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德累斯顿”与郑明勋重返上海了。上一次他们的联袂演出还是在九年以前的2006年,呈献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让沪上乐迷无比折服。而这一次,他们带来了贝多芬《第二交响曲》与马勒《第四交响曲》。
九年的时间,对于爱乐者如我辈,是一段不短的人生时光;对于指挥家来说,或许仅仅是艺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如“德累斯顿”一般超过四百五十年的乐团,则是漫漫长河中之一瞬。
初识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是在2003年的盛夏,借着一张DG公司出品的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我第一次领教了这个声音如此丰满纯正、厚重却不乏清晰织体的乐团,难怪它曾被卢梭形容为拥有“最平衡的力量和最完美的效果”。聆听之余,我也倍增了对在乐团总监岗位上为艺术“殉道”的指挥家西诺波利的怀念。
西诺波利与这个乐团合作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亦由DG出品,唱片封面上,赫然矗立着在二战中沦为废墟的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1945年2月,德累斯顿遭到盟军猛烈轰炸,这座“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化为一片焦土,十二万平民死于非命。城市中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的典范,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那曾经辉煌的外立面被烤至焦黑,剧院内部荡然无存,只剩下扭曲的钢筋狰狞地伸展着。
然而,这个歌剧院与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如同德国和它的人民一样,凭着惊人的勇气,从战败的深渊中站立了起来。1945年5月7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投降,随后向全国播放了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伴着这沉雄而崇高的音乐,有多少德国人潸然泪下,又有多少德国人庆幸摆脱了战争的梦魇;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德意志民族,正如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以厚重而极有分量感的音色维系着德奥音乐传统一样,始终坚守着这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使之成为日后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支柱。
感谢这样的一群乐团,使德国人民能熬过最艰难的岁月,获得迎接新生的信心。终战多年后,指挥家G-L.约胡姆(指挥大师欧根·约胡姆之弟)曾如此说道:“每当我回忆起那个时代,就伴随着某种伤感。尽管面临战争、日益的穷困以及随之而来的崩塌,但在悲惨的结局到来之前,我们最终却能够将欧洲文化中最珍贵的精华热情洋溢地表现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至今坚信,即使我们做的一切没能为当时饱受困苦的同胞带来除了艺术给予的精神慰藉以外的东西,也依然能从当时的音乐工作中发现价值。”
是的,这就是伟大的德累斯顿和它的乐团。那么指挥家郑明勋呢?
第一次“邂逅”这位韩国指挥,是在东方艺术中心。七年前那个凉爽的初秋,他率领斯卡拉爱乐乐团访沪,留下了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对这首老柴最意气风发的作品,郑明勋的速度驾驭如电光火石,力度控制激情四射,令人不禁想到苏联指挥大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伦敦的演出,他带来的震撼让人难以忘怀。还记得,这位指挥家在舞台上充满热情与朝气,徒手指挥的手法极尽浪漫之渲染。多年前,他在日本指挥马勒《第二交响曲》,演出结尾时,由于“入戏”太深、过于亢奋,竟与伯恩斯坦一样呈虚脱状。
而今,这位曾深深浸淫于法国音乐、令欧洲人折服的亚洲指挥,在游历欧美名团无数之后,在经受了首尔爱乐乐团内斗丑闻的拷问之后,额上多了一些皱纹,鬓角添了几缕华发。指挥家需要艺术的沉淀,更需要人生的历练。“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有“未到古稀之年不敢言称大师”之说,郑明勋更坦言:“到了六十岁才能称是真正的指挥家。”遥想当年,他三十出头即成为令同行艳羡的DG公司专属艺人,而今,他更如一位宽厚的长者,关心乐团的演奏,更关心乐手那舒适的椅子和健康的饮食。他在法国普罗旺斯有一片良田,身为料理好手,他曾把自制的三百瓶橄榄油和一千瓶西红柿酱分送给自己的乐手和朋友。
这样的郑明勋,这样的德累斯顿乐团,会为我们呈现何等的马勒《第四交响曲》?
偶数序号的交响曲,在音乐史上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与《第八交响曲》,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与《第六交响曲》,马勒的《第四交响曲》,这些作品或者是具备短小而隽永的形式,或者是充满了轻快、温暖而乐观的情绪。当我们疲惫、困顿时,若从唱片架上取下这些“偶数”交响曲,便能收获片刻的缓释与安抚。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马勒《第四交响曲》却具备和前辈那些“暖男”一般偶数作品不同的特质。
1900年7月初,在优美怡人的奥地利华特湖畔,马勒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初稿。虽然这部作品从头至尾都貌似充满了莫扎特一样透明的配器和流畅的旋律;虽然在马勒所有交响曲中此曲编制与篇幅最小,没有低音号和长号,圆号仅有四把;虽然其第三乐章在马勒作品中最得同时代的竞争者理查·施特劳斯之欣赏,连马勒自己也评价整部作品的基调是“天空中纯洁的蓝色,那是永恒的天蓝色在发光的天堂景象”;但是,作品在平易的旋律下,仍蕴含了不简单的深意。正如那个了不起的“业余”马勒专家兼指挥卡普兰所总结的,马勒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能将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动机同时并置为我们呈现,或许,这是比物质音符的复调结构更直击人心的情感复调吧——听听第三乐章,长长的弦乐线条,与木管之间静谧的对答此起彼伏,似“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温柔克制的旋律行进中,间或插入铜管乐与定音鼓的重音和钹的飞扬,表面世外桃源般的闲适,却难掩潜伏的渴望与冲突,仿佛“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每每听至此处,那绵延不绝的旋律令人的思绪不由得牵连到了马勒《第六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第八交响曲》的慢板与《第九交响曲》那悲壮异常的末乐章。隐约中,马勒,这位显赫一时的艺术强者,从年少时的成长与不幸、青年时云游四方的艰辛异常,至中年而立、晚年不惑,直到风雨飘摇的葬礼中迎来天边的彩虹,一幕幕悲喜交织的人生片段,如电影场景一般,一一在脑海中闪回,令人感慨万千。
马勒《第四交响曲》与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绝非作曲家的辉煌、灿烂之作,却值得细细咀嚼。那些年轻的指挥家们,凭着一腔热情与血气方刚,或许能营造不错的表面效果。然而,想要还其无愧于作曲家本意的原貌,还需要指挥家具备更多的阅历、体悟与思索。庆幸的是,此次演出交由上了“年纪”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与郑明勋,这一对“老”搭档,如久藏窖中的波尔多干红,口感如何,值得期待!
九年的时间,对于爱乐者如我辈,是一段不短的人生时光;对于指挥家来说,或许仅仅是艺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如“德累斯顿”一般超过四百五十年的乐团,则是漫漫长河中之一瞬。
初识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是在2003年的盛夏,借着一张DG公司出品的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我第一次领教了这个声音如此丰满纯正、厚重却不乏清晰织体的乐团,难怪它曾被卢梭形容为拥有“最平衡的力量和最完美的效果”。聆听之余,我也倍增了对在乐团总监岗位上为艺术“殉道”的指挥家西诺波利的怀念。
西诺波利与这个乐团合作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亦由DG出品,唱片封面上,赫然矗立着在二战中沦为废墟的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1945年2月,德累斯顿遭到盟军猛烈轰炸,这座“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化为一片焦土,十二万平民死于非命。城市中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的典范,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那曾经辉煌的外立面被烤至焦黑,剧院内部荡然无存,只剩下扭曲的钢筋狰狞地伸展着。
然而,这个歌剧院与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如同德国和它的人民一样,凭着惊人的勇气,从战败的深渊中站立了起来。1945年5月7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投降,随后向全国播放了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伴着这沉雄而崇高的音乐,有多少德国人潸然泪下,又有多少德国人庆幸摆脱了战争的梦魇;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德意志民族,正如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以厚重而极有分量感的音色维系着德奥音乐传统一样,始终坚守着这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使之成为日后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支柱。
感谢这样的一群乐团,使德国人民能熬过最艰难的岁月,获得迎接新生的信心。终战多年后,指挥家G-L.约胡姆(指挥大师欧根·约胡姆之弟)曾如此说道:“每当我回忆起那个时代,就伴随着某种伤感。尽管面临战争、日益的穷困以及随之而来的崩塌,但在悲惨的结局到来之前,我们最终却能够将欧洲文化中最珍贵的精华热情洋溢地表现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至今坚信,即使我们做的一切没能为当时饱受困苦的同胞带来除了艺术给予的精神慰藉以外的东西,也依然能从当时的音乐工作中发现价值。”
是的,这就是伟大的德累斯顿和它的乐团。那么指挥家郑明勋呢?
第一次“邂逅”这位韩国指挥,是在东方艺术中心。七年前那个凉爽的初秋,他率领斯卡拉爱乐乐团访沪,留下了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对这首老柴最意气风发的作品,郑明勋的速度驾驭如电光火石,力度控制激情四射,令人不禁想到苏联指挥大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伦敦的演出,他带来的震撼让人难以忘怀。还记得,这位指挥家在舞台上充满热情与朝气,徒手指挥的手法极尽浪漫之渲染。多年前,他在日本指挥马勒《第二交响曲》,演出结尾时,由于“入戏”太深、过于亢奋,竟与伯恩斯坦一样呈虚脱状。
而今,这位曾深深浸淫于法国音乐、令欧洲人折服的亚洲指挥,在游历欧美名团无数之后,在经受了首尔爱乐乐团内斗丑闻的拷问之后,额上多了一些皱纹,鬓角添了几缕华发。指挥家需要艺术的沉淀,更需要人生的历练。“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有“未到古稀之年不敢言称大师”之说,郑明勋更坦言:“到了六十岁才能称是真正的指挥家。”遥想当年,他三十出头即成为令同行艳羡的DG公司专属艺人,而今,他更如一位宽厚的长者,关心乐团的演奏,更关心乐手那舒适的椅子和健康的饮食。他在法国普罗旺斯有一片良田,身为料理好手,他曾把自制的三百瓶橄榄油和一千瓶西红柿酱分送给自己的乐手和朋友。
这样的郑明勋,这样的德累斯顿乐团,会为我们呈现何等的马勒《第四交响曲》?
偶数序号的交响曲,在音乐史上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与《第八交响曲》,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与《第六交响曲》,马勒的《第四交响曲》,这些作品或者是具备短小而隽永的形式,或者是充满了轻快、温暖而乐观的情绪。当我们疲惫、困顿时,若从唱片架上取下这些“偶数”交响曲,便能收获片刻的缓释与安抚。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马勒《第四交响曲》却具备和前辈那些“暖男”一般偶数作品不同的特质。
1900年7月初,在优美怡人的奥地利华特湖畔,马勒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初稿。虽然这部作品从头至尾都貌似充满了莫扎特一样透明的配器和流畅的旋律;虽然在马勒所有交响曲中此曲编制与篇幅最小,没有低音号和长号,圆号仅有四把;虽然其第三乐章在马勒作品中最得同时代的竞争者理查·施特劳斯之欣赏,连马勒自己也评价整部作品的基调是“天空中纯洁的蓝色,那是永恒的天蓝色在发光的天堂景象”;但是,作品在平易的旋律下,仍蕴含了不简单的深意。正如那个了不起的“业余”马勒专家兼指挥卡普兰所总结的,马勒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能将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动机同时并置为我们呈现,或许,这是比物质音符的复调结构更直击人心的情感复调吧——听听第三乐章,长长的弦乐线条,与木管之间静谧的对答此起彼伏,似“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温柔克制的旋律行进中,间或插入铜管乐与定音鼓的重音和钹的飞扬,表面世外桃源般的闲适,却难掩潜伏的渴望与冲突,仿佛“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每每听至此处,那绵延不绝的旋律令人的思绪不由得牵连到了马勒《第六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第八交响曲》的慢板与《第九交响曲》那悲壮异常的末乐章。隐约中,马勒,这位显赫一时的艺术强者,从年少时的成长与不幸、青年时云游四方的艰辛异常,至中年而立、晚年不惑,直到风雨飘摇的葬礼中迎来天边的彩虹,一幕幕悲喜交织的人生片段,如电影场景一般,一一在脑海中闪回,令人感慨万千。
马勒《第四交响曲》与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绝非作曲家的辉煌、灿烂之作,却值得细细咀嚼。那些年轻的指挥家们,凭着一腔热情与血气方刚,或许能营造不错的表面效果。然而,想要还其无愧于作曲家本意的原貌,还需要指挥家具备更多的阅历、体悟与思索。庆幸的是,此次演出交由上了“年纪”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与郑明勋,这一对“老”搭档,如久藏窖中的波尔多干红,口感如何,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