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普普通通的中国痰盂上了“热搜”，原因是其被标价数十美元，在欧美流行的电商平台亚马逊网站上售卖，而且商家描述它为“中国1960年的古董”，用途标注“大一点的可以储存水果”“古色古香的艺术果篮，不仅适合家居，也适合乔迁之喜或婚礼或宴会”。
　　 人们刷屏狂欢背后的心理不外乎是，老外真不懂，居然把搪瓷痰盂的用途搞错了，装肮脏之物的东西怎么能做“水果篮”、冰镇食物的“冰桶”呢……一笑了之之余，我們不妨冷静想想，自古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认知偏差与错位并不少见，其根源也值得深思。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极为珍贵，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消费得起，中国被称为“丝之国”。对于中国丝绸是怎么制作的，当时的欧洲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以讹传讹居多。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称东方“有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人们把这种比羊毛更轻、更美的毛织成了丝绸。罗马人也附会认为蚕丝生于树上。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一书中这样描写：“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当然，后来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养蚕技术通过西域慢慢传至欧洲，欧洲人才真正明了丝绸的奥秘。
　　 欧洲与东方毕竟相隔遥远，在历史长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对东方还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层面上。《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是一大转折，但该书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似乎东方遍地是黄金。不过，有偏差的认知却带来积极的后果。《马可·波罗游记》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认知，推动开启了15世纪的欧洲大航海时代。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等一大批航海家走上历史舞台，新大陆的发现更是改变了人类发展史。不过，哥伦布至死都笃定认为他发现的美洲大地是印度，并给当地人取名为印第安人。
　　 在德国波茨坦郊区无忧宫花园里，有个引人瞩目的“中国茶亭”，这是几百年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依据人们对东方园林的道听途说建造的。如今，到访无忧宫的中国游客大都慕名去观赏，但一眼就会看出，这压根就不是传统的中国亭子。茶亭的主体由三个蘑菇状的小房间连接，外观上为近似蒙古包的伞状盖顶，上面是碧瓦，四周是金柱和镀金的人物。这些人物除了衣衫有些东方风范之外，其长相和发型压根就不是东方人。整个亭子总体上逃脱不了欧式洛可可风格，金碧辉煌，没有中国亭子淡雅悠远的韵味。唯一接近原汁原味的倒是亭子外面的香鼎，质朴无华，有些东方风韵。
　　 “中国茶亭”是十七至十八世纪时欧洲流行“中国热”的标志性产品之一。当时，欧洲对东方文明理念的倾慕尽写在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书中，对中国瓷器、园林等的狂热物化在普鲁士、不列颠、奥匈帝国等的王宫之中。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先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赞赏，1670年在凡尔赛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侬宫;随后又传到英国，与重视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庭院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中英合璧的“英中花园”。“中国风”很快在全欧洲风行开来。在布鲁塞尔郊区比利时王宫、在波茨坦的无忧宫，在慕尼黑的水仙宫，在卡尔斯鲁的雉园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皇家宫苑和庭园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以及曲径假山。
　　 不过，这些遍布欧洲各地的“中国亭”，大都没有原汁原味。布鲁塞尔郊区王宫里的中国亭，分明就是装饰过于繁复的房子。德国柏林的夏洛滕堡宫里有一个著名的“瓷器屋”，房间墙壁四周从上到下，被近3000件中国瓷器饰品填充得满满当当，在金框镜子的映衬下，景象十分壮观。用瓷器（当时是奢侈品）装饰房子，也只有欧洲王室为体现其豪奢才做得出来。
　　 在乾隆末期，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看到了盛世下清王朝的衰败，代表团成员的游记让欧洲人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欧洲的“中国热”烟消云散，几十年后英国人挑起“鸦片战争”，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对东方的鄙视与偏见充斥于欧洲形形色色的书籍、影片中。
　　 时代的车轮驶入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举世公认，但欧美一些人对中国的认知还是有失公允。一方面是滞后，一些人还停留在老电影、老照片、老文章里，用老眼光看中国;另一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谬论，乃至故意抹黑中国。
　　 回头再说中国痰盂。在互联网时代，其实只要国外商家稍微搜索询问一下，就不会犯如此让人贻笑大方的错误。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不就是故意或不愿意了解事实真相造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