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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长江三大古文化区
谢芳琳
横贯于中国南部的长江，其作为“世界河流之王”[1]不仅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而且还拥有无以伦比的人文资源优势。它仅在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所呈现出的泱泱气度与落落风貌，在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大体系中就足以令人叹羡。
一、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物质遗产
从历史区域上看，长江文化可以分为巴蜀文化区、楚文化区及吴越文化区三大区域，它们分别是长江上游、中游及下游的古代文化。它们之中，当然还可作细致的划分，如巴蜀文化区亦可再分为滇文化区、黔文化(夜郎文化)区等，它们与四川盆地(包括盆周地区)内的巴蜀文化间的关系在新、旧石器时代或各有起源，后来即互有影响、互为补充，共同发展，至春秋战国间则最终为巴蜀文化所涵盖。虽然，由于地域的辽阔，其彼此问的差别不可能完全消融，但共同的特点则是明显的，主要的。这犹如春秋战国之际四川盆地内的巴蜀文化尽管又可以按巴文化、蜀文化独立看待，但由于交融点、共同点太多而终被研究者以巴蜀文化笼而统之的道理一样。这个道理，已被从云南到贵州中经川西平原直至川东岭谷的考古发掘资料所大体证实。
同理，在吴越文化(或称扬越文化)区内，尽管可以再分为赣文化区、徐淮文化区、闽台文化区、岭南文化区，甚至于吴文化区、越文化区，但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尽可以以吴越文化区去大体概括。
至于楚文化(或称荆楚文化)区，因为两湖文化同出一源，自古一体，所以一直被研究者视为一个比较单纯而独放异彩的独立文化区域。
长江文化代表了南中国文化，是古代中国南方民族和移居、生活于南方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万里长江沿线亦是中华民族的一条生命线和发展线。长江流域早在几百万年前便分布着若干个人类发源点与生长点，最早有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其化石出土于重庆巫山县)、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两者代表着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此外在长江流域还发现有距今六七十万年的郧县人(出土于湖北省郧县)、郧西人(出土于湖北郧西县)，距今20万年的长阳人(出土于湖北长阳县)、丽江人(出土于云南省丽江县)、和县人(出土于安徽省和县)，距今5～1万年的资阳人(出土于四川省资阳市)、汉阳人(出土于湖北省武汉市)。至于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口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发现的距今五千余年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在成都平原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新津龙马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在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则分别代表了巴蜀文化区(大溪文化遗址一成都平原古城址群)、楚文化区(屈家岭文化遗址)、吴越文化区(河姆渡文化遗址一良渚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先民所创造的古文明。它们主要以发达的稻作文明(以河姆渡文明为代表)与渔耕文明(以大溪文化为代表)为载体。
迨及商周时，三个文化区所创造出的青铜文明亦震惊中外，如巴蜀文化区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代表)、成都金沙文明(以太阳神鸟金箔饰为代表)，楚文化区的战国青铜文明(以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为代表)，吴越文化区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
长江自古多水患。几千年来长江先民则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水利文明。这方面堪称优秀典范的是创立于战国末(约在公元前276一前251年)而至今不衰的四川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1949年灌溉农田228万亩，到1996年扩大至1100多万亩)、创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三十三年(公元前221～前214年)的广西兴安灵渠(史禄兴修，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其斗门为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创立于吴王夫差时期的沟通江淮的邗沟(完成于公元前486年，为南北大运河的开端)。这三处水利工程的科学意义与首创精神为世所公认至今还光照后人。此外，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自江陵灵溪沿城修筑江堤，称“金堤”，是为荆江大堤的最早堤段。《新唐书·地理志》还记载有唐一代，在西起成都、东至常州的长江沿线23州38县里，共修建有堤堰33条、沟渠28条、河5条、陂湖18处、水门4座。
二、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精神遗产
物质文明以外，长江流域先民创造的精神文明也是彪炳显赫，如巴蜀文化区西汉文翁首创中国第一所地方公立学校——文翁石室，“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此后，“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圆降至宋代，巴蜀地区拥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入清以后更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州书院……两千多年间诗书琅琅、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孕育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大科学家，孕育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洵、苏辙、杨慎、张船山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谯周、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学家，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两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的理学……
再如楚文化区，也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先在春秋战国之际。诚如楚文化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总结的那样，其时楚地“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哲学行于前，文学殿于后，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子，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的伟大时代!”[3]第二个高潮期在两宋之际。作为对这一高潮到来的铺垫则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知潭州朱洞在岳麓山抱黄洞(今湖南善化西)所创岳麓山书院。以后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胡安国父子讲学南岳，“率开湖湘之学统”，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乾道元年(1165年)，蜀人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对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至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亲自讲学于岳麓书院，时学者达千余人。至此所谓“湖湘学统”成为一时之盛而为全国学术界所钦羡。湖湘学者中的周敦颐(今湖南道县人)，后来被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他在《太极图·易说》等著作里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理、气、心、性、命等以及立诚、主静学说，均是后来理学家所共同探讨的问题。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便是周敦颐的学生。
至于吴越文化区，在宋明时期则以赣文化为盛。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就都是江西人。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继承并发展了从周敦颐到二程的唯心主义体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学识渊博，对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学科都作过研究，写下《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诗集传》、《通鉴纲目》等大量著作。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主张“心即理”，其思想体系被称为心学，后来为明代王守仁(浙江余姚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陆王学派。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韶、陆九龄亦学问渊博，同陆九渊一样颇有著述，时人并称为“三陆”。陆九渊与朱熹在理学见解上不同(陆九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朱熹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通信论难，曾于淳熙二年(1175年)在鹅湖寺(在今江西上饶市)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哲学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一时学士大夫雷动风从，如在洙泗，天下并称之日：朱陆。”[5]宋明时期，赣文化区内俊彦辈出，灿若群星，除朱陆以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李觏、乐史、刘恕、刘攽、徐梦莘、洪适、马端临、文天祥、吴澄、虞集、揭俙斯、宋应星、汤显祖等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戏剧家、科学家，从而形成赣文化中的“儒雅风格”。[6]
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苏南、皖南和浙江省。其精神文明部分也是在元明清时期达至鼎盛，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誉。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里还说：“浙江与江南一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三、长江三大文化区的交融、和合
千万年以来，长江孕育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而又通过长江为纽带，把三个文化区连成一气，形成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长江文化。从另一方面来看，三个文化区也正是由于得利于长江的串联、沟通，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和合。这特别表现在相邻的两个文化区域内，如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互交汇与融合。而这种相互间的交汇与融合则在远古时期便已开始了。仅以考古文化中的大溪文化为例，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主要源头。而它虽以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但分布范围却东起今鄂中南，西至重庆直辖市东部，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南抵洞庭湖北岸，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而被认为是楚文化主要源头的屈家岭文化，则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但其西部范围也延伸至三峡。由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部分地区(主要在三峡地区)的互相重合，且“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所以考古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7]
徐中舒先生曾就古代黑陶遗物陶鬻、陶豆出土地址分布的情形分析说，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8]。联系到扬雄《蜀王本纪》里关于“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以其国禅之”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的记载，宋玉《对楚王问》里关于“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记载，可以相信，自远古时代起，巴蜀地域就是当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
至于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汇、融合的例子，在考古文化上也时有发现。其中著名一例，就是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所出土的两件大玉琮。其一为琥珀色，其二为翡翠绿。它们的造型风格竟与浙江良渚遗址所出大玉琮完全一致，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至两三千年前，古蜀人就与古越人有着相互交流与沟通。
由西向东奔腾于南中国的万里长江，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把流域内的三大文化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文化和合的一个早期典范。
“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一个哲学命题，又是一种道德准则。这是一种讲和平、和谐，讲融合、合作的哲学与文化。“和合”落实在实践上，就是讲求包容，以宽广和平敦厚的胸怀去对待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万物。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9]正是这个意思。“和合”精神无疑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它是居住于古代中国广阔大地上的先民所共同创造与发展起来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长江流域先民的贡献。而也正是基于“和合”的精神、“和合圆融”的思想，基于“厚德载物”的原则，长江流域先民才会在地区往来、文化交流中以虚怀若谷、怀柔远人的姿态去敞开心扉，海纳百川，从而不断地吐故纳新，集思广益，以此不断地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
注释：
[1]林一山：《顾问的话》，中央电视台编《话说长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3]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4][6]参见徐吉军：《论长江文化区的划分》，《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
[5]《隐居通议》卷一《朱陆》。
[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N85页，第404N406页。
[8]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9]《周易·象传》。
三星堆的大石壁
娟 子
有学者曾提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广汉月亮湾出土的那具外径70．5厘米，重达百斤以上的大石璧，当是古蜀人的一种货币。此说反映在郑德坤先生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里，认为大石璧是古代的一种货币，并以此与太平洋上叶玻岛巨大的石璧状货币相比较；而戴谦和先生则认为其与后代的环钱有关。
以大石璧作货币，在世界的一些民族学资料中确有所见。只是，殷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拥有了海贝等作货币，大致是不会再以大石璧作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的。因为其太沉重，不能携带；而像太平洋叶玻岛或雅普岛居民那样陈列于家门，又似不可能。一则处于文明社会的古蜀人大致无此异域原始部落的风俗；二则如此进行商品贸易，似乎难以促进古蜀文明社会的经济繁荣。
不过，对于广汉遗址内发现的大石璧的实际功用，一些学者则提出衡权说。衡权是指权衡器或称衡器，即天平或砝码。此论以张勋燎、冯汉骥、童恩正先生为代表。
我国衡器产生得很早，《尚书·尧典》记尧时代即有“同律度量衡”之说。大致说来，衡器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三星堆文明时期，由于尚不知杠杆原理，没有发明秤，所以不论被衡(即称)的物品有多重，权石的重量都必须和它相等，这就是所谓“权与物均而生衡”。从《汉书·律历志》看，权石的种类有铢、两、斤、钧、石， 一石的重量达120斤，这与广汉月亮湾出土大石璧接近。联系到月亮湾出土玉石璧也形成从小到大的组合系列，所以，冯汉骥、童恩正先生认为，广汉月亮湾大石璧应是权衡之石。两先生进而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某些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石璧，有可能就是这种衡石。”
笔者认为，关于广汉玉石璧衡权说的认识是含有合理成分的。因为迄今为止对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尚未发现其他可以充当衡权的东西，故而暂且将衡权同玉石璧联系起来看，是应当允许的。此外，除了广汉遗址外，长期以来，在成都羊子山等地也发现大量的大小、厚薄、轻重有序的石璧。这样，我们便可以将上述石璧一衡权说放大到包括后来立都于成都的整个古蜀国的范畴内去思考了。
从情理上讲，在上自商代，下迄春秋战国时期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范畴内，古蜀国是应当拥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以及能够“均物平轻重”的衡器的。否则，是不可能支撑起一个人丁兴旺、经济发达而使四海企羡、商旅纷至的发达的古蜀社会的，是不可能架构起一个堪与商周中原文明相颉颃的同样为国人骄傲、同样可以彪炳史册的举世瞩目的三星堆一成都文明的。
释夏
阿 波
华夏子孙特别钟爱“夏”字，因为它是我们的祖宗，史称为“三代之首”。
夏，它可作姓，又可表示夏朝、夏季、夏历、夏国等义项。然而这都不是它的本义。我国古史的“夏朝”，史称其开国者是大禹，他为何要用“夏”来称“自己”呢?难道他建国时是在“夏季”吗?他立国的地方叫“夏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四季中的第二季为何叫“夏”，禹立国的地方又为何名“夏”呢?
古往今来，人们不停地在探索“夏”，但总是没有满意的答案。自从广汉三星堆两坑文物出土后，人们又讨论起“夏”来。借此时机，弄清“夏”字的起源，将对我们认识古史夏代，具有重要意义。
一、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释字，先要弄明其形、声、义，尤其是产生此字的时代背景。“夏”字的形声义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淡漠的也许只是时代背景。
《鹛冠子·环流》中说：“斗柄南指则天下皆夏”。我国远古的先民，很早就知道斗星的斗柄所指可以“建四时”(《史记·天官书》)。古人把斗柄所指亦叫做“平秩”。《尚书·尧典》云：“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平秩南讹……以正仲夏……平秩西成……以殷仲秋……平在朔易……以正仲冬。”邓少琴先生在《巴蜀史稿》中说：“斗柄所指日建。”《汉书·历律志》谓之为“斗建”。斗建四时，鹗冠子是这样说的：“斗柄东指则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则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则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则天下皆冬。”其中的斗星之柄南指，人间正是“夏天”，当斗柄垂直下指，下地(北半球)就是仲夏之时。
斗柄南指之地，古人称为“下地”。《尚书》言“皇天后土”，“后土”即言“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云：“下地是生噎。”姑不论“噎”是谁，可能指的是一王，此言“下地有了王”。《海内经》又云：“后土生噎鸣。”噎后多一鸣字，也不论噎鸣是谁，此亦言“下地有了王”。下地即后土，逻辑是很清楚的。岷山地域古族言“下”，指的是“天之下”，也就是斗柄南指所指的“下地”。郭璞在《山海经图赞·岷山》中说：
岷山之精……始出一勺……作纪南夏……
郭璞的岷山图赞，道出了三层意思：其一，“勺”是斗星的别名，言斗柄南指岷山；其二，岷山是斗建的“下地”，也就是“后土”；其三，“纪”指世系(代)，又通“季”，言岷山是“南夏”，指岷山为夏纪之王土。郭璞是有所本的，他是第一个提出《山海经》是“夏后之迹”(《注山海经叙》)的人。我们从《山海经》里也看得出来，岷山地域的古族，把岷山列入“中山”，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叫做下地，统治下地之王称为“后土”，这片土地也可称为“夏地”。
甲文无夏字，也无“夏季”的提法，也许商人把“夏人”叫其他名目，言“夏季”用的是月令之类的别样名称。岷山古族在没有“夏”字之前，是否言夏季为“下季”，我们尚无证据。不过从岷山古族命名的规律来看，他们在“炎纪”时似乎把夏季叫“炎季”，诚如“斗柄南指则天下皆炎”。在“蜀纪”时又因“斗柄南指则天下皆蜀”，把夏季又叫“暑季”。直到今天，炎热天和暑热天都是夏季的俗称。《天官书》云：“定诸纪……皆系于斗。”郭璞说岷山“作纪南夏”。这个“纪”与“季”是相通的，记可训季。它们之所以互训，因其皆系“斗柄南指”的产物。“夏”与“下”也是“斗柄南指”的产物。在没有“夏”字之前，已有了“下”字。当“夏”字出现后，“夏”就被赋予了“下”的涵义，并把“下”的读音依附(赋)于它。故“下”也可训“夏”。《海内经》上说：“帝俊赐羿彤弓素赠，以扶下国。”这个“下国”，指的就是“夏国”。根据这个材料，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帝俊指的是舜，羿指的是夏启，下国指的是禹建的“夏国”。
二、“夏”是一位“中国之人”
汉代许慎的《说文》，对夏字进行了精辟的说解，但似乎不为世人所深究。尤其是他说“夏”是“中国之人”，人们就先入为主地把夏人放在了后世的“中原”，而没有联系夏字的人形来加以考察。《说文》云：
夏，中国之人也。从叟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
《说文》释“页，头也。”显然，许嗔说“夏”字之形是有头、有两手、有两足的“人”，并叫他“中国之人”。多么奇妙，这完全是给“中国之人”画像。“夏”为何被称为“中国之人”呢?我们又要回到“斗柄南指”。
岷山古族建国、立王，都要在斗柄南指时进行“斗建”。斗建的时间在仲夏，这时的斗柄向下指着下地的中央。《淮南子》上说：“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中央”是正中，所以岷山古族把斗柄南指之土谓之“中土”(中央黄土)，又谓之“中州”、“中囿”。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中国”。古之“中国”，有中心国的涵义，也就是“中央之国”。岷山古族所建的国家，称“中国”可能始于大禹，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都叫做“中州”。
传说在大禹的时候，岷山高阳氏的大禹才划定出“九州”。《海内经》两次说到禹定九州的事：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禹所定的九州，和后世“九州四岳的扩大”(顾颉刚先生语)有联系，但所指地域不同。禹所在的“中州”，正如《华阳国志》所言，在“梁岷之域”。九州又称“九囿”，“囿”是“国”的意思。《华阳国志·巴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言蜀与巴同国。古之巴蜀就是“中国”。巴蜀是岷山地域古国，郭璞说岷山“作纪南夏”，是证岷山地域之人是“夏人”，也是“中国之人”。20世纪40年代，罗香林先生曾提出“夏人发祥于岷江流域”之说(《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这个说法很大胆，在当时甚至连“假说”的资格都成问题。我们在郭沫若先生著于同 时代的《十批判书》中见到，当时学术界认为“夏代还是子虚”。如果说谁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夏人在岷山地域的话，罗先生当之无愧。
三、“夏”是一尊大禹像
《说文》释夏，指出“夏”是人形，并且是位特殊的人，叫做“中国之人”。那么，“夏”是一位怎样特殊的人呢?广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的出土，才破解了这个千古之谜。
三星堆的“大立人像”，学者们对其进行了许多猜测。如说它是王者像、巫者像、领袖人物像等等，各有其道理。其中有学者认为它是“立尸”，却受到质疑。其实，“立尸”说是可取的。因为岷山古族把“立人像”就叫做“尸”。《山海经》被蒙文通先生称为“蜀人书”(《古地甄微》)。经文中有许多“尸”，如“奢比尸”、“夏耕之尸”、“女丑之尸”、“贰负之尸”、“肝榆之尸”等，指的就是“全身像”。1936年版《辞海》尸字条云：“后世始用画像而废尸。”可见“尸”在古言“像”。岷山古族建王，在早是用“头像”，被称为“(鼎页)”(即“顶，见《说文》)。传说“禹铸九鼎”，当指“颥”，我们将另文讨论。称王者用(鼎页)来“类祭”，故《尧典》言“肆类于上帝”。这种“(鼎页)”，就是三星堆两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莫看他们“其貌不扬”，在当时都是称王者的人头像。当“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史记·夏本纪》)，即《大荒西经》所言“下地是生噎”时，岷山古族把“颗”改为了“尸”。也就是说，岷山之南的高阳氏开始了一人称王的时代，即史称禹的“家天下”。此时的“类祭”改用“尸”，并且倾其力铸了一具“大尸”，也就是造了一尊巨型全身像。它就是我们今天在三星堆见到的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的大立人像，是禹的造像。像的基座上有“一目一虫(蚕)”图饰，就是鲧禹家族的图腾标志。有学者在其衣着的图案里，也发现了“目纹”和“虫纹”，认为它与“(罒勹)”(被识为蜀，似误，当识“巴”)有关系。我们在《释蜀》(《文史杂志》2005年第6期)里讨论过它，要两个“(罒勹)”图腾才能组合为“蜀”。大立人像就以两个“一目一蚕”为一组，表明它是“蜀像”。这尊像，《山海经》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
其一，奢比尸(《海外东经》)。所谓“奢比”，古羌语言“蛇伯”，意为“鱼伯”，也就是“伯禹”。我们在《释蜀》里说到，“蜀”字在羌是“鱼”，在汉则是“蛇”，“蜀王”是“鱼王”，也是“禹王”。奢比尸是“伯禹”像，也就是禹之像。
其二，夏耕之尸。《大荒西经》把夏耕之尸传说为无头尸，实谬。“夏”字是有头之尸，无头不成“夏”。疑“耕”是古“金”字音讹，耕古音读“金”，今方言中亦有以耕读金者。古以铜称金，夏耕之尸当言“夏之铜像”。
其三，《海内经》把它叫做“延维”神像。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按：当作“手”)，衣紫衣，冠旃冠，名日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描写有点亚神话，但还看得出它的面目。它很高大，左右有手很特别，穿的紫色衣，戴的毡质帽，并说它是人主伯天下之像。它的名字叫“延维”，郭璞注：“委蛇。委蛇读“委乙”，它就是“伟(委)禹(乙)”。古羌语“委蛇”，又左言为“豕韦”(《天官书》)，即《西山首经》的“石脆”(音危)，左言为“伟蛇”，古羌语意为“大鱼”，亦即汉言之“大禹”(伟禹)。古羌语“以虫为蛇，以蛇为鱼”(郭璞《海外南经》注)。《说文》言“禹，虫也。”可见“伟禹”、“伟蛇”都指“大禹”。古羌汉语言文字的融合与分化，给我们造成了层层迷雾，带来了许多麻烦。延维像，实指大禹“伯天下”的“人主”像，也就是“夏像”。
“夏”字是大禹之像，是禹祭天用的金身造像，人们根据这尊像造出了“夏”字。《山海经》把立禹像的地方，谓之“大夏”，其义实为“大禹像”。
作者单位：自贡市政协
谢芳琳
横贯于中国南部的长江，其作为“世界河流之王”[1]不仅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而且还拥有无以伦比的人文资源优势。它仅在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所呈现出的泱泱气度与落落风貌，在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大体系中就足以令人叹羡。
一、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物质遗产
从历史区域上看，长江文化可以分为巴蜀文化区、楚文化区及吴越文化区三大区域，它们分别是长江上游、中游及下游的古代文化。它们之中，当然还可作细致的划分，如巴蜀文化区亦可再分为滇文化区、黔文化(夜郎文化)区等，它们与四川盆地(包括盆周地区)内的巴蜀文化间的关系在新、旧石器时代或各有起源，后来即互有影响、互为补充，共同发展，至春秋战国间则最终为巴蜀文化所涵盖。虽然，由于地域的辽阔，其彼此问的差别不可能完全消融，但共同的特点则是明显的，主要的。这犹如春秋战国之际四川盆地内的巴蜀文化尽管又可以按巴文化、蜀文化独立看待，但由于交融点、共同点太多而终被研究者以巴蜀文化笼而统之的道理一样。这个道理，已被从云南到贵州中经川西平原直至川东岭谷的考古发掘资料所大体证实。
同理，在吴越文化(或称扬越文化)区内，尽管可以再分为赣文化区、徐淮文化区、闽台文化区、岭南文化区，甚至于吴文化区、越文化区，但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尽可以以吴越文化区去大体概括。
至于楚文化(或称荆楚文化)区，因为两湖文化同出一源，自古一体，所以一直被研究者视为一个比较单纯而独放异彩的独立文化区域。
长江文化代表了南中国文化，是古代中国南方民族和移居、生活于南方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万里长江沿线亦是中华民族的一条生命线和发展线。长江流域早在几百万年前便分布着若干个人类发源点与生长点，最早有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其化石出土于重庆巫山县)、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两者代表着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此外在长江流域还发现有距今六七十万年的郧县人(出土于湖北省郧县)、郧西人(出土于湖北郧西县)，距今20万年的长阳人(出土于湖北长阳县)、丽江人(出土于云南省丽江县)、和县人(出土于安徽省和县)，距今5～1万年的资阳人(出土于四川省资阳市)、汉阳人(出土于湖北省武汉市)。至于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口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发现的距今五千余年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在成都平原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新津龙马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在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则分别代表了巴蜀文化区(大溪文化遗址一成都平原古城址群)、楚文化区(屈家岭文化遗址)、吴越文化区(河姆渡文化遗址一良渚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先民所创造的古文明。它们主要以发达的稻作文明(以河姆渡文明为代表)与渔耕文明(以大溪文化为代表)为载体。
迨及商周时，三个文化区所创造出的青铜文明亦震惊中外，如巴蜀文化区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代表)、成都金沙文明(以太阳神鸟金箔饰为代表)，楚文化区的战国青铜文明(以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为代表)，吴越文化区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
长江自古多水患。几千年来长江先民则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水利文明。这方面堪称优秀典范的是创立于战国末(约在公元前276一前251年)而至今不衰的四川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1949年灌溉农田228万亩，到1996年扩大至1100多万亩)、创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三十三年(公元前221～前214年)的广西兴安灵渠(史禄兴修，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其斗门为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创立于吴王夫差时期的沟通江淮的邗沟(完成于公元前486年，为南北大运河的开端)。这三处水利工程的科学意义与首创精神为世所公认至今还光照后人。此外，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自江陵灵溪沿城修筑江堤，称“金堤”，是为荆江大堤的最早堤段。《新唐书·地理志》还记载有唐一代，在西起成都、东至常州的长江沿线23州38县里，共修建有堤堰33条、沟渠28条、河5条、陂湖18处、水门4座。
二、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精神遗产
物质文明以外，长江流域先民创造的精神文明也是彪炳显赫，如巴蜀文化区西汉文翁首创中国第一所地方公立学校——文翁石室，“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此后，“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圆降至宋代，巴蜀地区拥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入清以后更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州书院……两千多年间诗书琅琅、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孕育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大科学家，孕育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洵、苏辙、杨慎、张船山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谯周、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学家，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两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的理学……
再如楚文化区，也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先在春秋战国之际。诚如楚文化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总结的那样，其时楚地“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哲学行于前，文学殿于后，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子，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的伟大时代!”[3]第二个高潮期在两宋之际。作为对这一高潮到来的铺垫则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知潭州朱洞在岳麓山抱黄洞(今湖南善化西)所创岳麓山书院。以后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胡安国父子讲学南岳，“率开湖湘之学统”，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乾道元年(1165年)，蜀人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对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至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亲自讲学于岳麓书院，时学者达千余人。至此所谓“湖湘学统”成为一时之盛而为全国学术界所钦羡。湖湘学者中的周敦颐(今湖南道县人)，后来被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他在《太极图·易说》等著作里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理、气、心、性、命等以及立诚、主静学说，均是后来理学家所共同探讨的问题。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便是周敦颐的学生。
至于吴越文化区，在宋明时期则以赣文化为盛。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就都是江西人。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继承并发展了从周敦颐到二程的唯心主义体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学识渊博，对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学科都作过研究，写下《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诗集传》、《通鉴纲目》等大量著作。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主张“心即理”，其思想体系被称为心学，后来为明代王守仁(浙江余姚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陆王学派。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韶、陆九龄亦学问渊博，同陆九渊一样颇有著述，时人并称为“三陆”。陆九渊与朱熹在理学见解上不同(陆九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朱熹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通信论难，曾于淳熙二年(1175年)在鹅湖寺(在今江西上饶市)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哲学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一时学士大夫雷动风从，如在洙泗，天下并称之日：朱陆。”[5]宋明时期，赣文化区内俊彦辈出，灿若群星，除朱陆以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李觏、乐史、刘恕、刘攽、徐梦莘、洪适、马端临、文天祥、吴澄、虞集、揭俙斯、宋应星、汤显祖等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戏剧家、科学家，从而形成赣文化中的“儒雅风格”。[6]
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苏南、皖南和浙江省。其精神文明部分也是在元明清时期达至鼎盛，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誉。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里还说：“浙江与江南一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三、长江三大文化区的交融、和合
千万年以来，长江孕育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而又通过长江为纽带，把三个文化区连成一气，形成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长江文化。从另一方面来看，三个文化区也正是由于得利于长江的串联、沟通，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和合。这特别表现在相邻的两个文化区域内，如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互交汇与融合。而这种相互间的交汇与融合则在远古时期便已开始了。仅以考古文化中的大溪文化为例，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主要源头。而它虽以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但分布范围却东起今鄂中南，西至重庆直辖市东部，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南抵洞庭湖北岸，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而被认为是楚文化主要源头的屈家岭文化，则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但其西部范围也延伸至三峡。由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部分地区(主要在三峡地区)的互相重合，且“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所以考古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7]
徐中舒先生曾就古代黑陶遗物陶鬻、陶豆出土地址分布的情形分析说，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8]。联系到扬雄《蜀王本纪》里关于“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以其国禅之”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的记载，宋玉《对楚王问》里关于“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记载，可以相信，自远古时代起，巴蜀地域就是当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
至于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汇、融合的例子，在考古文化上也时有发现。其中著名一例，就是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所出土的两件大玉琮。其一为琥珀色，其二为翡翠绿。它们的造型风格竟与浙江良渚遗址所出大玉琮完全一致，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至两三千年前，古蜀人就与古越人有着相互交流与沟通。
由西向东奔腾于南中国的万里长江，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把流域内的三大文化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文化和合的一个早期典范。
“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一个哲学命题，又是一种道德准则。这是一种讲和平、和谐，讲融合、合作的哲学与文化。“和合”落实在实践上，就是讲求包容，以宽广和平敦厚的胸怀去对待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万物。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9]正是这个意思。“和合”精神无疑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它是居住于古代中国广阔大地上的先民所共同创造与发展起来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长江流域先民的贡献。而也正是基于“和合”的精神、“和合圆融”的思想，基于“厚德载物”的原则，长江流域先民才会在地区往来、文化交流中以虚怀若谷、怀柔远人的姿态去敞开心扉，海纳百川，从而不断地吐故纳新，集思广益，以此不断地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
注释：
[1]林一山：《顾问的话》，中央电视台编《话说长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3]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4][6]参见徐吉军：《论长江文化区的划分》，《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
[5]《隐居通议》卷一《朱陆》。
[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N85页，第404N406页。
[8]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9]《周易·象传》。
三星堆的大石壁
娟 子
有学者曾提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广汉月亮湾出土的那具外径70．5厘米，重达百斤以上的大石璧，当是古蜀人的一种货币。此说反映在郑德坤先生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里，认为大石璧是古代的一种货币，并以此与太平洋上叶玻岛巨大的石璧状货币相比较；而戴谦和先生则认为其与后代的环钱有关。
以大石璧作货币，在世界的一些民族学资料中确有所见。只是，殷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拥有了海贝等作货币，大致是不会再以大石璧作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的。因为其太沉重，不能携带；而像太平洋叶玻岛或雅普岛居民那样陈列于家门，又似不可能。一则处于文明社会的古蜀人大致无此异域原始部落的风俗；二则如此进行商品贸易，似乎难以促进古蜀文明社会的经济繁荣。
不过，对于广汉遗址内发现的大石璧的实际功用，一些学者则提出衡权说。衡权是指权衡器或称衡器，即天平或砝码。此论以张勋燎、冯汉骥、童恩正先生为代表。
我国衡器产生得很早，《尚书·尧典》记尧时代即有“同律度量衡”之说。大致说来，衡器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三星堆文明时期，由于尚不知杠杆原理，没有发明秤，所以不论被衡(即称)的物品有多重，权石的重量都必须和它相等，这就是所谓“权与物均而生衡”。从《汉书·律历志》看，权石的种类有铢、两、斤、钧、石， 一石的重量达120斤，这与广汉月亮湾出土大石璧接近。联系到月亮湾出土玉石璧也形成从小到大的组合系列，所以，冯汉骥、童恩正先生认为，广汉月亮湾大石璧应是权衡之石。两先生进而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某些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石璧，有可能就是这种衡石。”
笔者认为，关于广汉玉石璧衡权说的认识是含有合理成分的。因为迄今为止对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尚未发现其他可以充当衡权的东西，故而暂且将衡权同玉石璧联系起来看，是应当允许的。此外，除了广汉遗址外，长期以来，在成都羊子山等地也发现大量的大小、厚薄、轻重有序的石璧。这样，我们便可以将上述石璧一衡权说放大到包括后来立都于成都的整个古蜀国的范畴内去思考了。
从情理上讲，在上自商代，下迄春秋战国时期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范畴内，古蜀国是应当拥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以及能够“均物平轻重”的衡器的。否则，是不可能支撑起一个人丁兴旺、经济发达而使四海企羡、商旅纷至的发达的古蜀社会的，是不可能架构起一个堪与商周中原文明相颉颃的同样为国人骄傲、同样可以彪炳史册的举世瞩目的三星堆一成都文明的。
释夏
阿 波
华夏子孙特别钟爱“夏”字，因为它是我们的祖宗，史称为“三代之首”。
夏，它可作姓，又可表示夏朝、夏季、夏历、夏国等义项。然而这都不是它的本义。我国古史的“夏朝”，史称其开国者是大禹，他为何要用“夏”来称“自己”呢?难道他建国时是在“夏季”吗?他立国的地方叫“夏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四季中的第二季为何叫“夏”，禹立国的地方又为何名“夏”呢?
古往今来，人们不停地在探索“夏”，但总是没有满意的答案。自从广汉三星堆两坑文物出土后，人们又讨论起“夏”来。借此时机，弄清“夏”字的起源，将对我们认识古史夏代，具有重要意义。
一、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释字，先要弄明其形、声、义，尤其是产生此字的时代背景。“夏”字的形声义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淡漠的也许只是时代背景。
《鹛冠子·环流》中说：“斗柄南指则天下皆夏”。我国远古的先民，很早就知道斗星的斗柄所指可以“建四时”(《史记·天官书》)。古人把斗柄所指亦叫做“平秩”。《尚书·尧典》云：“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平秩南讹……以正仲夏……平秩西成……以殷仲秋……平在朔易……以正仲冬。”邓少琴先生在《巴蜀史稿》中说：“斗柄所指日建。”《汉书·历律志》谓之为“斗建”。斗建四时，鹗冠子是这样说的：“斗柄东指则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则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则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则天下皆冬。”其中的斗星之柄南指，人间正是“夏天”，当斗柄垂直下指，下地(北半球)就是仲夏之时。
斗柄南指之地，古人称为“下地”。《尚书》言“皇天后土”，“后土”即言“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云：“下地是生噎。”姑不论“噎”是谁，可能指的是一王，此言“下地有了王”。《海内经》又云：“后土生噎鸣。”噎后多一鸣字，也不论噎鸣是谁，此亦言“下地有了王”。下地即后土，逻辑是很清楚的。岷山地域古族言“下”，指的是“天之下”，也就是斗柄南指所指的“下地”。郭璞在《山海经图赞·岷山》中说：
岷山之精……始出一勺……作纪南夏……
郭璞的岷山图赞，道出了三层意思：其一，“勺”是斗星的别名，言斗柄南指岷山；其二，岷山是斗建的“下地”，也就是“后土”；其三，“纪”指世系(代)，又通“季”，言岷山是“南夏”，指岷山为夏纪之王土。郭璞是有所本的，他是第一个提出《山海经》是“夏后之迹”(《注山海经叙》)的人。我们从《山海经》里也看得出来，岷山地域的古族，把岷山列入“中山”，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叫做下地，统治下地之王称为“后土”，这片土地也可称为“夏地”。
甲文无夏字，也无“夏季”的提法，也许商人把“夏人”叫其他名目，言“夏季”用的是月令之类的别样名称。岷山古族在没有“夏”字之前，是否言夏季为“下季”，我们尚无证据。不过从岷山古族命名的规律来看，他们在“炎纪”时似乎把夏季叫“炎季”，诚如“斗柄南指则天下皆炎”。在“蜀纪”时又因“斗柄南指则天下皆蜀”，把夏季又叫“暑季”。直到今天，炎热天和暑热天都是夏季的俗称。《天官书》云：“定诸纪……皆系于斗。”郭璞说岷山“作纪南夏”。这个“纪”与“季”是相通的，记可训季。它们之所以互训，因其皆系“斗柄南指”的产物。“夏”与“下”也是“斗柄南指”的产物。在没有“夏”字之前，已有了“下”字。当“夏”字出现后，“夏”就被赋予了“下”的涵义，并把“下”的读音依附(赋)于它。故“下”也可训“夏”。《海内经》上说：“帝俊赐羿彤弓素赠，以扶下国。”这个“下国”，指的就是“夏国”。根据这个材料，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帝俊指的是舜，羿指的是夏启，下国指的是禹建的“夏国”。
二、“夏”是一位“中国之人”
汉代许慎的《说文》，对夏字进行了精辟的说解，但似乎不为世人所深究。尤其是他说“夏”是“中国之人”，人们就先入为主地把夏人放在了后世的“中原”，而没有联系夏字的人形来加以考察。《说文》云：
夏，中国之人也。从叟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
《说文》释“页，头也。”显然，许嗔说“夏”字之形是有头、有两手、有两足的“人”，并叫他“中国之人”。多么奇妙，这完全是给“中国之人”画像。“夏”为何被称为“中国之人”呢?我们又要回到“斗柄南指”。
岷山古族建国、立王，都要在斗柄南指时进行“斗建”。斗建的时间在仲夏，这时的斗柄向下指着下地的中央。《淮南子》上说：“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中央”是正中，所以岷山古族把斗柄南指之土谓之“中土”(中央黄土)，又谓之“中州”、“中囿”。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中国”。古之“中国”，有中心国的涵义，也就是“中央之国”。岷山古族所建的国家，称“中国”可能始于大禹，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都叫做“中州”。
传说在大禹的时候，岷山高阳氏的大禹才划定出“九州”。《海内经》两次说到禹定九州的事：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禹所定的九州，和后世“九州四岳的扩大”(顾颉刚先生语)有联系，但所指地域不同。禹所在的“中州”，正如《华阳国志》所言，在“梁岷之域”。九州又称“九囿”，“囿”是“国”的意思。《华阳国志·巴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言蜀与巴同国。古之巴蜀就是“中国”。巴蜀是岷山地域古国，郭璞说岷山“作纪南夏”，是证岷山地域之人是“夏人”，也是“中国之人”。20世纪40年代，罗香林先生曾提出“夏人发祥于岷江流域”之说(《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这个说法很大胆，在当时甚至连“假说”的资格都成问题。我们在郭沫若先生著于同 时代的《十批判书》中见到，当时学术界认为“夏代还是子虚”。如果说谁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夏人在岷山地域的话，罗先生当之无愧。
三、“夏”是一尊大禹像
《说文》释夏，指出“夏”是人形，并且是位特殊的人，叫做“中国之人”。那么，“夏”是一位怎样特殊的人呢?广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的出土，才破解了这个千古之谜。
三星堆的“大立人像”，学者们对其进行了许多猜测。如说它是王者像、巫者像、领袖人物像等等，各有其道理。其中有学者认为它是“立尸”，却受到质疑。其实，“立尸”说是可取的。因为岷山古族把“立人像”就叫做“尸”。《山海经》被蒙文通先生称为“蜀人书”(《古地甄微》)。经文中有许多“尸”，如“奢比尸”、“夏耕之尸”、“女丑之尸”、“贰负之尸”、“肝榆之尸”等，指的就是“全身像”。1936年版《辞海》尸字条云：“后世始用画像而废尸。”可见“尸”在古言“像”。岷山古族建王，在早是用“头像”，被称为“(鼎页)”(即“顶，见《说文》)。传说“禹铸九鼎”，当指“颥”，我们将另文讨论。称王者用(鼎页)来“类祭”，故《尧典》言“肆类于上帝”。这种“(鼎页)”，就是三星堆两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莫看他们“其貌不扬”，在当时都是称王者的人头像。当“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史记·夏本纪》)，即《大荒西经》所言“下地是生噎”时，岷山古族把“颗”改为了“尸”。也就是说，岷山之南的高阳氏开始了一人称王的时代，即史称禹的“家天下”。此时的“类祭”改用“尸”，并且倾其力铸了一具“大尸”，也就是造了一尊巨型全身像。它就是我们今天在三星堆见到的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的大立人像，是禹的造像。像的基座上有“一目一虫(蚕)”图饰，就是鲧禹家族的图腾标志。有学者在其衣着的图案里，也发现了“目纹”和“虫纹”，认为它与“(罒勹)”(被识为蜀，似误，当识“巴”)有关系。我们在《释蜀》(《文史杂志》2005年第6期)里讨论过它，要两个“(罒勹)”图腾才能组合为“蜀”。大立人像就以两个“一目一蚕”为一组，表明它是“蜀像”。这尊像，《山海经》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
其一，奢比尸(《海外东经》)。所谓“奢比”，古羌语言“蛇伯”，意为“鱼伯”，也就是“伯禹”。我们在《释蜀》里说到，“蜀”字在羌是“鱼”，在汉则是“蛇”，“蜀王”是“鱼王”，也是“禹王”。奢比尸是“伯禹”像，也就是禹之像。
其二，夏耕之尸。《大荒西经》把夏耕之尸传说为无头尸，实谬。“夏”字是有头之尸，无头不成“夏”。疑“耕”是古“金”字音讹，耕古音读“金”，今方言中亦有以耕读金者。古以铜称金，夏耕之尸当言“夏之铜像”。
其三，《海内经》把它叫做“延维”神像。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按：当作“手”)，衣紫衣，冠旃冠，名日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描写有点亚神话，但还看得出它的面目。它很高大，左右有手很特别，穿的紫色衣，戴的毡质帽，并说它是人主伯天下之像。它的名字叫“延维”，郭璞注：“委蛇。委蛇读“委乙”，它就是“伟(委)禹(乙)”。古羌语“委蛇”，又左言为“豕韦”(《天官书》)，即《西山首经》的“石脆”(音危)，左言为“伟蛇”，古羌语意为“大鱼”，亦即汉言之“大禹”(伟禹)。古羌语“以虫为蛇，以蛇为鱼”(郭璞《海外南经》注)。《说文》言“禹，虫也。”可见“伟禹”、“伟蛇”都指“大禹”。古羌汉语言文字的融合与分化，给我们造成了层层迷雾，带来了许多麻烦。延维像，实指大禹“伯天下”的“人主”像，也就是“夏像”。
“夏”字是大禹之像，是禹祭天用的金身造像，人们根据这尊像造出了“夏”字。《山海经》把立禹像的地方，谓之“大夏”，其义实为“大禹像”。
作者单位：自贡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