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中违心整人的内疚

来源 :世纪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aoyigyaoatcs3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反右派”运动时,我刚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研所。因为是新建机构,研究所本身没有“老账”可算。所以运动初期,我们主要是学习,谈谈外面见闻。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右派”发起反击时,发现风向有点变化。所里几位党员的发言,看得出有针对一名新来年轻人的倾向。
  此人叫秦增护,上海人,人民大学国内贸易系毕业,与我同在商品学研究室。他来所才几个月,除参加运动,没干任何工作。平时爱说话,爱插话,还喜欢传播社会上的消息。因为他在所里,有时曾转述过社会上某些“右派”的言论,这些后来竟成了他的“罪状”。
  那时我是共青团员,在大学时就是党员发展对象,所以运动中,我被列为“左派”积极分子。有一天党支部开会,也叫我列席。可能上面已“下达”了抓“右派”的任务,我们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个。会上认为秦增护有对党不满情绪,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批判。我心中虽有存疑,但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之下,不仅是我,恐怕到会所有的人,都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大家都赞成以秦为目标,开展研究所的反击“右派”斗争。
  因为秦与我在同一个室,又年龄相近,领导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党思想。那年代,我真把这看作是党对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争取入党,也指望以积极“批秦”的表现,来为自己的进步加分。有时明知那话不是秦说的,是他转述他人的话,或也知道秦所讲不是那个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实”“无限上纲”之类的事。那时,政治上的盲从,已经压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断。面对“反右派”洪流,我违心地随波逐流,失去自制。
  例如,报上有人批评由组织上选派出国留学生这种做法,秦表示同感,曾发言支持实行选派留学生公平统考。这本是别人的主张,但我却说他“恶毒攻击党培养干部的方针”,“要剥夺工农子弟受教育的优先权”。报上有人批评苏联曾运走东北的机器设备,秦在所里发言时讲了这个情况,并没多说什么。但为了把他“批倒”,我质问他:“你没在东北,怎么知道机器被苏联运走?”“你只讲苏联运走东北机器,为什么不讲苏联支援我们156项建设?”就是这样,把“恶毒攻击苏联”的帽子给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这样积极分子的批判下,终于秦增护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县劳动改造时,在一次意外中溺亡。
  对于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可怜同事,我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為自己的违心自私,备感愧疚与忏悔。但愿这样的悲剧,切莫再发生。那种随意上纲、违心整人的历史,更不能再重演。
其他文献
打开尘封60年己泛黄的刑事卷宗,弥漫的历史烟雾扑面而至,反复辨别几百頁褪色的繁体字,曾经轰动一时的“李闻被刺案件”便渐渐清晰起来。  1946年7月11日,民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遭特务暗杀,民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和学者、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于15日抱病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发表了热血演讲。回家途中,他与儿子又遭到特务暗杀。李闻血案激起了国人的义愤,在全国一片声讨声
期刊
编者按:口述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科,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以其在挖掘史料、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与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全世界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口述史专家和专业研究团体。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了充分挖掘文史馆馆员群体中蕴含的丰厚人文历史资源,抢救“鲜活的历史”,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传承历史记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
期刊
编者按:吴景平教授致力于民国史研究,专长于宋子文研究和金融史、外交史等领域,勤于笔耕,成果丰硕。他多年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台北“国史馆”、日本及英国等海外档案馆查阅名人档案和日记,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吴景平教授对国民党对日和战问题关注已久,有深厚的积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最新的抗战史
期刊
1957年下半年,杨兆龙因为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言论,被复旦大学划为“右派分子”,取消教授职务及工资待遇,每月只发给生活费35元,并被勒令搬离原来居住条件较好的昆山路住宅,迁居到条件较差、不少邻居都是有“问题”的四川北路住宅。杨还被强迫参加劳动改造,抬石头,以致咯血住院、迁延近两年。1959年,因复旦大学法律系与华东政法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杨氏改由该院监管。  最让杨兆龙
期刊
编者按: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女作家,和上海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出生在南京,但1岁就跟随母亲茹志鹃定居上海,16岁插队落户远走他乡,8年之后又回归这座城市,从此再未离开。王安忆被看作海派文化的代言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上海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又在她笔下幻化出无限风光。但她却说:“上海不是一块好的写作材料。”她坦承已经习惯别人对她的定位,但强调写作者应该保持清醒,坚定自己要走的路。 
期刊
今年恰逢张元济先生一百五十周年的诞辰纪念。说来也是缘分,前不久,朋友知我喜藏文人尺牍,故割爱一封菊生老的信札予我,使敝箧中又增添了一重量级文人之手迹翰墨,好生欢喜。  张元济的尺牍体书法,得之于楷书的深厚基础,写得非常浑厚。虽行中带草,但雍容而有矩度,并无太多的随意草写或难辨之字。这其实与他早年受严格科考制度的训练有关,他能写一手标准的唐楷,风格介于欧阳询、颜真卿之间。我曾看到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
期刊
由张人凤老师收集、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是张元济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全面的文字史料。从2007年9月开始出版,至2010年11月出齐,共十卷本。按体裁分类编辑,包括书信、诗、文、日记以及古籍研究五类。其中第一、二、三卷是书信,除了收录以前出版物中已有的书信外,增加了后来陆续发现的未曾收录于出版物的书信,总篇幅达到4753件(包括第一至第三卷收录的4475件及第一至第五卷截稿后,又发现的
期刊
近年来,笔者有幸参与了《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一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在为杨杏佛哲嗣杨小佛撰写口述历史时接触到大量宋庆龄、陈翰笙致杨小佛的亲笔书信。从《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内容看,的确就像陈翰笙本人说的“什么都谈”[1],从对当时政治人物的评价到对时事政治的讨论,从对孙中山的回忆到对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追述,从工作到生活……更多的是关于宋庆龄个人病痛和身边人员
期刊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一边在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的第二分所做兼职律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给我的人竟然是李国机律师。李国机当年是全上海最有名的律师,一方面是他业务水平很好,另外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时,李国机曾经在数个月里是上海滩唯一的律师。他上个世纪50年代从复旦大学法律系一毕业就当了律师,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李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说,翟建
期刊
出入士林官邸清唱京剧,和宋美龄一起做礼拜  我母亲(姚玉兰,又名姚谷香,杜月笙四太太——编者注)到了台湾以后,除了与我父亲原來的那些老朋友有些来往,比方讲,顾嘉棠、万墨林、陆京士等,出入最多的应该是蒋介石夫妇的士林官邸,我母亲每周都与蒋夫人一起在官邸里的教堂做礼拜。  在台湾有个规矩,称蒋介石为“老总统”“前总统”“总统”,从来不直呼其名;对蒋经国,则称“经国先生”。在这些地方,台湾保留了这些老规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