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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书籍的价值引导作用可谓共识。但书籍之流传与扩散，则依赖于出版。出版作为一种商业行为，会受到市场的影响。随着出版技术，尤其是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版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出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却一直存在。一方面，出版肩负文化传承的重责，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出版毕竟是文化生意，需要关注市场，考虑市场需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壮大了经济实力，留下了许多精品力作;但同时“只要票子不要孩子”的淫秽色情读物、“伪书”等的出笼，也使出版价值引导变得更加重要。武汉大学方卿、徐丽芳、许洁等撰写的《出版价值引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版），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出版价值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引导我国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该书对出版价值及出版价值引导从学理上进行了分析，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出版价值引导的重要性。
作为专门研究出版价值的著作，该书从“价值”的词源角度人手，从哲理角度对出版价值进行了界定，认为出版价值是“出版活动满足人们需求的关系，或者说是出版活动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特殊属性，或者更简单地表述为出版对人们的有用性”。在此基础上，该书分析了出版价值的四大特征，即主体性、客观性、社会历史性与引导性以及出版价值的四大功能，即反映作者价值观、映射出版者价值观、塑造读者价值观、传播政府与执政党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出版价值体系是一个由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二元’结构，其中，外在价值是手段，内在价值是目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完备的出版价值体系”。出版的外在价值，就是我们常说的出版的商业价值，即出版作为商业活动所产生的价值。而出版的内在价值，则是出版活动与其他商业活动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出版的意识形态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该书从内外结构角度对出版价值的解读，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出版的“双效原则”。
该书认为，出版价值包含“出版价值主体、出版价值客体和出版价值判断（或称作出版价值关系）三个基本要件”，并特别指出：“出版价值主体是社会的主流群体，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或出版行业组织往往也代行出版价值主体的角色”，“出版价值主体在出版价值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论断，强调了出版价值引导的重要性，也为后面如何引導做了铺垫。
正如该书所主张的：“出版价值形成于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和发行过程中，并作用于读者或公众的出版物消费。出版价值引导具体表现为对作者的创作、出版单位的编辑出版、发行单位的销售与推广以及读者的阅读消费的引导。”在出版价值引导构成中，作者的创造，固然需要引导，但出版单位的引导更为重要。因为，通过出版这一方式，书籍化身千万，发生了裂变作用，能对社会或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1922年，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曾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①可见，近百年前，社会就意识到了出版价值引导的重要性。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出版价值引导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其次，该书对出版价值引导的工具与手段进行了具体探讨，有助于全面理解出版价值引导的操作性。
在明辨“出版价值引导”重要性的基础上，该书对出版价值引导的工具与手段进行了具体探讨，这也是本书的重点部分。该书认为：“出版价值引导工具与手段主要包括经济、传播、评价、管理四大手段”。全书对这四种手段进行了具体分析。经济手段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基金等，它们“直接刺激出版价值创造活动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该书专辟二章：一章专门谈论“财政金融税收引导机制”，对财政金融税收的引导机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做了介绍，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财政税收金融引导机制的建议;另一章专门研究出版基金的引导作用，并在对我国出版基金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出版基金的对策建议。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传播工具在出版价值引导上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该书中“媒介引导机制”部分，从传播手段角度对媒介引导出版的途径、机制进行了分析。图书评论与出版奖励是出版价值引导的评价手段，该书“图书评论”与“出版奖励”二章，专门对这两者的引导效果、现状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研究。从管理手段看，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与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制度与法律法规，并得到很好的执行。书中“行政管理与法律法规”部分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
最后，该书对出版价值引导的效果进行了量化研究，有助于提升出版价值引导的针对性。
《出版价值引导研究》一书最大的突破是对出版价值引导的效果进行了量化研究。以往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实际操作性不够。该书将量化研究引入出版价值引导，分析了出版价值引导产生的效果，从而为如何提升出版价值引导工作打开了思路。
该书第四章在探讨媒介引导机制时，通过对“全民阅读”报道中的价值引导分析，来探讨媒体的引导问题。通过对《人民日报》在报道全民阅读时的报道规模、议题内容和消息源选择等，分析了《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通过对《人民日报》报道消息源的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在对“全民阅读”活动报道时，“主要是政府主导行为，而对于出版物的生产主体——出版业，和‘全民阅读’活动的目标对象——普通读者重视不够”。“全民阅读”依赖于出版业提供优质的出版物，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此两端的缺失，显然不利于“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开展。
在第七章“出版基金”中，通过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析，研究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引导效果：从出版资源配置的效果看，国家出版基金较好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资源短缺的困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出版资源短缺的困难，促进了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推动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从扶持精品出版角度看，出版基金重点资助的项目中，不少成果打造成了精品力作，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最高出版奖励;从支持公益性出版角度看，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对农家书屋工程、盲文出版工程、重点民文出版译制工程等的支持，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从支持出版“走出去”战略看，国家出版基金同样为相关项目的立项给予了支持，许多项目成功走向海外。这些例证，充分说明了基金所起到的引导作用，也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提供了借鉴。
此外，该书对图书评论引导出版价值效果、出版奖励引导效果的分析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如通过对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引导效果分析，认为“中国出版政府奖对出版行业影响较大，但整体社会影响不够”，“中国出版政府奖对出版环节的影响较大，对出版物发行环节影响有限”，可为今后更好地发挥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功能提供指导。
注释
①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M]//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13
首先，该书对出版价值及出版价值引导从学理上进行了分析，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出版价值引导的重要性。
作为专门研究出版价值的著作，该书从“价值”的词源角度人手，从哲理角度对出版价值进行了界定，认为出版价值是“出版活动满足人们需求的关系，或者说是出版活动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特殊属性，或者更简单地表述为出版对人们的有用性”。在此基础上，该书分析了出版价值的四大特征，即主体性、客观性、社会历史性与引导性以及出版价值的四大功能，即反映作者价值观、映射出版者价值观、塑造读者价值观、传播政府与执政党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出版价值体系是一个由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二元’结构，其中，外在价值是手段，内在价值是目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完备的出版价值体系”。出版的外在价值，就是我们常说的出版的商业价值，即出版作为商业活动所产生的价值。而出版的内在价值，则是出版活动与其他商业活动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出版的意识形态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该书从内外结构角度对出版价值的解读，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出版的“双效原则”。
该书认为，出版价值包含“出版价值主体、出版价值客体和出版价值判断（或称作出版价值关系）三个基本要件”，并特别指出：“出版价值主体是社会的主流群体，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或出版行业组织往往也代行出版价值主体的角色”，“出版价值主体在出版价值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论断，强调了出版价值引导的重要性，也为后面如何引導做了铺垫。
正如该书所主张的：“出版价值形成于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和发行过程中，并作用于读者或公众的出版物消费。出版价值引导具体表现为对作者的创作、出版单位的编辑出版、发行单位的销售与推广以及读者的阅读消费的引导。”在出版价值引导构成中，作者的创造，固然需要引导，但出版单位的引导更为重要。因为，通过出版这一方式，书籍化身千万，发生了裂变作用，能对社会或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1922年，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曾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①可见，近百年前，社会就意识到了出版价值引导的重要性。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出版价值引导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其次，该书对出版价值引导的工具与手段进行了具体探讨，有助于全面理解出版价值引导的操作性。
在明辨“出版价值引导”重要性的基础上，该书对出版价值引导的工具与手段进行了具体探讨，这也是本书的重点部分。该书认为：“出版价值引导工具与手段主要包括经济、传播、评价、管理四大手段”。全书对这四种手段进行了具体分析。经济手段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基金等，它们“直接刺激出版价值创造活动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该书专辟二章：一章专门谈论“财政金融税收引导机制”，对财政金融税收的引导机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做了介绍，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财政税收金融引导机制的建议;另一章专门研究出版基金的引导作用，并在对我国出版基金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出版基金的对策建议。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传播工具在出版价值引导上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该书中“媒介引导机制”部分，从传播手段角度对媒介引导出版的途径、机制进行了分析。图书评论与出版奖励是出版价值引导的评价手段，该书“图书评论”与“出版奖励”二章，专门对这两者的引导效果、现状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研究。从管理手段看，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与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制度与法律法规，并得到很好的执行。书中“行政管理与法律法规”部分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
最后，该书对出版价值引导的效果进行了量化研究，有助于提升出版价值引导的针对性。
《出版价值引导研究》一书最大的突破是对出版价值引导的效果进行了量化研究。以往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实际操作性不够。该书将量化研究引入出版价值引导，分析了出版价值引导产生的效果，从而为如何提升出版价值引导工作打开了思路。
该书第四章在探讨媒介引导机制时，通过对“全民阅读”报道中的价值引导分析，来探讨媒体的引导问题。通过对《人民日报》在报道全民阅读时的报道规模、议题内容和消息源选择等，分析了《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通过对《人民日报》报道消息源的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在对“全民阅读”活动报道时，“主要是政府主导行为，而对于出版物的生产主体——出版业，和‘全民阅读’活动的目标对象——普通读者重视不够”。“全民阅读”依赖于出版业提供优质的出版物，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此两端的缺失，显然不利于“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开展。
在第七章“出版基金”中，通过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析，研究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引导效果：从出版资源配置的效果看，国家出版基金较好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资源短缺的困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出版资源短缺的困难，促进了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推动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从扶持精品出版角度看，出版基金重点资助的项目中，不少成果打造成了精品力作，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最高出版奖励;从支持公益性出版角度看，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对农家书屋工程、盲文出版工程、重点民文出版译制工程等的支持，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从支持出版“走出去”战略看，国家出版基金同样为相关项目的立项给予了支持，许多项目成功走向海外。这些例证，充分说明了基金所起到的引导作用，也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提供了借鉴。
此外，该书对图书评论引导出版价值效果、出版奖励引导效果的分析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如通过对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引导效果分析，认为“中国出版政府奖对出版行业影响较大，但整体社会影响不够”，“中国出版政府奖对出版环节的影响较大，对出版物发行环节影响有限”，可为今后更好地发挥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功能提供指导。
注释
①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M]//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