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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口共141178万人，比20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
人口增长分为实际增长和内在增长。实际增长用以反映人口发展的历史态势，这是因为人口规律具有惯性效应；内在增长用以衡量人口发展的未来态势，这是因为人口规律具有更替效应。
低生育时代下，中国人口5.38%的正增长率实际上是对过去中国人口正增长惯性的延续。这是因为我国育龄人口基数很大，即使生育水平较低，出生人口规模也相对可观，在人口死亡率和净迁出率比较低的情况下，能维持较长时期的正增长。然而，这种正增长态势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真正决定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是内在增长动力。
当前，中国人口惯性正增长的能量仍然超过内在负增长的潜势，但预计在2025—2030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增长时代就要全面来临，由“惯性正增长、内在负增长、实际正增长”向“惯性负增长、内在负增长、实际负增长”转变。根据联合国预测，2030年以前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期。
可以预见，“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仍将保持缓慢增长态势。如果以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期的划定标准，根据联合国数据推算，“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治理需要充分抓住这一机会窗口期。
随着未来我国人口从正增长导入负增长，负增长惯性就将主导中国人口发展，这一过程甚至会持续至本世纪末。这意味着，“低生育问题治理”和“适应人口负增长时代”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并行不悖的现象。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微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各国人口规律表明，女性预期寿命一般高于男性，因此，“女性化”主导的老龄化过程会稀释全国人口的性别比。我国人口性别比下降速度相对缓慢，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全面到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生性别比较高部分抵消了老龄化的“女性化”效应。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态势持续推进，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叠加出生性别比改善影响，未来我国人口性别比势必将进一步下降。最终出现西方老龄化国家人口性别比低于100的情况。
就目前来说，出生性别比失衡对人口性别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的畸变上。未婚男性人口比例上升、部分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被动“剩下”。从人口的生物属性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决定了当下的“被动光棍”危机无法根本解决，加之日渐流行的“主动单身”文化、不断推迟的婚育年龄和离婚态势，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家庭制度的稳定性。“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减少0.48人。尽管不能简单通过家庭户规模变化线性判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凝聚力，但无论如何都对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的不利走势提出了预警。
从出生性别比态势看，十年间下降6.8。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改善，一方面表明我国出生性别比治理效果显著，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政策放宽起到了保护女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国人“男孩偏好”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出生性别比下降，将有利于推动男女平等和优化未来婚配人口的性别生态，也证明优化生育的政策取向符合人口生育和均衡发展的自然规律。
“七普”数据显示，全国0—14岁人口、15—59岁人口和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
首先，少儿人口比重有所回升，表明“十三五”时期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前我国的生育形势仍不容乐观。一方面，随着“二孩”政策生育提振的边际效用递减，在生育-养育-教育高成本社会中，我国生育水平很难得到真正提振；另一方面，即使假定生育意愿不变，生育主力人口的规模递减也会影响新生儿人口的供给规模，根据“六普”数据，当前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的规模分别是2.19亿、1.88亿和1.47亿，逐次递减。生育意愿走低与育龄人口减少的综合作用结果将是出生人口下降。
其次，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口学一般以65岁以及人口占比超过7%、14%和20%分别作为界定老龄化社会、深度老龄化社会和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当前我国只有西藏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其余全部省份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以60岁为老龄起点，预计在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將超过1/3，届时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小和比重下降正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结果。尽管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15—59岁人口仍保持8.9亿的规模，相对充沛，但从当前人口发展的基本面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需推动经济产业向技术集中型转变，才能适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态势。
此外，从地区看，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持续向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群聚集，而东北等地区的人口流出则十分明显，从而加剧了人口流出地的年龄结构老化和劳动年龄人口衰退，进一步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而从城乡差异来看，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问题无疑比城镇严重。
因此，少子老龄化时代，一方面要求健全“一老一小”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完善老年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需积极探索开掘人口新红利的有效路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则从4.08%下降为2.67%，为我国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优化经济结构积累了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当前，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一半，健康素质、知识技能与生产素质相对良好，可在尊重其主观意愿基础上为其创造发光发热的社会通道。
（摘自5月13日《环球时报》。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北京大学人口所学者）
人口增长分为实际增长和内在增长。实际增长用以反映人口发展的历史态势，这是因为人口规律具有惯性效应；内在增长用以衡量人口发展的未来态势，这是因为人口规律具有更替效应。
低生育时代下，中国人口5.38%的正增长率实际上是对过去中国人口正增长惯性的延续。这是因为我国育龄人口基数很大，即使生育水平较低，出生人口规模也相对可观，在人口死亡率和净迁出率比较低的情况下，能维持较长时期的正增长。然而，这种正增长态势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真正决定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是内在增长动力。
当前，中国人口惯性正增长的能量仍然超过内在负增长的潜势，但预计在2025—2030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增长时代就要全面来临，由“惯性正增长、内在负增长、实际正增长”向“惯性负增长、内在负增长、实际负增长”转变。根据联合国预测，2030年以前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期。
可以预见，“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仍将保持缓慢增长态势。如果以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期的划定标准，根据联合国数据推算，“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治理需要充分抓住这一机会窗口期。
随着未来我国人口从正增长导入负增长，负增长惯性就将主导中国人口发展，这一过程甚至会持续至本世纪末。这意味着，“低生育问题治理”和“适应人口负增长时代”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并行不悖的现象。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微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各国人口规律表明，女性预期寿命一般高于男性，因此，“女性化”主导的老龄化过程会稀释全国人口的性别比。我国人口性别比下降速度相对缓慢，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全面到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生性别比较高部分抵消了老龄化的“女性化”效应。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态势持续推进，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叠加出生性别比改善影响，未来我国人口性别比势必将进一步下降。最终出现西方老龄化国家人口性别比低于100的情况。
就目前来说，出生性别比失衡对人口性别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的畸变上。未婚男性人口比例上升、部分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被动“剩下”。从人口的生物属性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决定了当下的“被动光棍”危机无法根本解决，加之日渐流行的“主动单身”文化、不断推迟的婚育年龄和离婚态势，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家庭制度的稳定性。“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减少0.48人。尽管不能简单通过家庭户规模变化线性判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凝聚力，但无论如何都对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的不利走势提出了预警。
从出生性别比态势看，十年间下降6.8。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改善，一方面表明我国出生性别比治理效果显著，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政策放宽起到了保护女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国人“男孩偏好”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出生性别比下降，将有利于推动男女平等和优化未来婚配人口的性别生态，也证明优化生育的政策取向符合人口生育和均衡发展的自然规律。
“七普”数据显示，全国0—14岁人口、15—59岁人口和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
首先，少儿人口比重有所回升，表明“十三五”时期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前我国的生育形势仍不容乐观。一方面，随着“二孩”政策生育提振的边际效用递减，在生育-养育-教育高成本社会中，我国生育水平很难得到真正提振；另一方面，即使假定生育意愿不变，生育主力人口的规模递减也会影响新生儿人口的供给规模，根据“六普”数据，当前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的规模分别是2.19亿、1.88亿和1.47亿，逐次递减。生育意愿走低与育龄人口减少的综合作用结果将是出生人口下降。
其次，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口学一般以65岁以及人口占比超过7%、14%和20%分别作为界定老龄化社会、深度老龄化社会和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当前我国只有西藏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其余全部省份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以60岁为老龄起点，预计在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將超过1/3，届时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小和比重下降正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结果。尽管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15—59岁人口仍保持8.9亿的规模，相对充沛，但从当前人口发展的基本面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需推动经济产业向技术集中型转变，才能适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态势。
此外，从地区看，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持续向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群聚集，而东北等地区的人口流出则十分明显，从而加剧了人口流出地的年龄结构老化和劳动年龄人口衰退，进一步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而从城乡差异来看，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问题无疑比城镇严重。
因此，少子老龄化时代，一方面要求健全“一老一小”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完善老年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需积极探索开掘人口新红利的有效路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则从4.08%下降为2.67%，为我国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优化经济结构积累了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当前，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一半，健康素质、知识技能与生产素质相对良好，可在尊重其主观意愿基础上为其创造发光发热的社会通道。
（摘自5月13日《环球时报》。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北京大学人口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