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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乔家起源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在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兴起，随后逐渐成为晋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家的经营以“首重信、次讲义、三为利”为基本原则，票号遍布全国，誉满神州。以乔家的大德兴、大德恒以及平遥的日升昌等山西晋商票号，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无法超越的神话——汇通天下！乔家的资本盛极时富可敌国，而乔家的家宅乔家大院，更是中国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乔家的兴起始于乔贵发，盛于乔致庸，传承于乔映霞，繁荣了近三个世纪，谱写了晋商辉煌灿烂的篇章。乔家的成功除了乔贵发的坚韧毅力、乔致庸儒学渊源的信仰，以及乔映霞牺牲商铺保全客户利益的大仁大义之外，更多的是闪烁在其间的才智。
从乔贵发的驼铃日暮入草原，到乔致庸的仆仆风尘下江南，再到乔映霞的欠债补空兑承诺，乔家几代人凭借着努力与智慧的结合，敢开风气之先，广兴善举，以良好的社会关系、独具匠心的经营特色和优秀的家族传统教育，不断开拓创新，建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座丰碑。
起始：乔贵发——含辱离乡 艰难崛起
乔贵发（1718-1790），字公达，清朝乾隆初年山西省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人，著名晋商名门乔家发迹始祖。七岁亡父，十岁亡母，孤苦无依的乔贵发自小便受尽欺辱，被寄养于东观舅父家，长大后回到乔家堡独立生活。因为穷困潦倒，十八岁时选择走西口，先做驼队马夫，后做店铺伙计，有点儿积蓄后，便转到包头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雜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乔贵发倒卖黄豆盈利，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在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范围覆盖全国，影响甚大，奠定了乔氏商业帝国的基础。
乔家始祖乔贵发，是祁县乔家堡人。他的父亲乔壮威是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酷爱读书，闲时就带着儿子读各种书籍。因为是中年得子，乔壮威对乔贵发很是宠爱，自小便用心培养他。不幸的是，在乔贵发七岁那年，父亲患病去世了，而母亲本就体弱多病，三年后也去世了。父母双亡，年仅十岁的乔贵发被舅父收养，到外公家生活。外公家以做豆腐为生，期间他学会了做豆腐的手艺。几年后，外公外婆相继去世，舅母对乔贵发一直心存芥蒂，看不惯他白吃白喝，对他十分歧视，每日逼迫他在豆腐坊做工。
十二岁时，乔贵发独自回到乔家堡，一面经营父母留下的几亩旱地维持生计，一面趁农忙之余给人打短工。
十八岁那年，本家侄儿娶亲，乔贵发兴冲冲地赶去帮忙，结果却遭到了羞辱。侄儿大婚，作为本家叔叔却被呼来喝去，指派些杂活儿，在厨房劈柴生火，他心中难免涌起屈辱的滋味。等到排定宴席的时候，他竟没能与几位本家同辈们共坐一桌，而是被安排到了打杂的末席。大家都说他这种光棍汉，算不得长辈，同乡村邻都在嘲笑他，唯独一个程家的媳妇为他说了几句话。这种赤裸裸的轻视，激起了年轻的乔贵发强烈的自尊。
清乾隆初年，乔贵发愤然离乡，决意到外面去打拼，寻找新的生路。他当时选择了“走西口”，跟随当地的旅蒙商队自祁县出发，成为驼队的一名伙计。驼队从西口出关后，进入蒙古地区。
走南闯北的颠簸中，他一直用心留意着适合自己创业的地方。乔贵发所在的商队常会到西部草原与蒙古人交易，路线是从归化城（呼和浩特市）出发，走过土默特旗和乌拉特旗的牧场，然后翻越阴山谷道，进入茫茫草原。这段行程往返长达三四个月之久，沿途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家，出发时，商队和骆驼需要带上充足的粮草等生活用品，乔贵发所在商队通常会在一个叫作萨拉齐的小镇进行采购。
往返数次之后，乔贵发相中了萨拉齐这个小镇，结束了漂泊的驼队生活，在萨拉齐镇的老将营村的一家当铺当了伙计。有了一定积蓄后，乔贵发开始琢磨自己创业。他发现萨拉齐冬天蔬菜紧缺，而居民们没有加工蔬菜的意识，甚至连豆腐都没有卖的。他看准时机，用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血汗钱和在外祖父家学来的做豆腐的技术，开始做老本行——做豆腐和生豆芽。由于独此一家，他的生意起色很快。
不久后，乔贵发结识来自山西徐沟县大常村的秦肇庆，二人倾心相谈，皆有力图长远发展的想法。两人合计良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萨拉齐西边的西脑包（今包头市）。他们来到西脑包，除了开豆腐店，还开粮店和草料铺。乔贵发因为做生意价钱公道，童叟无欺，秤都比别的商家足，因此生意越做越好，到后来成为包头城最大的商户，产业不断扩张。
1755年，粮食丰收，乔贵发与秦肇庆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价低时购存了一大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二人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乔贵发进而利用赚来的钱扩大经营范围，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没过多久，西脑包的热闹就超过了萨拉齐。旅蒙商的驻足和走西口汉人的聚集，吸引着各路买卖纷纷前来，开店设铺，把一个冷冷清清的西脑包，变成一个熙熙攘攘的村落，奠定了老包头市的根基。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却因一次意外，差点儿倒闭。当时，几家有名的商号兴起了“买树梢”的交易：每年春夏之交，当麦苗刚刚泛起一派葱绿时，就有商号前往农村预订粮食。商号与农民议定一个粮价，并且确定将来交粮的数量，然后当场支付现钱。等到秋收时，无论市场收购粮价的高与低，农民必须按照当初确定的数量向商号交粮。
乔贵发财星高照，接连两年的“买树梢”，都大有斩获，几乎抵得上这么多年来磨豆腐和经营店铺的全部收益。但那一年，粮食降价，乔贵发“买树梢”蚀本严重，商号几乎倒闭。亏得他平日与当地民众诚信往来，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乔贵发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一直没有婚娶。30多岁时，已经富甲一方的乔贵发回到祁县，娶了当年在侄儿婚礼上为自己说过好话的程寡妇，还认她的儿子为自己的长子，视如己出。自此之后，乔家家训如山———不许纳妾。
乔贵发因为是穷苦出身，因而教育子弟特别严格。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成为乔家独资。
事业稳定后，乔贵发在乔家堡村住宅原址上蓋起了三间宅院，分别取名德星堂、保和堂、在中堂，夫妻二人共育三子，长子乔全德是程寡妇带来的，住“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乔全义，住“保和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乔全美，住“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巅峰：乔致庸——临危受命 中兴大材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人称“亮财主”，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他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他以儒道之尊，诚信为本，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父亲是乔贵发的第三子乔全美。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很富裕，但乔致庸的童年却并不幸福。在他三岁的时候，母亲便因病去世了，七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父母的去世让他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不幸。
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乔全德因是继子，且独子无后，人丁不旺，已经凋零。二门乔全义以读书为重，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根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父母去世后，三门由乔致庸的大哥乔致广打理。长兄如父，乔致广抚育弟弟十分用心。由于三门没出过一个举人，他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他这辈子的任务就完成了。乔致广尽力为弟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乔致庸也感念兄嫂的照顾，一心扎根学习。不久后，天资聪颖的乔致庸果然考中了秀才，但却迎来了一个重大变故。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兵荒马乱中，乔家的生意自然也难以幸免，乔致广肩负家族兴盛的重任，自幼体弱多病，遭此变故，心急如焚，竟一病不起。1853年，正值盛年的乔致广撒手西去，将风雨飘零中的偌大一个家业，留给了从未涉足过商海的乔致庸。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背景下，想要让商号重整旗鼓，可谓难上加难，更何况乔致庸还是一个很少过问商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经商斗智本不是他所长，以奸诈获利，更是身为一介儒生的他所耻于为之的。但兄长已去世，三门的顶梁柱只有他了。几经思索，他决定接手家族生意，但要做一个“儒商”。
乔致庸接任乔家第四代当家人时，正值清政府内忧外患，战乱频繁，而乔家的生意也因战乱岌岌可危。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勒索，导致各地起义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乔致庸毅然决定前往处于战乱之中的南方，打开经商的通途。就这样，他拿出复字号一半的资金，独自去南方，寻找新的出路。
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从未出过门的富家少爷乔致庸带着几万两银子，从西北长途跋涉，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了东南沿海的武夷山，开始尝试做乔氏家族一直很擅长的茶叶生意。由于战乱，许多茶商与茶农失去联系，而许多南方的商号疲于奔命，关闭了商铺，造成茶农茶叶积压。乔致庸趁机低价收购了急于逃难的茶农的茶叶，再运回北方高价倒卖出去。他南下一次，获利颇丰，成功让濒临倒闭的乔家商号有了资金，起死回生。
乔致庸趁机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扩大了乔家的经营范围。
当时乔家最好的铺子是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全国的票号很少，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道理。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劫，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只要推广，必能成功。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口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在乔致庸经营下，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乔致庸审时度势，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左宗棠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特地拜访了乔致庸。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乔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但清廷岌岌可危，富商们谁都不敢答应。只有乔家大德丰票号同意借给朝廷白银10万两。后来“庚子事变”，慈禧又西逃，途经山西时，行营设在乔家票号大德通总号，乔致庸又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很得慈禧太后的感激。“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慈禧太后还给乔致庸的人情，是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因此两项，使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此后慈禧太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给乔家，乔家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这一时期，乔家票号发展达到极盛时期，大德通、大德恒一度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两大票号，乔家也一跃成为山西乃至全国商界的佼佼者。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平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遵守祖训，没有纳妾，六位妻子共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
大家族人口多起来了，乔致庸在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他将财力、精力都大量地投入了建设家宅中，重建乔家大院。经过几年后的翻修重建，建成后的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目前，乔家大院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影、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红极一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体弱多病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
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衰败：乔映霞——严以治家 难逃情劫
乔映霞（1875-1956），字锦堂，乳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是喬致庸次子乔景仪所生，因伯父乔景岱无后，乔映霞被过继给乔景岱，成为长房长孙，成为乔家第五代当家。他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1921年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家乡三处往返休养，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
乔致庸共有6个儿子，他曾想在儿子中寻找继承人，却无一理想人选：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四子朴实迟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皆难当大任。乔致庸觉得儿子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起乔家的产业，在乔家第5代的11个男丁中，他亲自挑选出孙子乔映霞来做自己的传人，乔映霞接任家主时，年仅19岁。
乔映霞的性格与祖父颇有几分相似，他敦厚诚朴、头脑灵活、处事老练，乔致庸对他寄予厚望，倾力栽培。1905年乔致庸去世后，乔映霞作为祖父特别培养的“接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乔氏家族的掌家者。
乔映霞继承了祖父性格中桀骜不驯、不拘礼俗等特性。除了保持固有的“中庸仁义信用”等祖训外，他也是个锐意改革、力争上游的人物。乔映霞是祁县第一个穿西装、剪辫子的人，他骑自行车，“像洋人一样站着撒尿”，在民风保守的祁县被人讥笑是个“洋鬼子”。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
乔映霞不但到处宣传进步思想，而且对其很多主张能身体力行。民国二年（1913）农历五月十三日城内赶庙会，他拉着狼狗，见人就剪辫子。祁县九汲村的段步洋、赵富贵、范有元三人进城赶会，在城内碰上乔映霞，吓得躲在商号的栏柜底下，但最后还是被拉出剪了辫子。因为这些激进的做法，村里人认为乔映霞是个怪人，与谁都不一样。有人还编了顺口溜嘲笑他：“成义子，削了头发剪辫子，穿的洋袄儿洋裤子，脖子上扎的腿带子，裤子裆里缀扣子，尿尿不用解裤子……”这些顺口溜，至今仍在祁县流传着。
作为当家人，乔映霞继承了祖父的家规，对家人同样要求严格，爱护有加。他对教育很重视，希望乔家的后代都能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他在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一所、小学堂一所，并亲自带人毁掉村里的神像，将庙宇改作学堂。他聘请了著名教师、学者、拳师等，教授乡里子弟念国学、学新学、练武术，后来还让乔氏子弟中之优秀者，到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学习，毕业后又供他们留学深造，因此乔家很多子弟都受过新式教育。
如果不是突发变故，在山西生活了几辈的乔家人或许还会留守在那里，但1914年的一次意外事件，让乔映霞来到了天津，也把一直在老家经营的事业扩展到了天津。
1913年，乔映霞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时，下令禁种鸦片。1914年春，乔映霞因铲除烟苗，农民举锹执锄，聚众反抗，他鸣枪威吓，没想到慌乱中失手打死一人，造成人命案。涉讼后，祁县知事冯延铸受贿3000元，和解了结。这事被袁世凯嫡系、山西省巡按使金永探知，想借此发一笔横财，饬令冯延铸押解乔映霞到太原受审。冯怕自己的劣迹败露，受到牵连，又向乔映霞索要重金，秘密纵容乔映霞逃逸。乔映霞于是避居天津法租界。后来，随着袁世凯的离世，他的亲信金永调离了山西，乔映霞才返回祁县，专心经营产业。 乔映霞掌家的最初几年间，乔家的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号、银号的分号数量续有增加。但随着清末和民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乔家的生意也度过了极盛时期，开始走向下坡。其实，以乔映霞的能力，本可以在生意场上大展拳脚，让祖父留下的产业更上一层楼。可惜他生不逢时，连年的战乱，使得他只能苦撑产业，满腹雄才得不到展示，乔映霞的无奈也令他平添了一些悲情色彩。
光绪年间，外国资本进入，加上户部也成立官商银行，民间票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乔家的生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缓慢下滑。乔映霞不是没有想过改革，但是偏在这个时候，他续弦的妻子跟他提出了离婚，使乔映霞大受打击，无心经商。
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接下来的30年间，军阀混战，大家都在打乔家的主意。光是冯玉祥的军队为了筹措军饷，就累计从乔家摊派300万公斤粮食、150万两白银。到了1930年，大德通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因为蒋、阎、冯的中原大战，当时，山西发行了一种钞票叫晋钞。阎锡山失败后，晋钞急剧贬值，最后，25元晋钞只抵1元新币。其实，这是大德通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它可以拿晋钞兑付别人的存款，趁机发一笔横财。但是，乔映霞谨遵祖父遗训，讲究诚信，明令大德通把多年积累的老本投入到兑付存款之中，这是大德通做的最大一次的赔本买卖。经过这次变故，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只能宣告歇业。乔映霞凝重地说：“即使大德通为此倒闭，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对于一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在众多打击之下，乔家从此一蹶不振。
1945年抗战胜利，各钱铺纷纷申请复业，独“复字号”却止步不前，东伙双方都无意再事经营。多数职工相继离号，另组商号者有之，转入其他行业者有之，“复字号”已名存实亡了。到了1950年，公私合营的大潮当中，乔家后人乔铁民、乔子珍等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并把部分房产分赠给各号执事的掌柜居住，房产售价均按股批分。乔家与百年“复字号”从此脱离关系。
1917年，乔映霞带着家人正式移居天津。
因为当家人来天津，所以从那以后乔家不少子弟来天津求学，渐渐地，天津的乔氏后人多了起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乔家绝大部分人在1939年前后从祁县迁居天津。来到天津后，乔氏家族的人在租界的很多地方都生活过。据文史学者王振良记述，除由乔映霞亲自督建的赤峰道乔家小楼外，乔氏家族还在天津树德里、忠厚里、连璧里生活过。
生不逢时，难展抱负，本就令乔映霞心生郁闷，而随后发生的婚姻变故令这位乔家的掌门人大受打击，从精神到身体都出现了病症。
1930年，乔氏家族分家，乔映霞由于生病不再主持家务，主要事务由25岁的乔铁汉主持。抗战爆发后，乔家的业务停顿下来，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宣告破产。乔铁汉、乔铁民两兄弟在清理家产后，纷纷离开天津去往上海，乔铁汉1950年又去北京给乔家清盘。后来，乔铁汉回到上海，乔铁民则留在了北京。
1949年，乔映霞与二儿子乔铁民回到天津。第二年，乔家卖掉了赤峰道上的房产，乔铁民一家搬到北京，而乔铁汉一家则留在了上海。当乔映霞最后一次离开那栋小楼时，晋商乔氏在旧时代的故事，也随之完结。
挑水的学问
一天，乔致庸正在乔家大院喝茶，有个年轻人突然闯了进来，大嚷要“辞职”。原来，年轻人是大德通票號的一个分号经理，上任以来，一直有下属不愿服从他的领导。
了解情况后，乔致庸让人找来水桶和扁担，然后，微笑着给年轻人布置了任务——挑水，挑满。
年轻人姑且压住怒气扛起了扁担。第一趟，他挑了满满两桶水，可走到水缸处，只剩下了两半桶。他不服气，继续挑。第二趟，他把打满水的桶盖了盖子，他以为这样水就不会洒出，然而，没多久，桶盖就被晃动的水顶开了，水又少了一半。第三趟，乔致庸递给年轻人两块大过水桶的布，叮嘱年轻人，打水后，将布盖在水桶上。起初，年轻人还嘲笑乔致庸没见识，软绵绵的布岂能阻挡住跳荡的水？结果，这一次，他挑回的居然是满满两桶水。
随后，乔致庸给年轻人递过一杯茶，语重心长地说：“管人跟挑水差不多，管理者放手不管，被管理者将无拘无束、肆意妄为；管理者管得太严，被管理者将心存怨愤、不服管教；只有宽严适度，被管理者才愿意配合。”
听了这番话，年轻人红着脸点点头，再也不提辞职的事了。而且，他回去后做了反思，并改变了管理办法，从此，下属对他的态度逐渐好了起来。到后来，他凭着卓越的能力和众人的拥护，一直做到了大德通票号总经理的位子。
乔映霞婚变真相
作为乔氏家族的掌家人，以乔映霞的雄才大略，本来是可以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阖，在祖父基础上更上层楼，将家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可惜的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却使得他显得生不逢时，多数时间只能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左遮右挡，苦苦支撑。满腹才学却难于施展，现实注定了乔映霞一生的悲剧色彩。然而不尽人意的是，乔映霞的婚姻生活也颇为坎坷。
乔映霞一生严格恪守不纳妾的祖训。他20岁前后，迎娶祁县东观镇程氏。程氏诚厚敦朴，持家有方。可惜红颜薄命，程氏因难产母子俱亡。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乔映霞续娶太谷县杨氏。杨氏是太谷名士杨次山的胞妹，知书达理，颇得乔家上下欢心，夫妻两个也琴瑟和鸣，感情深厚。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杨氏得一子，取名乔健，字铁汉。杨氏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大约还不到三十岁。乔映霞失去爱妻，痛不欲生，发誓不再续娶。 乔映霞在思念中度过了十多年单身生活。然而，一次邂逅，却改变了乔映霞的后半生。
1917年，乔映霞正在天津寓居，偶患小恙住进了医院。病房有个实习护士，名叫刘菊秀，与乔映霞一见钟情，两人陷入情网。刘菊秀是天津人，早年就读天津中西女中，后肄业于北京协和医专，当时刚二十岁出头。乔刘的婚恋，遭到刘父的坚决反对，乔映霞也曾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菊秀最终说服父母，1918年初与乔映霞结婚。婚后两人回到山西，当年10月生下一子，取名仡，字铁民。两人的婚姻，维持了大约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解体。据说主要是个性不合，时常发生口角，夫妻间裂痕愈来愈深，最后只好分手。离婚事件对乔映霞刺激很大，他于1921年精神失常，并一度跳楼自杀，致使髁果断裂。乔映霞因自小习武，身体强健，跳楼后恢复得不错，虽然腿部微跛，但外人不细心很难看出来。
乔映霞作为天津知名人物，其婚变过程自然容易引起记者的注意，一时成为轰动天津的新闻。据《在中堂——乔家大院》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乔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情书。”
关于乔刘婚变的导火线，乔氏后人还有一种家族的说法，作为当事人的后代，这些说法也许更应当令我们采信。乔刘婚变其实缘自一场误会。刘因在协和医专接受正规西医教育，英文非常好。她有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两人经常用英文通信，互致问候。一次这些通信被乔映霞发现，他因不懂英文，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情书，与刘发生冲突。乔刘裂痕由此增大并导致离异。刘菊秀本人，后来曾暂居上海，约20世纪70年代病逝于北京。
乔刘婚变一事在天津的影响相当大，至今坊间老人还能道出此事，虽细节传说不一，但总的来讲都是大同小异，已没有必要深究了。另有称刘是燕京大学校花者，恐怕是出自后来的演绎。
乔刘婚变，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乔映霞精神失常。乔映霞的病有时发作得十分厉害，有时就站在赤峰道住所的阳台上，来回逡巡并大呼小叫，甚至向楼下扔砖头。
身体的创伤虽然愈合较好，但精神的打击却一直困扰着乔映霞后半生。他常年在天津、北京、祁县三处往返休养，直到1956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乔映霞后半生的坎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乔家的发展轨迹，因为这个家族在他发病后的约三十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产生像他这样具有超人才略的杰出人物。
勤俭自省 尊师重教
乔贵发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到乔致庸时代，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其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乔家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
乔家“大盛魁”的祠堂前和财神座前供奉着老祖宗创业时的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纪念创始人乔贵发以户挑贸易起家，货箱也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木箱，石头是创业时曾经用作秤砣作为称银子的衡器，稀饭则是纪念祖先当年三人曾因极度贫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饭的心酸。扁担、货箱、石头、一碗稀粥，警诫着后世子孙要牢记祖宗创业的艰辛，要保持勤俭节约之风。
此外，乔家对子弟教育方面也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乔家是家族企业，号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企业制度，用制度来管理束缚人、管理企业，这是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成功的关键。
乔家的号规如下：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乔铁民（1918—1993）：乔映霞次子，1918年10月生于天津，本名仡，字铁民。仡有勇敢强壮的意思，但由于有些生僻，因此他后来以字行于世。乔铁民原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37年抗战事起南开被炸，转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193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辅仁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约1942年，还是在大学期间，他即出任大德通钱庄董事长。乔铁民1948年带家人随父兄离开天津，辗转上海后又回到天津，旋即与父亲移居北京，在中学从事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期，乔铁民因“右派言论”被下放到小学，后平反。乔铁民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他20世纪70年代末退休，此后一直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93年12月，乔铁民在北京去世。
乔燕和（1943—）：乔铁民长女，1943年出生在天津，解放后随父亲迁居北京。1958年考入北方昆曲剧院，两年后成为“昆曲大王”韩世昌入室弟子，成为昆曲表演艺术家，退休前曾是现北京北方昆曲剧院的花旦演员。她还经常参与北京电视台影视中心的电视剧拍摄，戏称自己是“打工老太”。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乔燕和担纲总顾问，参与了该剧的立项、酝酿、构思和摄制全过程。
乔燕平（1945—）：高级畜牧兽医师，曾任北京奶牛中心良种厂副厂长，退休后受聘该中心中试部主任，现为中加爱德现代牛业集团中国地区集团项目总监。
乔燕美（1947—）：大学毕业，工程师。曾在多家涉外星级饭店和中国科协、中国广播卫星通讯公司工作，现任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参与翻译过多部影视作品。
（编纂整理：妄言 资料来源《晋商翘楚乔致庸》姜正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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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的兴起始于乔贵发，盛于乔致庸，传承于乔映霞，繁荣了近三个世纪，谱写了晋商辉煌灿烂的篇章。乔家的成功除了乔贵发的坚韧毅力、乔致庸儒学渊源的信仰，以及乔映霞牺牲商铺保全客户利益的大仁大义之外，更多的是闪烁在其间的才智。
从乔贵发的驼铃日暮入草原，到乔致庸的仆仆风尘下江南，再到乔映霞的欠债补空兑承诺，乔家几代人凭借着努力与智慧的结合，敢开风气之先，广兴善举，以良好的社会关系、独具匠心的经营特色和优秀的家族传统教育，不断开拓创新，建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座丰碑。
【家史】
起始：乔贵发——含辱离乡 艰难崛起
乔贵发（1718-1790），字公达，清朝乾隆初年山西省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人，著名晋商名门乔家发迹始祖。七岁亡父，十岁亡母，孤苦无依的乔贵发自小便受尽欺辱，被寄养于东观舅父家，长大后回到乔家堡独立生活。因为穷困潦倒，十八岁时选择走西口，先做驼队马夫，后做店铺伙计，有点儿积蓄后，便转到包头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雜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乔贵发倒卖黄豆盈利，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在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范围覆盖全国，影响甚大，奠定了乔氏商业帝国的基础。
乔家始祖乔贵发，是祁县乔家堡人。他的父亲乔壮威是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酷爱读书，闲时就带着儿子读各种书籍。因为是中年得子，乔壮威对乔贵发很是宠爱，自小便用心培养他。不幸的是，在乔贵发七岁那年，父亲患病去世了，而母亲本就体弱多病，三年后也去世了。父母双亡，年仅十岁的乔贵发被舅父收养，到外公家生活。外公家以做豆腐为生，期间他学会了做豆腐的手艺。几年后，外公外婆相继去世，舅母对乔贵发一直心存芥蒂，看不惯他白吃白喝，对他十分歧视，每日逼迫他在豆腐坊做工。
十二岁时，乔贵发独自回到乔家堡，一面经营父母留下的几亩旱地维持生计，一面趁农忙之余给人打短工。
十八岁那年，本家侄儿娶亲，乔贵发兴冲冲地赶去帮忙，结果却遭到了羞辱。侄儿大婚，作为本家叔叔却被呼来喝去，指派些杂活儿，在厨房劈柴生火，他心中难免涌起屈辱的滋味。等到排定宴席的时候，他竟没能与几位本家同辈们共坐一桌，而是被安排到了打杂的末席。大家都说他这种光棍汉，算不得长辈，同乡村邻都在嘲笑他，唯独一个程家的媳妇为他说了几句话。这种赤裸裸的轻视，激起了年轻的乔贵发强烈的自尊。
清乾隆初年，乔贵发愤然离乡，决意到外面去打拼，寻找新的生路。他当时选择了“走西口”，跟随当地的旅蒙商队自祁县出发，成为驼队的一名伙计。驼队从西口出关后，进入蒙古地区。
走南闯北的颠簸中，他一直用心留意着适合自己创业的地方。乔贵发所在的商队常会到西部草原与蒙古人交易，路线是从归化城（呼和浩特市）出发，走过土默特旗和乌拉特旗的牧场，然后翻越阴山谷道，进入茫茫草原。这段行程往返长达三四个月之久，沿途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家，出发时，商队和骆驼需要带上充足的粮草等生活用品，乔贵发所在商队通常会在一个叫作萨拉齐的小镇进行采购。
往返数次之后，乔贵发相中了萨拉齐这个小镇，结束了漂泊的驼队生活，在萨拉齐镇的老将营村的一家当铺当了伙计。有了一定积蓄后，乔贵发开始琢磨自己创业。他发现萨拉齐冬天蔬菜紧缺，而居民们没有加工蔬菜的意识，甚至连豆腐都没有卖的。他看准时机，用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血汗钱和在外祖父家学来的做豆腐的技术，开始做老本行——做豆腐和生豆芽。由于独此一家，他的生意起色很快。
不久后，乔贵发结识来自山西徐沟县大常村的秦肇庆，二人倾心相谈，皆有力图长远发展的想法。两人合计良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萨拉齐西边的西脑包（今包头市）。他们来到西脑包，除了开豆腐店，还开粮店和草料铺。乔贵发因为做生意价钱公道，童叟无欺，秤都比别的商家足，因此生意越做越好，到后来成为包头城最大的商户，产业不断扩张。
1755年，粮食丰收，乔贵发与秦肇庆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价低时购存了一大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二人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乔贵发进而利用赚来的钱扩大经营范围，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没过多久，西脑包的热闹就超过了萨拉齐。旅蒙商的驻足和走西口汉人的聚集，吸引着各路买卖纷纷前来，开店设铺，把一个冷冷清清的西脑包，变成一个熙熙攘攘的村落，奠定了老包头市的根基。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却因一次意外，差点儿倒闭。当时，几家有名的商号兴起了“买树梢”的交易：每年春夏之交，当麦苗刚刚泛起一派葱绿时，就有商号前往农村预订粮食。商号与农民议定一个粮价，并且确定将来交粮的数量，然后当场支付现钱。等到秋收时，无论市场收购粮价的高与低，农民必须按照当初确定的数量向商号交粮。
乔贵发财星高照，接连两年的“买树梢”，都大有斩获，几乎抵得上这么多年来磨豆腐和经营店铺的全部收益。但那一年，粮食降价，乔贵发“买树梢”蚀本严重，商号几乎倒闭。亏得他平日与当地民众诚信往来，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乔贵发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一直没有婚娶。30多岁时，已经富甲一方的乔贵发回到祁县，娶了当年在侄儿婚礼上为自己说过好话的程寡妇，还认她的儿子为自己的长子，视如己出。自此之后，乔家家训如山———不许纳妾。
乔贵发因为是穷苦出身，因而教育子弟特别严格。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成为乔家独资。
事业稳定后，乔贵发在乔家堡村住宅原址上蓋起了三间宅院，分别取名德星堂、保和堂、在中堂，夫妻二人共育三子，长子乔全德是程寡妇带来的，住“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乔全义，住“保和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乔全美，住“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巅峰：乔致庸——临危受命 中兴大材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人称“亮财主”，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他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他以儒道之尊，诚信为本，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父亲是乔贵发的第三子乔全美。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很富裕，但乔致庸的童年却并不幸福。在他三岁的时候，母亲便因病去世了，七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父母的去世让他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不幸。
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乔全德因是继子，且独子无后，人丁不旺，已经凋零。二门乔全义以读书为重，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根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父母去世后，三门由乔致庸的大哥乔致广打理。长兄如父，乔致广抚育弟弟十分用心。由于三门没出过一个举人，他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他这辈子的任务就完成了。乔致广尽力为弟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乔致庸也感念兄嫂的照顾，一心扎根学习。不久后，天资聪颖的乔致庸果然考中了秀才，但却迎来了一个重大变故。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兵荒马乱中，乔家的生意自然也难以幸免，乔致广肩负家族兴盛的重任，自幼体弱多病，遭此变故，心急如焚，竟一病不起。1853年，正值盛年的乔致广撒手西去，将风雨飘零中的偌大一个家业，留给了从未涉足过商海的乔致庸。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背景下，想要让商号重整旗鼓，可谓难上加难，更何况乔致庸还是一个很少过问商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经商斗智本不是他所长，以奸诈获利，更是身为一介儒生的他所耻于为之的。但兄长已去世，三门的顶梁柱只有他了。几经思索，他决定接手家族生意，但要做一个“儒商”。
乔致庸接任乔家第四代当家人时，正值清政府内忧外患，战乱频繁，而乔家的生意也因战乱岌岌可危。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勒索，导致各地起义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乔致庸毅然决定前往处于战乱之中的南方，打开经商的通途。就这样，他拿出复字号一半的资金，独自去南方，寻找新的出路。
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从未出过门的富家少爷乔致庸带着几万两银子，从西北长途跋涉，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了东南沿海的武夷山，开始尝试做乔氏家族一直很擅长的茶叶生意。由于战乱，许多茶商与茶农失去联系，而许多南方的商号疲于奔命，关闭了商铺，造成茶农茶叶积压。乔致庸趁机低价收购了急于逃难的茶农的茶叶，再运回北方高价倒卖出去。他南下一次，获利颇丰，成功让濒临倒闭的乔家商号有了资金，起死回生。
乔致庸趁机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扩大了乔家的经营范围。
当时乔家最好的铺子是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全国的票号很少，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道理。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劫，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只要推广，必能成功。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口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在乔致庸经营下，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乔致庸审时度势，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左宗棠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特地拜访了乔致庸。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乔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但清廷岌岌可危，富商们谁都不敢答应。只有乔家大德丰票号同意借给朝廷白银10万两。后来“庚子事变”，慈禧又西逃，途经山西时，行营设在乔家票号大德通总号，乔致庸又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很得慈禧太后的感激。“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慈禧太后还给乔致庸的人情，是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因此两项，使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此后慈禧太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给乔家，乔家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这一时期，乔家票号发展达到极盛时期，大德通、大德恒一度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两大票号，乔家也一跃成为山西乃至全国商界的佼佼者。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平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遵守祖训，没有纳妾，六位妻子共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
大家族人口多起来了，乔致庸在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他将财力、精力都大量地投入了建设家宅中，重建乔家大院。经过几年后的翻修重建，建成后的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目前，乔家大院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影、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红极一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体弱多病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
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衰败：乔映霞——严以治家 难逃情劫
乔映霞（1875-1956），字锦堂，乳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是喬致庸次子乔景仪所生，因伯父乔景岱无后，乔映霞被过继给乔景岱，成为长房长孙，成为乔家第五代当家。他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1921年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家乡三处往返休养，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
乔致庸共有6个儿子，他曾想在儿子中寻找继承人，却无一理想人选：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四子朴实迟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皆难当大任。乔致庸觉得儿子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起乔家的产业，在乔家第5代的11个男丁中，他亲自挑选出孙子乔映霞来做自己的传人，乔映霞接任家主时，年仅19岁。
乔映霞的性格与祖父颇有几分相似，他敦厚诚朴、头脑灵活、处事老练，乔致庸对他寄予厚望，倾力栽培。1905年乔致庸去世后，乔映霞作为祖父特别培养的“接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乔氏家族的掌家者。
乔映霞继承了祖父性格中桀骜不驯、不拘礼俗等特性。除了保持固有的“中庸仁义信用”等祖训外，他也是个锐意改革、力争上游的人物。乔映霞是祁县第一个穿西装、剪辫子的人，他骑自行车，“像洋人一样站着撒尿”，在民风保守的祁县被人讥笑是个“洋鬼子”。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
乔映霞不但到处宣传进步思想，而且对其很多主张能身体力行。民国二年（1913）农历五月十三日城内赶庙会，他拉着狼狗，见人就剪辫子。祁县九汲村的段步洋、赵富贵、范有元三人进城赶会，在城内碰上乔映霞，吓得躲在商号的栏柜底下，但最后还是被拉出剪了辫子。因为这些激进的做法，村里人认为乔映霞是个怪人，与谁都不一样。有人还编了顺口溜嘲笑他：“成义子，削了头发剪辫子，穿的洋袄儿洋裤子，脖子上扎的腿带子，裤子裆里缀扣子，尿尿不用解裤子……”这些顺口溜，至今仍在祁县流传着。
作为当家人，乔映霞继承了祖父的家规，对家人同样要求严格，爱护有加。他对教育很重视，希望乔家的后代都能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他在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一所、小学堂一所，并亲自带人毁掉村里的神像，将庙宇改作学堂。他聘请了著名教师、学者、拳师等，教授乡里子弟念国学、学新学、练武术，后来还让乔氏子弟中之优秀者，到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学习，毕业后又供他们留学深造，因此乔家很多子弟都受过新式教育。
如果不是突发变故，在山西生活了几辈的乔家人或许还会留守在那里，但1914年的一次意外事件，让乔映霞来到了天津，也把一直在老家经营的事业扩展到了天津。
1913年，乔映霞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时，下令禁种鸦片。1914年春，乔映霞因铲除烟苗，农民举锹执锄，聚众反抗，他鸣枪威吓，没想到慌乱中失手打死一人，造成人命案。涉讼后，祁县知事冯延铸受贿3000元，和解了结。这事被袁世凯嫡系、山西省巡按使金永探知，想借此发一笔横财，饬令冯延铸押解乔映霞到太原受审。冯怕自己的劣迹败露，受到牵连，又向乔映霞索要重金，秘密纵容乔映霞逃逸。乔映霞于是避居天津法租界。后来，随着袁世凯的离世，他的亲信金永调离了山西，乔映霞才返回祁县，专心经营产业。 乔映霞掌家的最初几年间，乔家的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号、银号的分号数量续有增加。但随着清末和民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乔家的生意也度过了极盛时期，开始走向下坡。其实，以乔映霞的能力，本可以在生意场上大展拳脚，让祖父留下的产业更上一层楼。可惜他生不逢时，连年的战乱，使得他只能苦撑产业，满腹雄才得不到展示，乔映霞的无奈也令他平添了一些悲情色彩。
光绪年间，外国资本进入，加上户部也成立官商银行，民间票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乔家的生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缓慢下滑。乔映霞不是没有想过改革，但是偏在这个时候，他续弦的妻子跟他提出了离婚，使乔映霞大受打击，无心经商。
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接下来的30年间，军阀混战，大家都在打乔家的主意。光是冯玉祥的军队为了筹措军饷，就累计从乔家摊派300万公斤粮食、150万两白银。到了1930年，大德通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因为蒋、阎、冯的中原大战，当时，山西发行了一种钞票叫晋钞。阎锡山失败后，晋钞急剧贬值，最后，25元晋钞只抵1元新币。其实，这是大德通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它可以拿晋钞兑付别人的存款，趁机发一笔横财。但是，乔映霞谨遵祖父遗训，讲究诚信，明令大德通把多年积累的老本投入到兑付存款之中，这是大德通做的最大一次的赔本买卖。经过这次变故，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只能宣告歇业。乔映霞凝重地说：“即使大德通为此倒闭，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对于一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在众多打击之下，乔家从此一蹶不振。
1945年抗战胜利，各钱铺纷纷申请复业，独“复字号”却止步不前，东伙双方都无意再事经营。多数职工相继离号，另组商号者有之，转入其他行业者有之，“复字号”已名存实亡了。到了1950年，公私合营的大潮当中，乔家后人乔铁民、乔子珍等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并把部分房产分赠给各号执事的掌柜居住，房产售价均按股批分。乔家与百年“复字号”从此脱离关系。
1917年，乔映霞带着家人正式移居天津。
因为当家人来天津，所以从那以后乔家不少子弟来天津求学，渐渐地，天津的乔氏后人多了起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乔家绝大部分人在1939年前后从祁县迁居天津。来到天津后，乔氏家族的人在租界的很多地方都生活过。据文史学者王振良记述，除由乔映霞亲自督建的赤峰道乔家小楼外，乔氏家族还在天津树德里、忠厚里、连璧里生活过。
生不逢时，难展抱负，本就令乔映霞心生郁闷，而随后发生的婚姻变故令这位乔家的掌门人大受打击，从精神到身体都出现了病症。
1930年，乔氏家族分家，乔映霞由于生病不再主持家务，主要事务由25岁的乔铁汉主持。抗战爆发后，乔家的业务停顿下来，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宣告破产。乔铁汉、乔铁民两兄弟在清理家产后，纷纷离开天津去往上海，乔铁汉1950年又去北京给乔家清盘。后来，乔铁汉回到上海，乔铁民则留在了北京。
1949年，乔映霞与二儿子乔铁民回到天津。第二年，乔家卖掉了赤峰道上的房产，乔铁民一家搬到北京，而乔铁汉一家则留在了上海。当乔映霞最后一次离开那栋小楼时，晋商乔氏在旧时代的故事，也随之完结。
【轶事】
挑水的学问
一天，乔致庸正在乔家大院喝茶，有个年轻人突然闯了进来，大嚷要“辞职”。原来，年轻人是大德通票號的一个分号经理，上任以来，一直有下属不愿服从他的领导。
了解情况后，乔致庸让人找来水桶和扁担，然后，微笑着给年轻人布置了任务——挑水，挑满。
年轻人姑且压住怒气扛起了扁担。第一趟，他挑了满满两桶水，可走到水缸处，只剩下了两半桶。他不服气，继续挑。第二趟，他把打满水的桶盖了盖子，他以为这样水就不会洒出，然而，没多久，桶盖就被晃动的水顶开了，水又少了一半。第三趟，乔致庸递给年轻人两块大过水桶的布，叮嘱年轻人，打水后，将布盖在水桶上。起初，年轻人还嘲笑乔致庸没见识，软绵绵的布岂能阻挡住跳荡的水？结果，这一次，他挑回的居然是满满两桶水。
随后，乔致庸给年轻人递过一杯茶，语重心长地说：“管人跟挑水差不多，管理者放手不管，被管理者将无拘无束、肆意妄为；管理者管得太严，被管理者将心存怨愤、不服管教；只有宽严适度，被管理者才愿意配合。”
听了这番话，年轻人红着脸点点头，再也不提辞职的事了。而且，他回去后做了反思，并改变了管理办法，从此，下属对他的态度逐渐好了起来。到后来，他凭着卓越的能力和众人的拥护，一直做到了大德通票号总经理的位子。
【解密】
乔映霞婚变真相
作为乔氏家族的掌家人，以乔映霞的雄才大略，本来是可以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阖，在祖父基础上更上层楼，将家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可惜的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却使得他显得生不逢时，多数时间只能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左遮右挡，苦苦支撑。满腹才学却难于施展，现实注定了乔映霞一生的悲剧色彩。然而不尽人意的是，乔映霞的婚姻生活也颇为坎坷。
乔映霞一生严格恪守不纳妾的祖训。他20岁前后，迎娶祁县东观镇程氏。程氏诚厚敦朴，持家有方。可惜红颜薄命，程氏因难产母子俱亡。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乔映霞续娶太谷县杨氏。杨氏是太谷名士杨次山的胞妹，知书达理，颇得乔家上下欢心，夫妻两个也琴瑟和鸣，感情深厚。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杨氏得一子，取名乔健，字铁汉。杨氏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大约还不到三十岁。乔映霞失去爱妻，痛不欲生，发誓不再续娶。 乔映霞在思念中度过了十多年单身生活。然而，一次邂逅，却改变了乔映霞的后半生。
1917年，乔映霞正在天津寓居，偶患小恙住进了医院。病房有个实习护士，名叫刘菊秀，与乔映霞一见钟情，两人陷入情网。刘菊秀是天津人，早年就读天津中西女中，后肄业于北京协和医专，当时刚二十岁出头。乔刘的婚恋，遭到刘父的坚决反对，乔映霞也曾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菊秀最终说服父母，1918年初与乔映霞结婚。婚后两人回到山西，当年10月生下一子，取名仡，字铁民。两人的婚姻，维持了大约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解体。据说主要是个性不合，时常发生口角，夫妻间裂痕愈来愈深，最后只好分手。离婚事件对乔映霞刺激很大，他于1921年精神失常，并一度跳楼自杀，致使髁果断裂。乔映霞因自小习武，身体强健，跳楼后恢复得不错，虽然腿部微跛，但外人不细心很难看出来。
乔映霞作为天津知名人物，其婚变过程自然容易引起记者的注意，一时成为轰动天津的新闻。据《在中堂——乔家大院》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乔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情书。”
关于乔刘婚变的导火线，乔氏后人还有一种家族的说法，作为当事人的后代，这些说法也许更应当令我们采信。乔刘婚变其实缘自一场误会。刘因在协和医专接受正规西医教育，英文非常好。她有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两人经常用英文通信，互致问候。一次这些通信被乔映霞发现，他因不懂英文，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情书，与刘发生冲突。乔刘裂痕由此增大并导致离异。刘菊秀本人，后来曾暂居上海，约20世纪70年代病逝于北京。
乔刘婚变一事在天津的影响相当大，至今坊间老人还能道出此事，虽细节传说不一，但总的来讲都是大同小异，已没有必要深究了。另有称刘是燕京大学校花者，恐怕是出自后来的演绎。
乔刘婚变，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乔映霞精神失常。乔映霞的病有时发作得十分厉害，有时就站在赤峰道住所的阳台上，来回逡巡并大呼小叫，甚至向楼下扔砖头。
身体的创伤虽然愈合较好，但精神的打击却一直困扰着乔映霞后半生。他常年在天津、北京、祁县三处往返休养，直到1956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乔映霞后半生的坎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乔家的发展轨迹，因为这个家族在他发病后的约三十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产生像他这样具有超人才略的杰出人物。
【家教】
勤俭自省 尊师重教
乔贵发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到乔致庸时代，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其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乔家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
乔家“大盛魁”的祠堂前和财神座前供奉着老祖宗创业时的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纪念创始人乔贵发以户挑贸易起家，货箱也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木箱，石头是创业时曾经用作秤砣作为称银子的衡器，稀饭则是纪念祖先当年三人曾因极度贫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饭的心酸。扁担、货箱、石头、一碗稀粥，警诫着后世子孙要牢记祖宗创业的艰辛，要保持勤俭节约之风。
此外，乔家对子弟教育方面也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号规】
乔家是家族企业，号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企业制度，用制度来管理束缚人、管理企业，这是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成功的关键。
乔家的号规如下：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家族】
乔铁民（1918—1993）：乔映霞次子，1918年10月生于天津，本名仡，字铁民。仡有勇敢强壮的意思，但由于有些生僻，因此他后来以字行于世。乔铁民原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37年抗战事起南开被炸，转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193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辅仁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约1942年，还是在大学期间，他即出任大德通钱庄董事长。乔铁民1948年带家人随父兄离开天津，辗转上海后又回到天津，旋即与父亲移居北京，在中学从事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期，乔铁民因“右派言论”被下放到小学，后平反。乔铁民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他20世纪70年代末退休，此后一直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93年12月，乔铁民在北京去世。
乔燕和（1943—）：乔铁民长女，1943年出生在天津，解放后随父亲迁居北京。1958年考入北方昆曲剧院，两年后成为“昆曲大王”韩世昌入室弟子，成为昆曲表演艺术家，退休前曾是现北京北方昆曲剧院的花旦演员。她还经常参与北京电视台影视中心的电视剧拍摄，戏称自己是“打工老太”。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乔燕和担纲总顾问，参与了该剧的立项、酝酿、构思和摄制全过程。
乔燕平（1945—）：高级畜牧兽医师，曾任北京奶牛中心良种厂副厂长，退休后受聘该中心中试部主任，现为中加爱德现代牛业集团中国地区集团项目总监。
乔燕美（1947—）：大学毕业，工程师。曾在多家涉外星级饭店和中国科协、中国广播卫星通讯公司工作，现任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参与翻译过多部影视作品。
（编纂整理：妄言 资料来源《晋商翘楚乔致庸》姜正成主编）
（责任编辑/譚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