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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士人兼具作者、抄写者、读者的多重身份，他们广泛地进行自主抄写，对抄本时代高质量的文本复制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抄本时代文本复制所特有的时代需求与文化自觉精神、所包含的编辑工作，在魏晋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写活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呈现。
关键词：士人自主抄写;抄本时代;文本复制
抄写作为中国古代出版进行文本复制的一种方式，经过了漫长的简帛时期，在纸抄本时代进入兴盛阶段，至雕版印刷时期，抄写不再是文本复制的最佳选择。唯有在抄本时代，抄写不仅是文本复制的主要方式，又因书写材料以纸代简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普及。抄写分为佣书与士人自主抄写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对文本复制产生的作用不同。佣书可以说存在于中国古代出版的各个时段，它极大地推动了文本复制的商业化;作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而存在的自主抄写，其传播性虽不及佣书广泛，但对高质量文本的流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时期，士人自主抄写对文本复制具有独特的意义。正如刘光裕所云，“在古代，文化教育掌握在士階层手里，而书籍的作者与读者又都是士大夫。因此，士阶层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风俗习尚等对出版的影响，常常比书商更大、更重要”①，对以士人作为行为主体的文本复制活动——自主抄写进行研究自有其必要。目前学界对佣书的研究较多，对士人自主抄写关注较少。本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自主抄写活动，探究抄本时期文本复制的特点。
一、佣书与自主抄写
抄写作为文本复制的方式在先秦便已出现，发展至魏晋南北朝，已颇为兴盛。纸的普及、书写材料的改进，不仅提高了魏晋南北朝士人著述的热情，带来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的卷帙浩繁，还形成了一个抄写的高潮，通过这种文本复制方式使典籍广泛传播。抄写具体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获取报酬而抄写，是为佣书;一种不为获取报酬而抄写，可名为自主抄写。佣书与自主抄写作为同一文本复制方式的不同形式，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佣书与自主抄写的相同点在于，两者的行为主体有所重合，士人是自主抄写的主力，有些士人迫于生计也从事佣书。抄写本身就可求知，士人不管佣书还是自主抄写，都有利于知识积累，故魏晋南北朝不乏士人佣书成学的现象。如王僧孺，“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被赞曰：“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②朱异师从明山宾，“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③。王僧孺和朱异都是佣书而成学，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聚书万余卷，朱异遍览五经、精于《礼》《易》。
佣书与自主抄写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抄写目的与抄写自主性两个方面。
首先，抄写目的不同。佣书的目的是获取报酬，这种抄书活动具有商业性。魏晋南北朝的很多贫穷士人都是通过佣书养亲、治学，而后入仕，如王僧孺、沈崇愫、房景伯、崔光等人曾佣书养亲，周山图、朱异等人乃佣书自业。更有通过佣书致富者，如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④。
与佣书不同，士人自主抄写通常是出于保存先代典籍、学习知识等原因。向朗、葛洪、范汪、纪瞻、王筠、王俭、沈麟士等人都曾手自抄写。主观上抄写或是为了存异，如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于疹疾弥年，亦未尝释卷”⑤。或是为了求知，如纪瞻“好读书，或手自抄写”⑥;范汪“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⑦;郑灼“抄义疏以日继夜”“起便诵读”⑧。或是为了备遗忘，王筠亲自抄书百余卷，其原因是“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⑨;萧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⑩。或是为了收藏，如穆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张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士人抄写乃是出于存异、求知、备遗忘、收藏等目的，此种抄写活动在客观上却推动了文本的高质量流传。
据《魏书》记载，经学大家徐遵明“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徐遵明到赵世业家所读的《服氏春秋》，是汉代服虔撰，乃西晋永嘉时的抄本。受《服氏春秋》影响，徐遵明数年之后作《春秋义章》三十卷。或许西晋永嘉间《服氏春秋》的抄写者，其抄写的初衷并非流传后世，但抄本在流传中已不可避免地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影响。
其次，抄写自主性不同。佣书人通常要按照市场需求、雇主要求进行抄写，他们无法自主决定抄写内容。因为是雇佣劳动，抄写什么与如何抄写都必须听命于雇主，此乃理所当然。士人自主抄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在抄写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甄选、校勘、编辑等自主活动。
佣书与自主抄写是抄写的两种主要形式，两者的行为主体虽有所重合，但两者的抄写目的和抄写自主性差别明显。佣书与自主抄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本传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尽相同，佣书推动了文本的广泛传播，自主抄写则促进了文本的高质量传播。本文所讨论的文本复制行为是抄写活动中的自主抄写，其行为主体是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士人进行自主抄写的初衷或许不是传播文本，但抄写活动完成之后，所抄文本流传开来，而文本传播所带来的影响远非抄写者可预测的。故而，通过对士人自主抄写活动的分析，更可在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中观察到抄本时代文本复制的特点。
二、文本复制的时代需求与文化自觉
抄本时代进行文本复制的主要方式是抄写，魏晋南北朝士人热衷于自主抄写既是时代的需求，又是士人阶层文化自觉性的体现。魏晋南北朝的书籍市场并不发达，士人所需的书籍很难通过购买获得，此是士人自主抄写的时代需求。长期动荡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影响士人传承文化的积极性。士人进行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保存先代典籍，抄写便成了最好的选择，此是士人自主抄写的文化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籍散佚严重，书籍难得，加之书籍流通市场不繁荣，士人饱受无书之苦。葛洪在《自叙》中说：“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鲜能读也。”?沈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从葛洪与沈麟士无书可读的遭遇，不难想象士人当时所面临的缺书的困境。当时已有进行书籍买卖的书市，王遵业就曾“买书于市”?，刘勰为结交沈约，“乃负其书”“状若货鬻者”?。只是书市所售书籍品种极其有限，绝大多数书籍存于士人、官宦之家，要想获取只能抄写。《金楼子·聚书篇》云：“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瑯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亶写得书。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即便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绎，在聚书的过程中，有些书也得派人抄写才能获得。“写得”，要想“得”必须“写”，这就是书籍流通市场不繁荣时期士人的无奈选择。 魏晋南北朝士人热衷于自主抄写，主观原因是士人的责任感与文化自觉性。郎基“泛涉坟典，尤长吏事”，是颇受官民爱戴的能吏，“性清慎，无所营求，曾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事。’唯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书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郎基为官无所营求，唯令写书，潘子义将其写书行为称为“风流罪过”，实是赞许之意。可见，抄书行为既是好学的体现，更是时人公认的雅事，深受士人阶层的赞赏。沈麟士“守操终老，读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时人以为养身静默所致”。?书籍被焚时，沈麟士已八十多岁，仍用旧纸的反面抄书而得二三千卷。沈麟士虽不入仕，但他聚徒讲学、抄书不倦，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士人抄写行为本身就是文化传承自觉性的表现，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命脉之所以犹得延续不中断，而下开隋唐之盛者，亦颇有赖于当时门第之力”21，“门第同时必有书籍聚藏”，“当时藏书不易，因其必待钞写”22。在学术文化与门第关系密切的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在门第的护持下得以延续发展。门第的维持离不开书籍典藏，抄写是当时获取文本的主要途径。众多士人自觉进行自主抄写复制文本，很好地诠释了当时士人的文化传承自觉性。王筠好抄书、萧钧细书抄写五经，他们皆亲自抄写而不雇人抄写，这种抄写行为并非主要为获取文本。士人自主抄写在当时乃是风尚，“盖既成一时风气，雇手钞之不足而亲自手钞，亲自手钞之不足而又故为细书精钞。其风上被帝王之尊，卿相之贵，则更为难得。此亦当时门第风流之一端”23，此一风尚实际上就是士人传承文化自觉性的一种外在表现，自主抄写行为亦为当时整个世族阶层所提倡。
士人自主抄写，是士人在“苦无书”时代的无奈选择，又是士人文化传承精神的体现。不为获取报酬的文本复制，其更多是为了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正是这种自主抄写，使大量文本得以高质量复制，使先代典籍能够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战乱不断的历史时期流传下去。
三、文本复制中的编辑工作
士人是自主抄写的行为主体，同时又是作者和读者。抄写者、作者、读者的多重身份，加之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较高学养和文化自觉性，使得他们在抄书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正因为如此，士人所抄写的文本具有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说，士人在自主抄写中所做的编辑工作主要有校勘、补治和编纂。
第一，士人自主抄写中的校勘工作。书籍在抄写复制中会出现错误，需要进行校勘。对书籍中的错误进行校勘、订正，是士人才能完成的工作，更是具有学术传承责任感的士人所热衷的工作。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24，司马攸“就人借书，必手刊其谬，然后反之”25，萧静“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26，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27，无不体现出士人以校勘为己任的精神。
士人在抄写的过程中，极易发现文本的错讹，他们会自觉地进行校勘。刘穆之“少好《书》《传》，博览多通”，虽“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只要有闲暇，便手自抄书，并且“校定墳籍”。28据《陈书》载，姚察“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蹵綴。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釆流赡，虽老不衰”29。姚察不仅乐于抄书，还喜好订正文字，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文本复制的准确性。姚察的校勘工作不限于自己的著作、抄撰之作，还受命为陈后主审查、受托为江总审核。“后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无隐”，“尚书令江总与察尤笃厚善，每有制作，必先以简察，然后施用”30，据此可知，姚察的校勘水平极高，深得信任，这也反映出时人对校勘工作的重视。
第二，士人自主抄写中的补治工作。书籍在流传中会有所缺损，在累遭兵火的魏晋南北朝，书籍损坏现象更为严重，士人主动承担起补治典籍的责任。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渊博”31，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刘）晒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32李业兴在补治时加上题帖，李翯亲自补治意在崇学重典。
补治之举深受士人阶层的推崇，颜之推就认为士人必须具有补治的德行，“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33。颜之推训诫子孙要爱护所借书籍，如果书籍之前已有缺损，借书者应当进行补治。士人借人书籍，多是自己没有且无处购买，需要借本抄写的。补治工作虽非都发生在抄书的过程中，但在抄书时更容易发现书籍缺损而加以补治，这在客观上对书籍的完整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士人自主抄写中的编纂工作。士人在自主抄写中，会根据一定的体例进行摘抄、纂集，这实际上就是编纂工作。抄本时代的士人在进行文本复制时做了大量的编纂工作，抄集群书辞句篇章并分类排纂的类书在这一时代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在炫博、征事之风的推动下，魏晋南北朝涌现出《皇览》《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类书，足可见当时编纂盛况。
士人在编纂中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王筠在其自序中云：“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34王筠乐于亲自抄书，对自己喜好的经籍更是多次抄写，乃至“三过五抄”。他的抄写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广略去取”，具有相应的体例。这种编纂工作极具学术性，士人所抄文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已带有一定的编辑意识，学养颇高的士人在自主抄写的同时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士人自主抄写中的校勘工作，保证了文本的准确传播;士人自主抄写中的补治工作，促进了文本的完整流传;士人自主抄写中的编纂工作，提升了文本的学术价值。正是经过了士人诸如此类的编辑工作，文本才得以高质量地复制，才能更为准确、完整地传播。 四、结论
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主要通过抄写来完成，抄写的形式主要有佣书与士人自主抄写两种。不同于佣书，士人自主抄写不为获取报酬，并且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士人自主抄写广泛发生在抄本时代，尤以魏晋南北朝为盛。基于对魏晋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写的考察，可以更为深入地发掘抄本时代文本复制的特点。自主抄写是士人在“苦无书”时代的无奈选择，更是士人的文化传承责任感使然。士人是自主抄写的行为主体，同时又是作者和读者，他们在复制文本时会自觉进行校勘、补治、编纂等编辑工作，客观上推动了高质量文本的形成与传播。传承文化的历史责任感让处于动荡环境中的魏晋南北朝士人更加热衷于自主抄写，正是他们的主动与广泛参与，让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呈现出别样的光彩。
注释：
①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3）：70.
②⑨?26273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69-470，486，712，350，522，486.
③⑩???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15，1038，1387，1891，1892.
④??313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19，1855，624，1865，1160.
⑤令狐德棻.周書[M].北京：中华书局，1971：598.
⑥⑦2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24，1982，1135.
⑧2930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41，353，353-354.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9.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653.
?许逸民.金楼子校笔[M].北京：中华书局，2011：515.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640-641.
21222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58，177，178.
2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10.
2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3-1306.
3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55.
关键词：士人自主抄写;抄本时代;文本复制
抄写作为中国古代出版进行文本复制的一种方式，经过了漫长的简帛时期，在纸抄本时代进入兴盛阶段，至雕版印刷时期，抄写不再是文本复制的最佳选择。唯有在抄本时代，抄写不仅是文本复制的主要方式，又因书写材料以纸代简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普及。抄写分为佣书与士人自主抄写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对文本复制产生的作用不同。佣书可以说存在于中国古代出版的各个时段，它极大地推动了文本复制的商业化;作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而存在的自主抄写，其传播性虽不及佣书广泛，但对高质量文本的流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时期，士人自主抄写对文本复制具有独特的意义。正如刘光裕所云，“在古代，文化教育掌握在士階层手里，而书籍的作者与读者又都是士大夫。因此，士阶层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风俗习尚等对出版的影响，常常比书商更大、更重要”①，对以士人作为行为主体的文本复制活动——自主抄写进行研究自有其必要。目前学界对佣书的研究较多，对士人自主抄写关注较少。本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自主抄写活动，探究抄本时期文本复制的特点。
一、佣书与自主抄写
抄写作为文本复制的方式在先秦便已出现，发展至魏晋南北朝，已颇为兴盛。纸的普及、书写材料的改进，不仅提高了魏晋南北朝士人著述的热情，带来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的卷帙浩繁，还形成了一个抄写的高潮，通过这种文本复制方式使典籍广泛传播。抄写具体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获取报酬而抄写，是为佣书;一种不为获取报酬而抄写，可名为自主抄写。佣书与自主抄写作为同一文本复制方式的不同形式，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佣书与自主抄写的相同点在于，两者的行为主体有所重合，士人是自主抄写的主力，有些士人迫于生计也从事佣书。抄写本身就可求知，士人不管佣书还是自主抄写，都有利于知识积累，故魏晋南北朝不乏士人佣书成学的现象。如王僧孺，“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被赞曰：“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②朱异师从明山宾，“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③。王僧孺和朱异都是佣书而成学，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聚书万余卷，朱异遍览五经、精于《礼》《易》。
佣书与自主抄写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抄写目的与抄写自主性两个方面。
首先，抄写目的不同。佣书的目的是获取报酬，这种抄书活动具有商业性。魏晋南北朝的很多贫穷士人都是通过佣书养亲、治学，而后入仕，如王僧孺、沈崇愫、房景伯、崔光等人曾佣书养亲，周山图、朱异等人乃佣书自业。更有通过佣书致富者，如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④。
与佣书不同，士人自主抄写通常是出于保存先代典籍、学习知识等原因。向朗、葛洪、范汪、纪瞻、王筠、王俭、沈麟士等人都曾手自抄写。主观上抄写或是为了存异，如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于疹疾弥年，亦未尝释卷”⑤。或是为了求知，如纪瞻“好读书，或手自抄写”⑥;范汪“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⑦;郑灼“抄义疏以日继夜”“起便诵读”⑧。或是为了备遗忘，王筠亲自抄书百余卷，其原因是“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⑨;萧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⑩。或是为了收藏，如穆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张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士人抄写乃是出于存异、求知、备遗忘、收藏等目的，此种抄写活动在客观上却推动了文本的高质量流传。
据《魏书》记载，经学大家徐遵明“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徐遵明到赵世业家所读的《服氏春秋》，是汉代服虔撰，乃西晋永嘉时的抄本。受《服氏春秋》影响，徐遵明数年之后作《春秋义章》三十卷。或许西晋永嘉间《服氏春秋》的抄写者，其抄写的初衷并非流传后世，但抄本在流传中已不可避免地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影响。
其次，抄写自主性不同。佣书人通常要按照市场需求、雇主要求进行抄写，他们无法自主决定抄写内容。因为是雇佣劳动，抄写什么与如何抄写都必须听命于雇主，此乃理所当然。士人自主抄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在抄写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甄选、校勘、编辑等自主活动。
佣书与自主抄写是抄写的两种主要形式，两者的行为主体虽有所重合，但两者的抄写目的和抄写自主性差别明显。佣书与自主抄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本传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尽相同，佣书推动了文本的广泛传播，自主抄写则促进了文本的高质量传播。本文所讨论的文本复制行为是抄写活动中的自主抄写，其行为主体是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士人进行自主抄写的初衷或许不是传播文本，但抄写活动完成之后，所抄文本流传开来，而文本传播所带来的影响远非抄写者可预测的。故而，通过对士人自主抄写活动的分析，更可在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中观察到抄本时代文本复制的特点。
二、文本复制的时代需求与文化自觉
抄本时代进行文本复制的主要方式是抄写，魏晋南北朝士人热衷于自主抄写既是时代的需求，又是士人阶层文化自觉性的体现。魏晋南北朝的书籍市场并不发达，士人所需的书籍很难通过购买获得，此是士人自主抄写的时代需求。长期动荡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影响士人传承文化的积极性。士人进行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保存先代典籍，抄写便成了最好的选择，此是士人自主抄写的文化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籍散佚严重，书籍难得，加之书籍流通市场不繁荣，士人饱受无书之苦。葛洪在《自叙》中说：“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鲜能读也。”?沈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从葛洪与沈麟士无书可读的遭遇，不难想象士人当时所面临的缺书的困境。当时已有进行书籍买卖的书市，王遵业就曾“买书于市”?，刘勰为结交沈约，“乃负其书”“状若货鬻者”?。只是书市所售书籍品种极其有限，绝大多数书籍存于士人、官宦之家，要想获取只能抄写。《金楼子·聚书篇》云：“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瑯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亶写得书。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即便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绎，在聚书的过程中，有些书也得派人抄写才能获得。“写得”，要想“得”必须“写”，这就是书籍流通市场不繁荣时期士人的无奈选择。 魏晋南北朝士人热衷于自主抄写，主观原因是士人的责任感与文化自觉性。郎基“泛涉坟典，尤长吏事”，是颇受官民爱戴的能吏，“性清慎，无所营求，曾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事。’唯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书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郎基为官无所营求，唯令写书，潘子义将其写书行为称为“风流罪过”，实是赞许之意。可见，抄书行为既是好学的体现，更是时人公认的雅事，深受士人阶层的赞赏。沈麟士“守操终老，读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时人以为养身静默所致”。?书籍被焚时，沈麟士已八十多岁，仍用旧纸的反面抄书而得二三千卷。沈麟士虽不入仕，但他聚徒讲学、抄书不倦，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士人抄写行为本身就是文化传承自觉性的表现，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命脉之所以犹得延续不中断，而下开隋唐之盛者，亦颇有赖于当时门第之力”21，“门第同时必有书籍聚藏”，“当时藏书不易，因其必待钞写”22。在学术文化与门第关系密切的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在门第的护持下得以延续发展。门第的维持离不开书籍典藏，抄写是当时获取文本的主要途径。众多士人自觉进行自主抄写复制文本，很好地诠释了当时士人的文化传承自觉性。王筠好抄书、萧钧细书抄写五经，他们皆亲自抄写而不雇人抄写，这种抄写行为并非主要为获取文本。士人自主抄写在当时乃是风尚，“盖既成一时风气，雇手钞之不足而亲自手钞，亲自手钞之不足而又故为细书精钞。其风上被帝王之尊，卿相之贵，则更为难得。此亦当时门第风流之一端”23，此一风尚实际上就是士人传承文化自觉性的一种外在表现，自主抄写行为亦为当时整个世族阶层所提倡。
士人自主抄写，是士人在“苦无书”时代的无奈选择，又是士人文化传承精神的体现。不为获取报酬的文本复制，其更多是为了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正是这种自主抄写，使大量文本得以高质量复制，使先代典籍能够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战乱不断的历史时期流传下去。
三、文本复制中的编辑工作
士人是自主抄写的行为主体，同时又是作者和读者。抄写者、作者、读者的多重身份，加之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较高学养和文化自觉性，使得他们在抄书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正因为如此，士人所抄写的文本具有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说，士人在自主抄写中所做的编辑工作主要有校勘、补治和编纂。
第一，士人自主抄写中的校勘工作。书籍在抄写复制中会出现错误，需要进行校勘。对书籍中的错误进行校勘、订正，是士人才能完成的工作，更是具有学术传承责任感的士人所热衷的工作。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24，司马攸“就人借书，必手刊其谬，然后反之”25，萧静“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26，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27，无不体现出士人以校勘为己任的精神。
士人在抄写的过程中，极易发现文本的错讹，他们会自觉地进行校勘。刘穆之“少好《书》《传》，博览多通”，虽“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只要有闲暇，便手自抄书，并且“校定墳籍”。28据《陈书》载，姚察“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蹵綴。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釆流赡，虽老不衰”29。姚察不仅乐于抄书，还喜好订正文字，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文本复制的准确性。姚察的校勘工作不限于自己的著作、抄撰之作，还受命为陈后主审查、受托为江总审核。“后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无隐”，“尚书令江总与察尤笃厚善，每有制作，必先以简察，然后施用”30，据此可知，姚察的校勘水平极高，深得信任，这也反映出时人对校勘工作的重视。
第二，士人自主抄写中的补治工作。书籍在流传中会有所缺损，在累遭兵火的魏晋南北朝，书籍损坏现象更为严重，士人主动承担起补治典籍的责任。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渊博”31，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刘）晒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32李业兴在补治时加上题帖，李翯亲自补治意在崇学重典。
补治之举深受士人阶层的推崇，颜之推就认为士人必须具有补治的德行，“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33。颜之推训诫子孙要爱护所借书籍，如果书籍之前已有缺损，借书者应当进行补治。士人借人书籍，多是自己没有且无处购买，需要借本抄写的。补治工作虽非都发生在抄书的过程中，但在抄书时更容易发现书籍缺损而加以补治，这在客观上对书籍的完整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士人自主抄写中的编纂工作。士人在自主抄写中，会根据一定的体例进行摘抄、纂集，这实际上就是编纂工作。抄本时代的士人在进行文本复制时做了大量的编纂工作，抄集群书辞句篇章并分类排纂的类书在这一时代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在炫博、征事之风的推动下，魏晋南北朝涌现出《皇览》《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类书，足可见当时编纂盛况。
士人在编纂中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王筠在其自序中云：“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34王筠乐于亲自抄书，对自己喜好的经籍更是多次抄写，乃至“三过五抄”。他的抄写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广略去取”，具有相应的体例。这种编纂工作极具学术性，士人所抄文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已带有一定的编辑意识，学养颇高的士人在自主抄写的同时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士人自主抄写中的校勘工作，保证了文本的准确传播;士人自主抄写中的补治工作，促进了文本的完整流传;士人自主抄写中的编纂工作，提升了文本的学术价值。正是经过了士人诸如此类的编辑工作，文本才得以高质量地复制，才能更为准确、完整地传播。 四、结论
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主要通过抄写来完成，抄写的形式主要有佣书与士人自主抄写两种。不同于佣书，士人自主抄写不为获取报酬，并且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士人自主抄写广泛发生在抄本时代，尤以魏晋南北朝为盛。基于对魏晋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写的考察，可以更为深入地发掘抄本时代文本复制的特点。自主抄写是士人在“苦无书”时代的无奈选择，更是士人的文化传承责任感使然。士人是自主抄写的行为主体，同时又是作者和读者，他们在复制文本时会自觉进行校勘、补治、编纂等编辑工作，客观上推动了高质量文本的形成与传播。传承文化的历史责任感让处于动荡环境中的魏晋南北朝士人更加热衷于自主抄写，正是他们的主动与广泛参与，让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呈现出别样的光彩。
注释：
①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3）：70.
②⑨?26273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69-470，486，712，350，522，486.
③⑩???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15，1038，1387，1891，1892.
④??313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19，1855，624，1865，1160.
⑤令狐德棻.周書[M].北京：中华书局，1971：598.
⑥⑦2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24，1982，1135.
⑧2930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41，353，353-354.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9.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653.
?许逸民.金楼子校笔[M].北京：中华书局，2011：515.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640-641.
21222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58，177，178.
2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10.
2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3-1306.
3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