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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是我，给自己下了演奏的禁令，千真万确。”这就是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Julian Lloyd Webber）2014年过得艰难，甚至是抑郁的原因。2014年复活节时，韦伯宣布了他的演奏生涯由于颈部椎间盘突出而终结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他运弓的手臂会逐渐失去力量。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能再达到他所期望的演奏水平了。太早了！这对于一个演奏家来说实在是太早了。如今，韦伯依然每天在家练琴与授课，但今后再也不能发布唱片或是开独奏会，演奏那些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首秀开始积累下来的经典曲目了。
当我们在他家交谈时，韦伯坦言当时要接受这个现实实属不易。他是个极其乐观，对未来充满想法的人，但当他提及退出舞台这个决定时，却无法掩饰心中深深的挫败感。这种病症的神秘性更加深了他的失落感，“我感受不到疼痛，一点都没有，这也是最让我受挫的地方。它只有一个特征，就是影响我运弓的手臂，仅此而已”。手术的风险对于韦伯来说可能太大了，“医生说手术会有1%的概率导致死亡，有一定概率我会在轮椅上度过余生或者完全失声，因为手术要穿过喉头部分来进行，而手术的成功率仅有50%”。所以他那几乎无痛的病症留给他一个非常糟糕但对他而言又十分理性的选择：他必须停下了。
“问题在这里，我可以平静地演奏大约三四分钟，然后症状就来了，”韦伯解释道，“第一次出现是2013年10月我在索思沃尔德音乐节（Southwold Festival）的一个独奏会上，没有任何预兆地，我突然感到手臂失去了控制。这个令人尴尬的时间点发生在我即将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大提琴奏鸣曲前的幕间休息时。我不得不去找演出组织者，因为我无法继续演奏了，而那时我几乎快完成了整场演奏会。”
韦伯去看了外科医生，然后被告知这个病可能突然转好，也可能突然恶化。而且，尽管伴随着巨大的手术风险，医生依旧不能确保可以完全治愈该疾病。所以他迫使自己去接受停止演出这个决定。
“我可以只演奏一些温和的作品，但这不是我真正期望的，我希望成为一个充满力量的大提琴演奏家。”这种额外的挫败感来源于韦伯执着的信念，他想再花五年时间重回大提琴演奏界的巅峰。“即使这看起来有点悲观，因为我觉得自己仍在学习如何在音乐中表达自我。我认为我正在一天天变好。”
其实，韦伯无需为自己的演奏生涯感到后悔，他的赫赫荣誉与累累作品使他成为了同时代大提琴演奏家中的佼佼者——比如他与耶胡迪·梅纽因合作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唱片被《BBC音乐》杂志誉为竞争激烈的各版本中的翘楚。不过当年的那些评价已经很难适用于四十年后全然不同的世界，尽管韦伯在这些年间从不曾离开舞台或录音室。
所以在我们讨论将来之前，还是应该先回头看看过往。我想问问韦伯的音乐灵感来源于何处，他便很自然地从一段令年轻大提琴手动容的经历开始说起：1968年8月，韦伯在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聆听了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与叶夫根尼·斯维特兰诺夫（Evgeny Svetlanov）执棒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USSR State Symphony，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前身）演奏的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那时距俄罗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仅过了数小时。音乐厅内外充满了以政治活动家塔利克·阿里为先锋的抗议者们，也因此有一些丑态陋行。“那从情感上说是很不寻常的，”韦伯回忆道，“老实说，当时的情况远在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掌控之外，这对他的确有点不公平。但看看他给观众带来了什么！他的演奏毋庸置疑，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个在布拉格拿到自己第一个竞赛大奖的演奏家看上去热泪盈眶，他命中注定要度过这样一个夜晚，与关系不和的指挥家同台演奏。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妻子回忆起指挥斯维特兰诺夫时，称他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独裁者”。但对年轻的韦伯来说，最难以忘怀的是这场演出中的强大情感力量。
谈到罗斯特罗波维奇，韦伯依旧对他掌控乐器的肌能惊叹不已。“他可以演奏令人难以置信的段落，大提琴的声音可以表达出所有的情感，这也是我曾询问过他的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当我在欣赏他的演奏时（如同我欣赏许多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时），我可以看到他的演奏动作，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猜猜他是怎么回答的？‘我也不知道。’他告诉我其实他也不知道那样的音符是怎么蹦出来的。”
这奇妙的问题对韦伯来说非常重要。他承认自己当时是一名急躁的年轻学生，他的老师带他去皇家节日音乐厅听了他日后在日内瓦的恩师、大提琴家皮埃尔·富尼埃（Pierre Fournier）的音乐会，这场十八世纪作品的演出留给了韦伯一个他从未有过的印象。韦伯询问富尼埃是不是那种会本能地被过去时代吸引的艺术家，好似有一种重新寻回另一个时代伟大演出与风格的义务在身上。对此，富尼埃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我重视与过往的联系。如果说我的录音中有一根贯穿的线索的话，那就是我试图捕获的与过去的联系。举例来说，当我与杨·巴斯卡·托特里耶（Yan Pascal Tortelier）在排练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和同一张唱片中的奥涅格（Arthur Honegger）的《大提琴协奏曲》时，托特里耶解释说他的父亲时常将这两首作品安排在一起演奏。我也总是在寻找这种联系，我会同时演奏尼古拉·米亚斯科夫斯基和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Maxim Shostakovich，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之子）的作品，马克西姆曾说他记得米亚斯科夫斯基去他家喝过茶。”
然后我们谈论了韦伯的一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其演奏生涯的老师，他的名字叫西德尼·葛利勒（Sidney Griller），是葛利勒四重奏（Griller Quartet）的创始人，并且担任其中的乐手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之后便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聆听葛利勒四重奏的莫扎特《G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时，我会听到一些非凡之处。葛利勒教我室内乐的演奏，我认为他才华横溢，他对于细节的关注超乎想象。他要求我必须了解每件乐器，当然也必须了解自己，还有就是每时每刻都得恰当、精确地运弓。他对四重奏的驾驭近乎痴狂。不久前我就演奏了莫扎特那首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感觉非常好。我每次演奏都会有新的体验，那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这次交谈不仅让我们两人对现场演奏感到兴奋无比，还对未来憧憬满满。目前，朱利安·劳埃德·韦伯担任“现场音乐进行时”（Live Music Now）的主席，这个项目由耶胡迪·梅纽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立，致力于将演出带入那些无法欣赏到古典音乐现场演出的地方，包括医院、监狱和音乐教育荒蔓凋零的学校。“Live Music Now”每年发起超过三千场演出，并趋于国际化。“梅纽因说他最值得骄傲的两个成就便是自己的学校和‘Live Music Now’。”韦伯说道。年轻的音乐家们可以在演出中获得报酬，“虽然不多，但他们理应得到回报”。而且这样的经历不但对听众意义重大，对他们自身也同样重要，“如果你能搞定这些听众，让他们跟上你的步调，你也就掌握了搞定音乐会听众的能力了”。
在我们的交谈中，梅纽因的名字反复出现，而在书架上，还有一张韦伯和梅纽因一起演奏的照片。“我与许多指挥家都合作过，但对我来说，没有人能与梅纽因相提并论。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像陈词滥调，但我必须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梅纽因的身上维系着与过往演出风格的纽带。自由节奏（rubato）的乐曲演奏起来可以非常随性，但我觉得梅纽因拥有一种现今许多音乐家所没有的东西，即他从不会失去对音乐线条的感受和把握，它们一直都在。演奏长乐句时，那根线条在；演奏语汇丰富的音乐时，那根线条也在。我认为，作为一名指挥，他被低估了。作为一位弦乐演奏家，他会注意到你的每一次运弓、仔细听你演奏的每一个音符，然后给你建议。他一直都在那儿。”
梅纽因对教育的贡献只是他众多遗产中的一部分，而对于韦伯来说，既然他的独奏家生涯已被残酷的疾病剥夺了，至少在最近几年看来是如此，那么是时候进军音乐教育的领域了，这将是他未来释放自身能量的地方。多年以来，韦伯一直致力于鼓动学校的音乐教育，几年前，其中的一些活动的确使政府意识到需要增加音乐教育方面的投入。最近，韦伯参与了一项起源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的活动，担任了一个英格兰慈善会（Sistema England）的主席，希望借鉴委内瑞拉的成功经验，将音乐演奏的机会带给那些没有条件了解音乐的青少年。此外，一个于六年前建立的“In Harmony”项目在英格兰东北部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苏格兰的斯特灵地区建立的“音乐救助体系”式的项目“Big Noise”也获得了成功，这是音乐教育的成功典范。对韦伯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可以帮助他缓解2014年在事业上遭受的的重创。
韦伯开设了大师班课程，2015年整个春天，他还带着他的太太、大提琴家程家馨，和钢琴家帕姆·乔汉（Pam Chowhan）巡回演讲。在演讲中，他谈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播放了录音，还讨论了现场音乐演奏的经历。虽然他不能再一次登上皇家节日音乐厅，或是在BBC逍遥音乐节上与交响乐团合奏，但他的人生仍有动力。
韦伯在回忆起他对一些相似作品的处理手法是如何精益求精时说：“以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结尾部分为例，我改变了我一贯的思考方式。之前它来得太快了，以至于不能很好地表现乐曲中的悲伤情感。在作曲家把这个缓慢的乐章带回来之前，乐曲是热烈而激昂的。当埃尔加将开头部分重现时，我认为那时的音乐应当是愤怒的。听众会感到震惊，并且想知道乐曲为何会这样发展。然后一切戛然而止，但愤怒的气息依然留在了空气中。我认为这是一种对乐曲全新的诠释方法。”
尽管韦伯再也不能在交响乐团面前演奏，他对演出的创新探索却从未停止，并准备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追随他演奏脚步的人。“那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路，我很愿意从事更多的教育活动。前些日子我在皇家音乐学院开设了一堂课，今后我希望能开更多的课。我想我有许多东西可以教，职业规划和许多其他事。也许音乐教育现在仍被人们轻视，但它却是难以置信的重要。教育可以激励人们开始从事音乐事业，抑或是放下音乐，转而从事其他职业，我认为人们还没有正确认识到教育的价值。”
“对如今的人们来说，乐器还是唾手可得的。首先得激发他们自己对于音乐的热忱，然后引导他们作出选择：你想演奏什么乐器？之后给他们一个在交响乐队中演奏的机会，这就好比在合唱团中唱歌。比单纯地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而好的老师至关重要。”
当我们在他家交谈时，韦伯坦言当时要接受这个现实实属不易。他是个极其乐观，对未来充满想法的人，但当他提及退出舞台这个决定时，却无法掩饰心中深深的挫败感。这种病症的神秘性更加深了他的失落感，“我感受不到疼痛，一点都没有，这也是最让我受挫的地方。它只有一个特征，就是影响我运弓的手臂，仅此而已”。手术的风险对于韦伯来说可能太大了，“医生说手术会有1%的概率导致死亡，有一定概率我会在轮椅上度过余生或者完全失声，因为手术要穿过喉头部分来进行，而手术的成功率仅有50%”。所以他那几乎无痛的病症留给他一个非常糟糕但对他而言又十分理性的选择：他必须停下了。
“问题在这里，我可以平静地演奏大约三四分钟，然后症状就来了，”韦伯解释道，“第一次出现是2013年10月我在索思沃尔德音乐节（Southwold Festival）的一个独奏会上，没有任何预兆地，我突然感到手臂失去了控制。这个令人尴尬的时间点发生在我即将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大提琴奏鸣曲前的幕间休息时。我不得不去找演出组织者，因为我无法继续演奏了，而那时我几乎快完成了整场演奏会。”
韦伯去看了外科医生，然后被告知这个病可能突然转好，也可能突然恶化。而且，尽管伴随着巨大的手术风险，医生依旧不能确保可以完全治愈该疾病。所以他迫使自己去接受停止演出这个决定。
“我可以只演奏一些温和的作品，但这不是我真正期望的，我希望成为一个充满力量的大提琴演奏家。”这种额外的挫败感来源于韦伯执着的信念，他想再花五年时间重回大提琴演奏界的巅峰。“即使这看起来有点悲观，因为我觉得自己仍在学习如何在音乐中表达自我。我认为我正在一天天变好。”
其实，韦伯无需为自己的演奏生涯感到后悔，他的赫赫荣誉与累累作品使他成为了同时代大提琴演奏家中的佼佼者——比如他与耶胡迪·梅纽因合作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唱片被《BBC音乐》杂志誉为竞争激烈的各版本中的翘楚。不过当年的那些评价已经很难适用于四十年后全然不同的世界，尽管韦伯在这些年间从不曾离开舞台或录音室。
所以在我们讨论将来之前，还是应该先回头看看过往。我想问问韦伯的音乐灵感来源于何处，他便很自然地从一段令年轻大提琴手动容的经历开始说起：1968年8月，韦伯在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聆听了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与叶夫根尼·斯维特兰诺夫（Evgeny Svetlanov）执棒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USSR State Symphony，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前身）演奏的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那时距俄罗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仅过了数小时。音乐厅内外充满了以政治活动家塔利克·阿里为先锋的抗议者们，也因此有一些丑态陋行。“那从情感上说是很不寻常的，”韦伯回忆道，“老实说，当时的情况远在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掌控之外，这对他的确有点不公平。但看看他给观众带来了什么！他的演奏毋庸置疑，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个在布拉格拿到自己第一个竞赛大奖的演奏家看上去热泪盈眶，他命中注定要度过这样一个夜晚，与关系不和的指挥家同台演奏。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妻子回忆起指挥斯维特兰诺夫时，称他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独裁者”。但对年轻的韦伯来说，最难以忘怀的是这场演出中的强大情感力量。
谈到罗斯特罗波维奇，韦伯依旧对他掌控乐器的肌能惊叹不已。“他可以演奏令人难以置信的段落，大提琴的声音可以表达出所有的情感，这也是我曾询问过他的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当我在欣赏他的演奏时（如同我欣赏许多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时），我可以看到他的演奏动作，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猜猜他是怎么回答的？‘我也不知道。’他告诉我其实他也不知道那样的音符是怎么蹦出来的。”
这奇妙的问题对韦伯来说非常重要。他承认自己当时是一名急躁的年轻学生，他的老师带他去皇家节日音乐厅听了他日后在日内瓦的恩师、大提琴家皮埃尔·富尼埃（Pierre Fournier）的音乐会，这场十八世纪作品的演出留给了韦伯一个他从未有过的印象。韦伯询问富尼埃是不是那种会本能地被过去时代吸引的艺术家，好似有一种重新寻回另一个时代伟大演出与风格的义务在身上。对此，富尼埃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我重视与过往的联系。如果说我的录音中有一根贯穿的线索的话，那就是我试图捕获的与过去的联系。举例来说，当我与杨·巴斯卡·托特里耶（Yan Pascal Tortelier）在排练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和同一张唱片中的奥涅格（Arthur Honegger）的《大提琴协奏曲》时，托特里耶解释说他的父亲时常将这两首作品安排在一起演奏。我也总是在寻找这种联系，我会同时演奏尼古拉·米亚斯科夫斯基和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Maxim Shostakovich，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之子）的作品，马克西姆曾说他记得米亚斯科夫斯基去他家喝过茶。”
然后我们谈论了韦伯的一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其演奏生涯的老师，他的名字叫西德尼·葛利勒（Sidney Griller），是葛利勒四重奏（Griller Quartet）的创始人，并且担任其中的乐手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之后便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聆听葛利勒四重奏的莫扎特《G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时，我会听到一些非凡之处。葛利勒教我室内乐的演奏，我认为他才华横溢，他对于细节的关注超乎想象。他要求我必须了解每件乐器，当然也必须了解自己，还有就是每时每刻都得恰当、精确地运弓。他对四重奏的驾驭近乎痴狂。不久前我就演奏了莫扎特那首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感觉非常好。我每次演奏都会有新的体验，那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这次交谈不仅让我们两人对现场演奏感到兴奋无比，还对未来憧憬满满。目前，朱利安·劳埃德·韦伯担任“现场音乐进行时”（Live Music Now）的主席，这个项目由耶胡迪·梅纽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立，致力于将演出带入那些无法欣赏到古典音乐现场演出的地方，包括医院、监狱和音乐教育荒蔓凋零的学校。“Live Music Now”每年发起超过三千场演出，并趋于国际化。“梅纽因说他最值得骄傲的两个成就便是自己的学校和‘Live Music Now’。”韦伯说道。年轻的音乐家们可以在演出中获得报酬，“虽然不多，但他们理应得到回报”。而且这样的经历不但对听众意义重大，对他们自身也同样重要，“如果你能搞定这些听众，让他们跟上你的步调，你也就掌握了搞定音乐会听众的能力了”。
在我们的交谈中，梅纽因的名字反复出现，而在书架上，还有一张韦伯和梅纽因一起演奏的照片。“我与许多指挥家都合作过，但对我来说，没有人能与梅纽因相提并论。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像陈词滥调，但我必须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梅纽因的身上维系着与过往演出风格的纽带。自由节奏（rubato）的乐曲演奏起来可以非常随性，但我觉得梅纽因拥有一种现今许多音乐家所没有的东西，即他从不会失去对音乐线条的感受和把握，它们一直都在。演奏长乐句时，那根线条在；演奏语汇丰富的音乐时，那根线条也在。我认为，作为一名指挥，他被低估了。作为一位弦乐演奏家，他会注意到你的每一次运弓、仔细听你演奏的每一个音符，然后给你建议。他一直都在那儿。”
梅纽因对教育的贡献只是他众多遗产中的一部分，而对于韦伯来说，既然他的独奏家生涯已被残酷的疾病剥夺了，至少在最近几年看来是如此，那么是时候进军音乐教育的领域了，这将是他未来释放自身能量的地方。多年以来，韦伯一直致力于鼓动学校的音乐教育，几年前，其中的一些活动的确使政府意识到需要增加音乐教育方面的投入。最近，韦伯参与了一项起源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的活动，担任了一个英格兰慈善会（Sistema England）的主席，希望借鉴委内瑞拉的成功经验，将音乐演奏的机会带给那些没有条件了解音乐的青少年。此外，一个于六年前建立的“In Harmony”项目在英格兰东北部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苏格兰的斯特灵地区建立的“音乐救助体系”式的项目“Big Noise”也获得了成功，这是音乐教育的成功典范。对韦伯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可以帮助他缓解2014年在事业上遭受的的重创。
韦伯开设了大师班课程，2015年整个春天，他还带着他的太太、大提琴家程家馨，和钢琴家帕姆·乔汉（Pam Chowhan）巡回演讲。在演讲中，他谈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播放了录音，还讨论了现场音乐演奏的经历。虽然他不能再一次登上皇家节日音乐厅，或是在BBC逍遥音乐节上与交响乐团合奏，但他的人生仍有动力。
韦伯在回忆起他对一些相似作品的处理手法是如何精益求精时说：“以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结尾部分为例，我改变了我一贯的思考方式。之前它来得太快了，以至于不能很好地表现乐曲中的悲伤情感。在作曲家把这个缓慢的乐章带回来之前，乐曲是热烈而激昂的。当埃尔加将开头部分重现时，我认为那时的音乐应当是愤怒的。听众会感到震惊，并且想知道乐曲为何会这样发展。然后一切戛然而止，但愤怒的气息依然留在了空气中。我认为这是一种对乐曲全新的诠释方法。”
尽管韦伯再也不能在交响乐团面前演奏，他对演出的创新探索却从未停止，并准备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追随他演奏脚步的人。“那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路，我很愿意从事更多的教育活动。前些日子我在皇家音乐学院开设了一堂课，今后我希望能开更多的课。我想我有许多东西可以教，职业规划和许多其他事。也许音乐教育现在仍被人们轻视，但它却是难以置信的重要。教育可以激励人们开始从事音乐事业，抑或是放下音乐，转而从事其他职业，我认为人们还没有正确认识到教育的价值。”
“对如今的人们来说，乐器还是唾手可得的。首先得激发他们自己对于音乐的热忱，然后引导他们作出选择：你想演奏什么乐器？之后给他们一个在交响乐队中演奏的机会，这就好比在合唱团中唱歌。比单纯地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而好的老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