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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与吴宓、凌道新等诗友在重庆北碚雅集唱和的文章时时见诸报端。家父凌道新先生保存的大量文稿，经历“文革”查抄，散佚极多。万幸的是，当年周汝昌先生与诸家题诗唱和的诗笺竟然保存下来了，劫后余灰，弥足珍贵。今就此次北碚雅集的经过略作介绍，并谨录诸家题诗，以供读者参考。
说到周汝昌北碚之行，不得不先说说北碚这个小城。
北碚坐落在缙云山下，嘉陵江边，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城虽不大，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那首《夜雨寄北》据传就是在北碚写的，“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巴山”即指北碚缙云山。北宋文学家、思想家周敦颐曾经出任合州（今重庆合川）通判，途经北碚时，曾题诗于嘉陵江畔的北温泉石壁上。
民国时期的北碚小城，是卢作孚先生（1893-1952）请丹麦的一位设计师规划设计的。卢作孚先生在这里修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和民众会堂。这在当时的中国小城镇来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抗战期间，北碚老城嘉陵江对岸的夏坝，与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及成都华西坝齐名，合称为中国“文化四坝”。当时的北碚，群贤毕至，避寇至此的文化名流、学术巨匠有近百人之多。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二部完成于北碚；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都是在北碚写成的；郭沫若也曾于1942年6月亲赴北碚，指导上演他的话剧《屈原》。
1950年后，曾经在成都华西坝任教过的国学大师吴宓、青年才俊凌道新等一批学者，相继来到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这时的北碚又再现了名流云集的人文壮观。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国学大师和诗人，也是较早研究《红楼梦》的现代学者之一。
凌道新（1921—1974），江苏镇江人，“生长天津，学于英华书院及燕京大学，宓与寅恪之学生。久在Millard’s Review 投稿。……其中文诗亦甚好。”（《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书信》）凌道新早年在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即得吴宓先生青目，常亲聆教诲，将自己的诗作呈请吴宓先生指教。1952年10月因 “院系调整”，凌道新从华西大学调至北碚西南师院，与吴宓先生同在外语系和历史系任教，朝夕相处，学谊日深。“在本校，甚至在四川，英文最好者，宓认为是凌道新。”（同上）由于“凌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同语言’的英年才彦。”（周汝昌：《吴宓先生：行真守理》，《文汇报》2009年4月12日）
周汝昌（1918—2012），字玉言，出生于天津，与凌道新是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的同学。抗战期间，燕京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复校后，凌道新从北方辗转来到华西坝，继续学业，毕业后即在华西协和大学外文系任教。1952年，周汝昌受聘于华西大学外文系，在华西坝和凌道新旧雨相逢。周汝昌在《异本纪闻》一文中这样记述：“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港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遇，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
1953年秋冬之际，周汝昌历经七年潜心研究的著作《红楼梦新证》出版，虽然那时周汝昌仅三十余岁，但初试锋芒，石破天惊，已经展露出日后红学泰斗的盖世才华。《红楼梦新证》的问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红学研究的新热潮。
《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在当时西南师院的古典文学教师当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凌道新为挚友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而感到由衷喜悦，且因分别有时，渴望友朋欢聚，随即与吴宓先生商议，邀请周汝昌于寒假到北碚西南师院一聚，兼会红学知音。
周汝昌接到吴宓和凌道新的信函后，欣然应允，并先将《红楼梦新证》和自己根据陈寅恪先生1919年为吴宓先生之《红楼梦新谈》题诗和韵一首寄呈吴宓先生。不久，周汝昌即收到吴宓先生回复：“赐诗及《红楼梦新证》一部，均奉到，拜领，欣感无任。恒于道新仁弟处得悉雅况，曷胜神驰，寒假切盼来渝碚一游，藉获畅叙并资切磋，兹不赘叙。”（《书信》）
1954年2月17日，适逢上元佳节，周汝昌自成都来到重庆，凌道新亲往菜园坝火车站迎接，并安排下榻于北碚西南师院团结村2舍5号凌道新的宿舍。
周汝昌到达北碚后，吴宓先生于当晚“至凌道新室中访问周汝昌，再同食汤面。初见，谈其所著书。宓述宓昔年所讲《石头记》之作成及人物评论之纲要。夜11：00归寝。”（同上）
周汝昌在北碚前后小住约一周，其间，周汝昌在吴宓先生和凌道新的陪导下，拜识了不少重庆学界名流。
周汝昌北碚之行的高潮在2月20日晚。是夜，从凌道新宿舍向窗外望去，北碚老城街道灯光点点，缙云山松涛阵阵，嘉陵江清波映衬着渔火，白天的一切喧嚣渐渐消失。
应吴宓先生和凌道新之邀，西南师院的几位古典文学专家在凌道新宿舍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红楼梦》学术座谈会，出席的有叶麐（1893—1977）教授、孙海波（1909—1972）教授、赵荣璇教授和荀运昌先生。当晚，诸诗友吟诗唱和，各抒己见，交流心得，气氛热烈而融洽。
在会上，凌道新为大家展示了周汝昌先生自题《红楼梦新证》七律二首以及一首他曾经呈寄其恩师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人，笔名苦水）的七律诗作为留别诗。周汝昌自题诗二首诗云：
步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九年为吴宓先生之《红楼梦新证》题辞和韵
彩石凭谁问后身，丛残搜罢更悲辛。
天香庭院犹经世，云锦文章已绝人。 汉武金绳空稗海，王郎玉麈屑珠尘。
当时契阔休寻忆，草草何关笔有神。
最需燕郢破漫澜，真意能从考信看。
宵梦依稀晨梦续，藤花晼晚楝花寒。
贯珠修谱全迷贾，片石论碑更语韩。
一业偶成繁知赏，九霄零羽起溦叹。
周汝昌留别诗云：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
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
怀抱阴晴花独见，平生啼笑笔重斟。
为容已得南威论，未用无穷待古今。
西南师院诸位诗友如凌道新、赵荣璇、荀运昌等为表达对周汝昌先生学术成就的真诚祝贺，并纪此难得的欢聚时光，也纷纷赋诗唱和。其中凌道新和诗三首，其云：
汝昌老兄大作红楼梦新证初试新声，万里可卜，奉题二律用质斧斤
步陈寅老赠吴雨老红楼梦新证题辞旧韵
觅得金环证往身，七年谁共此甘辛。
繁华转烛销香地，风雨高楼伤别人。
脂砚幽光终有托，通明彩玉讵蒙尘。
怡红旧苑魂车过，应谢多情一怆神。
步汝昌兄自题韵
人间沧海几狂澜，血泪文章隔世看。
巷口飞烟残劫在，桥头落日逝波寒。
华年锦瑟偏嗟李，雏凤清声欲拟韩。
幽梦只从君索解，玉宸弦柱起三叹。
汝昌兄上元来碚小留一周，颇尽欢乐，蒙示诗篇及苦水师和作，咏叹之余，良有所感，余其返蓉前夕，勉为此律，非敢云和，但志别情耳。
隔代相怜吊故林，未容展卷已伤心。
星归海落珠难见，花近楼开梦可寻。
人世须珍红烛会，春晓莫厌绿醅斟。
明朝便是西川路，又向流云阅古今。
吴宓先生没有像诸诗友那样和诗，而是于2月18日凌晨，在周汝昌的锦册上恭笔正楷抄录了吴先生早年所作有关《红楼梦》的诗曲：《题陈慎言撰虚无夫人小说》、《新红楼梦曲之七·世难容》以及陈寅恪先生为《红楼梦新证》的题辞。
2月22日，周汝昌先生离开北碚，临行前，吴宓先生特意致书女诗人黄稚荃（1908—1993，1984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由凌道新偕周汝昌往重庆磁器口见之。黄氏有三姐妹（即黄稚荃、黄筱荃、黄少荃），均工诗词，被誉为巴蜀“三才女”。在成都华西坝时，凌道新和周汝昌与黄筱荃和黄少荃均为诗友。她们虽没有参加此次雅集，但也都赋诗题词。
远在成都的缪钺教授（1904—1995，江苏溧阳人，字彦威），同为吴宓先生、周汝昌和凌道新的诗友。他除了为《红楼梦新证》赋诗二首，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表示赞赏而外，后来在致凌道新的信里也提及周汝昌北碚之行：“汝昌先生自渝归来，道及尊况，并详述与先生及西师诸友文会之乐，令人神往，惜钺未能躬与其盛也。”（引自作者未刊文稿）
然而就在吴宓、周汝昌、凌道新等众诗人在北碚相聚，说《梦》话芹、品茗唱和的几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绝大部分文人从此噤若寒蝉。参与此次聚会的叶麐、孙海波、凌道新等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饱受凌辱和迫害。叶麐病逝于成都，孙海波逝世于开封，凌道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黄筱荃和黄少荃在“文革”亦因不堪迫害，相继含冤离世。吴宓先生虽然侥幸逃过“反右”一劫，但在“文革”中也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有幸熬到“文革”结束，却已是风中之烛，气息奄奄，最后于1978年在陕西老家病逝。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如今，在北碚西南大学（原西南师院）石岗村的小山坡上，仍然保留着当年凌道新的旧居。五十余年的岁月留痕，风化了门前的石阶，增添了许多沧桑的历史印记，也永远地留下了一段文人雅集的佳话，高山流水，长待追忆。
作者：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副教授
说到周汝昌北碚之行，不得不先说说北碚这个小城。
北碚坐落在缙云山下，嘉陵江边，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城虽不大，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那首《夜雨寄北》据传就是在北碚写的，“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巴山”即指北碚缙云山。北宋文学家、思想家周敦颐曾经出任合州（今重庆合川）通判，途经北碚时，曾题诗于嘉陵江畔的北温泉石壁上。
民国时期的北碚小城，是卢作孚先生（1893-1952）请丹麦的一位设计师规划设计的。卢作孚先生在这里修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和民众会堂。这在当时的中国小城镇来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抗战期间，北碚老城嘉陵江对岸的夏坝，与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及成都华西坝齐名，合称为中国“文化四坝”。当时的北碚，群贤毕至，避寇至此的文化名流、学术巨匠有近百人之多。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二部完成于北碚；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都是在北碚写成的；郭沫若也曾于1942年6月亲赴北碚，指导上演他的话剧《屈原》。
1950年后，曾经在成都华西坝任教过的国学大师吴宓、青年才俊凌道新等一批学者，相继来到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这时的北碚又再现了名流云集的人文壮观。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国学大师和诗人，也是较早研究《红楼梦》的现代学者之一。
凌道新（1921—1974），江苏镇江人，“生长天津，学于英华书院及燕京大学，宓与寅恪之学生。久在Millard’s Review 投稿。……其中文诗亦甚好。”（《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书信》）凌道新早年在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即得吴宓先生青目，常亲聆教诲，将自己的诗作呈请吴宓先生指教。1952年10月因 “院系调整”，凌道新从华西大学调至北碚西南师院，与吴宓先生同在外语系和历史系任教，朝夕相处，学谊日深。“在本校，甚至在四川，英文最好者，宓认为是凌道新。”（同上）由于“凌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同语言’的英年才彦。”（周汝昌：《吴宓先生：行真守理》，《文汇报》2009年4月12日）
周汝昌（1918—2012），字玉言，出生于天津，与凌道新是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的同学。抗战期间，燕京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复校后，凌道新从北方辗转来到华西坝，继续学业，毕业后即在华西协和大学外文系任教。1952年，周汝昌受聘于华西大学外文系，在华西坝和凌道新旧雨相逢。周汝昌在《异本纪闻》一文中这样记述：“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港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遇，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
1953年秋冬之际，周汝昌历经七年潜心研究的著作《红楼梦新证》出版，虽然那时周汝昌仅三十余岁，但初试锋芒，石破天惊，已经展露出日后红学泰斗的盖世才华。《红楼梦新证》的问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红学研究的新热潮。
《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在当时西南师院的古典文学教师当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凌道新为挚友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而感到由衷喜悦，且因分别有时，渴望友朋欢聚，随即与吴宓先生商议，邀请周汝昌于寒假到北碚西南师院一聚，兼会红学知音。
周汝昌接到吴宓和凌道新的信函后，欣然应允，并先将《红楼梦新证》和自己根据陈寅恪先生1919年为吴宓先生之《红楼梦新谈》题诗和韵一首寄呈吴宓先生。不久，周汝昌即收到吴宓先生回复：“赐诗及《红楼梦新证》一部，均奉到，拜领，欣感无任。恒于道新仁弟处得悉雅况，曷胜神驰，寒假切盼来渝碚一游，藉获畅叙并资切磋，兹不赘叙。”（《书信》）
1954年2月17日，适逢上元佳节，周汝昌自成都来到重庆，凌道新亲往菜园坝火车站迎接，并安排下榻于北碚西南师院团结村2舍5号凌道新的宿舍。
周汝昌到达北碚后，吴宓先生于当晚“至凌道新室中访问周汝昌，再同食汤面。初见，谈其所著书。宓述宓昔年所讲《石头记》之作成及人物评论之纲要。夜11：00归寝。”（同上）
周汝昌在北碚前后小住约一周，其间，周汝昌在吴宓先生和凌道新的陪导下，拜识了不少重庆学界名流。
周汝昌北碚之行的高潮在2月20日晚。是夜，从凌道新宿舍向窗外望去，北碚老城街道灯光点点，缙云山松涛阵阵，嘉陵江清波映衬着渔火，白天的一切喧嚣渐渐消失。
应吴宓先生和凌道新之邀，西南师院的几位古典文学专家在凌道新宿舍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红楼梦》学术座谈会，出席的有叶麐（1893—1977）教授、孙海波（1909—1972）教授、赵荣璇教授和荀运昌先生。当晚，诸诗友吟诗唱和，各抒己见，交流心得，气氛热烈而融洽。
在会上，凌道新为大家展示了周汝昌先生自题《红楼梦新证》七律二首以及一首他曾经呈寄其恩师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人，笔名苦水）的七律诗作为留别诗。周汝昌自题诗二首诗云：
步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九年为吴宓先生之《红楼梦新证》题辞和韵
彩石凭谁问后身，丛残搜罢更悲辛。
天香庭院犹经世，云锦文章已绝人。 汉武金绳空稗海，王郎玉麈屑珠尘。
当时契阔休寻忆，草草何关笔有神。
最需燕郢破漫澜，真意能从考信看。
宵梦依稀晨梦续，藤花晼晚楝花寒。
贯珠修谱全迷贾，片石论碑更语韩。
一业偶成繁知赏，九霄零羽起溦叹。
周汝昌留别诗云：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
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
怀抱阴晴花独见，平生啼笑笔重斟。
为容已得南威论，未用无穷待古今。
西南师院诸位诗友如凌道新、赵荣璇、荀运昌等为表达对周汝昌先生学术成就的真诚祝贺，并纪此难得的欢聚时光，也纷纷赋诗唱和。其中凌道新和诗三首，其云：
汝昌老兄大作红楼梦新证初试新声，万里可卜，奉题二律用质斧斤
步陈寅老赠吴雨老红楼梦新证题辞旧韵
觅得金环证往身，七年谁共此甘辛。
繁华转烛销香地，风雨高楼伤别人。
脂砚幽光终有托，通明彩玉讵蒙尘。
怡红旧苑魂车过，应谢多情一怆神。
步汝昌兄自题韵
人间沧海几狂澜，血泪文章隔世看。
巷口飞烟残劫在，桥头落日逝波寒。
华年锦瑟偏嗟李，雏凤清声欲拟韩。
幽梦只从君索解，玉宸弦柱起三叹。
汝昌兄上元来碚小留一周，颇尽欢乐，蒙示诗篇及苦水师和作，咏叹之余，良有所感，余其返蓉前夕，勉为此律，非敢云和，但志别情耳。
隔代相怜吊故林，未容展卷已伤心。
星归海落珠难见，花近楼开梦可寻。
人世须珍红烛会，春晓莫厌绿醅斟。
明朝便是西川路，又向流云阅古今。
吴宓先生没有像诸诗友那样和诗，而是于2月18日凌晨，在周汝昌的锦册上恭笔正楷抄录了吴先生早年所作有关《红楼梦》的诗曲：《题陈慎言撰虚无夫人小说》、《新红楼梦曲之七·世难容》以及陈寅恪先生为《红楼梦新证》的题辞。
2月22日，周汝昌先生离开北碚，临行前，吴宓先生特意致书女诗人黄稚荃（1908—1993，1984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由凌道新偕周汝昌往重庆磁器口见之。黄氏有三姐妹（即黄稚荃、黄筱荃、黄少荃），均工诗词，被誉为巴蜀“三才女”。在成都华西坝时，凌道新和周汝昌与黄筱荃和黄少荃均为诗友。她们虽没有参加此次雅集，但也都赋诗题词。
远在成都的缪钺教授（1904—1995，江苏溧阳人，字彦威），同为吴宓先生、周汝昌和凌道新的诗友。他除了为《红楼梦新证》赋诗二首，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表示赞赏而外，后来在致凌道新的信里也提及周汝昌北碚之行：“汝昌先生自渝归来，道及尊况，并详述与先生及西师诸友文会之乐，令人神往，惜钺未能躬与其盛也。”（引自作者未刊文稿）
然而就在吴宓、周汝昌、凌道新等众诗人在北碚相聚，说《梦》话芹、品茗唱和的几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绝大部分文人从此噤若寒蝉。参与此次聚会的叶麐、孙海波、凌道新等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饱受凌辱和迫害。叶麐病逝于成都，孙海波逝世于开封，凌道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黄筱荃和黄少荃在“文革”亦因不堪迫害，相继含冤离世。吴宓先生虽然侥幸逃过“反右”一劫，但在“文革”中也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有幸熬到“文革”结束，却已是风中之烛，气息奄奄，最后于1978年在陕西老家病逝。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如今，在北碚西南大学（原西南师院）石岗村的小山坡上，仍然保留着当年凌道新的旧居。五十余年的岁月留痕，风化了门前的石阶，增添了许多沧桑的历史印记，也永远地留下了一段文人雅集的佳话，高山流水，长待追忆。
作者：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