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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纪录片创作，一直存在着纪实风格和其真实性本质的争论。客观真实的记录历史和现实事件，是纪录片的基本特征。但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是否具有观赏性也成为纪录片创作无法忽视的重要指标，国内外纪录片开始越来越多的采用采用新的创作方法，极大的丰富了纪录片的创作手法，调动了影视艺术的表现潜能，丰富了观众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记录片 创新 真实再现 故事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26-315-01
纪录片就是是运用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自然环境、客观的反映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真物、真事、真情、真景，着重展现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原生态，排斥虚构和扮演的功能性节目。可是空泛的长镜头，照搬的“原汁原味”，不仅创作者在拍摄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体力，同时观众也渐渐失去了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纪录片的创作者逐渐已经开始运用各种各样的创新性的创作方法来丰富记录片的观赏性。
一、记录片的故事化倾向
所谓的记录片故事化指的就是，“通过具体故事讲述人生命运、生活经历和社会事件，成为纪录片创作的普遍思路。”戈里尔逊则将纪录片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主张采取戏剧化手法对现实生活时间进行“搬演”甚至“重构”，纪录电影应该拍攝“发生在家门口的戏剧”。①
此类型记录片的代表作品就是《圆明园》，它虽是一部纪录片，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悬念”、“细节”和“视觉奇观”这些故事片所具有的元素。影片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传教士的角度讲述其成为皇家御用画师的亲身经历；第二部分通过一个英军的随军牧师麦基的自述来描绘整个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焚烧的过程。其中，影片十分注重刻画细节，同时还设置了很多悬念比如传教士发现皇帝并没有住在北京的宫里，皇帝住在哪呢，康熙死于何因，雍正为何要装扮成文人的摸样等等，这些悬念的设计不单是简单地拼凑，而是一个接一个跌宕起伏地讲述了一部完整的圆明园史诗故事。不管是细节还是悬念，都是运用的故事性的表现手法，这样既增强了它的可看性，同时也加强了影片对观众的吸引程度。
二、“真实再现”以及各种视频资料的运用
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因为无法捕捉到当时的场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真实再现”的创作手法，运用“真实再现”的方法，可以让观众进入到再现的过去情景中，这样就可以对“过去的情景”有直观的感性认识。简言之，“真实再现”就是坚持让“画面说话”，不仅弥补影像资料的不足，而且强化纪录片的观赏性。另外除了搬演重现以外，还包含三维数字特技等手段。 比如在影片《细细的蓝线》中，多次的案发现场再现段落使观众完全融入到片中的事件中去，紧密地跟随着影片中的不同的人物的自述一遍又一遍的进入到当时的情景中去，进行自己的分析和评判，不仅把观众“带入”了“现场”同时也推进了影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在保证对事件客观真实还原的基础上增强了对事件评定的公平性。
各种视频资料被运用到记录片创作中，如电视新闻、家庭录像、战争档案、好莱坞电影、玩具广告、电视脱口秀、音乐电视等。在影片《抓住弗雷德曼一家》中采用了大量其大儿子david以前拍摄的家庭录像，同时还有创作者对大量的当事人的采访段落，各自不同的讲述使得这个案件更显得扑朔迷离。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你究竟应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了当事人的大量家庭录像，使得观众更深入地看到了处在漩涡中的当事人那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的生活状态。影片通过组接这些影像资料，将一个幸福家庭因为一桩突如其来的事件而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从他们年轻时的恩爱的镜头段落，到他们事发后争吵不休、视同陌人的情景，这些影像串联下来带给了观众强烈的震撼力，引起深思。
三、开始出现明显的创作者倾向化
保罗·阿瑟指出：“新纪录片最突出的特性在于将电影的制作过程置于明显的中心位置，电影制作者作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不稳定的）反英雄主体在片中进行讽刺性刻写。”③就此来说，麦克·摩尔的作品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
在迈克尔·摩尔的影片《华氏911》中，一开始便是佛罗里达州选民庆祝戈尔赢得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庆功画面，一派的欢腾景象，然而音乐却始终阴郁沉闷，而当电视画面出现时，音乐却又转为戏谑的乡村吉他，随着新闻画面一幅幅闪过，戈尔的获胜转成了布什最终胜利，这是一场戏剧性的转折，也潜藏在旁白中，诸如调侃本·阿弗莱特、斯蒂夫·旺达以及“像梦一样”等。旁白成为这部纪录片的叙述主体，而绝对真实的历史画面却在影片中以一种反常规的方式组合起来，真实的画面被有机组合成针对布什政府的反面教材，当事人访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布什初次出任美国总统以降，关于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重重黑幕，旁白更是迈克尔·摩尔神来之笔，冷调侃的调子，配合着画面将布什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与这些年来的灾难关系娓娓道来，一笔一划勾勒着钱字作怪的另面真相。
四、选题逐渐趋向于重大严肃的社会话题
琳达威廉姆斯在其论文中就曾提到“这些纪录片乐于探讨严肃而复杂的历史话题。”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的记录片创作者更加青睐于这些重大历史题材或者一些政治话题，在莫里斯的《细细的蓝线》，虽然讲述的就是一个谋杀了警察的案件，但并不是普通的陈述，导演莫里斯成功证实了亚当姆斯的冤屈，并借片中一位公诉员之口点名警察是区分一个民主社会与极权的“细蓝线”。在迈克尔摩尔的《罗杰与我》中讲述的则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对工人生活产生的影响，还有其《华氏911》这些都是以发生过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据统计，有3900万美国人在PBS上观看这些记录片，由此可见，这种重大严肃题材的选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创作者赢得了受众的肯定和青睐。
琳达·威廉姆斯声称：“真实性不能被保证，不能被有记忆的镜子所清楚反射，而某些部分的、偶然的真实却始终是传统纪录片趋于弱化的目标。我们不应在对纪录片真实的理想主义追求与愤世嫉俗般向剧情片求援之间摇摆不定，我们最好别把纪录片定义为本质的真实。相反，我们应将纪录片视作一系列的策略。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得以在一系列相对的、偶然的真实中进行选择。”④这一理论对新时期的纪录片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赋予了新纪录片合理性。以此为起点，纪录片的形式、风格走向必然更为宽广。
注释：
①韩耀丛：《纪录片再现真实的再思考》，第6页
②马伟晶：《戏剧性因素——纪录片新的魅力元素》，《声屏世界》2005年第5期第27页
③Paul Arth ur，"Jargons of Authenticity（Three American Moments）"，Theorizing Documentary，Ed. Michael Rernov，New York：Routledge（1993）：127.
④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片》（Mirrors without Memories：Truth，History，and the New Documentary）
[关键词]记录片 创新 真实再现 故事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26-315-01
纪录片就是是运用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自然环境、客观的反映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真物、真事、真情、真景，着重展现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原生态，排斥虚构和扮演的功能性节目。可是空泛的长镜头，照搬的“原汁原味”，不仅创作者在拍摄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体力，同时观众也渐渐失去了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纪录片的创作者逐渐已经开始运用各种各样的创新性的创作方法来丰富记录片的观赏性。
一、记录片的故事化倾向
所谓的记录片故事化指的就是，“通过具体故事讲述人生命运、生活经历和社会事件，成为纪录片创作的普遍思路。”戈里尔逊则将纪录片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主张采取戏剧化手法对现实生活时间进行“搬演”甚至“重构”，纪录电影应该拍攝“发生在家门口的戏剧”。①
此类型记录片的代表作品就是《圆明园》，它虽是一部纪录片，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悬念”、“细节”和“视觉奇观”这些故事片所具有的元素。影片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传教士的角度讲述其成为皇家御用画师的亲身经历；第二部分通过一个英军的随军牧师麦基的自述来描绘整个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焚烧的过程。其中，影片十分注重刻画细节，同时还设置了很多悬念比如传教士发现皇帝并没有住在北京的宫里，皇帝住在哪呢，康熙死于何因，雍正为何要装扮成文人的摸样等等，这些悬念的设计不单是简单地拼凑，而是一个接一个跌宕起伏地讲述了一部完整的圆明园史诗故事。不管是细节还是悬念，都是运用的故事性的表现手法，这样既增强了它的可看性，同时也加强了影片对观众的吸引程度。
二、“真实再现”以及各种视频资料的运用
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因为无法捕捉到当时的场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真实再现”的创作手法，运用“真实再现”的方法，可以让观众进入到再现的过去情景中，这样就可以对“过去的情景”有直观的感性认识。简言之，“真实再现”就是坚持让“画面说话”，不仅弥补影像资料的不足，而且强化纪录片的观赏性。另外除了搬演重现以外，还包含三维数字特技等手段。 比如在影片《细细的蓝线》中，多次的案发现场再现段落使观众完全融入到片中的事件中去，紧密地跟随着影片中的不同的人物的自述一遍又一遍的进入到当时的情景中去，进行自己的分析和评判，不仅把观众“带入”了“现场”同时也推进了影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在保证对事件客观真实还原的基础上增强了对事件评定的公平性。
各种视频资料被运用到记录片创作中，如电视新闻、家庭录像、战争档案、好莱坞电影、玩具广告、电视脱口秀、音乐电视等。在影片《抓住弗雷德曼一家》中采用了大量其大儿子david以前拍摄的家庭录像，同时还有创作者对大量的当事人的采访段落，各自不同的讲述使得这个案件更显得扑朔迷离。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你究竟应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了当事人的大量家庭录像，使得观众更深入地看到了处在漩涡中的当事人那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的生活状态。影片通过组接这些影像资料，将一个幸福家庭因为一桩突如其来的事件而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从他们年轻时的恩爱的镜头段落，到他们事发后争吵不休、视同陌人的情景，这些影像串联下来带给了观众强烈的震撼力，引起深思。
三、开始出现明显的创作者倾向化
保罗·阿瑟指出：“新纪录片最突出的特性在于将电影的制作过程置于明显的中心位置，电影制作者作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不稳定的）反英雄主体在片中进行讽刺性刻写。”③就此来说，麦克·摩尔的作品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
在迈克尔·摩尔的影片《华氏911》中，一开始便是佛罗里达州选民庆祝戈尔赢得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庆功画面，一派的欢腾景象，然而音乐却始终阴郁沉闷，而当电视画面出现时，音乐却又转为戏谑的乡村吉他，随着新闻画面一幅幅闪过，戈尔的获胜转成了布什最终胜利，这是一场戏剧性的转折，也潜藏在旁白中，诸如调侃本·阿弗莱特、斯蒂夫·旺达以及“像梦一样”等。旁白成为这部纪录片的叙述主体，而绝对真实的历史画面却在影片中以一种反常规的方式组合起来，真实的画面被有机组合成针对布什政府的反面教材，当事人访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布什初次出任美国总统以降，关于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重重黑幕，旁白更是迈克尔·摩尔神来之笔，冷调侃的调子，配合着画面将布什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与这些年来的灾难关系娓娓道来，一笔一划勾勒着钱字作怪的另面真相。
四、选题逐渐趋向于重大严肃的社会话题
琳达威廉姆斯在其论文中就曾提到“这些纪录片乐于探讨严肃而复杂的历史话题。”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的记录片创作者更加青睐于这些重大历史题材或者一些政治话题，在莫里斯的《细细的蓝线》，虽然讲述的就是一个谋杀了警察的案件，但并不是普通的陈述，导演莫里斯成功证实了亚当姆斯的冤屈，并借片中一位公诉员之口点名警察是区分一个民主社会与极权的“细蓝线”。在迈克尔摩尔的《罗杰与我》中讲述的则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对工人生活产生的影响，还有其《华氏911》这些都是以发生过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据统计，有3900万美国人在PBS上观看这些记录片，由此可见，这种重大严肃题材的选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创作者赢得了受众的肯定和青睐。
琳达·威廉姆斯声称：“真实性不能被保证，不能被有记忆的镜子所清楚反射，而某些部分的、偶然的真实却始终是传统纪录片趋于弱化的目标。我们不应在对纪录片真实的理想主义追求与愤世嫉俗般向剧情片求援之间摇摆不定，我们最好别把纪录片定义为本质的真实。相反，我们应将纪录片视作一系列的策略。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得以在一系列相对的、偶然的真实中进行选择。”④这一理论对新时期的纪录片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赋予了新纪录片合理性。以此为起点，纪录片的形式、风格走向必然更为宽广。
注释：
①韩耀丛：《纪录片再现真实的再思考》，第6页
②马伟晶：《戏剧性因素——纪录片新的魅力元素》，《声屏世界》2005年第5期第27页
③Paul Arth ur，"Jargons of Authenticity（Three American Moments）"，Theorizing Documentary，Ed. Michael Rernov，New York：Routledge（1993）：127.
④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片》（Mirrors without Memories：Truth，History，and the New Documen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