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人士这个身份对跻身政治圈大有助益，几十年来，已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法则。然而，现在这条法则还管用吗，或者说，第一夫人们还没有成为累赘吗？
　　
　　“所谓第一夫人，传统上就是指站在西装革履的领导人身边，身着裙装足蹬高跟鞋抹着口红的那类人。”
　　
　　像许多工作忙碌的女人一样，英国首相夫人谢丽也依赖形象顾问。她的形象顾问卡罗尔·卡普林建议她穿牛仔裤，以遮盖毫无魅力的膝盖。这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然而去年夏天，当卡普林被拍摄到在为杂志拍照前，竟用谢丽的口红化妆时，有关观察人士表示，这位曾是无上装模特、其母精通招魂术的形象顾问，正在把英国首相夫人变成一个傻瓜似的花瓶。
　　布莱尔夫妇入主唐宁街之时，谢丽在知识层次上可谓不让布莱尔，甚至还高于布莱尔（从这个方面来说，她跟希拉里非常相像）。谢丽在教会中学以最优秀的毕业生身份，入读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法律专业。她有30年的工党资格，早在丈夫竞选议员前两年就开始竞选议员。虽然没有成功，但事实是她所参选的克罗斯比区，比布莱尔参选的塞奇菲尔德区更难胜出。早在布莱尔成为首相前两年，谢丽就是王室法律顾问（QC），这是英国律师的最高巅峰。她现在兼职做法官，挣的钱是布莱尔的两倍，被认为对布莱尔施加着不应当施加的影响。那么，在过去6年中，谢丽究竟在何时会想到插手布莱尔的事务？她轻信卡普林的傻乎乎的行为到底对做首相的丈夫有何影响？
　　或许，这一影响跟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被戴绿帽子的影响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韦罗妮卡是贝卢斯科尼的第二任妻子。贝氏第一次认识韦罗妮卡是在观看戏剧时，当时韦罗妮卡在剧中扮演一个有脱衣表演的角色。对她一见钟情的贝氏跑到后台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不久，尽管已婚有了两个孩子，尽管韦罗妮卡比自己小20岁，贝卢斯科尼还是毅然把她娶进了门，让她成为一座17世纪建造的别墅的女主人。韦罗妮卡也为贝氏生下了三个孩子。
　　像许多在他这个位置上的其他男人一样（当然，最典型的是克林顿），贝卢斯科尼跟“别的女人”还有浪漫关系。但是去年在意大利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的却并非他自己的婚外恋，而是他妻子的婚外情。这一事件在第一夫人史上之所以少见，一个原因是:把这个花边新闻公之于众的竟是贝卢斯科尼本人。在罗马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站在英俊逼人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身边，贝卢斯科尼说道:“拉斯穆森是欧洲最英俊的首相。我想我会把他介绍给我的老婆，因为他实在比卡奇亚里更英俊。”
　　而前威尼斯市长、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满脸大胡子的卡奇亚里正是传言中给贝卢斯科尼戴绿帽子的那个人。有意思的是，知道贝卢斯科尼第一次见到韦罗妮卡时她演的那部戏叫什么名字吗？《高尚的戴绿帽者》！
　　在英语中，“第一夫人”（first lady）这个词是美国人造出来用来称呼玛萨·华盛顿这位开国总统的夫人的。在美国这样一个新共和国，显然不能用王后来称呼她，而用妻子这个称呼又显得太过平淡，无法突出她的不同。如今，第一夫人这个词被广泛用于非正式地称呼世界各地领导人的妻子。当代著名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雷尔曾写道:“所谓第一夫人，传统上就是指站在西装革履的领导人身边，身着裙装足蹬高跟鞋抹着口红的那类人。”
　　
　　“我屈尊下嫁了。所有女人都是如此。”
　　
　　不过，这一描述根本无法概括全世界各种各样类型的第一夫人，同时也没有表明第一夫人们所拥有的权力。在克林顿总统把医疗系统改革交给妻子负责的时候，《第一夫人》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卡尔·安东尼这样评论道:“第一夫人们是不用负责任的。她们无法被弹劾，也无法把她们从现有职位上赶走。”除非她们的丈夫被剥夺了权力。但是，即便丈夫失去了权力，第一夫人们也可以重新杀回。离开白宫后，希拉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成为纽约州议员，从此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去年初，当时的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的妻子埃纳进入马德里议会，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把自己看作世界级领导人的阿斯纳尔，在听到别人把妻子跟希拉里相提并论时感到无限荣光，并高兴地把妻子称作“小希拉里”。而现任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则被称为“倒退的希拉里”，因为她是在成为第一夫人前成为参议员的。媒体评论说:“跟她的丈夫相比，她的演讲才能更棒，更富有魅力，影响力更强。很多人都说他们更愿意选她而不是她丈夫。”
　　英国第一位女议员南希·亚斯特曾经自嘲的话:“我屈尊下嫁了。所有女人都是如此。”然而，即便她们心里果真这么想，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就会被看作是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中的人物）——为了自己的邪恶目的罪恶地操纵自己内心虚弱的丈夫。
　　显然，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希拉里的。而谢丽常常被认为对布莱尔施加了过于强大的影响。布莱尔的传记作家约翰·伦托尔坚持说自布莱尔踏入政治圈始，谢丽就掌控着夫妻间的决定权。伦托尔说，每当布莱尔跟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发生冲撞时，“谢丽就比碍于情面、不好发作的布莱尔更加具有挑衅性。”政论作家马修·帕里斯也证实了谢丽是多么强势。他记得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晚宴上跟谢丽见过面。“她带来了非常友好、彬彬有礼的丈夫——一名崭露头角的普通工党议员。当时究竟谁占着上风，简直毫无疑问。”
　　再看看墨西哥的状况:1.95米的大个子总统福克斯被只有1.55米的妻子玛尔塔·萨哈贡操纵。萨哈贡的强硬作风为她赢得了“老板”的绰号。今年51岁的萨哈贡经过商，离过婚，还有3个孩子，在嫁给福克斯总统之前是他的新闻发言人。萨哈贡曾被指控说使用巫术操控福克斯，其中包括将福克斯从第一任妻子的影响下“解放”出来。阿根廷著名女记者奥尔加·沃那特在《女首领》中写道:“她对丈夫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德国，曾有布告牌画着这样的画面：德国第一夫人多丽斯就施罗德总理在儿童福利政策方面的失败对他进行耳提面命。而在美国加州，施瓦辛格的妻子玛丽娅·施莱弗表现出了所有成为一位伟大的未来第一夫人的迹象——当施瓦辛格宣布竞选州长后，施莱弗就开始主管他的竞选活动。
　　10年前，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雷尔断言如果希拉里竞选公职，胜出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格雷尔坚信，成功的第一夫人是那些在公众面前扮演顺从的角色而在背后施加淫威的女人，而希拉里则惯于在公众面前显示权威。如今，希拉里的成功打破了这一定律。如今的第一夫人们应当为拥有出头竞选公职的机会而感谢希拉里。
　　当然，如果第一夫人们希望在自己的出生国之外的国度建功立业，她们有另外的参照对象。比如，出生在智利的前阿根廷第一夫人赛西莉亚·博洛科。她积极工作，以求在自己的“夫家国”建立个人事业。环球小姐出身的博洛科，2001年跟前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结婚时，年龄只及他的一半。就在他们结婚前不久，博洛科为一本时装杂志拍摄封面，她除了一面皮革制成的阿根廷国旗外一丝不挂，并戴上贝隆夫人风格的优雅的假髻。博洛科的这张照片引起了一些保守的贝隆主义者的反感。
　　另一个外来媳妇是阿斯玛·阿克拉斯。她在英国长大，2001年嫁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哈菲兹的次子，从未想过能够“继承”总统一职）。嫁给巴沙尔对“爱玛”（ 阿斯玛在英国女王学院读书时大家对她的称呼）来说意味着不同寻常的转变。女王学院是所思想开明的学院，以对那些观念非常现代的女生宽容而著称。阿斯玛的大学教育跟叙利亚这个在哈菲兹时期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可谓天差地别。尽管她并没有裹着叙利亚国旗拍封面照，但并没有完全抛弃在伦敦求学时所获得的自由主义观念。据说，是她鼓励自己的丈夫巴沙尔在上台后释放政治犯，而巴沙尔也照做了。
　　
　　政治对第一夫人的影响:亦正亦邪
　　
　　以上阐述的都是第一夫人对政治的影响，那政治对第一夫人的影响又如何呢？
　　1995年，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差点被暗杀。如果巴斯克分裂主义者的阴谋得逞，那么埃纳·博特拉也将加入杰奎琳·肯尼迪、索尼娅·甘地和利娅·拉宾（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夫人）之列成为“第一遗孀”。
　　而德国第一夫人多丽斯·施罗德也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艰难:生活上的清苦。1997年，因结婚四次被称作“奥迪总理”的施罗德，娶回了第四任妻子多丽斯。由于昂贵的离婚费用，也由于德国对政客和其特权的严格限制，德国第一家庭跟其他国家的第一家庭相比寒酸得可怜。施罗德一家出外旅行只能乘坐火车的二等车厢，仅有的一部私家车还是一部开了多年的大众老爷车。第一夫人不得不自己上街购物、自己做饭、自己给丈夫洗熨衬衫。在施罗德出访时，施罗德夫人也无法跟他同机出行，而是乘坐另外的包机，同时还要照顾施罗德跟前妻的女儿。即便如此，至少跟她的国际圈中最亲密的朋友柳德米拉·普京相比多丽斯也该谢天谢地了。
　　尽管这位俄罗斯第一夫人智商并不低，但是普京很少征求她意见，是个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者。柳德米拉说:“他有两条金科玉律。”第一条是“女人必须在家包揽所有家务”，第二条是“不应当夸奖一个女人，否则会惯坏她”。柳德米拉曾经跟一位朋友吐露心声:“对饭菜稍不如意，他就一口不吃。他从来没夸过我做菜好吃，让我简直不知该做什么好。”不过，普京还是有让柳德米拉感到庆幸的好处:“至少他不打我。”
　　柳德米拉的经历表明，在俄罗斯，第一夫人这个概念还很粗糙。1959年，当赫鲁晓夫带夫人出访美国时，所有人都被赫鲁晓夫夫人那古板的模样吓倒了。而在另一位前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出现在他葬礼上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安德罗波夫结过婚。
　　不过，接任安德罗波夫的戈尔巴乔夫推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夫人赖莎。在上世纪80年代末，赖莎跟美国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在穿着打扮上经常争锋。每当苏美两国领导人会面时，时尚作家就把政治放在一边，一致认为“罪恶帝国”的代表赖莎比“自由世界的第一夫人”南希时髦百倍。然而，现任俄罗斯第一夫人柳德米拉得到的称赞却不多。去年英国一家媒体说她穿得就像“6岁的女花童”，好比《爱丽思漫游仙境》中的爱丽思。不过，柳德米拉如此打扮说不定还恰如其分，因为普京似乎不是那种愿意看到妻子的光芒盖过自己的男人。
　　像柳德米拉一样甘居幕后的还有劳拉·布什，她像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一样，也嫁入了一个政治世家。不过，确切地说，劳拉嫁给小布什时，老布什还没有入主白宫。而且，当时根本无法想象沉溺在酒精中的小布什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曾当过图书管理员的劳拉自愿抹去光辉，跟前任第一夫人希拉里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想起英国前首相梅杰的夫人诺玛。不过，劳拉也有自己的事业：在得克萨斯，她主持的一年一度的文学筹款会总能够吸引许多文学界名人参加。其实，在美国，第一夫人做自己的公益项目是有传统的。其中最出名的要算前总统福特的夫人贝蒂·福特，她开办的诊所帮助许多名人戒掉了毒瘾和酒瘾。
　　但是，许多第一夫人如果在自己的个人项目上投入过多激情，反倒会招来非议。法国第一夫人贝尔纳黛特·希拉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法国媒体曾报道说，巴黎卫生部门主管安东尼·杜勒曼被炒，跟贝尔纳黛特不无关系，因为据称是杜勒曼延误了贝尔纳黛特手下的一个宠物项目从而犯下大错。法国《世界报》在报道中称希拉克夫人把“杜勒曼先生送上了断头台”，暗示了她的皇家威严。一位总统助手说:“贝尔纳黛特如今是法国的王后。”不过，就像王后这一至高无上的身份也并没能保护路易十七的妻子玛丽·安东尼一样，希拉克夫人在动用自己的权力时也必须小心谨慎。去年年底，法国有关部门开始调查法国第一家庭，有人指控在1977年～1995年希拉克任巴黎市长期间，希拉克一家每天在食品和饮料上花掉纳税人300英镑，太过奢侈。作为总统，希拉克享有豁免权，但是希拉克夫人则没有。好在今年初，这桩案子终因时间太久，证据不足而被终止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