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业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拥有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媒体行业。电视天生适合于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报纸与杂志却并未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这种分析与观点本应在混乱期给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
　　一座24小时的新闻台是否能够减少你的恐慌？100个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对整体疫情的了解吗？自从4月20日以来，我对一切媒体都厌恶之极，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SARS，别无他物，似乎全球仍不足6000个感染案例，足以涵盖剩余60亿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分明将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与放大并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眼前的景象变得更清晰了吗？是的，没人否认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信息公开除去镇定人心，它同样可能制造混乱，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领导人甚至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
　　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是对于新闻业真正考验，它质疑了中国的新闻界一些惯性的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生存在两种自我营造的气氛中。他们中最锐利的，将自己想象成斗士，去刺破束缚与黑暗，代表着正义与弱势一方，他们大多是唯事实论者，只要尽可能的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其余的大部分，则感慨时运不济，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层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样，而是环境不允许我表达。在漫长的前行的道路上，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看到被阻拦在一座山峰前，在抱怨之后，并幼稚地认为只要这座山峰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影响着大多数今日中国记者。他们将自己的职业想象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揭露黑暗，追寻真相，与当权者作对，就像80年代之前的美国電影中的记者形象：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中国除去面临19世纪末美国的转型以外，还同样面临着CNN与互联网开创的新传播年代。在这双重夹击下，新闻业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显的放大出来。
　　首先，新闻很难客观。新闻对正常的世界不感兴趣，它只喜欢异常。所以当战争，灾难到来时，新闻记者的神经开始活跃起来。与过去年代不同的是，媒体在我们时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体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依靠它来了解世界。所以新闻业的习性，将直接塑造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感知。9月11日8点42分之后，美国人几乎相信，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义；就像4月20日，中国人只关心SARS一样。我不得不说，这次灾难的显著性，除去国际压力的影响外，媒体的渲染同样起到中心作用。电视网使中国大部分并非疫区的人民具有强烈的参与感。
　　其次，媒体具有天生的取悦市场的倾向，市场诱惑可能比政府压力更可怕。保罗·克鲁格曼发现，国有的BBC电视台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常常对英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而在美国的私有的福克斯等电视网，却仿佛是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因为后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迎合公众的态度。同样的，中国的媒体在SARS的报道中，对于情绪的大肆渲染，在很大程度是源于新闻人的本能想法：这样更容易销售。
　　当然，我得承认，从来就没有笼统的新闻业之称，电视与纸介媒介（报纸、杂志）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因为它的反馈更为迅速。所以，中国新闻业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拥有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媒体行业。电视天生适合于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报纸与杂志却并未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这种分析与观点本应在混乱期给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理解力在我们时代的新闻业中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这种品质更为重要。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牵扯，杰出的记者越来越为读者提供这种线索的疏理，而非简单的呈现。
　　但不管新闻业多么受制于外界环境，但我却越来越相信，与它的品质最直接相关的是，仍是新闻人本身。我希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平平的中国新闻人，能够意识到，束缚他们前行的并非是制度的压力，而是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他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已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