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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摞书信，这是1976年至1985年期间，《收获》编辑部的编辑郭卓写给父亲浩然的二十余封信件。在這些信件里，我看到的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大姐对父亲的关怀和惦念，对父亲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父亲与郭卓的友情是从刊发《艳阳天》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为写小说《艳阳天》下焦庄户体验生活。1962年底，他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作家休养所，夜以继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1963年4月5日，第一稿完成，于是将手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
手稿交去后似乎并没有被编辑所看重，也许都没有看便被搁置一旁。那天正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要找本子，于是从编辑部的来稿堆里翻出《艳阳天》，看了个开头就被吸引住了，便借去阅读。夏末秋初之际，便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转手给了《收获》期刊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叶翻看后觉得不错，将书稿带回千里之外的上海。而父亲却蒙在鼓里。
11月26日，父亲接到通知，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在上海的时候，从《收获》负责人叶以群口中方知《艳阳天》的手稿之事，还得知编辑部对《艳阳天》十分重视，决定用这部小说替换下原定在《收获》复刊号上刊发的长篇小说。这让父亲感到万分惊讶。他们约定12月24日到编辑部作进一步商谈稿子事宜。
父亲应邀来到《收获》编辑部，叶以群首先告诉准备刊发，但是希望他能修改一下。两天后，父亲浩然又应邀再次来到编辑部，见到另一位负责人萧岱和责任编辑郭卓。就是这一天，父亲与郭卓结识。
第一印象憨厚
郭卓给他的印象是很憨厚，作风踏实。她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第一责任编辑。
郭卓1922年出生，辽宁沈阳人，2003年去世。她1947年毕业于国立东北大学中国文学专业。1948年参军，历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华东军区体工队女子排球队员、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员，历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期刊编辑、编审。可以说她是资深的老编辑，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学编辑。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雪花飘》《我走过的路》等。
父亲从与《收获》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得知：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只有26万字，在版面上除了要容纳中、短篇小说等内容外，如《艳阳天》书稿发表只能限在12万字以内。为了《艳阳天》全文刊登，编辑部曾打算增加刊物容量，但邮局此时已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萧岱与郭卓希望父亲浩然能根据刊物的情况进行删改，由37万多字压缩到10万字左右。郭卓还说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如遇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她。
如此大幅度删节自己的作品，父亲当时觉得无法下手，同时担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又想发表，又不想删除那么大篇幅的文字，十分为难。晚上回到宾馆，坐在房间里苦思了良久，直到头昏脑涨也没想出结果。翌日，他才从纷乱的思绪中清醒，觉得发表最重要，其他的事待以后再说。
以后的几天，父亲从早到晚伏案工作——压缩书稿。有一天，他又犹豫了，想打退堂鼓，甚至都给叶以群打通电话，表示不想改了。由于编辑部非常热心，说《艳阳天》很精彩，读者一定会喜欢的。于是父亲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只得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父亲对手稿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1964年1月1日，任务总算完成，他便亲自出马，将根据编辑部意见修改的稿子送到郭卓手里。郭卓捧着沉甸甸的书稿，夸奖道：“你真行，那么快就改好啦！”
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首发在《收获》1964年第一期。2月12日，已经回到北京的父亲收到样刊，第一次看到已经变成铅字的《艳阳天》。
文章发表后，没有出现父亲所担忧的那种情况，反响不错。2月28日中午，父亲接到已经两年未联系的叶圣陶老的来信。这封信是寄到《收获》编辑部后转来的，转信人是郭卓。叶老在信中说他读了《收获》上的《艳阳天》后，深为喜爱，热情鼓励父亲再接再厉。父亲很感动，马上回信感谢叶老对他的肯定。此后，父亲常写信去《收获》编辑部，大多是与编辑谈稿子的事，并在1964年至1965年两年间，陆续于《收获》发表了《眼力》《办公桌和小推车》《前进旅馆》《动手》《认错》《追赶》《慈母心》《争先靠后》及《老师和学生》等短篇小说。这样密集地发表小说，肯定与编辑的联络与催稿相关。尽管没有文字记载《收获》发表这些作品时的责任编辑是谁，但根据后来我查到的父亲与郭卓的信件往来的情况推断，责任编辑应当还是郭卓。
这些小说除了《追赶》之外，都收入后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老支书的传闻》之中。
后来父亲才得知，交稿后郭卓抓紧时间伏案一字一句地为他的小说编辑加工，有时连续工作到深夜。她默默无闻的辛勤付出，使他肃然起敬。
不断鼓励
1965年底开始，郭卓三番五次打电话、发电报，向父亲催要《艳阳天》第三卷。父亲原打算与出版社交换完意见，修改后再由《收获》发表，但经不住编辑部一再坚持，只好答应他们，把书稿快速寄给编辑部。
《收获》1966年第二期刊载了《艳阳天》第三卷。这次刊载作品前又是进行了大改，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怕影响出书，不同意《收获》期刊分两期发（因作品文字有20多万字），故只刊载了二分之一的内容。
无巧不成书的是，《艳阳天》第一卷发表在《收获》1964年的复刊号上，而第三卷则发表在《收获》1966年3月25日出版的停刊前一期期刊上，这一天又恰巧是父亲34岁的生日。
父亲与郭卓从一开始的纯业务关系，通过相互间了解的不断加深，逐步发展为好朋友，即便“文革”中，他有意无意间与许多人断了联系，但与郭卓却始终保持着。
1966年2月，父亲从“四清”地——京郊怀柔县得田沟回到市区参加一个会议，而这时恰巧郭卓来北京出差。2月6日下午，两个人见了面。在聊天过程中，郭卓期盼父亲能集中精力，写出一部超过《艳阳天》的小说。父亲将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1967年8月19日，父亲受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委托，陪同巴基斯坦作家肖卡特在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31日傍晚他在上海送走外宾，第二天上午郭卓便来到父亲住的饭店。晚上，父亲与上海文学界的朋友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李根宝、仇学宝等十余人在郭卓家聚餐。这次聚餐十分热闹与融洽，一直延续到晚上十点多才告辞回饭店。
1969年4月13日，在北京西郊教育行政干部管理学校参加斗批改学习班的父亲回家过周末，这一天，他在家接待了从上海到北京来的郭卓。
父亲与郭卓，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两个人相见并不容易，他们用那个时代人们最常用的联络方式——信件保持着联系，而父亲正是从与郭卓等人的信件中，了解到许多上海的情况。
1976年4月，父亲与成荫、王树元、陆柱国等人赴井冈山等地采访，准备合作撰写电影剧本《井冈山》。5月，父亲一人乘船到达南京，郭卓的爱人、著名作曲家沈亚威接待了他。在南京住了五天之后，由沈亚威陪同他来到无锡，郭卓也应约到这里与父亲会合。这天晚上，父亲与沈亚威、郭卓等人畅谈到深夜十二点多。在无锡参观、访问了三天后，父亲来到上海，住在东湖饭店。
他暂居上海，与郭卓同在一个城市，来往自然方便了许多。父亲在紧张的写作之余，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则在晚间到郭卓家做客、聊天，他们还一同看望了几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胡万春。
父亲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15日，电影剧本初稿完成后，才返回北京。
这一年的9月24日，父亲从北京再次来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他仍像上次在上海一样，到郭卓家里做客聊天，他们还一同去看望共同的好友茹志鹃等。
大姐般的牵挂
1976年10月10日这天早晨，父亲分别接到好友李学鳌和马贵民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们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让他马上回京，而且不说明任何理由。父亲敏感地估计到北京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晚上到郭卓家去的时候，又从她处闻到一些内部消息。第二天中午，父亲又被郭卓的孩子叫到家里吃饭。在这两次与郭卓的会面中，沈亚威通过妻子郭卓向我父亲说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劝他马上离开上海回北京，并说，如果电影厂不让走，就想办法到南京军区驻沪办事处，在那里坐汽车到南京，再由沈亚威想办法送他返京。
父亲头天晚上还犹豫是把搞了一半的剧本继续搞下去，还是就这样放下先回北京。12日的晚上，他没有再犹豫，也没有与電影厂打招呼，便与一同创作电影剧本的陆柱国乘飞机回京了。
当我父亲走了，郭卓因不知道他是否平安抵达北京，更不知道他回北京之后的情况，心里有些惴惴不安，直到收悉他报平安的书信。
在当年10月27日的书信中，郭卓写道：“信收到。真有趣，那天临走，交代给月亮（作者注：指郭卓的女儿），让她给你女儿写封信。因为惦着你的情况，相信你行得端，走得正。但世界上的事就是那么复杂曲折，否则不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结果回到家里，你的信来了，月亮的信也就没写。”
在同一封信中，郭卓还对没能好好招待我父亲深感遗憾，并表示：“从南京带了点螃蟹回来，你却不在了，真遗憾。在上海一直没有好好招待你，妈妈不在，我这个不会管家的人，真够呛！当晚就知道你回了北京，让供应站同志打电话给你，就知道了。怎么样，下一步将如何？《金光大道》早写完了吧！为什么不能改改好？按你原来的设想，关键是不是第三部？相信你会写出更好的代表作，也相信你能写好更高一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浩然，真得为反修防修留下点光辉的著作，让人们的灵魂有所依据，有所向往。相信你可以，目前也只有你可以。”
父亲返京后同全国人民一起为粉碎 “四人帮”而欢欣鼓舞，但出乎意料，不久他即被推入了政治的漩涡。1978年初，先是受到一些地方报刊的点名“批判”，接着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资格也在开幕式上被宣布取消。他坠入从未经历过的人生低谷。
朋友就是朋友，好朋友之间是相互了解、信任的。郭卓是父亲的好友，对他很信任，没有受到“批判”文章等影响，继续与他保持着联系，还对我父亲进行劝慰。在1979年7月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对你的情况一度有些传闻，但后又寥寥，一直在关心刊物上有没有你的作品发表。不管怎样，你应当坚持写作，无论是长是短。过去一年你不过经历了一些老作家十多年来的经历，想想自己的处境，想想那些老同志的当年，也就心平气和一点了吧……
她推荐给我父亲看大型文学期刊《雨花》及一位年轻编辑，希望他能把作品寄给这位编辑发表。
郭卓出差到北京时，或是到家里去看望我父亲，或是父亲前往她住处看望她。在人世炎凉中，父亲对她的支持与理解特别感激。
当父亲新的作品出现在刊物上，郭卓看到后十分高兴，立即给他写来了信：
……总算又从刊物上看到了你的名字，其高兴可想而知。哈哈，偶然从图书馆的《人民文学》上看见你的《胖娃娃》，好，祝贺你！老任（作者注：指部队作家任斌武）从北京回来已带来你的情况，心也放下了，但就一个希望，早些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北京的刊物上。现在这点悬念也放下了。你又该放马奔腾了，甩开胳膊写吧！……既有了发表权，就要写啊！还常到农村去走走吗？一时思想解放不出来，到农村去走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走走，就会解放出来的。
父亲与郭卓从1963年相识，随着岁月的流逝，友情逐渐加深，在我面前的这些郭卓写给父亲的信件中，多次约稿催稿的信件占去大半，郭卓还希望能在离休前再给我父亲的作品当一次责任编辑。在1983年10月的一封信中，她就这样写道：
文集如何？身体如何？当编辑忙不完的杂事，也该撤退了。望小说早日写就，还能发你一部！
查到郭卓的一封催稿信：
你真不像话，到现在一篇稿子也不给我们。昨天吴强同志问：“浩然给我们小说没有？怎么不给呀！催催他！”瞧，这可是真话，你老兄在写什么？长的？还是中的？喂，怎样，看你的表现了！
郭卓的这种心情，我父亲应当是理解的，可惜不知什么原因，郭卓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根据父亲日记中的记载，他给郭卓写的最后一封信是1994年的12月5日。
由于电话通信的日益便捷，加上年龄等方面的原因，父亲与郭卓没有再见面，也没有再通书信，仅通过电话交流思想，直到父亲去世。
责任编辑 张 鑫
父亲与郭卓的友情是从刊发《艳阳天》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为写小说《艳阳天》下焦庄户体验生活。1962年底，他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作家休养所，夜以继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1963年4月5日，第一稿完成，于是将手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
手稿交去后似乎并没有被编辑所看重，也许都没有看便被搁置一旁。那天正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要找本子，于是从编辑部的来稿堆里翻出《艳阳天》，看了个开头就被吸引住了，便借去阅读。夏末秋初之际，便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转手给了《收获》期刊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叶翻看后觉得不错，将书稿带回千里之外的上海。而父亲却蒙在鼓里。
11月26日，父亲接到通知，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在上海的时候，从《收获》负责人叶以群口中方知《艳阳天》的手稿之事，还得知编辑部对《艳阳天》十分重视，决定用这部小说替换下原定在《收获》复刊号上刊发的长篇小说。这让父亲感到万分惊讶。他们约定12月24日到编辑部作进一步商谈稿子事宜。
父亲应邀来到《收获》编辑部，叶以群首先告诉准备刊发，但是希望他能修改一下。两天后，父亲浩然又应邀再次来到编辑部，见到另一位负责人萧岱和责任编辑郭卓。就是这一天，父亲与郭卓结识。
第一印象憨厚
郭卓给他的印象是很憨厚，作风踏实。她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第一责任编辑。
郭卓1922年出生，辽宁沈阳人，2003年去世。她1947年毕业于国立东北大学中国文学专业。1948年参军，历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华东军区体工队女子排球队员、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员，历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期刊编辑、编审。可以说她是资深的老编辑，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学编辑。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雪花飘》《我走过的路》等。
父亲从与《收获》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得知：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只有26万字，在版面上除了要容纳中、短篇小说等内容外，如《艳阳天》书稿发表只能限在12万字以内。为了《艳阳天》全文刊登，编辑部曾打算增加刊物容量，但邮局此时已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萧岱与郭卓希望父亲浩然能根据刊物的情况进行删改，由37万多字压缩到10万字左右。郭卓还说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如遇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她。
如此大幅度删节自己的作品，父亲当时觉得无法下手，同时担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又想发表，又不想删除那么大篇幅的文字，十分为难。晚上回到宾馆，坐在房间里苦思了良久，直到头昏脑涨也没想出结果。翌日，他才从纷乱的思绪中清醒，觉得发表最重要，其他的事待以后再说。
以后的几天，父亲从早到晚伏案工作——压缩书稿。有一天，他又犹豫了，想打退堂鼓，甚至都给叶以群打通电话，表示不想改了。由于编辑部非常热心，说《艳阳天》很精彩，读者一定会喜欢的。于是父亲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只得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父亲对手稿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1964年1月1日，任务总算完成，他便亲自出马，将根据编辑部意见修改的稿子送到郭卓手里。郭卓捧着沉甸甸的书稿，夸奖道：“你真行，那么快就改好啦！”
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首发在《收获》1964年第一期。2月12日，已经回到北京的父亲收到样刊，第一次看到已经变成铅字的《艳阳天》。
文章发表后，没有出现父亲所担忧的那种情况，反响不错。2月28日中午，父亲接到已经两年未联系的叶圣陶老的来信。这封信是寄到《收获》编辑部后转来的，转信人是郭卓。叶老在信中说他读了《收获》上的《艳阳天》后，深为喜爱，热情鼓励父亲再接再厉。父亲很感动，马上回信感谢叶老对他的肯定。此后，父亲常写信去《收获》编辑部，大多是与编辑谈稿子的事，并在1964年至1965年两年间，陆续于《收获》发表了《眼力》《办公桌和小推车》《前进旅馆》《动手》《认错》《追赶》《慈母心》《争先靠后》及《老师和学生》等短篇小说。这样密集地发表小说，肯定与编辑的联络与催稿相关。尽管没有文字记载《收获》发表这些作品时的责任编辑是谁，但根据后来我查到的父亲与郭卓的信件往来的情况推断，责任编辑应当还是郭卓。
这些小说除了《追赶》之外，都收入后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老支书的传闻》之中。
后来父亲才得知，交稿后郭卓抓紧时间伏案一字一句地为他的小说编辑加工，有时连续工作到深夜。她默默无闻的辛勤付出，使他肃然起敬。
不断鼓励
1965年底开始，郭卓三番五次打电话、发电报，向父亲催要《艳阳天》第三卷。父亲原打算与出版社交换完意见，修改后再由《收获》发表，但经不住编辑部一再坚持，只好答应他们，把书稿快速寄给编辑部。
《收获》1966年第二期刊载了《艳阳天》第三卷。这次刊载作品前又是进行了大改，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怕影响出书，不同意《收获》期刊分两期发（因作品文字有20多万字），故只刊载了二分之一的内容。
无巧不成书的是，《艳阳天》第一卷发表在《收获》1964年的复刊号上，而第三卷则发表在《收获》1966年3月25日出版的停刊前一期期刊上，这一天又恰巧是父亲34岁的生日。
父亲与郭卓从一开始的纯业务关系，通过相互间了解的不断加深，逐步发展为好朋友，即便“文革”中，他有意无意间与许多人断了联系，但与郭卓却始终保持着。
1966年2月，父亲从“四清”地——京郊怀柔县得田沟回到市区参加一个会议，而这时恰巧郭卓来北京出差。2月6日下午，两个人见了面。在聊天过程中，郭卓期盼父亲能集中精力，写出一部超过《艳阳天》的小说。父亲将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1967年8月19日，父亲受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委托，陪同巴基斯坦作家肖卡特在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31日傍晚他在上海送走外宾，第二天上午郭卓便来到父亲住的饭店。晚上，父亲与上海文学界的朋友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李根宝、仇学宝等十余人在郭卓家聚餐。这次聚餐十分热闹与融洽，一直延续到晚上十点多才告辞回饭店。
1969年4月13日，在北京西郊教育行政干部管理学校参加斗批改学习班的父亲回家过周末，这一天，他在家接待了从上海到北京来的郭卓。
父亲与郭卓，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两个人相见并不容易，他们用那个时代人们最常用的联络方式——信件保持着联系，而父亲正是从与郭卓等人的信件中，了解到许多上海的情况。
1976年4月，父亲与成荫、王树元、陆柱国等人赴井冈山等地采访，准备合作撰写电影剧本《井冈山》。5月，父亲一人乘船到达南京，郭卓的爱人、著名作曲家沈亚威接待了他。在南京住了五天之后，由沈亚威陪同他来到无锡，郭卓也应约到这里与父亲会合。这天晚上，父亲与沈亚威、郭卓等人畅谈到深夜十二点多。在无锡参观、访问了三天后，父亲来到上海，住在东湖饭店。
他暂居上海，与郭卓同在一个城市，来往自然方便了许多。父亲在紧张的写作之余，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则在晚间到郭卓家做客、聊天，他们还一同看望了几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胡万春。
父亲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15日，电影剧本初稿完成后，才返回北京。
这一年的9月24日，父亲从北京再次来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他仍像上次在上海一样，到郭卓家里做客聊天，他们还一同去看望共同的好友茹志鹃等。
大姐般的牵挂
1976年10月10日这天早晨，父亲分别接到好友李学鳌和马贵民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们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让他马上回京，而且不说明任何理由。父亲敏感地估计到北京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晚上到郭卓家去的时候，又从她处闻到一些内部消息。第二天中午，父亲又被郭卓的孩子叫到家里吃饭。在这两次与郭卓的会面中，沈亚威通过妻子郭卓向我父亲说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劝他马上离开上海回北京，并说，如果电影厂不让走，就想办法到南京军区驻沪办事处，在那里坐汽车到南京，再由沈亚威想办法送他返京。
父亲头天晚上还犹豫是把搞了一半的剧本继续搞下去，还是就这样放下先回北京。12日的晚上，他没有再犹豫，也没有与電影厂打招呼，便与一同创作电影剧本的陆柱国乘飞机回京了。
当我父亲走了，郭卓因不知道他是否平安抵达北京，更不知道他回北京之后的情况，心里有些惴惴不安，直到收悉他报平安的书信。
在当年10月27日的书信中，郭卓写道：“信收到。真有趣，那天临走，交代给月亮（作者注：指郭卓的女儿），让她给你女儿写封信。因为惦着你的情况，相信你行得端，走得正。但世界上的事就是那么复杂曲折，否则不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结果回到家里，你的信来了，月亮的信也就没写。”
在同一封信中，郭卓还对没能好好招待我父亲深感遗憾，并表示：“从南京带了点螃蟹回来，你却不在了，真遗憾。在上海一直没有好好招待你，妈妈不在，我这个不会管家的人，真够呛！当晚就知道你回了北京，让供应站同志打电话给你，就知道了。怎么样，下一步将如何？《金光大道》早写完了吧！为什么不能改改好？按你原来的设想，关键是不是第三部？相信你会写出更好的代表作，也相信你能写好更高一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浩然，真得为反修防修留下点光辉的著作，让人们的灵魂有所依据，有所向往。相信你可以，目前也只有你可以。”
父亲返京后同全国人民一起为粉碎 “四人帮”而欢欣鼓舞，但出乎意料，不久他即被推入了政治的漩涡。1978年初，先是受到一些地方报刊的点名“批判”，接着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资格也在开幕式上被宣布取消。他坠入从未经历过的人生低谷。
朋友就是朋友，好朋友之间是相互了解、信任的。郭卓是父亲的好友，对他很信任，没有受到“批判”文章等影响，继续与他保持着联系，还对我父亲进行劝慰。在1979年7月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对你的情况一度有些传闻，但后又寥寥，一直在关心刊物上有没有你的作品发表。不管怎样，你应当坚持写作，无论是长是短。过去一年你不过经历了一些老作家十多年来的经历，想想自己的处境，想想那些老同志的当年，也就心平气和一点了吧……
她推荐给我父亲看大型文学期刊《雨花》及一位年轻编辑，希望他能把作品寄给这位编辑发表。
郭卓出差到北京时，或是到家里去看望我父亲，或是父亲前往她住处看望她。在人世炎凉中，父亲对她的支持与理解特别感激。
当父亲新的作品出现在刊物上，郭卓看到后十分高兴，立即给他写来了信：
……总算又从刊物上看到了你的名字，其高兴可想而知。哈哈，偶然从图书馆的《人民文学》上看见你的《胖娃娃》，好，祝贺你！老任（作者注：指部队作家任斌武）从北京回来已带来你的情况，心也放下了，但就一个希望，早些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北京的刊物上。现在这点悬念也放下了。你又该放马奔腾了，甩开胳膊写吧！……既有了发表权，就要写啊！还常到农村去走走吗？一时思想解放不出来，到农村去走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走走，就会解放出来的。
父亲与郭卓从1963年相识，随着岁月的流逝，友情逐渐加深，在我面前的这些郭卓写给父亲的信件中，多次约稿催稿的信件占去大半，郭卓还希望能在离休前再给我父亲的作品当一次责任编辑。在1983年10月的一封信中，她就这样写道：
文集如何？身体如何？当编辑忙不完的杂事，也该撤退了。望小说早日写就，还能发你一部！
查到郭卓的一封催稿信：
你真不像话，到现在一篇稿子也不给我们。昨天吴强同志问：“浩然给我们小说没有？怎么不给呀！催催他！”瞧，这可是真话，你老兄在写什么？长的？还是中的？喂，怎样，看你的表现了！
郭卓的这种心情，我父亲应当是理解的，可惜不知什么原因，郭卓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根据父亲日记中的记载，他给郭卓写的最后一封信是1994年的12月5日。
由于电话通信的日益便捷，加上年龄等方面的原因，父亲与郭卓没有再见面，也没有再通书信，仅通过电话交流思想，直到父亲去世。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