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人们饱受法币疯狂贬值致使物价腾飞之苦,盼望国民党当局能改变国内经济秩序,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哪知事与愿违,蒋介石发动内战,军费开支巨增,中央财政赤字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导致物价飞涨。与抗战前比较,黄金价格上涨462万倍,美钞比价上涨333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
　　为掩盖通货膨胀的事实,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毫无准备金的情况下,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1元含纯金0.22217两,发行额为20亿元。同时实行暴力“限价政策”,限期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和外币。以金圆券200元换黄金1市两,3元换白银1两,2元换1枚面值1元的银币,4元换1元美钞。在短期内搜刮民脂民膏:黄金达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2300万枚,美元、港币、英磅数千万元。
　　金圆券的发行,完全是用武力强制推行的,他们动用了警察、宪兵、特务等专政工具。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各大城市,还设置了“经济管制督导员”。上海由蒋经国坐镇。
　　由于暴力强制“限价”,一切交易转入黑市,物价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一日数次暴涨。市场上出现了“物资逃匿”现象,手持废纸一样的金圆券的人们,要尽量减少一夜之间币值大跌的损失,把手里的金圆券迅速花掉,就形成了见物即购的抢购风潮。据当时报载:1948年10月2日,上海南京路一带的著名绸布店和河南路呢绒店,店门一开,人群就像潮水一般地涌入,满架的货物,顷刻之间抢购一空。
　　抢购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天津90%的货架空空如也,形同水洗。不仅粮食、布疋、棉纱、金银、纸烟等日常生活所需遭到抢购,就连棺材也遭到抢购。
　　国民党政府还觉敛财不够多,又于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撤销金圆券发行数额以20亿为限的规定,增加金圆券发行量。可是眼看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整个经济就要崩溃,连他们自己也要卷进这一致命漩涡,又匆匆忙忙于11日通过《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取消限价,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新改定兑换率: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原来规定2:1,降为10:1,贬值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由4:1,降为20:1。”使残存在人民群众手上的金银外币大幅贬值,蒙受损失。其实,就在8月“限价”发行金圆券时的物价,较之1947年1～6月的物价就已经“上涨了500万倍和1100万倍”。8月25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布批发商的指数,承认‘8月16日到21日,物价平均上涨为15%’”。
　　撤销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数额后,金圆券就如决了堤的洪水,无边无际地泛滥开来。面值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的大面额钞票出笼,面值1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5亿元的巨额本票也相继发行上市了。到11月底,金圆券发行总额超过30亿元;12月超过80亿元;到1949年3月,超过1900亿元;4月,超过51600亿元。合计总额达1303046亿元,是原计划的6500倍。
　　金圆券发行之初,50万元算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强制兑换2500两黄金,而后期只能买一盒火柴。史载买一份报纸需90万元,买一个馒头需100万元,用一袋金圆券,购不回一袋大米。有人准确地计算出一斤米的粒数,再加以平均,其结果是一粒大米值金圆券130元。一粒大米值130元的奇迹,在城乡广为流传。这时期的物价,实在不能用“腾飞”、“暴涨”来形容。它不是“天天涨”,而是天天无数次地变化,人们搞笑说:“夜晚人要睡觉,物价可不睡觉,早晨开门一看,又涨得高高了。”
　　金银的价格又如何呢?在“限价”暴力强制兑换时,黄金由200元1两,涨至900亿元1两;银元由2元一枚,涨至10亿元1枚;大米由每石10.3元,涨至97亿元1石,金圆券完全丧失了信誉,变成了一堆废纸。老百姓在愤怒之余,拒绝使用金圆券,改用银元、铜元和铜钱,甚至于自愿返回远古时代,以物易物。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百元1粒米,10万1寸布,金圆蒋光头,哪得不呜呼。
　　1949年6月,国民党政府早已逃去广州,但它还要再盘剥一次老百姓,竟然在风雨飘摇的广州“宣布发行‘银元兑换券’,允许银元与银元券同时流通”,规定1元银元券兑换金圆券7.5亿元,图谋再一次对人民进行掠夺。
　　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荼毒人民,丧尽民心,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促使它更快地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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