定的台词讲完之后也不关机，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演员的反应很有趣。《海上花》里，扮演沈晓红的日本演员羽田美智子不习惯这种方式，往往在台词讲完后不知道该干什么，等着导演喊CUT。朱丽叶比诺什演《红气球》，当她开门走进一个房间，其实灯、摄影机和收音麦已经全都暗暗布置好了，她只需体会单亲妈妈的角色，做这样一个女人回家后自然会做的事。拍完后朱丽叶跟侯孝贤感叹说，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心想这下坏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各种饮料真的都备好了。
周韵在《刺客聂隐娘》里扮演张震的正室。有一场戏，张震大怒，砸了东西，提着剑气冲冲地走了，留下周韵和三个儿子及仆人站在殿中。这时候，侯孝贤还没关机。周韵的反应很镇定，跟三个儿子说：“都坐下。”又命令仆人说：“去收拾。”
“她演得多好。”侯导笑了，有点儿得意，“她也是个妈妈，平时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是温州人，讲规矩，懂世故，分强弱。姜文怕她怕得咧，看得出来。”
这是相当昂贵的真实。已经没有人这么拍电影了。算下来，《刺客聂隐娘》用掉44万尺胶片，创下他的纪录。《南国再见，南国》是20万尺，《海上花》是23万尺，而早年台湾中影给他的胶片指标是一万二千尺。
按照影评人焦雄屏的统计，近年来，台湾电影的单片成本一般在2000万～3000万新台币（约400万～550万人民币），若有8000万左右新台币（约2000万人民币）的投资，已算天价。而《刺客聂隐娘》的成本是9000万人民币。
侯孝贤自己也说：“后期从胶片转数字，光这笔费用已经有4000多万新台币，够我拍一部简单电影了。”
如果非要说侯孝贤为《刺客聂隐娘》做了什么妥协，那就是不逞能，不托大，理性地引入多家投资商，分担风险。“他们没什么风险，我也没什么风险。”他说，“而且电影里有明星，又是武侠题材，他们觉得应该还可以。你说不好看吗，也还OK。”
这是侯孝贤在68岁的选择：花了这么多钱，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在作品上作任何妥协，做好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准备。他大概很清楚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曲高和寡，或者说，叫好不叫座。
“《风柜来的人》拍出来，坦白说，台湾评论界和观众完全看不懂，完全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片子票房很差。一直到《悲情城市》，它是个意外，因为它是一个话题。之后一落千丈，没人看。”
一份票房纪录显示，1996年的《南国再见，南国》，票房1000多万台币，1998年的《海上花》，票房400多万台币。2005年，侯孝贤的上一部华语电影《最好的时光》，投资2000万台币，票房452万台币。
2007年，拍完法国电影《红气球》之后，侯孝贤陷入一种迷茫：“最困难的就是找不到足够的资金来拍你想拍的……我常常想，假使有一天没人给我钱拍片了，我该怎么办？因为导演就是这样子，拍一部赔一部，谁给你钱？”
要说侯孝贤已经走得非常远了，就是这么个意思：他不妥协。即便担心再也无人投资，他也不改初衷。他拒绝了好莱坞，从不拍商业片，甚至连找上门的广告代言也一一拒绝。
这些年里，他的朋辈风流云散。杨德昌去世了，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拍大片，田壮壮犹如上山道士，回电影学院教书了。他的朋友吴念真不再拍电影，有一阵子几乎成了台湾代言之王，从啤酒到房地产无所不包。可侯孝贤至今都难以接受自己代言这件事。
在没拍电影的那几年，他做过台北电影节主席，也做过金马奖主席。他有两家公司，养着30多个员工，其中有些已经追随他超过30年。他没戏拍，手下也就闲着，为了养家糊口，会去外面接活儿。有时候，他也尽量介绍一些。说起来，他唯一做过的商业行为，恐怕就是为手下接的广告片想点子，帮他们养家。他60岁生日的时候，一群兄弟陪他一起喝酒唱歌。有个年轻的摄影师跑过来跟他祝寿，说了一句：“奉陪到底。”后来，等《刺客聂隐娘》开拍，他们果然一个个都回来了。
候孝贤说：“我彻底不管了，而且觉悟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走到哪条路了，而且这条路也回不了头。”
2015年的戛纳
颁奖仪式前3个小时，《刺客聂隐娘》剧组还没有接到走红毯的通知。
时间一点点过去，大家越来越清楚，这一次，没戏了。
周韵哭了，跑去卸妆。眼看倾注17年心血的电影就要铩羽而归。
奇迹发生在距颁奖礼只有不到两个钟头的时候。电话响了，侯孝贤接到通知，请全体剧组做好准备，走最后的红毯。后来，剧组才知道，评委会有激烈争执，委决不下，一直到颁奖前才确定最后名单。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北京时间2015年5月21日凌晨1点钟，侯孝贤被宣布为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这时候，舒淇又哭了。
这不是舒淇第一次在戛纳哭鼻子。2001年，侯孝贤第一次带她去戛纳，她就哭得不成样子。当时，舒淇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千禧曼波》里完整的演出。此前，她习惯了短镜头的间断式表演，从没想过自己在银幕上会是这么完全不同的模样。回到酒店房间，她对着镜子号啕大哭。这是25岁的舒淇第一次觉到表演是怎么回事。
几天以后，在颁奖会场，侯孝贤站在角落里把评委会成员一个个指给舒淇看。他告诉她，电影诞生百年，大家各有长处，但真正懂电影的人，全世界没几个，所以，你要相信自己。 在比那更早的时候，侯孝贤就对拿奖这件事情失去了热忱。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自有其规则，得到的不代表多厉害，得不到的也不代表不行。有一次，他在一个日本的电影节担任评委，为了一部比利时年轻人的电影《人咬狗》是否获奖，几乎和其他评委翻脸。
“他们说，这是一部纪录片，不该拿奖。太好笑了，里面有大河溃堤的段落耶，怎么可能是纪录片，开什么玩笑。”
很多年过去，侯孝贤一点儿一点儿往更深处走。戛纳媒体场试映后，有朋友发短信问他：你是不是在拍自己？所谓“一个人，没有同类”，就像《刺客聂隐娘》里，他借嘉诚公主之口讲的一个“青鸾”的故事：“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日：尝闻鸾见类而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
回到文章的开头，若世上真有青鸾，侯孝贤心目中的镜像就是昆德拉。昆德拉86岁了，还写了新书《庆祝无意义》。侯孝贤小他18岁，大不了就是继续拍下去。为了再多拍几部电影，他每天晨起爬山，保持体力，并且阅读大量的翻译小说（最近看的是冰岛小说家古博格博格森的《天鹅之翼》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的《喜剧演员》）。有时候想想，还有两年就要满70岁了。可电影是他唯一的东西，总也没个够。眼下，他对未来的想象就是，“拍拍拍拍拍，然后头一勾，死在片场。”
“你觉得寂寞吗？”我问他。
“不是寂寞。”他说，“假使你真的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你会越做越开心。艺术就是这样，完全在个人。我喜欢这个，然后尽我的能力，也对得起我的名声。孤独是一定的。你自己往深处走，势必是孤独的，这没办法。”
“当然，商业化吸引人太厉害了。”他又说，“你以为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坚持，不可能，马上就变了。现在大陆还有准？娄烨算一个，少之又少。有时候我不太懂，到底有什么诱惑？钱吗？名吗？都不是。其实问题还在于你拍的是什么，是不是人的状态和生命的本质。”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从来不拍中老年人？”
他说：“我喜欢年轻人，喜欢他们的活力。我知道中年那些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激励我，没劲儿。”
“这劲儿是什么？”
“这个劲儿就是生命的本质——活着就要不死心，就要做一些事。”
对话侯孝贤：电影是我的唯一
聂隐娘在电影里的小名叫窈七，这是原著里没有的。《咖啡时光》的姓角叫一青窈，这里头有什么联系吗？为什么叫窈七，我也忘了。但聂隐娘这个名字也蛮特别的，聂就是三只耳朵，隐就是隐藏的姑娘，她又是一个刺客，很有意思。
一开始的设想就是从声音开始。她在树上，眼睛闭着，一直听，听所有声音的变化。人声渐少，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突然睁开眼睛，唰一下下来，直接趋前，杀了大僚，如杀飞鸟般容易。不过，舒淇恐高，一到树上就尖叫，后来我就放弃了，改成在大僚家的梁上。
第三次和舒淇合作，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变化吗？我最近在看成濑巳喜男的电影介绍手册，里面提到他和高峰秀子、田中绢代的合作，还有小津安二郎和原节子。日本导演和女演员之间的合作非常动人，经常就是一辈子的。
她还是那个样子，但比以前更稳。《千禧曼波》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调皮，一种气，砸椅子什么的。或者有比较天真的东西出来，在日本拍的时候，我叫她把脸去贴雪地，看起来比较清纯。
《刺客聂隐娘》的时候已经很稳了，年纪到了。虽然她的样子还是很年轻，没怎么变，但她已经快40了。虽然还是有以前的痕迹在，但以她现在的状态，也不可能叫她拍以前的东西。
上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我跟她一起参加一个活动。一到现场，我看到她立刻被各种熟人围着，谁都认识她，谁都喜欢她。我就很放心。平时她回台湾，我们会吃个饭，有事的时候才会联络，也不谈心事，我也不会问。不过，就算很遥远也不会改变我对她的态度，谣言也不会。和舒淇会一直合作下去吗？
我想还有大概两部可以拍。她也不小了，后面总还是要结婚的。我女儿和她同岁，都有两个小孩了。
好像到了后期，你更愿意拍女性。
我喜欢胡兰成的一句话：男性刚强女性烈。我天生就能看到她们身上的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先有了那个演员，再有那个剧本的。比如辛树芬。我有一次在西门町的万国戏院门口看见她，哇，没看过气质那么好的女孩子。我一直忍着，要不要去跟她要个联络方式。我一直跟着她，从路桥下去，走到中华街那边。后来忍不住还是跑过去了，把身份证给她看。
她听过我的名字，就留了电话。当时她是念商职的高三女生，还没毕业，后来我就找她拍了《恋恋风尘》。她的家世非常传统，是那种日据时代过来的家庭，拍完她就嫁到美国去了。
后来，我又请辛树芬从美国回来出演《悲情城市》。片子拍完，她还是回去了美国，但已经有变化了。对她来说，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很认真在拍。她也不必演什么，因为她的气质就是这样，还是跟梁朝伟——这对女生多少是种波动吧。
她最后还是跟那个男的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应该蛮幸福的吧。她这种女孩就是这样，一旦做了决定，再无缓回。
《悲情城市》中辛树芬的角色原本是给伊能静演的。但伊能静那时候要去香港找她那个男朋友。后来，舒淇在《千禧曼波》里去日本找她男朋友，这段戏也是从伊能静来的。
你从来没考虑过去好莱坞看看吗？
以前有人找过，但我不可能。好莱坞根本是另外一个系统。他们的电影够大，所有的资金都是从银行来的，所以银行要掌控，要有一个完工保险的契约，就跟贷款一样。比如说，你要拍50个工作天，每一天你要拍多少，都是写好的。如果这个你漏掉了，他不会再让你拍的，拍完以后再找人补就好了。银行的人要来盯着你，不能违规。明明一天要拍完，拍了两天，就不行。那谁去拍呀？我脑子坏了吗？根本不需要。我在这里随便找一些钱，拍什么都自由。
这几年看过哪些印象深刻的电影？
终身荣誉侯孝贤
侯孝贤略带孤傲，坚持真实，不愿讨好众人，但三十年来早早地成为华人电影的精神标尺，成为”台湾之光“和大陆电影界的精神源泉之一。他背对着观众却俘获观众，不追捧时代却被时代追捧。大众名声并未让他向大众妥协和顺势而为，相反，他仍然坚持寻找自己独有的精神价值，这让他的成功尤为可贵。
朱天文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创作是从背对观众才开始的。”
这句话很对侯孝贤的胃口。
2007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做过整整3天讲座。他剖白自己的电影观：“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脸要这个，那个脸又要那个，我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观影者到底怎样，你很难期待。”
当时，侯孝贤刚刚拍完法国电影《红气球》。那之后，他有8年时间没有新作问世。
中间《刺客聂隐娘》开拍，侯孝贤四处找投资，大陆、香港、台湾、欧洲找了一个遍。
2015年，侯孝贤终于回来了。5月，《刺客聂隐娘》在戛纳拿到了最佳导演奖。8月电影公映。这也是侯孝贤的电影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
隔了8年，侯孝贤并没有变。那既不应该，也不可能。他68岁了，电影观早已定型。他还是那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你要想那个（票房和观众），就完蛋了。”
“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吗？”他问我，“那里头描写多厉害，百中无一。你要让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两下就不想看了……各种人都有，无妨，那我就是这样，要以自己的（想法）为优先……我不会随便拍一个东西。哪怕类型片，最后拍出来也成了我的艺术片。”
但一个创作者，总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吧？
我问他：“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上了次厕所，回来又想。好不容易，他终于开口了：“米兰昆德拉。”
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杂文叫《电影已死》。言外之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侯孝贤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聂隐娘》——一部从1998年至今，他花了17年时间酝酿打磨的电影。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没死，它硬硬的还在。
1989年的书店
7月底，台北湿热。
要见侯孝贤的头天晚上，我才刚飞到台北。一下飞机，直奔仁爱路圆环的诚品书店。最靠近门口的书架上，摆着一摞最新一期的文学杂志，标题是《三十年来最不取悦世界的导演》。一整本都在讲侯孝贤。
店员走过来，说，昨天卖断货了，这些是新补的。
书店畅销榜上的另外两本书也和侯孝贤有关。一本《煮海时光》，是一位美国学者对他的访谈，封面写着一行字：疯狂复警醒，执拗也悠长。另外一本《行云纪》，是《刺客聂隐娘》的编剧谢海盟写的拍摄手记。她的大姨朱天文在序言里说：“一个三十年，很长的，也很短的。”
这个夏天，除了即将到来的选战，侯孝贤是台北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他是继王家卫和杨德昌之后，第三位拿到戛纳最佳导演奖的华人导演。侯孝贤干了一辈子电影，他老说他是“背对观众”，却不料因缘际会，在人们的成功崇拜和本土意识之下，他又一次被视为“台湾之光”。
台北人喜欢书店、夜店和酒店。晚上10点多钟，诚品还有很多人。1989年，这家书店刚创办的时候，侯孝贤拍出了经典之作《悲情城市》。他上一次被誉为“台湾之光”，大约要追溯到那个时候。一方面，电影拿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是台湾导演第一次拿到主流的国际电影奖项。另一方面，电影讲了一个和“二二八事件”有关的故事。有史以来第一次，台湾人以电影的方式来触碰自己的历史伤痛。
也是在那年，蒋经国去世不久，台湾解除报禁一年，刚有人提出大陆、香港和台湾经济一体化。不过，26年过去了，根据最新的服贸协定，台湾电影才被允许进入大陆市场，同步上映。侯孝贤从影43年，他的电影终于来到大陆。
我站在书架前翻这本杂志，文章标题是这样的：《背向观众，隐剑止杀》《搞砸了又怎样》《侯孝贤，恰如其分的距离》……当侯孝贤一如既往，表示“不取悦世界”、“背对观众”，他无疑在再次强调他和市场之间的距离感。
真是个倔老头，几十年没变过。
这时候，电话一响，我打开微信，不好意思，北京的朋友圈讨论的永远是用户、粉丝、服务和“得屌丝者得天下”。
老实说，瞬间就有穿越的感觉。这两年，大陆电影火爆，赚得盆满钵满，已经成为北美之外第一个年度票房突破40亿美元的市场。时常有大陆电影公司派人游说台湾电影人到大陆拍戏。不过，跟香港不同，香港导演个个都在内地开公司，台湾导演“捞过界”的不过一个钮承泽。据说，台湾导演去大陆开公司往往被圈内人视为“不够爱台湾”。但也有位制片人的反应是：听说你们都是《小时代》那样的电影，我才不去，留在台湾赚不到太多钱，但至少可以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真是冰火两重天。历史、文化、商业的分裂，真能因为“侯孝贤”这个符号完成审美融合吗？
侯孝贤没有变，但时代在变。台湾的时代过去了。1990年，也就是《悲情城市》之后的一年，高雄港口的吞吐量是135万标准箱，排名世界第四，上海只是高雄的八分之一。到2014年，高雄排名跌到第14位，而独占鳌头的城市上海，规模已经是高雄的3.5倍。
拍《悲情城市》时出生的小孩，今年也有26岁了。这个岁数，现在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台北，去年刚刚因为反服贸围攻过立法院，表达这一代人的失落和愤怒；另外一些人在大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领袖”人物是几位商人，他们因为自己毫不掩饰的物质追求既备受追捧，也饱受争议。 时代这么热，侯孝贤这么冷。政治和商业狂热中的年轻人到底会不会对一个68岁的倔老头有兴趣？
老头自己并不在意，在杂志封面上冷冷地瞪着眼。他头发花白，神情严肃，不笑，也不直视镜头，而是微微扭头，望向别处。他好像在说，再远一点儿吧，再冷一点儿吧。
这符合我对侯孝贤的想象。作为一个拍了一辈子写实电影的人，他不跟取景框对视。这不是对抗，而是对自己审美的坚持：取景框不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他怕假。他的电影不能假，他的生活也不能假。他的电影也不是拍来给人“看”的——它是真实生活的延伸，是拍来给人感受的。
1972年的撞球馆
第二天下午，台北中山区。
这家撞球馆有些年头了。灯光昏暗，墙壁斑驳，客人稀稀拉拉。老板坐在收银台里面，说，这是祖产，1972年就开张了，一直到现在。有了电脑游戏，生意大不如前，但还好，总有小鬼会来玩儿。
老板站起来，慢悠悠地到处溜达。房间里回荡着张惠妹的歌声，那都是老歌。墙上挂着暴露的女郎海报，那也都是老照片。啊，还有一张美国鼠帮的黑白电影海报，站在中间的是马龙白兰度。别看他油头粉面的样子，就在撞球馆开业那年，他拍了《教父》，成鱼翻身。
也是那一年，侯孝贤从台北国立艺专毕业，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台北街头推销电子计算器。他递名片，别人丢掉，他就再从地上捡起来。他酷爱打撞球，高中的时候在高雄老家的撞球馆跟人打架，一气之下砸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留下案底。不过，他也很久没玩儿了。自从来到台北，他希望过另外一种生活。
谁知道，当年的庙口混混，几十年后成了“台湾之光”。
老板认得侯孝贤。他很朴素，穿着白球鞋、牛仔裤，戴着白色鸭舌帽。他不带什么随从，也没什么架子，跟人握手会略微欠身。不过工作人员很怕他，趁他上粉底，商量要怎么劝他换上名牌西装拍照——别说名牌西装了，连上粉底都堪称创举，他从来没这么做过。他们甚至私下讨论想安排他上一次《康熙来了》，好宣传《刺客聂隐娘》，可是商量了很久，没人敢跟导演开口。
看得出来，侯孝贤是个心软的人。他不喜欢通俗之物，但懂得人情世故。他不喜欢在摄影师打好的灯下面摆拍，他不喜欢任何摆拍。不过，女孩央求他说，导演，我们专门从北京过来的……他一面摆手，说，还是不要拍了吧，一面掐灭了烟头，跟着女孩去了。
十几分钟，拍完回来，他立刻点了一支烟，跟我抱怨：“你知道吗，马尔克斯有个小说，写有个人抱来一只鸡。他就指着这只鸡跟别人说，你们不要一直看它，不然它会死掉。对嘛，我又不是鸡——这是哪个小说，我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
“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吧。”
“啊，对。”他立刻笑了，一脸刚硬斧凿的线条笑开了花。
被人懂得还是有乐趣的。
但我老实跟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临行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影响我进入电影。
他也老实承认说，在后期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在乎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至于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后相当不爽。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画面不好看，而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掉了。
“中间就是会跳跃，因为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讯息，我是拍一个情境而已，所以我的剪法也跟别人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要更“任性”，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太多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拍上官鼎的武侠小说，但又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上官鼎不是一个人，是姓刘的三兄弟，其中一个还官拜台湾行政院长。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日本武士道的节奏和氛围，“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有一种本能。
1998年，拍完《海上花》之后，他开始看《资治通鉴》，计划去新疆勘景，为《刺客聂隐娘》做准备。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回忆，那时候，他感觉《海上花》已经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极致——全片只有39个镜头——他需要寻求其他的突破和乐趣。
不过，侯孝贤深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和意大利写实主义的影响。他是真实的信徒，追求用灯光、底片和镜头还原一个尽量接近真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模仿出来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独立存在”。而武侠世界里，侠客的打斗则有超现实的意味，如何与他的个人风格协调起来，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搁置下来。不过，十几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仍然尽量避免在《刺客聂隐娘》里吊威亚。全片只有一两处镜头使用了这种反重力的夸张手法，力求真实可信。
侯孝贤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有对真实的洁癖。
为了还原真实的唐朝风貌，从1998年起心，到2012年《刺客聂隐娘》开拍，光是研究各种相关史料，做案头准备，侯孝贤就断断续续花了14年。他坐在小小的杂物间里，抽着烟，慢慢给我讲聂隐娘故事发生前20年的藩镇历史、王朝更迭和人物来历，一讲就是半个钟头。人喜欢谈论自己真正喜欢和花过时间的东西。
对于道具、布景和外景的要求自不必提。在《刺客聂隐娘》里，为了追求真实的分量感，有N婢女用的华盖真的是用铁做的。拍《海上花》，从内地运了大量古董家具到台湾。李嘉欣用的烟杆就是真正的清末古董。她嫌脏，放到开水里去煮，结果开拍的时候把烟杆上的皮子都烫坏了。 为了追求真实，侯孝贤从不排戏，让演员直接上来演。演员往往一开头没法进入状态，他就一遍一遍地来。通常，他的拍摄方式是从第一场戏开始拍，拍一整天。第二天再拍第二场戏，也是拍一整天。以此类推，等都拍完之后，他再回头来从第一场戏开始拍，反复打磨，演员通常到第三遍才能进入角色，举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
演员爱演侯孝贤的戏。他们的表演不会被打断，能够享受舞台剧一般的连贯，却又不必在意舞台上严格的走位。通常，侯孝贤会给演员讲解一个情境，由演员自由发挥，在规定的台词讲完之后也不关机，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演员的反应很有趣。《海上花》里，扮演沈晓红的日本演员羽田美智子不习惯这种方式，往往在台词讲完后不知道该干什么，等着导演喊CUT。朱丽叶比诺什演《红气球》，当她开门走进一个房间，其实灯、摄影机和收音麦已经全都暗暗布置好了，她只需体会单亲妈妈的角色，做这样一个女人回家后自然会做的事。拍完后朱丽叶跟侯孝贤感叹说，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心想这下坏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各种饮料真的都备好了。
周韵在《刺客聂隐娘》里扮演张震的正室。有一场戏，张震大怒，砸了东西，提着剑气冲冲地走了，留下周韵和三个儿子及仆人站在殿中。这时候，侯孝贤还没关机。周韵的反应很镇定，跟三个儿子说：“都坐下。”又命令仆人说：“去收拾。”
“她演得多好。”侯导笑了，有点儿得意，“她也是个妈妈，平时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是温州人，讲规矩，懂世故，分强弱。姜文怕她怕得咧，看得出来。”
这是相当昂贵的真实。已经没有人这么拍电影了。算下来，《刺客聂隐娘》用掉44万尺胶片，创下他的纪录。《南国再见，南国》是20万尺，《海上花》是23万尺，而早年台湾中影给他的胶片指标是一万二千尺。
按照影评人焦雄屏的统计，近年来，台湾电影的单片成本一般在2000万～3000万新台币（约400万～550万人民币），若有8000万左右新台币（约2000万人民币）的投资，已算天价。而《刺客聂隐娘》的成本是9000万人民币。
侯孝贤自己也说：“后期从胶片转数字，光这笔费用已经有4000多万新台币，够我拍一部简单电影了。”
如果非要说侯孝贤为《刺客聂隐娘》做了什么妥协，那就是不逞能，不托大，理性地引入多家投资商，分担风险。“他们没什么风险，我也没什么风险。”他说，“而且电影里有明星，又是武侠题材，他们觉得应该还可以。你说不好看吗，也还OK。”
这是侯孝贤在68岁的选择：花了这么多钱，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在作品上作任何妥协，做好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准备。他大概很清楚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曲高和寡，或者说，叫好不叫座。
“《风柜来的人》拍出来，坦白说，台湾评论界和观众完全看不懂，完全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片子票房很差。一直到《悲情城市》，它是个意外，因为它是一个话题。之后一落千丈，没人看。”
一份票房纪录显示，1996年的《南国再见，南国》，票房1000多万台币，1998年的《海上花》，票房400多万台币。2005年，侯孝贤的上一部华语电影《最好的时光》，投资2000万台币，票房452万台币。
2007年，拍完法国电影《红气球》之后，侯孝贤陷入一种迷茫：“最困难的就是找不到足够的资金来拍你想拍的……我常常想，假使有一天没人给我钱拍片了，我该怎么办？因为导演就是这样子，拍一部赔一部，谁给你钱？”
要说侯孝贤已经走得非常远了，就是这么个意思：他不妥协。即便担心再也无人投资，他也不改初衷。他拒绝了好莱坞，从不拍商业片，甚至连找上门的广告代言也一一拒绝。
这些年里，他的朋辈风流云散。杨德昌去世了，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拍大片，田壮壮犹如上山道士，回电影学院教书了。他的朋友吴念真不再拍电影，有一阵子几乎成了台湾代言之王，从啤酒到房地产无所不包。可侯孝贤至今都难以接受自己代言这件事。
在没拍电影的那几年，他做过台北电影节主席，也做过金马奖主席。他有两家公司，养着30多个员工，其中有些已经追随他超过30年。他没戏拍，手下也就闲着，为了养家糊口，会去外面接活儿。有时候，他也尽量介绍一些。说起来，他唯一做过的商业行为，恐怕就是为手下接的广告片想点子，帮他们养家。他60岁生日的时候，一群兄弟陪他一起喝酒唱歌。有个年轻的摄影师跑过来跟他祝寿，说了一句：“奉陪到底。”后来，等《刺客聂隐娘》开拍，他们果然一个个都回来了。
候孝贤说：“我彻底不管了，而且觉悟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走到哪条路了，而且这条路也回不了头。”
2015年的戛纳
颁奖仪式前3个小时，《刺客聂隐娘》剧组还没有接到走红毯的通知。
时间一点点过去，大家越来越清楚，这一次，没戏了。
周韵哭了，跑去卸妆。眼看倾注17年心血的电影就要铩羽而归。
奇迹发生在距颁奖礼只有不到两个钟头的时候。电话响了，侯孝贤接到通知，请全体剧组做好准备，走最后的红毯。后来，剧组才知道，评委会有激烈争执，委决不下，一直到颁奖前才确定最后名单。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北京时间2015年5月21日凌晨1点钟，侯孝贤被宣布为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这时候，舒淇又哭了。
这不是舒淇第一次在戛纳哭鼻子。2001年，侯孝贤第一次带她去戛纳，她就哭得不成样子。当时，舒淇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千禧曼波》里完整的演出。此前，她习惯了短镜头的间断式表演，从没想过自己在银幕上会是这么完全不同的模样。回到酒店房间，她对着镜子号啕大哭。这是25岁的舒淇第一次觉到表演是怎么回事。
几天以后，在颁奖会场，侯孝贤站在角落里把评委会成员一个个指给舒淇看。他告诉她，电影诞生百年，大家各有长处，但真正懂电影的人，全世界没几个，所以，你要相信自己。 在比那更早的时候，侯孝贤就对拿奖这件事情失去了热忱。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自有其规则，得到的不代表多厉害，得不到的也不代表不行。有一次，他在一个日本的电影节担任评委，为了一部比利时年轻人的电影《人咬狗》是否获奖，几乎和其他评委翻脸。
“他们说，这是一部纪录片，不该拿奖。太好笑了，里面有大河溃堤的段落耶，怎么可能是纪录片，开什么玩笑。”
很多年过去，侯孝贤一点儿一点儿往更深处走。戛纳媒体场试映后，有朋友发短信问他：你是不是在拍自己？所谓“一个人，没有同类”，就像《刺客聂隐娘》里，他借嘉诚公主之口讲的一个“青鸾”的故事：“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日：尝闻鸾见类而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
回到文章的开头，若世上真有青鸾，侯孝贤心目中的镜像就是昆德拉。昆德拉86岁了，还写了新书《庆祝无意义》。侯孝贤小他18岁，大不了就是继续拍下去。为了再多拍几部电影，他每天晨起爬山，保持体力，并且阅读大量的翻译小说（最近看的是冰岛小说家古博格博格森的《天鹅之翼》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的《喜剧演员》）。有时候想想，还有两年就要满70岁了。可电影是他唯一的东西，总也没个够。眼下，他对未来的想象就是，“拍拍拍拍拍，然后头一勾，死在片场。”
“你觉得寂寞吗？”我问他。
“不是寂寞。”他说，“假使你真的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你会越做越开心。艺术就是这样，完全在个人。我喜欢这个，然后尽我的能力，也对得起我的名声。孤独是一定的。你自己往深处走，势必是孤独的，这没办法。”
“当然，商业化吸引人太厉害了。”他又说，“你以为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坚持，不可能，马上就变了。现在大陆还有准？娄烨算一个，少之又少。有时候我不太懂，到底有什么诱惑？钱吗？名吗？都不是。其实问题还在于你拍的是什么，是不是人的状态和生命的本质。”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从来不拍中老年人？”
他说：“我喜欢年轻人，喜欢他们的活力。我知道中年那些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激励我，没劲儿。”
“这劲儿是什么？”
“这个劲儿就是生命的本质——活着就要不死心，就要做一些事。”
对话侯孝贤：电影是我的唯一
聂隐娘在电影里的小名叫窈七，这是原著里没有的。《咖啡时光》的姓角叫一青窈，这里头有什么联系吗？为什么叫窈七，我也忘了。但聂隐娘这个名字也蛮特别的，聂就是三只耳朵，隐就是隐藏的姑娘，她又是一个刺客，很有意思。
一开始的设想就是从声音开始。她在树上，眼睛闭着，一直听，听所有声音的变化。人声渐少，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突然睁开眼睛，唰一下下来，直接趋前，杀了大僚，如杀飞鸟般容易。不过，舒淇恐高，一到树上就尖叫，后来我就放弃了，改成在大僚家的梁上。
第三次和舒淇合作，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变化吗？我最近在看成濑巳喜男的电影介绍手册，里面提到他和高峰秀子、田中绢代的合作，还有小津安二郎和原节子。日本导演和女演员之间的合作非常动人，经常就是一辈子的。
她还是那个样子，但比以前更稳。《千禧曼波》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调皮，一种气，砸椅子什么的。或者有比较天真的东西出来，在日本拍的时候，我叫她把脸去贴雪地，看起来比较清纯。
《刺客聂隐娘》的时候已经很稳了，年纪到了。虽然她的样子还是很年轻，没怎么变，但她已经快40了。虽然还是有以前的痕迹在，但以她现在的状态，也不可能叫她拍以前的东西。
上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我跟她一起参加一个活动。一到现场，我看到她立刻被各种熟人围着，谁都认识她，谁都喜欢她。我就很放心。平时她回台湾，我们会吃个饭，有事的时候才会联络，也不谈心事，我也不会问。不过，就算很遥远也不会改变我对她的态度，谣言也不会。和舒淇会一直合作下去吗？
我想还有大概两部可以拍。她也不小了，后面总还是要结婚的。我女儿和她同岁，都有两个小孩了。
好像到了后期，你更愿意拍女性。
我喜欢胡兰成的一句话：男性刚强女性烈。我天生就能看到她们身上的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先有了那个演员，再有那个剧本的。比如辛树芬。我有一次在西门町的万国戏院门口看见她，哇，没看过气质那么好的女孩子。我一直忍着，要不要去跟她要个联络方式。我一直跟着她，从路桥下去，走到中华街那边。后来忍不住还是跑过去了，把身份证给她看。
她听过我的名字，就留了电话。当时她是念商职的高三女生，还没毕业，后来我就找她拍了《恋恋风尘》。她的家世非常传统，是那种日据时代过来的家庭，拍完她就嫁到美国去了。
后来，我又请辛树芬从美国回来出演《悲情城市》。片子拍完，她还是回去了美国，但已经有变化了。对她来说，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很认真在拍。她也不必演什么，因为她的气质就是这样，还是跟梁朝伟——这对女生多少是种波动吧。
她最后还是跟那个男的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应该蛮幸福的吧。她这种女孩就是这样，一旦做了决定，再无缓回。
《悲情城市》中辛树芬的角色原本是给伊能静演的。但伊能静那时候要去香港找她那个男朋友。后来，舒淇在《千禧曼波》里去日本找她男朋友，这段戏也是从伊能静来的。
你从来没考虑过去好莱坞看看吗？
以前有人找过，但我不可能。好莱坞根本是另外一个系统。他们的电影够大，所有的资金都是从银行来的，所以银行要掌控，要有一个完工保险的契约，就跟贷款一样。比如说，你要拍50个工作天，每一天你要拍多少，都是写好的。如果这个你漏掉了，他不会再让你拍的，拍完以后再找人补就好了。银行的人要来盯着你，不能违规。明明一天要拍完，拍了两天，就不行。那谁去拍呀？我脑子坏了吗？根本不需要。我在这里随便找一些钱，拍什么都自由。
这几年看过哪些印象深刻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