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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参与乡建的中青年对20年左右时间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所做的梳理。
我们各地乡建团队确实有遍及全国的大量实践活动，也由这些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产生了一代人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我们团队的研究者们一直在协助大家把这些经验及思考做一个归纳，我也有对20年乡建做个总结的意思。
新时代乡建起步于世纪之交的2000年。这20年是很重要的时间段，大家都知道20年算是一代人。新时代乡建事业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才取得成果。
第一，应该先讨论宏观背景。
20世纪末的整个90年代，农民负担都比较重，“三农”问题也趋于严峻，但却长期没有利益代表。也是在那时，我们提出应该把农民问题作为首位来强调，中国主要针对的应该是“三农”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西方国家的农业概念搬过来，作为中国的政策指导思想。当然，这也是当时比较明显的、具有争论性的提法。我强调“三农”问题的时候，就是要把问题意识做个调整，拿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提法。
当年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还处在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之下。
大家都知道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由此进入“后冷战”时期。其重要特点，可以叫做“一超独霸”。也就是美国单极化霸权掌控世界秩序。中国在这个世界秩序之中是很难有位置的。因为，1991年不仅是苏联解体，中国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封锁，外资大量撤离中国，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胀危机不断发生。当时，“中国崩溃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内外主流的共识。
在大危机的挑战之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某种程度上有着比较大的制度成本。诚然，任何政策都有收益和成本，但这个成本很大程度上是被基层社会所承载的。在城市，国企改革出现大量的下岗职工，在农村则是农民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农村研究，比较关注的当然应该是“农民问题”。因此在那个阶段上，“三农”问题的提出是符合时代演化的阶段性特点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官方认可“三农”问题，并且随之派生出乡村建设的这个经验过程，是有客观背景的；此后发生的乡建常态化，也不是谁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若然，也就不必认为这是哪一部分小知识分子突发奇想，延续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乡建前辈的新一轮乡村建设运动。
第二，看政策环境演变。
因为，乡建百年内在地有一个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演化规律。
20世纪末的大多数时候，我还没有发起乡建这么明确的想法，就是迫于当时的现实问题，提出用“三农”问题来替换照搬西方“农业问题”的政策导向。
那时提出已属不易，缓解困境更难！该怎么缓解“三农”问题呢？我们使用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农村基层调研的那些老方法——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下乡去开展调查研究。其实这也是百年来进步学者通行的做法。
到2000年，我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建立了一个小办公室——大学生支农办公室，这只是个临时性机构，没有编制，也没有固定经费支持。刘相波、邱建生等几个青年就是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想发动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下乡去支农，名义是调查研究，实际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新时代的乡建就从这里起步了。
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都处在“崩溃论”的国际环境下，各种困难都在接连发生着，甚至叠加着。在这样一個困难的局面之下，当然就会有社会各界针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所以，我说乡村建设“起于青之末”是个客观表述。亦即这并不是一个经过反复筹划、形成完备方案再如何起步的过程。我们最初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机构，20年前乡建是在宏观形势重大变化之中出现的客观过程，而非哪个人的主观决定使然。
→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第三，乡建起于青之末。
这里须简单介绍一下起步阶段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作用。
新时代乡建起步也跟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主观思考及客观努力直接相关。比如，刘健芝、张兰英两位老师，当年我们协商要搞乡建的时候，他们是最早跟我合作的人。那时候刘健芝在香港岭南大学搞了一个“群芳文化研究中心”，在江西帮助农村妇女脱贫，也开展各种各样的乡村组织活动。她本来就已经长期下乡、在中国内地开展很多工作了。而张兰英刚从国外回来，是国际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 International，AAI）驻中国代表处的负责人。我们这三家正好机缘巧合走到一起，各自出一点小经费，来维持最初乡建的启动活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一起交流，认同当前形势之下需要农村社会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应该有一种和当年民国乡建相似的“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经验过程。
新时代乡建当年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虽然说是以客观因素为主，但也有一定的主观努力。面对这个复杂局面，人们自然会有各种应对方法。所以，我们归纳案例，并结集出版，必须是对客观经验的尊重。
百年乡建起于青之末，有几层含义。
一是从起步开始，并没有很强的官方色彩。
当时缓解危机，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如何让危机代价能够得到有效的转嫁。这个时候让官方调整政策方向是有很大难度的。但至少我们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够让官方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弱势群体承担过量的制度成本，势必造成严重的不稳定。我们曾经说农民用脚投票，也就是弱势群体在承担过量制度成本的压力之下用转身这种方式，转向了一种上下对立，演化成了局部对抗性矛盾冲突。于是，那个阶段每年群体性治安事件在农村发生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是官方必须关注的。在这种情况下，上下结合缓解“三农”困境就有可能。但它首先是起于受到了巨大压力、承载过多制度成本的基层。所以我说的这个“起于青之末”，就有起于基层的意思。 二是参与这项活动基本上是要去精英化的。
20世纪90年代末，参与到乡建活动之中的大部分人是小知识分子，或者农民、打工者，再就是其他弱势群体。这也是“青之末”的内涵。
从当年起步来看，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不是一个主观决策过程。因为占据话语权、政策权、制度权、资本权地位的，都不可能是从事乡建的这批人。
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大危机不断演化、国际环境十分不利的条件下，起于青之末的演化本身，应该是非主观因素所形成的客观经验过程。
当然，毫无疑问，最初发起乡建的几个人是精英分子。
例如，刘健芝老师当年是香港大学的高才生，是英文翻译系的博士，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老师。张兰英大学一毕业就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出国那么多年之后，回来成为海外机构在中国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按照当时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给定的序列，属于事业单位正局级。
→ 温铁军老师与合作社学员做游戏
这些精英人士为什么会发起乡建？
当然其中有一定的主观因素。我当时就说：“不忍。”忍，这个字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而丰富的内涵，而“不忍”就明显对当时经济社会问题有了一种反思的能力。所以，出于“不忍”，就形成了一些比较另类的社会思潮，并且另类的社会思潮要见之于另类的社会运动。
这样的情况下，乡建就有了第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客观，第二个特点是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参与，第三个特点是国际化。
刘健芝老师和张兰英老师都有极为丰富的国际资源。于是一开始搞乡建就有一定的国际资源介入。除了他们个人参与些小额的经费之外（我们当时每个人差不多出资6万元，加一起20万元左右，算一笔小小的启动经费），大家也在发动国际资源。刚刚启动乡建的时候，最早参与进来的，除了刚才所说的两位老师之外，还有“社区伙伴（PCD）”。
PCD是香港嘉道里基金会的分支，即从嘉道里主流之中分出来的一个支持社区工作的小基金会。它支持我们，从起步一直支持到现在，成为乡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乡建碍难起步。
“捡到碗里的都是菜”，乡建要起步，总要有经费支持。那个时候，起步阶段我们拿到了各种经费支持，折成人民币有200多万元。
于是很多人觉得乡建一下子就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但他们想象不到，起步阶段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将来的年轻人需要理解，尤其是我们老一代交班、你们中青年接手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乡建就是好人好事。我希望以后搞乡建总结的人不要只看到好人好事，要看到相对比较有结构性的演化过程。须知，乡建不是靠着有点热情，有点工作能力，就能把这个事情搞起来的。当时能成事，这是很重要的背景。
乡建起步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的情况。
2004年起中央接连发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一号文件这种高度政治正确的方式来做表达，才是乡村建设得以全面推进的外部政治环境。因为，“三农”问题有了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正确。
特别提醒各位从事乡建的小知识分子，别以为是自己的本事推动了乡建。如果不是党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如果不是中央连续发一号文件一直到现在，如果没有新时代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的重大改变，乡建难以大范围推进。
當然，这跟1999年中央提出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有关。客观地看，我们过去资本极度短缺，而当1997—1998年我们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暴，以举国体制克服了整个90年代连续发生的危机，具备了调整到“以人为本”的条件时，接着才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没有这样几个外部条件，我们的起步，很难说是顺畅的。
第四，乡建不是好人好事。
大家都是当事人。后来我看到很多中青年在写乡建的经验过程。当你们想把它变成历史的时候，切不可主观臆测。要理解我一开始就强调的，这是客观经验过程，尽管主观上也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发挥了一些作用。他们原来应该属于精英群体，但他们跳出了自己的圈子，敢于反思，更敢于把反思见之于行动，敢于实践出真知。这确实是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几乎缺一不可。但在这些大背景的叙述上，却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表述乡建的时候做引述，除了表述自己的伟大之外，没有把这些客观因素做一个基本的描述。那我们用什么来告诉后人呢？我们乡建人自己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如果用这些虚假的、纯粹精神上自娱自乐的、好人好事的东西，来作为经验去告诉后人的话，后人难道能得到真知吗？什么叫做实践才能出真知？
今天，乡建20年需要总结，我们还是要把客观经验过程、形成这些客观经验过程的时空背景，当成重要的内容。
如果不了解，那请你先去了解。我们应该选择比较严肃的话题。
我多少算责任感较强的人，至少不能愧对历史，不能把一堆虚无缥缈的、云里雾里的东西，拿来教育后人。我也知道过去的小青年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了，都有孩子了。看到上一代人留下的资料著作中就有很多所谓精神层次的表达，那些是把他们的这些经验过程剪切出一些非常光彩亮丽的材料，拼接成一个叙事。当你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感动落泪。可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工作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到处是陷阱，到处是坑。然后就觉得走不下去，就产生了情绪，怪别人，却没有人怪自己读错了，没有来得及再深挖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提醒一下。
今天我先把乡建的起步至少要考虑的几个因素告诉大家。把这些考虑进来，大家在总结20年发展过程的时候，才不至于满足于对别人的好人好事和对自己的好人好事的那种庸俗化的叙事；要有能力改变成具有宏大叙事能力的一种反思性的介绍，要告诉后人真实的乡建——什么是实践出真知。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这20年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本文为《我们的生态化》序言，是温铁军2020年5月16日在“乡建20年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张辰辉整理，温铁军修改。摘自《我们的生态化》，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我们各地乡建团队确实有遍及全国的大量实践活动，也由这些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产生了一代人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我们团队的研究者们一直在协助大家把这些经验及思考做一个归纳，我也有对20年乡建做个总结的意思。
新时代乡建起步于世纪之交的2000年。这20年是很重要的时间段，大家都知道20年算是一代人。新时代乡建事业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才取得成果。
第一，应该先讨论宏观背景。
20世纪末的整个90年代，农民负担都比较重，“三农”问题也趋于严峻，但却长期没有利益代表。也是在那时，我们提出应该把农民问题作为首位来强调，中国主要针对的应该是“三农”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西方国家的农业概念搬过来，作为中国的政策指导思想。当然，这也是当时比较明显的、具有争论性的提法。我强调“三农”问题的时候，就是要把问题意识做个调整，拿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提法。
当年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还处在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之下。
大家都知道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由此进入“后冷战”时期。其重要特点，可以叫做“一超独霸”。也就是美国单极化霸权掌控世界秩序。中国在这个世界秩序之中是很难有位置的。因为，1991年不仅是苏联解体，中国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封锁，外资大量撤离中国，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胀危机不断发生。当时，“中国崩溃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内外主流的共识。
在大危机的挑战之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某种程度上有着比较大的制度成本。诚然，任何政策都有收益和成本，但这个成本很大程度上是被基层社会所承载的。在城市，国企改革出现大量的下岗职工，在农村则是农民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农村研究，比较关注的当然应该是“农民问题”。因此在那个阶段上，“三农”问题的提出是符合时代演化的阶段性特点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官方认可“三农”问题，并且随之派生出乡村建设的这个经验过程，是有客观背景的；此后发生的乡建常态化，也不是谁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若然，也就不必认为这是哪一部分小知识分子突发奇想，延续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乡建前辈的新一轮乡村建设运动。
第二，看政策环境演变。
因为，乡建百年内在地有一个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演化规律。
20世纪末的大多数时候，我还没有发起乡建这么明确的想法，就是迫于当时的现实问题，提出用“三农”问题来替换照搬西方“农业问题”的政策导向。
那时提出已属不易，缓解困境更难！该怎么缓解“三农”问题呢？我们使用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农村基层调研的那些老方法——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下乡去开展调查研究。其实这也是百年来进步学者通行的做法。
到2000年，我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建立了一个小办公室——大学生支农办公室，这只是个临时性机构，没有编制，也没有固定经费支持。刘相波、邱建生等几个青年就是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想发动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下乡去支农，名义是调查研究，实际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新时代的乡建就从这里起步了。
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都处在“崩溃论”的国际环境下，各种困难都在接连发生着，甚至叠加着。在这样一個困难的局面之下，当然就会有社会各界针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所以，我说乡村建设“起于青之末”是个客观表述。亦即这并不是一个经过反复筹划、形成完备方案再如何起步的过程。我们最初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机构，20年前乡建是在宏观形势重大变化之中出现的客观过程，而非哪个人的主观决定使然。
第三，乡建起于青之末。
这里须简单介绍一下起步阶段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作用。
新时代乡建起步也跟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主观思考及客观努力直接相关。比如，刘健芝、张兰英两位老师，当年我们协商要搞乡建的时候，他们是最早跟我合作的人。那时候刘健芝在香港岭南大学搞了一个“群芳文化研究中心”，在江西帮助农村妇女脱贫，也开展各种各样的乡村组织活动。她本来就已经长期下乡、在中国内地开展很多工作了。而张兰英刚从国外回来，是国际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 International，AAI）驻中国代表处的负责人。我们这三家正好机缘巧合走到一起，各自出一点小经费，来维持最初乡建的启动活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一起交流，认同当前形势之下需要农村社会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应该有一种和当年民国乡建相似的“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经验过程。
新时代乡建当年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虽然说是以客观因素为主，但也有一定的主观努力。面对这个复杂局面，人们自然会有各种应对方法。所以，我们归纳案例，并结集出版，必须是对客观经验的尊重。
百年乡建起于青之末，有几层含义。
一是从起步开始，并没有很强的官方色彩。
当时缓解危机，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如何让危机代价能够得到有效的转嫁。这个时候让官方调整政策方向是有很大难度的。但至少我们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够让官方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弱势群体承担过量的制度成本，势必造成严重的不稳定。我们曾经说农民用脚投票，也就是弱势群体在承担过量制度成本的压力之下用转身这种方式，转向了一种上下对立，演化成了局部对抗性矛盾冲突。于是，那个阶段每年群体性治安事件在农村发生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是官方必须关注的。在这种情况下，上下结合缓解“三农”困境就有可能。但它首先是起于受到了巨大压力、承载过多制度成本的基层。所以我说的这个“起于青之末”，就有起于基层的意思。 二是参与这项活动基本上是要去精英化的。
20世纪90年代末，参与到乡建活动之中的大部分人是小知识分子，或者农民、打工者，再就是其他弱势群体。这也是“青之末”的内涵。
从当年起步来看，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不是一个主观决策过程。因为占据话语权、政策权、制度权、资本权地位的，都不可能是从事乡建的这批人。
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大危机不断演化、国际环境十分不利的条件下，起于青之末的演化本身，应该是非主观因素所形成的客观经验过程。
当然，毫无疑问，最初发起乡建的几个人是精英分子。
例如，刘健芝老师当年是香港大学的高才生，是英文翻译系的博士，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老师。张兰英大学一毕业就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出国那么多年之后，回来成为海外机构在中国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按照当时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给定的序列，属于事业单位正局级。
这些精英人士为什么会发起乡建？
当然其中有一定的主观因素。我当时就说：“不忍。”忍，这个字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而丰富的内涵，而“不忍”就明显对当时经济社会问题有了一种反思的能力。所以，出于“不忍”，就形成了一些比较另类的社会思潮，并且另类的社会思潮要见之于另类的社会运动。
这样的情况下，乡建就有了第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客观，第二个特点是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参与，第三个特点是国际化。
刘健芝老师和张兰英老师都有极为丰富的国际资源。于是一开始搞乡建就有一定的国际资源介入。除了他们个人参与些小额的经费之外（我们当时每个人差不多出资6万元，加一起20万元左右，算一笔小小的启动经费），大家也在发动国际资源。刚刚启动乡建的时候，最早参与进来的，除了刚才所说的两位老师之外，还有“社区伙伴（PCD）”。
PCD是香港嘉道里基金会的分支，即从嘉道里主流之中分出来的一个支持社区工作的小基金会。它支持我们，从起步一直支持到现在，成为乡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乡建碍难起步。
“捡到碗里的都是菜”，乡建要起步，总要有经费支持。那个时候，起步阶段我们拿到了各种经费支持，折成人民币有200多万元。
于是很多人觉得乡建一下子就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但他们想象不到，起步阶段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将来的年轻人需要理解，尤其是我们老一代交班、你们中青年接手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乡建就是好人好事。我希望以后搞乡建总结的人不要只看到好人好事，要看到相对比较有结构性的演化过程。须知，乡建不是靠着有点热情，有点工作能力，就能把这个事情搞起来的。当时能成事，这是很重要的背景。
乡建起步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的情况。
2004年起中央接连发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一号文件这种高度政治正确的方式来做表达，才是乡村建设得以全面推进的外部政治环境。因为，“三农”问题有了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正确。
特别提醒各位从事乡建的小知识分子，别以为是自己的本事推动了乡建。如果不是党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如果不是中央连续发一号文件一直到现在，如果没有新时代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的重大改变，乡建难以大范围推进。
當然，这跟1999年中央提出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有关。客观地看，我们过去资本极度短缺，而当1997—1998年我们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暴，以举国体制克服了整个90年代连续发生的危机，具备了调整到“以人为本”的条件时，接着才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没有这样几个外部条件，我们的起步，很难说是顺畅的。
第四，乡建不是好人好事。
大家都是当事人。后来我看到很多中青年在写乡建的经验过程。当你们想把它变成历史的时候，切不可主观臆测。要理解我一开始就强调的，这是客观经验过程，尽管主观上也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发挥了一些作用。他们原来应该属于精英群体，但他们跳出了自己的圈子，敢于反思，更敢于把反思见之于行动，敢于实践出真知。这确实是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几乎缺一不可。但在这些大背景的叙述上，却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表述乡建的时候做引述，除了表述自己的伟大之外，没有把这些客观因素做一个基本的描述。那我们用什么来告诉后人呢？我们乡建人自己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如果用这些虚假的、纯粹精神上自娱自乐的、好人好事的东西，来作为经验去告诉后人的话，后人难道能得到真知吗？什么叫做实践才能出真知？
今天，乡建20年需要总结，我们还是要把客观经验过程、形成这些客观经验过程的时空背景，当成重要的内容。
如果不了解，那请你先去了解。我们应该选择比较严肃的话题。
我多少算责任感较强的人，至少不能愧对历史，不能把一堆虚无缥缈的、云里雾里的东西，拿来教育后人。我也知道过去的小青年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了，都有孩子了。看到上一代人留下的资料著作中就有很多所谓精神层次的表达，那些是把他们的这些经验过程剪切出一些非常光彩亮丽的材料，拼接成一个叙事。当你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感动落泪。可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工作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到处是陷阱，到处是坑。然后就觉得走不下去，就产生了情绪，怪别人，却没有人怪自己读错了，没有来得及再深挖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提醒一下。
今天我先把乡建的起步至少要考虑的几个因素告诉大家。把这些考虑进来，大家在总结20年发展过程的时候，才不至于满足于对别人的好人好事和对自己的好人好事的那种庸俗化的叙事；要有能力改变成具有宏大叙事能力的一种反思性的介绍，要告诉后人真实的乡建——什么是实践出真知。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这20年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本文为《我们的生态化》序言，是温铁军2020年5月16日在“乡建20年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张辰辉整理，温铁军修改。摘自《我们的生态化》，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