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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来的大学毕业生邱振锋阴差阳错认识了当护士的女友海伦，海伦意外怀孕生下维克托。从此，维克托像根绳索缠住了邱振锋的人生。他辞职随妻子远赴加拿大谋生，异国生存的环境和文化令邱困惑而迷茫，他该何去何从？
1987年，邱振锋从山东农村考进北京一所大学。他个子高挑，身材瘦削，眉目俊朗，与当时走红的演员周里京颇有几分形似，尤其是从侧面看过去。周里京最出名的角色是《人生》里的高加林。很多人记不住演员的名字，乍见邱振锋，就会说：“嗨，你有点像高加林嘛。”
邱振锋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女朋友。女孩子是北京人，相貌一般，但是打扮不俗，敢爱敢恨的泼辣劲儿也有几分《人生》中黄亚萍的影子。邱振锋则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他八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改嫁，是亲戚们轮流把他带大的。身世的艰难造就了他极强的自我克制力，就算有人把好吃的东西端到他跟前，他也要环视左右，确认再也没人可以谦让了，才会拿起筷子。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女方在推动。第一次上床的时候，女友拿出了避孕套。邱振锋不动声色，老手一般淡漠地撕开包装，脑海里却浮现出巧珍学习刷牙的一幕。
邱振锋1991年大学毕业。此时，经过十年的积累，大学生在社会上已经不再稀缺，邱振锋正式分配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如果一定要留北京，只能做北京人不愿意做的工作。邱和女友商量，女友不置可否，于是他就读了研究生。读研究生有工资，按照规定也可以结婚，但他却不敢向女友求婚。他忌讳的是这个“求”字，这个字放大了自己尚未拥有北京户口的现实，即便“求”到了，日后也会一辈子活在高加林的阴影之下。
三年文学史很快就读完了，能解决户口的工作仍然没有特别理想的，但邱振锋坚决不再读书了。他没有跟女友商量，自作主张与一家报社签了合同，做五年夜班编辑。
尘埃落定。邱振锋将捷报告知女友，没想到女友却火冒三丈。原来她一直打算带着邱振锋去深圳闯天下。“已经是90年代了呀！你怎么还是一颗80年代的脑袋呢？”女友气急败坏，“你知道现在社会变化多快吗？北京有什么好留恋的？北京户口最多再过三年就没用了！”
临分手时，女友说了一句刻薄话：“原来你就是个神形兼备的高加林！当个宣传干事就心满意足，吃上商品粮就算革命成功！”
长达五年的恋情顷刻间灰飞烟灭。
失恋的痛苦，让邱振锋刹那间理解了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他在中学时代就背得滚瓜烂熟，但却一直不理解什么叫作“被生活欺骗”。没错，生活中有骗子。他的姑姑去年被一个亲戚骗走了三千块钱，那个一脸忠厚的亲戚就是个骗子。可什么叫作“被生活欺骗”呢？生活，不就是自己过的日子吗？它怎么能反过来欺骗自己呢？被女友劈头盖脸痛骂了一顿之后，邱振锋醍醐灌顶：原来这就叫作被生活欺骗。
十年前你为了一个目标潜心修炼；十年后出山一看，那个目标已经不值分文。生活变了心，你被生活欺骗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邱振锋从此变得更加谨言慎行。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邱振锋却决心住在象牙塔里，让生活无法找到他。他在夜班编辑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等到恢复了自由身，可以调动了，他也懒得积极奔走。他走出校园那年已经二十五岁了，同龄人大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结了婚。邱振锋却既不急着结婚，也不羡慕那些成了家的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就为了过两年再离？
在生活的轮盘上，邱振锋绝不再轻易下注。但越是这样，他越是对自己已经投下的赌注倍加珍惜。就算人人都觉得北京户口不值钱，邱振锋也不愿意娶北漂女孩儿。他的北京户口可是用七年宝贵的青春换来的，绝不能轻易与人分享。
基于同样的心理，邱振锋一直在坚持写作。他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文学，出于一种执拗，出于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忠诚，他要将已经开始的事业延续下去。邱振锋的问题不在于写，他的问题在于完成。他的手稿可以按斤称，但成篇的东西连个短篇都没有。他自己缺乏目的，自然也就无法赋予主人公目的。他的主人公只有情绪、感觉，而没有选择、行动。这样的人物往往走出第一章，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去了。
日复一日，邱振锋试图解决自己从未提出过的问题。假如人的生命可以无限延长，邱振锋倒也可以一直这样人畜无害地过下去，可惜，人的身体是有保质期的。违反自然的作息时间、抽烟、长期伏案，这些都在实打实地磨损着邱振锋的皮囊。从三十岁开始，邱振锋正式和医院发生了关系。不过，命运把他带到海伦面前，又过了两年。
邱振锋住在一幢老式筒子楼里。这幢楼建于50年代，眼下仍然使用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中供暖系统——每年冬天11月15日开始供暖，至次年3月15日停暖。但寒流并不遵循人的計划，每年都会打几天时间差。2002年11月初的一天，离供暖还有一个星期左右，邱振锋在下夜班回宿舍的路上就遭遇了由弱变强的冷空气。回到家，洗漱完毕，钻进被窝里，听着窗外北风的呼号，他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应该把电暖气找出来插上？但这念头像风一样转瞬即逝。他随手拿起一本书，读着读着就困得睁不开眼了，于是就在狂风拍打窗棂的节奏中，心怀侥幸地关上了台灯。
他是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醒来的，第一感觉是自己的头好像放在冰箱里冻了一夜。他鼓起勇气，从尚有一丝热气的被窝里爬出来，手刚够到搭在椅子上的毛衣，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来势很凶，像是一团冷空气在他的鼻腔里爆炸开来，瞬间炸得他晕头转向。等他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的脖子卡住了——只能往左转，不能往右转。
一开始，邱振锋认为这属于落枕，根本不需要去医院。他拿了个热水袋垫在右肩上，每隔半个小时倒掉里面的温水，重新注入滚水。中午过后，非但脖子的僵硬程度没有好转，反而头昏眼花哈欠连天。到下午两点，邱振锋实在挺不住了，只好穿戴齐整，顶着呼啸的北风，走到了离家800米左右的社区诊所。邱振锋一直都不喜欢去医院，大医院总是那么盛气凌人。人一病，精神就脆弱，不想再被医院欺负；小医院倒是平易近人，但又透着一种人微言轻的不可靠。在邱振锋的心目中，家门口的社区诊所本来已经位于歧视链的最低端了，偏偏今天挂号的小护士竟表现出了大医院的说一不二。邱振锋说挂骨科，小护士看他精神委顿，脸色蜡黄，非要他先挂一个内科不可，理由是“骨科不接受传染病”。 社区诊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邱振锋在这座小型迷宫里又折腾了两个小时，才终于被护士领到一位骨科医生的面前。关于这位女医生，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她满头的小细卷，湿得仿佛能滴出水来。邱振锋对女性化妆品全无知识，他不知道那是抹了很多定型剂造成的效果，只以为她洗了头没吹干就来上班了。他自己长期受颈椎病折磨，脖子一受风就会针扎一样地疼。此时外面狂风大作，邱振锋一看到湿头发，就像在冬天的广场上看到喷泉一样，有一种祸不单行的感觉。
女医生正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邱振锋一坐下，她就把自己的本子合上，推到一边。
“哪里不舒服？”女醫生例行公事地问。她盯着病历本的封皮，并没有打开。
封皮上只有邱振锋的姓名和年龄，不知为什么她要看这么长时间。邱振锋忽然感觉尴尬，他紧张地盯着对方，希望她赶紧翻过这一页。女医生翻到内科医生的诊疗记录，微微皱起眉头，嘴角上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这表情刺激到了邱振锋，让他突然产生了说话的冲动。他很想跟她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发配到内科去，他想告诉对方自己对这所社区诊所的看法。不要怪我有偏见，人的意识都不是空穴来风，越偏颇的见解背后越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我的故事实在是匪夷所思，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然而，滔滔江水般澎湃的思绪涌到邱振锋的嘴边，却只浓缩成一句话：“打喷嚏，把脖子扭了。”
话一出口，他被自己的笨嘴拙舌羞得无地自容。女医生的表情依然很中性，既没有轻视，也没有重视。她一边听邱振锋自述病情，一边在病历本上奋笔疾书。邱振锋讲完，女医生叫他转过身去，自己伸出右手，四根手指搭在邱振锋肩膀上，拇指轻轻地在邱振锋的脖子右侧按压。这本是很标准的医生对病人身体的探查，但邱振锋却好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身体突然本能地往反方向闪开。
“别动！”女医生说，同时左手搭在他的左肩上。邱振锋乖乖地坐正，女医生的拇指继续在邱振锋脖子侧面按压，似乎是在试探、比较。终于，她的拇指停留在一处，用力一捻。这一捻便将邱振锋脖子上的一根筋单独挑了出来。邱振锋的全部痛苦就在那一刹那间被女医生的拇指圈定了。“啊！”他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这声音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早上起，邱振锋就有一种脖子以上不属于自己的感觉，女医生只用力一按，就仿佛捻碎了一道堤坝，让邱振锋的热血重新在全身奔涌。他情不自禁地伸出两只手，双臂交叉在胸前，用自己的右手抓住女医生的左手，自己的左手抓住女医生的右手。
这一年，邱振锋三十二岁，海伦二十八岁。两个人金风玉露，干柴烈火，如胶似漆。交往到第二个月，海伦怀孕了。她问邱振锋：“要不要这个孩子？”邱振锋回答说“要”。
虽然跟第一任女友分手已经八年多，邱振锋却并没有过着和尚的生活。他跟文艺女有过艳遇，跟已婚女搞过地下情。有的女孩子会主动要求他戴套，有的女孩子则不。如果女方要求，邱振锋就会顺从；如果女方不要求，邱振锋就会自觉。邱振锋和海伦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海伦完全没有提起避孕套的事儿，邱振锋也把这件事彻底置之度外了。第一次不戴套做爱也许是偶然，但一而再，再而三，这就绝不是偶然了。遇到海伦之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邱振锋觉得自己精神涣散，无法集中精力，活得像个孤魂野鬼。就算强迫自己坐到书桌前面，过程中已经将意志力消耗掉了一多半，剩不下多少能用到写作上了。但海伦有一种奇妙的魔力。和她在一起，他的身体就会爆炸，爆炸过后他会感到神清气爽，仿佛体内的垃圾变成了能量。
和酣畅淋漓的没有保护的性生活相比，从前那些戴套的艳遇都只是苟且而已。
既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避孕，那么等海伦怀了孕，邱振锋怎么能说“不要”呢？
道理明摆着，但海伦还是反复征求邱振锋的意见：“你不想要就告诉我，剩下的什么都不用管。别看我们只是街道诊所，妇产科也是有的。手术床、吸宫器、窥阴镜，一样不缺。”
邱振锋经受住了考验。一次又一次，他坚定地说：“要。”
决定要孩子之后，两人迅速登记结婚。海伦没有北京户口，但邱振锋并不在意，事实上他们的登记注册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唯一的小曲折是海伦必须提供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单身证明。一等到海伦父母从老家把这纸证明寄来，他们就去领了证。顺利得让邱振锋略有些扫兴。
成了合法夫妻，海伦就催着邱振锋去报社申请准生证。邱振锋有些犹豫。他一直上夜班，很少跟作息时间正常的管理部门打交道。“不能让你爸妈再托人开一个吗？”邱振锋问。
海伦说：“从北京要到的准生证，将来能给孩子上北京户口。”
“现在谁还稀罕北京户口？”邱振锋漫不经心地问。
“别傻了，等孩子上了学，你就知道北京户口多值钱了。”
这倒是一个意外惊喜。邱振锋毅然牺牲了某个上午的睡眠，在单位里找到了管计划生育的崔大姐。崔大姐只是从育龄青年的花名册上见过“邱振锋”三个字，从来没跟真人对上过号。她一脸狐疑地端详着对面这个陌生人，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就让一个假冒伪劣者占了单位的便宜。
”你这种情况不能给准生证。”大姐把能翻的笔记、表格、规定都翻了一遍，最后慢条斯理地得出结论，“你虽然是北京户口，可你是北京集体户口。你看，这儿写着呢。就这——”
原来北京户口真的分三六九等。曾经有一段时间，报社的年轻人都在想办法投亲靠友把集体户口转出去，只有邱振锋按兵不动，因为他觉得这很可能又是生活设下的一个骗局。
邱振锋问：“现在还能不能转成独立户口？”他伸着脖子，试图看清大姐手里那张纸。
大姐说：“能啊，你买套房子，不再住集体宿舍就可以。”然后把规定递给他，让他慢慢看，别着急。
会不会是另一个骗局呢？邱振锋拿着那张纸，满腹狐疑地回到家，将交涉经过汇报给海伦。海伦抢过那张纸，看了一眼，往桌上一拍：“你给我问问她，这集体宿舍里好几对生儿育女的，孩子都在楼道里跑呢！他们的准生证是怎么来的？” 邱振锋顿时哑口无言，任凭海伦再怎么催他，一律以沉默应对。海伦无奈，只好绕过邱振锋直接去找崔大姐。崔大姐和海伦亲切地交谈了半个来小时，然后推心置腹地说：“其实也不是不能通融，只是我们单位女同志多，指标分不过来。小邱三十多了，可以算晚婚模范。这样吧，你们现在提出申请，明年我破例给你们发个指标。”
海伦思想斗争了两个星期，最后决定放弃北京出生证。她已经二十八了，如果把这个孩子打掉，她可不能保证以后还能生出来。决定之后，海伦的父母就开始在甘肃张罗，反馈回来的结果却是：这种事儿必须由本人亲自到场办理。于是，就为了这张准生证，海伦往老家跑了三趟。第三趟虽然办成了，但胎儿已经七个月了，海伦父母让她留在娘家待产。
当海伦为准生证疲于奔命的时候，邱振锋既有心无力，又备受煎熬。听说海伦决定暂时不回北京，邱振锋顿感释然，仿佛获得了缓刑。失而复得的单身生活令他如在梦中，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被人惊醒。电话铃一响，他就会全身一激灵。要是能变成隐身人该多好啊！谁也看不见他，谁也不要给他打电话。
海伦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在电话里哭着说：“我想移民加拿大。”
“嗯。嗯？”
海伦说她不能容忍孩子生下来还要落户县城。她从十八岁离家到北京上大学，就已经立下了鸿鹄之志，没想到在外面飞了这么多年，竟然又回到老家趴窝孵蛋。
邱振锋尽量用轻松调侃的语调说：“其实给孩子留一些奋斗的目标也是挺好的。像他爸一样，长大靠自己的努力挣个北京户口，不也很好吗？”
“然后呢？”海伦问，“就算他挣到了北京户口又怎么样？他能保证他儿子还有北京户口吗？一代一代地跟户口死磕，还有完没完？”
因为孩子没有北京户口就要移民加拿大，这是一条彻底超出了邱振锋经验频道的，让他完全不知如何应对的信息。
八月的一个早晨，邱振锋接到了岳母的电话。海伦羊水破了，看来要早产。放下电话，邱振锋直奔首都机场，在机场买到了当天下午的机票，三小时飞机加三小时汽车，一路颠簸终于在午夜时分赶到海伦的病床前。
“母子平安。”岳母告诉他。
岳母补充说：因为羊水破了，但又没有宫缩，医生决定给海伦做剖腹产。正是这个决定救了海伦一命。胎儿取出来以后，医生才发现海伦患了胎盘植入，就是说胎盘像植物一样长出了根，深深地扎进了子宫壁。如果是自然分娩，胎盘无法娩出，有可能导致大出血。即使手术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因为需要用刀一点一点地把植入的胎盘挖掉。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弄不好还是要子宫大出血。
邱振锋听得头皮发紧，恍然间又有了脖子转不动的感觉。岳母见他呆若木鸡，便反复强调：“是个儿子。”但邱振锋就是振作不起来。儿子也好，女儿也罢，在他的幻想中反正都是个怪物。一个全身长满了触角的怪物，死死地吸附在他的身上。
裹在小被子里的儿子被护士抱过来了。邱振锋本能地不想碰那个包袱。他察言观色，感觉海伦对儿子也不是很走心。他不知从哪里看到一种观点，说剖腹产的女人都不如自然生产的女人爱孩子，因为前者没有经历过撕裂的阵痛。用手术从子宫里把孩子取走，就跟拿掉一个子宫肌瘤没什么区别。好像为了验证他的观点，海伦醒过来后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要看孩子，而是“加拿大”。
维克托出生后两个星期，邱振锋就返回了北京。岳父母把母子俩照顾得很好，邱振锋既无须担心，也帮不上忙。海伦在娘家一住就是一年，邱振锋只在春节期间去甘肃探过一次亲。海伦隔一段时间就给邱振锋下一道指示：你把自己的出生证找出来；你去公证处公证一下自己的学历；你去律师事务所签个字；你去做个体检。邱振锋知道这一切都与移民有关，但他从来不多打听，乐得不求甚解，因为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只要移民一办好，海伦就会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维克托一岁的时候，海伦拿到了移民纸。邱振锋暗自发愁，他有些害怕海伦会把孩子扔给他。没想到，海伦胸有成竹地说，维克托可以留给姥爷姥姥带两年，咱俩先去加拿大打天下。
“咱俩？” 邱振锋很吃惊，“我以为你要把我休掉呢。”
海倫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我办的是家庭移民。要不然我干吗让你签字，让你体检？”
邱振锋虽然有些感动，但还是拒绝了海伦的提议。当然，他也没有把话说死。根据他一贯的方式和性格，他表示再等等看。
海伦也没有勉强他。2004年的深秋，她自己一个人去了加拿大一个叫卡尔加里的城市。海伦是从北京国际机场走的，走之前在北京停留了三天，对邱振锋简单慰安了一下。
很多夫妻分居两国，第一个障碍就是时差。有时，一方情绪波动，特别想找人倾诉，偏偏另一方正在睡觉。世界是平的，地球是个村，但是24个时区仍然存在。恰恰海伦与邱振锋之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邱振锋要值夜班。海伦经常在北京时间的夜半三更给邱振锋打电话，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反倒因为时差而密切起来。
再说，海伦刚到加拿大，什么都是新鲜的，她的聊天就显得很有内容。从前，邱振锋每次接听海伦的电话心里都犯怵，因为她总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说着说着还要哭一鼻子；现在，听海伦讲电话成了一件轻松有趣的事儿。见多识广就是好啊，邱振锋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巧珍也能变成黄亚萍呀。
看来加拿大是个好地方。邱振锋有时会略带自嘲地想：也许外国的月亮竟真的比中国的圆呢。好奇心，再加上海伦的怂恿，2005年夏天，邱振锋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去看望海伦。海伦自从到了加拿大就开始工作，几乎没有游山玩水，正好趁机休个假。两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一见面，就租了一辆车，开启了加西自驾游。当年邱振锋和海伦只是在狭小的单身公寓里偷偷摸摸地上了几次床，还没把对方的身体完全摸熟，下一代就被孕育出来，领着他们进入了奶粉尿布的生活。如今，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似乎永远不会黑透的高纬度夏夜里，他们终于又找回了失去的伊甸园。 留下邱振锋一个人躺在床上，连着骂了自己一百个“混蛋”。海伦很早就跟他说过：她再也不能怀孕了，因为第一次得了胎盘植入，第二次再得胎盘植入的几率是百分之八十。
他知道自己本质上不是混蛋，可他总想伤害海伦，因为她的逻辑让他恼火：因为再也不能怀孕了，所以維克托就是她这辈子的唯一。她必须珍视维克托，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克托。
“我可没在你的胎盘上动手脚，别老拿这个说事儿。”
“但是你想要这个孩子！”
邱振锋感觉自己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圈套。一开始是小心翼翼地征求自己的意见：“你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都是因为你想要这个孩子”，也许再过两年就会变成“当初是你逼着我要这个孩子”。
可这是谁给他下的套呢？就算海伦老谋深算，崔大姐难道也能够配合演出？
也许，这就叫作“被生活欺骗”。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想象着海伦孤独地走进24小时药店，想起自己离开中国时那种自由指日可待的幻觉，邱振锋心如刀割，欲哭无泪。
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告诉海伦。他前脚刚走，后脚单位里就开始了住房改革。只要他晚走一个月，他就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住了八年的那套一居室。那幢楼虽然已经四面露风，但地理位置毕竟在四环以内。要是海伦当初能打掉维克托，推迟一年再怀孕，也许他俩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走向了。
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海伦，她脸上会不会有懊悔的表情呢？他不禁有些恶毒地想。
时间又过去了一两个月。有一天，他们又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海伦再次举起了“为了维克托”的大旗，邱振锋冷冷地问：“你的意思是，只要是为了维克托，做什么都可以？”
“当然。”
“真的做什么都可以？”邱振锋板着脸，声音低沉，“也不需要有底线？”
“底线”这个词让海伦迟疑起来，她的嘴唇紧抿着，目光流露出警觉。邱振锋继续着一本正经的表情，内心的得意却洋溢到了嘴角：“比如说——”他顿了一下，默默地钩沉出几位著名的风尘女子：茶花女、玛丝洛娃、阿崎婆、阮玲玉的神女、朱丽亚·罗伯茨的风月俏佳人，但他不知道究竟哪个名字才会对海伦构成打击。她读小说吗？至少看电影吧？他的双手在胸前一张一合，仿佛这个动作能帮助自己作出判断。
海伦也许不善于表达，但她没有邱振锋想得那么愚钝。她铁青着脸，一巴掌扇过去。骨科医生的手，又有力道又有质感，明明才使了三分劲儿，邱振锋就已经被抽得晕头转向了。
邱振锋也火了。他真想抡起拳头，“砰”地一声砸在海伦脸上。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手臂就像假肢一样，冰凉麻木，行动不便。他既沮丧又震惊，看来自己这辈子甭想实施家庭暴力了。想到“家庭暴力”这个词语，他心中忽然一亮，一个金蝉脱壳的计划立刻形成。
他抄起电话就报了警。警察半小时后才赶到。在等待警察的时候，邱振锋一次又一次推开海伦递给他的热毛巾，一直坚持到挂着已经结痂的鼻血给警察开了门。
海伦是被她的老板莎莉保释出来的。回到家一看，邱振锋已经不见了。
邱振锋独自来到温哥华。他在中餐馆当过服务生，在机场当过搬运工，也给修屋顶的专业工人打过下手。那是他最落魄的一段时间，冥冥中他真有一种高加林附体的感觉。然而加拿大毕竟是市场经济，人才很难被埋没，只要有心交易，供给与需求总能达到平衡。邱振锋的短板是英语，过了半年多，他的英语——尤其是口语有了进步之后，他就在本地的一家华文报社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
这份工作薪资不高，每月两千加元，但却是稳定的全职工作。邱振锋属于特刊部，工作内容就是不定期出些主题专刊，夹在报纸中附送。说得再通俗一些，就是把同类广告客户凑在一起，集中替他们发表一批软文。邱振锋是11月入职的，上班后编的第一期就是“圣诞特刊”；“圣诞特刊”之后就是“春节特刊”；春节之后就轮到“结婚”专刊，然后依次是房地产、汽车、夏令营。邱振锋是凭着自己“出色的中英文写作能力”被聘用的，但上班不久，他发现这份工作其实根本不需要写作能力。总有客户嫌他写得太长。特刊部的主管艾瑞是从香港来的老移民，本人也是广告销售员出身。不管客户的意见如何尖锐，艾瑞总能将其软化之后再传达给邱振锋。“本森呀，”艾瑞会半开玩笑地叫着邱振锋的工作用名，“咱们加籍华人都是不识字的啦！拜托，拜托，再写得短一些，多给上几张图片好不啦？”
一来二去，邱振锋就有了怀才不遇之感，但朋友们听说他被加西最大的华人报社录用，都感觉难以置信：“你才来不到一年，就能找到专业工作？”
如果这也叫专业工作，那海伦以骨科医生的身份去给人家按摩，你又怎么能说那不是专业工作呢？
邱振锋心中的恼恨在一点点平息，对海伦的思念也一点点增加。圣诞节越来越近，他身上那个“拯救者”慢慢苏醒。12月24日一大早，他突发奇想，打算开车去卡尔加里看望海伦。从温哥华到卡尔加里需要翻山越岭，路上时不时会遇到积雪，对于不谙雪地开车的人来说，这趟旅行颇有难度。邱振锋一路上开得小心翼翼，路过气象巍峨的高山大川时，心里更涌起阵阵宏大的善意。他打算给海伦一个意外惊喜，外加一个半和解的拥抱。至于全面的和解，还要取决于海伦的反应。
他进入卡尔加里市区的时候是下午4点，但天已经全黑了。街上行人寥寥，路两旁的火树银花寂寞地绽放着。他把车停在海伦所住公寓大楼的路边，然后迈上台阶，走到公寓大门前面。他身上还带着海伦所住单元的钥匙，但却怎么也想不起大门的密码。他在寒天冻地里站了一刻钟，希望能碰上有人出入。可惜，一个人影都没有。该回家的都已经回了家，没回家的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海伦就属于回不来的，华人开的按摩店，即使在圣诞夜也会营业到晚上7点。
纯粹出于侥幸心理，他按了一下对讲器上的单元号。令他意外的是，对讲器里竟然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声音：“找谁？”
邱振锋愣了一秒钟，然后用力张开已经冻得几乎没有知觉的嘴巴：“有个叫海伦的，还、还住这儿吗？” “你是谁？”
“我、我是她丈夫。”
“小邱？”
“是、是我。”
“快进来！”
门锁咔嗒一响。
邱振锋不假思索地推开门，一步跌进温暖的大厅。正对着大门的假壁炉仍然在熊熊“燃烧”，和记忆中一模一样。等电梯的时候，他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大脑也开始预热，这时他才想起那一声“小邱”似曾相识。是谁住在海伦家里呢？莫不是岳父岳母来了？他知道海伦的计划，一旦挣够了钱就把维克托和父母接过来。难道说，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海伦已经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
电梯缓缓上升，邱振锋心里已经有了隐隐的挫败感。
来开门的果然是岳母。邱振锋略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和海伦的分居。他相信海伦一定向父母控诉过自己的丈夫，他是应该拿出男人的气度轻摸淡写地道歉呢？还是应该据理力争，指出事情还有另一个版本？但两位老人没有给他犹豫的时间，一见到他就连声呼喊：“太好了！你来得太是时候了！”
原来维克托下午突然发起了高烧，吃了婴儿泰诺之后体温虽略有下降，但也仍有38度。他们刚给海伦打了电话，可她正在上钟，估计还得再等半小时才能回电话。
“上钟，”邱振锋暗想，“这个词儿他们竟然也说得出口，看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站在自己女儿一边。”
岳母把邱振锋领进卧室，维克托正躺在小床上睡觉。
邱振锋最后一次见到维克托的时候，他还不到半岁。时光飞逝，这个生物已经三岁了。邱振锋轻轻地掀起维克托身上盖的小被子，一股热烘烘的臊气扑面而来。他把维克托从头到脚好好打量了一番，然后轻轻地把他抱了起来。自从维克托出生以来，邱振锋抱他从没超过两分钟。每次他一抱起维克托，心里就有一种击鼓传花的紧迫感，总想赶紧脱手。有时候是出于毫无来由地对吸盘怪物的恐惧，有时候纯粹是因为维克托乱蹬乱踢，让他找不到着力点。这一次，病中的维克托像一块秤砣，静静地重重地压在他的臂弯里。他的小手软软的、烫烫的，无力地搁在自己的小肚子上。邱振锋情不自禁地把他搂紧了，维克托则毫无抵抗，任由邱振锋挤压，只是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吐出滚烫而污浊的气息。他那大口呼吸的样子让邱振锋想起海滩上搁浅的鱼。
邱振锋当下决定带着维克多去看急诊，岳父母脸上瞬间流露出轻松的表情。邱振锋可轻松不起来，他知道加拿大的平均急诊等候时间为三小时。从发动汽车到药到病除，这中间必定还有漫长的煎熬。果然，在急診室等了三个半小时，一直等到海伦下班后赶了过来，维克多才见到了医生。
维克托退烧之后，有两天患了大便干燥。他的小肚子鼓鼓的，小眉头紧皱着，又难受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岳父母在厨房里争论是该给他吃香蕉还是吃山楂，听得邱振锋耳朵都起茧子了。他不由分说，拿了一支开塞露，把维克托的裤子脱了，给他翻了个身，然后把开塞露捅进了他的屁股里。维克托挣扎着，邱振锋死死按住他的小肥屁股。开塞露挤进去半分钟，一股黄褐色的半流体突然喷薄而出，溅了邱振锋一脸。岳父母赶紧过来察看，见到现场一片狼藉，又赶紧打水拿毛巾。邱振锋冷眼旁观，觉得他们的忙乱显得有些夸张。他不禁联想起两天前，当他决定带儿子去看急诊时，岳父母一下子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他并不怀疑姥姥姥爷待维克托很好，但他也意识到，危机时刻，只有他——维克托的亲生父亲——才是敢于当机立断的人。
想到自己果然对维克托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又禁不住全身发冷，瞬间又有了脖子转不动的幻觉。他借口洗脸，赶紧冲进了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半天没敢出来。
元旦过完了，邱振锋要回去上班了。几天相处下来，他跟海伦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自然也没能深入交谈。就在两人不清不楚之际，两位老人不由分说地介入，坚决要求海伦辞职。海伦也不是多么热爱按摩这一行，既然丈夫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又有回心转意的表示，她当然也愿意一家人在温哥华团聚。
莎莉虽然舍不得海伦，但也明白这是大势所趋。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邱振锋一个人先回了温哥华，留下海伦在卡尔加里处理搬家事宜。他前脚刚走，后脚莎莉就有了新主意，她要在温哥华开分店，让海伦去当店长。这下海伦又动了心。一个月后，海伦带着大部队赶到温哥华。把家安顿好后，她就开始满世界替莎莉找房子开店。邱振锋白天要上班，根本不知道海伦在做什么。晚上回到家，两居室公寓里五口人同时说话，谁也听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天，他听海伦说想考中医执照；过两天，她又想考放射师执照了。他颇有些不以为然，想找个机会跟海伦好好谈谈：要脚踏实地，不要心浮气躁，新移民都要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海伦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早晨突然告诉他：莎莉在温哥华开了分店，请自己去做店长。
邱振锋张口结舌，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你不用亲自按摩？”
“不用。”海伦一口否定。
邱振锋才不信。那么小小的一个门脸，怎么能负担一个全职脱产店长？但是一家人已经好不容易团聚了，他就是不信又能怎么着？邱振锋心里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可这一切能怪谁呢？想来想去，他把这件事怪到了岳父母头上。他不相信他们和他一样一直被瞒在鼓里。
再看维克托，这孩子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都是姥姥姥爷惯出来的。
2007年圣诞节前夜，维克托进卧室睡觉之后，邱振锋拿出准备送给维克托的圣诞礼物。岳母一把抢过来，嗔怪地说：“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孩子都睡了。”说完急忙推开了卧室的门。维克托正在装睡，一心要跟圣诞老人开一个玩笑。睁眼一看，却见一个身穿家常碎花睡衣的老太太举着礼物站在自己床头。
“怎么是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维克托整夜不睡，又哭又闹。
岳母很气恼，没想到一手带大的外孙子竟为这么一件小事莫名其妙地翻脸。
“好，你不要我，我现在就走！”
两位老人刚一表达要走的意愿，邱振锋立即递上机票，确保他们心想事成。看到老人脸上哭笑不得的表情，他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报复的快感：呵呵，这就叫作被生活欺骗。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一进入12月，圣诞的信号就从厚厚的云层漏下来，伴着温哥华的霏霏淫雨，剪不断理还乱地洒向人间。邱振锋接收到圣诞的信号，本能地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他的人生在前两个圣诞节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不知道今年又将有什么意外降临？他已经成了一个悲观的人，未知的境遇总是让他产生引颈待割的感觉；海伦却和他完全相反，一接收到圣诞的信号，她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仿佛只要一过了年，眼前立马就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新天地。两个人感受如此不同，其实已经深深惹恼了对方，只是下班后都累得半死，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再说，他们现在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基本见不到对方。
生活的骗局一个接一个，防不胜防。邱振锋虽然略施小计，把岳父母赶走了，但两位老人一走，他才发现照顾维克托的工作只能落在自己头上。海伦根本指望不上，她每天中午上班，晚上10点下班，周末也不休息，与维克托的作息时间满拧。他跟海伦郑重其事地商量过几次：我在报社上班，你在家照顾维克托，像个正常的家庭一样运作，难道不好吗？但海伦反问他：你真喜欢报社的工作？真想在那儿干一辈子？
按摩虽然不是高尚职业，但海伦挣的钱是邱振锋的三倍。钱，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邱振锋没想到，他在中国都不曾为五斗米折腰，到了加拿大，反而淡泊不起来了。一个社会里的交换越自由，金钱对人的统治便越彻底。
所以，他必须照顾维克多。一旦亲力亲为，邱振鋒才发现照顾孩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当维克多生病的时候，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爱深沉而有力量，可惜维克多并不经常得病。当他身心健康活泼好动的时候，邱振锋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跟他相处。
每天早晨，从维克托起床开始，一直到他走进学校大门为止，就是邱振锋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他并不怕做琐碎小事——照顾维克托穿衣服，把早饭摆出来，看着他吃掉，把午饭给他装进书包里。这些都不在话下，只要邱振锋能按照自己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去做。但是和孩子有关的事永远有出人意料之处，一旦意外发生，就需要调动额外的精力来对付。而那一点点额外的精力，恰恰就是邱振锋不愿意给的。
这天早晨出门的时候，维克托磨蹭了半天也没系好鞋带，邱振锋就蹲下来帮他系。维克托还不肯，把身子扭得像条蛇，邱振锋一把拽过他的左脚。维克托失去平衡，一个屁股蹲儿坐在了地上，然后哇哇地哭了起来。邱振锋抓着维克托的外套把他拖到走廊里，反手把门关上，压低声音吼道：“哭什么？看把你妈吵醒了！” 。
维克托哭着说：“姥姥比你系得好。姥姥什么时候回来？”
邱振锋狠狠地给维克托系上鞋带，狠得像是要勒死那只鞋。
他拖着维克托穿过公寓长长的走廊，走进地下车库，再把他塞进车里。一直到车子发动起来，维克托还在哭哭啼啼。邱振锋心里有点后悔，其实，再多一点点耐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邱振锋还记得自己当年对爱情的定义：在对方已经满足的时候，再多给一点点，这就是爱情。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分之一也行，几万分之一也行，只要比应该付出的再多付出一纤一毫，那就是爱。
如果拿这个定义来衡量，他觉得自己不爱维克多。
两分钟后，邱振锋的奥德赛开到枫树小学门口。把车停稳，邱振锋经车头绕到右后侧车门。维克多已经把脸贴在窗户上，鼻子都快被挤没了。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哭过的痕迹，两只明亮的眼睛一眨一眨，好像刚从童话森林里飞出来的小天使。邱振锋的一颗心放了下来。刚一打开车门，维克托的脑袋就撞上了邱振锋的胸口。邱振锋赶紧闪开，维克托团着的身子舒展开来，两臂抡圆了，呼啦呼啦地就跑没影了。
目送着儿子进了学校大门，邱振锋的心情这才轻松起来。他把车驶出学校，上了阿尔伯塔路，连续两个右转弯之后上了交通干道西敏街。沿西敏街向东开了3分钟左右，道路两侧的房子明显变得稀疏，邱振锋的心情也愈发开朗。又往东开了10分钟，邱振锋的车就驶上了一个长长的缓坡，坡道下面是与西敏街垂直的99号公路，这条公路向北经温哥华前往惠斯勒，向南通往美国。邱振锋心情好的时候，走在这条坡道上能让他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飞升感；心情不好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幻觉，比如坡道突然断裂，自己连人带车掉进下面的滚滚红尘里。
坡道的最高点有个红绿灯。如果不是维克托系鞋带时耽误的一分钟，今天邱振锋就能赶在这个红灯之前通过这里。就差这么一点点。邱振锋等了一会儿，左拐上了库克街。库克街右侧是个汽车大卖场。这是整个大温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销售广场——环形道路两侧分布着几十栋二层小楼，每栋楼都被几百辆汽车包围着。邱振锋把车开到汽车大卖场靠西的一个死角。这里也有一栋二层小楼，因为地理位置差，没有汽车公司愿意租，于是就低价租给了《华星报》。
8点45分，邱振锋用门卡在门禁上一刷，办公楼的铁门“咔嗒”一响。邱振锋推门而入，迎接他的照例是空无一人的接待台。经过茶水间的时候，他看到两个女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聊天。她们说的是广东话，邱振锋听不懂。这个报社的官方文字是繁体中文，官方语言是广东话。两个女人向他礼貌地打招呼：“早森。”邱振锋也照猫画虎地回了一句。他不认识她们，也无意套近乎。公司会为上夜班的人提供夜宵，基本上每天都有剩的，白天来上班的人就可以先到先得。邱振锋猜她俩是来公司蹭早点的。
邱振锋上了二楼，进了自己部门的办公室。他放下包，打开电脑开关。这是一台很老的电脑，电源灯亮了半分钟，屏幕才开始闪烁。邱振锋并不着急，他已经来到了自己王国的门口，并不在乎在门前的脚垫上多蹭两下。屏幕上开始闪出一行一行的字母，仿佛电脑在向邱振锋汇报自己的心路历程。终于，一个白色小窗口弹了出来。邱振锋郑重其事地敲进密码，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开始淡入：蓝天上飘着白云，绿草上卧着几只淡黄色的文件夹。
邱振锋看了一眼电脑屏幕右上角的时间。11月29日，早上8：51。从现在开始到10点正式上班，一共69分钟，每分每秒都是自己的时间。 邱振锋正在翻译一本关于电影的书，这是北京的一个大学同学给他介绍的活儿。据同学说，国内很难找到好的翻译，因为翻译费太低了。邱振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接下了这个活儿，结果发现自己竟是一个好翻译。别看他的创作没有成果，这么多年的文字功夫不是白练的。
邱振锋的翻译方法是先粗译，再精译。所谓粗译，就是把原稿中的句子拆成意群，以意群为单位译成中文。精译则是在粗译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意群的顺序。每天上午10点以前，邱振锋把原稿摊在桌子上，对着原稿进行粗译；10点钟以后同事们来了，他就把原稿收起来，对着电脑屏幕进行精译。报社分派给邱振锋的工作并不繁重，只要他对着屏幕打字，没有人会管他到底是在写什么。单就这一点来说，邱振锋觉得这些加籍华人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汉字？
也可能只是因为邱振锋不会说广东话。经常有其他部门的同事过来聊天，语音铿锵，表情生动，也不知道谈的究竟是工作还是八卦。邱振锋从不参与大家的闲聊，连“试图”都不曾。他并不在意被别人当作空气，恰恰相反，他十分珍惜这种距离感。对广东话的无知仿佛是他的金钟罩，为他屏蔽掉了一切干扰。记得有一次，一架小飞机撞上了机场附近的一幢居民楼。一时间报社人心浮动，特刊部的人——除了邱振锋之外，轮流往新闻部跑，只有邱振锋盯着电脑屏幕，我自岿然不动。终于，一个同事忍不住了，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向邱振锋通报了消息。邱振锋十分配合地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啊？真的？是恐怖袭击吗？”
“我母鸡啊！”
话说回來，尽管同事之间是非不多，邱振锋也不能公然在上班时间拿出一本与工作无关的英文书来翻译。他每天能够进行精译的机会，只有早晨上班前的这一个来小时。这就是他为什么连一分钟都不愿意多给维克托的原因。这是他最后的堡垒。
邱振锋今天遇到了一个超级长的、有三层复合结构的句子，这一句话就占了三分之一页纸。他刚把全句按意群大致翻成中文，就听到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他一开始没理会，反正没到上班时间，谁都没理由在这时找他。无奈敲门的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邱振锋只好喊：“请进。”门一开，进来一个清清秀秀的女子。邱振锋不知道她的姓名，但认得这张脸。这是公司的前台小姐。
前台小姐手里拿着一捆报纸，对邱振锋直呼其名：“早晨好，本森。”
报纸是公司赠送给员工的，算是在报社工作的福利。当天的报纸都摆在前台，按照部门分成几堆，每堆单独捆扎，十字交叉的绳结下面附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各部门的名称。邱振锋每天都是特刊部第一位到办公室的，每天都会顺手把本部门的报纸带上来，今天大概是被维克托耽误了一分钟，一着急就忘了。
“早上好。”邱振锋说，“谢谢你送报纸来，就放在那里吧。”
前台小姐却袅袅婷婷地走到邱振锋面前，用不是很熟练的普通话说：“我想请你帮一个忙，不知可不可以？”
邱振锋心里不耐烦，但对一个柔声细语的女子也无可奈何，只好似笑非笑地问：“什么事？”
“我想请你教我读这个。”前台小姐放下报纸后，邱振锋才发现她手上还拿着一张A4纸。那张纸上打印的是邱振锋为公司圣诞晚会写的串场词。
公司每年圣诞节前都要开一个晚会，招待各界要人及广告客户。今年的晚会邀请到了中国领事馆的人，管理层于是要求把串场词写得像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一样。通常这个任务都是由特刊部来完成的，艾瑞知道邱振锋在北京当过大报的编辑，于是就把这个任务直接交给了他。邱振锋其实最讨厌写央视腔的东西，但艾瑞说，咱公司一百多人，这件事只有你能做。
邱振锋一方面讨厌命题作文，另一方面又特别吃“非你不可”这一套。这里面微妙的分寸，只有艾瑞这么精明的管理者才能掌握。
眼下，前台小姐细白的手指间捏着的，就是那篇深获管理层好评的命题作文。邱振锋略微有些激动。写字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有读者。
“你为什么要学习读这个？”邱振锋的语气和缓了些。
“我想试试在公司的晚会上当主持人。”
“哦，”邱振锋微微一笑，把那张纸接了过来，“你哪个词不会读？”
“嗯，很多。”
邱振锋的笑容凝固在脸上。细看之下，他才发现那些文字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记号，有的画了线，有的画了圈。一眼望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干净的。
邱振锋正在犹豫，前台小姐却兀自坐在了邱振锋对面，双手交叠放在腿上，仰着头，充满期待地望着他。邱振锋从来不记得自己仔细看过这女孩子的正面。平时她在前台坐着，不是接电话就是打电脑。那份工作虽然算不上繁重，但也是一刻不得闲。如今，这个整日案牍劳形的OL，终于在紧赶慢赶的人生中歇下脚来，特意向邱振锋展现出平时他只能匆匆一瞥的真容，让邱振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无可否认，邱振锋感到了一丝满足。权衡之下，邱振锋客气地说：“我很愿意教你，只是现在不行，请你10点以后再来找我，好吗？”
女孩子大概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拒绝，一时有点尴尬。邱振锋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为了回避进一步交流，他把目光收回屏幕，仿佛女孩子不存在一般，十个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噼噼啪啪地胡乱敲出一行字来。
女孩子说：“对不起，打扰了。”然后就站起来走了。
等她出了门，邱振锋站起身，走到门前，用力把门一关，而且画蛇添足地反锁上。
从9点到10点，邱振锋一步也不敢走出自己的房间。虽然很渴，可是他连茶水间都不敢去，就好像门外有蛇一样。终于熬到10点，同事们前后脚进来，邱振锋才长出了一口气。
好吧，现在你可以过来了。
但整个上午，前台小姐都没有过来。
《华星报》内一切与新闻无关的人员，都在上午10点至下午6点之间工作。假设《华星报》也有计划生育部门，那么崔大姐就会在这个时间段里上班。为什么不是朝九晚五呢？这又和该报的新闻生产方式有关。这家报社的母公司设在新加坡，在全球有十几家分社。《华星报》是公司的加西分部，其新闻分为三大块：国际新闻、加国主流新闻和加国华裔社区新闻。国际新闻由香港总部提供，加国主流新闻由新闻部的编辑们根据英文媒体进行编译。这两项工作都只能从下午才可以开始做。于是管理层就希望非新闻部门的上班时间越晚越好，以便和新闻部门产生最大限度的交集。 管理层对于上班管得不严，晚来半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但对下班卡得特别严，早走一分钟都不行。
偏偏邱振锋特别需要在下班时间上得到通融。他每天早晨送完孩子就直接上班，往往不到9点就能到公司；维克托下午3点就放学了，邱振锋给他报了一个课后托儿班，但课后托儿机构看孩子最晚也只能到下午6点。6点整孩子必须接走，晚一分钟罚一块钱。邱振锋为了准时接孩子，每天都必须早走10分钟，这10分钟必须从年假里扣。一天10分钟，一年相当于五天年假。
海伦父母是在一个周末离开温哥华的。下周一，邱振锋从人事部领来请假表，填好了，让艾瑞给他签字。艾瑞很吃惊，她在公司做了十五年，还从没见过这么请假的。邱振锋平淡地说：“无所谓啦，我要年假干什么？我又不想旅游。”他甚至还用自嘲的口吻补充说：“在我无业的时候，我已经旅游够了。”但艾瑞的笔就是落不下去：“你家里再也没有别人可以帮忙了吗？”邱振锋耸耸肩，不置可否。艾瑞还不识趣，继续唠叨说：“你要不要问问别人？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太太不可以接孩子吗？家里没有老人吗？”邱振锋终于绷不住了，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他从来没有这么凶过，吓得艾瑞赶紧把字签了。
“我这也是为了维克托啊！”邱振锋拿着表去人事部备案，心里万般无奈，百感交集。
上午11点以前，邱振锋认为所有的道理都在自己这一边：公司无情，所以他不能通融。早晨10点之前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不能用于工作。从11点开始，邱振锋的态度开始软化。如果前台小姐这时候过来找他，说不定他反而会向她道歉。对不起，我太生硬了，但我也是无奈。12点一过，邱振锋开始坐立不安，最后他想到了公司员工内部通讯录。他登录公共文件夹，查到前台小姐叫萨曼莎。午饭时间到了，邱振锋从二楼厨房的冰箱里拿出自己的饭盒，特意到一楼的厨房去加热。经过前台的时候，他停下脚步，隔着齐胸高的柜台，对着电脑后面那张精致的脸说：“萨曼莎，我今天下午有时间，你随时可以过来找我。”萨曼莎正在电脑上敲字，邱振锋对她说话的时候，她上身一动不动，只是眼睫毛抖了几下，好像蝴蝶的翅膀在翕动。邱振锋说完了，萨曼莎抬起头，例行公事般地说了声“谢谢”。虽然语气要多平淡有多平淡，邱振锋还是如获至宝，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午饭之后，邱振锋的幻想愈发具体了。如果萨曼莎拿着稿子过来找他，他应该在哪里辅导她呢？自己的办公室显然不大合适，因为别人还要工作，最好是借用公司的会议室。借会议室需要先向部门主管申请，然后把部门主管签了字的条子递到行政部。为了让艾瑞有个思想准备，邱振锋决定先跟艾瑞打个招呼，没想到艾瑞挥了挥手，毫不在意地说：“那么麻烦干什么？只要会议室里没人，你推门就进好了。”但她想了一下，又有些狐疑地问道：“前台的萨曼莎要读串场词？”
“是啊。”
“嗯——”艾瑞欲言又止。
“怎么了？”
“以往每年都是公关部的利迪亚主持晚会，萨曼莎？有点儿奇怪啊。”
邱振锋的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地亮了一下。也许这并不是公司正式的安排，只是萨曼莎在暗地里使劲争取机会。若果真如此，她当然不能在上班时间光明正大地来找邱振锋要求辅导。
那么她在早晨9点来找邱振锋，就很可能不是偶然，而是研究了他的行为规律之后的刻意安排。这么一想，萨曼莎在邱振锋心目中立刻变丑了。她不再是一个皮肤细白、妆容精致的小家碧玉，而是一个伸出冰冷触角，想要攫取邱振锋最后一点自由的母章鱼。
5点50分，邱振锋下班了。他脸色凝重目不斜视地从前台经过，似乎要以冷漠和鄙视来惩罚心机女。可是，在开出效果不明的罚单之后，邱振锋并没有得意的感觉，反而更加郁闷。
晚餐的时候，邱振锋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哭胖”。“哭胖”泛濫，这也是圣诞将近的信号。邱振锋对购物兴趣不大，但如果连看都不看就扔了，他又觉得若有所失。借助眼角的余光，他发现维克托扭动着身子，时不时往“哭胖”上瞄一眼。他心里暗笑，一边把“哭胖”往维克托的方向推了推，一边豪爽地说：“你今年想要什么？”
维克托却像触了电一样，把“哭胖”往外一推：“爸爸，别告诉我你要给我买什么。”
邱振锋一愣，不由得从“哭胖”上抬起头来，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维克托，但见后者双眼平视前方，呼吸急促，小身板挺得笔直，显得十分紧张。
邱振锋居高临下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老玩猜心游戏。想要什么就说，痛快点儿。”一边说，一边故意把玩具类“哭胖”一张张摊开，一直铺到维克托鼻子底下。
到底才五岁，维克托扛不住了。他眼帘低垂，目光开始在桌子上扫描。当他看到Beyblade（一种玩具，港澳译作爆旋陀螺）的时候，眼睛里突然有一朵小火苗跳荡起来。邱振锋如释重负，手指着Beyblade，正要作豪爽表态，维克托却仿佛陀螺圣斗士附体一样，能力在瞬间得到了提升。
他毅然决然地把头扭向另一边，不跟邱振锋目光交会：“爸爸，别当着我的面买。”
这话他是带着哭腔说的，小肚子一鼓一鼓，让邱振锋想起他三岁时的那次大便危机。
哼。还不能当着他的面买。不知道我最缺的就是时间吗？我上哪儿找得出一个人逛商场的时间呢？
邱振锋最恨别人觊觎他的时间。难道我是唐僧肉吗？谁都想咬一口。他越想越气。
床头柜上的夜光表显示出9点15分。海伦还没回家，维克托已经睡着了。每天晚上，维克托一入睡，邱振锋的心情就会轻松下来，这是一天中第二段他能感受到自由的时间。心情一轻松，耳朵也会随之欣然张开。偶尔，他会听到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在街上呼啸而过。一听到特种车辆出动，邱振锋就会感到自己也在蠢蠢欲动，这就是多年夜班编辑生活，在他的生物钟上刻下的记号。
维克托的呼吸声越来越均匀。邱振锋轻轻地站起来，走出卧室，穿过客厅，来到通往露台的落地窗前。这幢公寓楼是围合式结构，四面建筑将一个花园围在中央。他家在一楼，推开落地窗，外面就是自家的露台。露台是水泥的，与公共花园之间只有一道半米高的灌木相隔，一抬腿就能迈出去。如果是在北京，住在一楼的人家必须要装防盗窗。而在这里，邱家通往花园的落地窗很少上锁，却也从来没丢过东西。 邱振锋喜欢在维克托睡着后，经落地窗进入花园，然后再穿过花园，走上大街。只要单独走上一会儿，他的心情就能稍稍愉快一点儿。为了能顺利出走，他从不走正门，因为正门很厚重，关门的时候门锁总是要发出“哐”的一声，有吵醒维克托的危险。
月光下的花园静悄悄的，交叉步道、座椅、儿童滑梯，样样都显得比白天要小巧一些。这一切都平铺在邱振锋的视网膜上，但却不能给他任何快乐的刺激。邱振锋两年前就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的人，只有幸福的时刻。就拿自己来说吧，当初生了个儿子，把维克托的照片给朋友们一看，谁不羡慕？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把在青山绿水间拍的照片发给大家，谁会怀疑他的幸福？朋友们想起邱振锋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永远是那几个幸福的瞬间，自己的幸福就这样在别人心里定了格。但真实的生活却是不断流动的，幸福的时刻即使有，也是转瞬即逝。
所以，必须时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提醒自己——你是幸福的。
我是幸福的，我现在可以抽烟了。
邱振锋刚把烟点上，就听到外面街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两个面孔身材都很东亚的老人闯入了邱振锋的视野。邱振锋认出来，这是住在他隔壁的薛阿姨和刘伯伯。他俩合力提着一只垃圾袋，袋子蹭在地上，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只见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铁门前，一个对另一个说：“快掏钥匙。”另一个急赤白脸地说：“在你身上。”邱振锋紧跑一步，替他们把铁门拉开。但为时已晚，一直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的大胡子印度人趁此机会箭步上前，不由分说伸手就抓住了袋子。
邱振锋赶紧用英语大喝一声：“住手！”
那印度人一手紧抓着袋子口，一手按在胸前：“他们闯进了工地，我必须检查一下。”邱振锋见他穿着一身蓝制服，腰间还别着一根橡皮头棍子，模样确实像个保安。这附近有一个建设中的楼盘，建筑公司一般都请印度人守夜。
邱振锋把印度人的话翻译成了中文。刘伯咕哝着说：“就是一些瓶子。”然后自知理亏似的松开了手。
印度人打开垃圾袋，把手里的电棍杵进去扒拉了几下，袋子里面传出“扑扑”“叭叭”“当当”的声音，似乎瓶子种类很丰富，有纸的、玻璃的，也有铁的。
温哥华有个Bottle Depot，专门做回收饮料瓶的生意。邱振锋经常把自家喝完饮料剩下的空瓶拿过去卖，他估计薛姨和刘伯捡了瓶子也是拿到那里去卖的。邱振锋特别不愿意撞到别人的尴尬瞬间。此时此刻，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印度人把垃圾袋还给他俩，然后对邱振锋说：“请你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进工地。那里是私人领域。”
邱振锋赔着笑脸对刘伯说：“他劝你们下次别进工地了。工地附近有一只郊狼，会伤人的。”
劉伯闻听此言倒轻松下来：“郊狼算什么？加拿大人真是少见多怪。郊狼不咬大人，只咬孩子和宠物。”
印度人半信半疑地盯着邱振锋：“他们懂了？”说着还拍了拍腰间的棍子，以加强语气。
“懂了。”邱振锋郑重地说。印度人的目光在他们三个身上扫来扫去，似乎还有话说，但又终于没说。他转过身去，原路返回。
剩下他们三个人站在原地，面面相觑了好几秒。最后还是邱振锋先回过神来。“没事了，”他说，“快进来吧。”
薛姨咧开嘴，冲邱振锋笑了笑：“他也是为我们好。”
“对对。”邱振锋说，随后把门拉得更开，“快进来吧。”
他俩合力拖起了垃圾袋，一前一后进了大门。邱振锋低着头，飞快地与他们擦肩而过，正要一步迈到大街上，刘伯忽然站住了，回头冲邱振锋说：“今天这事儿，别告诉小刘，好吗？”
昏暗的路灯光下，邱振锋看到刘伯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这让他愈发难过。自己无非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不会的，”邱振锋安慰他，“我根本碰不上她。”
“其实，我们就是想攒点零钱给大卫买个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这个词语意外拨动了邱振锋的心弦。邱振锋叹了一口气：“是啊，我也正发愁呢。加拿大就这点不好，让孩子们把过圣诞当成一件天大的事儿。”
“我们倒不缺钱，”薛姨说，“我们在中国有退休金，只是没带加元过来。”然后，她试探地问，“你愁的是什么呢？”
她那探询的目光让邱振锋瞬间感觉受到了威胁。他一直有意回避这对老夫妇，因为他们太爱包打听。不过，也许因为今天刚刚帮了他俩一个忙，心理上有些许优势，邱振锋就在不知不觉间放松了警惕。 “没时间呗。”他说。虽然心里觉得不太妥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越说越多。
听完了邱振锋的故事，薛姨当即表示：“这还不容易？周末你把维克托放在我家，自己去商场转一圈不就行了？”
“真的？”
“没问题，”刘伯说，“反正我们也要看大卫，看一个是看，看两个也是看。”
“那可真是太好了！”邱振锋没想到，一道难题就这样轻易解决了。看来，偶尔向别人示弱也并不是坏事。
“那我们先回去了。”两位老人跟邱振锋道了别，然后合力拖着垃圾袋，向花园深处走去。这次他们十分小心地确保袋子离地一厘米，不发出一点声音。
邱振锋独自一人走上了花园路。天气有些潮湿，夜晚的气温在零度附近徘徊，地上结了一层若隐若现的浮冰。他掏出一支烟，点着，一边深吸一口，一边听着自己的脚踩在浮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支烟很快就吸完了。他再次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然后用力呼出来。如此这般吞吞吐吐胸腔起伏了若干次，他感觉四肢微微发热，全身充满了活力。
感觉刚刚好一点，他就强迫症似的看了一眼手表。已经10点了。他必须赶在海伦下班回家之前躺到床上。
他们住的公寓是两室一卫。邱振锋和维克托住在主卧，海伦自己住在次卧。邱振锋不愿意和海伦见面，因此每晚都要赶在海伦回家之前上床。
邱振锋原路返回，经落地窗蹑手蹑脚地进入室内。他刚刚在主卧室躺下，就听到海伦打开了正门，进入了客厅。他赶紧钻进被子里，身子蜷缩成一团，大气不敢出，就像在森林里遇到黑熊，必须通过装死来逃避注意一样。 第二天早晨，邱振锋9点差两分来到办公室。事先他心里反复争论：如果萨曼莎再来找他，要不要为她破例呢？但萨曼莎没有来。这女孩子看来是识趣的。邱振锋有点满足又有点惆怅。
他打开电脑，却在邮箱里意外发现了一封出版社编辑发来的电子邮件。编辑说：你的翻译怎么样了？公司刚刚重组，如果不在年底之前交活儿，新公司有可能取消这本书的出版计划。
取消出版计划？邱振锋头皮一阵发紧，瞬间又有了脖子转不动的感觉。
邱振锋靠着零敲碎打，已经把翻译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剩下的一些注释、词汇表等等，也都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完成。但是，把一整本书的翻译化整为零，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前边一章翻成卡伊尔，后边一章就写了凯义尔。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他需要一段完整的，能够一心一用的时间，把全书再校对一遍。最好是能够封闭地、不受打扰地，连续工作48个，嗯，96个小时更好。
上哪儿去找这么长的时间呢？邱振锋拿着咖啡杯在走廊里转了好几圈，愣是没找着咖啡机。直到撞在一堵墙上，他才猛然想起了昨晚的遭遇。
对了，薛姨那里不是可以周末托儿吗？
星期六早晨，海伦还在睡觉，邱振锋就给维克托穿戴整齐，领着他来到薛姨家。他告诉薛姨自己需要把维克托寄放在她家一整天，然后给了她五十块钱。薛姨一开始使劲追问：“为什么要一天？买点东西半天还不够？”邱振锋说：“其实今天是需要加班。”薛姨又说：“加班就加班吧，干吗还给钱呢？”邱振锋一再解释：“您就收下吧，在加拿大找人看孩子就得付钱。”
对维克托，邱振锋实话实说要去公司，但维克托似乎并不相信。他的小脸蛋极力绷着，眼睛一眨再眨，频频向他放电。邱振锋心里隐约感到抱歉：孩子，我说的可都是真话。
安排好维克托，邱振锋驱车直奔公司。一切如其所愿，整个大楼里只有邱振锋一个人。
这可真是太爽了。邱振锋第一次产生了公司就是家的亲切感。什么叫家？家就是你待着不想离开的地方。他打开电脑，趁电脑启动的工夫去了茶水间。咖啡壶里还有夜班编辑剩下的半壶咖啡。正常情况下，邱振锋会毫不犹豫地倒掉，煮一壶新的。但他已经把公司当作家了，他有节约的义务。邱振锋用力给自己压了一杯剩咖啡，嗬，还是温的呢。
他一鼓作气干到中午12点。饿了，就把从家里带来的午饭，用微波炉热一下。吃饭也不耽误干活，因为校对主要由眼睛和大脑协作。只有发现了错误，他才需要把饭盒放下，在键盘上敲几下。
从12点开始，陆续有人进来。邱振锋能听到大门开关的声音，但始终没见到一个人影。公司与新闻有关的部门都在一楼。下午4点左右，有个人从门前经过，邱振锋抬头看了一眼，知道那是新闻部的头儿。这个人瘦瘦高高，脸色总是很苍白，在人群中显得很突出，所以邱振锋对他有印象。不过，邱振锋从来没跟他讲过话，因为级别够不着。那人往邱振锋这边看了一眼，大概因为头一次看到特刊部有人周末加班，略有些好奇，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更多的探询是没有的。
唯一让邱振锋感到难以置信的是，下午6点很快就到了。他收拾了东西，关了电脑，依依不舍地准备离开。巧的是，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邱振锋的车停在离公司门口200米左右的地方，他不想冒雨去取车。下雨正好给了他借口，让他在公司多待一会儿。
邱振锋走到二楼会客区，坐进沙发里，点起一根烟，拿起了一份英文报纸。
温哥华虽然实行全面的室内禁烟，但公司二楼会客室里仍然保留着烟灰缸。这个会议室主要接待广告客户，而《华星报》的广告客户以中国人居多。中国客户通常都不睬温哥华的什么鸟规定。管理层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公司内部员工，是绝对不能在会议室里抽烟的。
邱振锋正坐在会客室里大喇喇地吞云吐雾，忽然一个声音响在门口：“请问，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邱振锋把报纸往下一放，差点儿魂飞天外。对面站着的竟是报社的北美总编。
北美总编平时在多伦多办公，邱振锋只在下列两种场合见过他：第一，公司一年一度的年会上，他会飞过来讲话；第二，《华星报》会报道自己的慈善活动，比如汶川地震之后，他曾经举着一张画在纸板上的支票去红十字会捐钱。
邱振锋怔了一下，谎言张嘴就来：“我在你们报上登了广告，今天路过这里，想要一份样报。前台小姐不在，广告部也没人。”
不知为什么主编的脸色有点不自然。邱振锋起初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但是随着一阵清脆的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正是前台小姐萨曼莎。
萨曼莎的头上顶着一堆细碎的小发卷。如今的邱振锋已经不是菜鸟了，他能分得出谁的头发是发胶的效果，谁的头发是真的被雨淋湿了。他估计这两人一前一后出现在公司不是偶然的。也许他们是坐同一辆车来的，女方先把男方放在门口，然后自己把车开到远处停放。
主编这时大概只想把邱振锋赶紧打发走，于是问道：“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你想找哪天的报纸？”
越过主编，萨曼莎看到了会客室里的邱振锋，她的眼神里写满了疑惑。
邱振锋强作镇定地说：我是某某餐厅的，找昨天的报纸。这些细节都难不倒他。文案是他写的，版面是他编的。
主编回头对萨曼莎说：“你去发行部找一份昨天的报纸，交给这位先生。”说完，自己先行离开了，留下邱振锋和萨曼莎面面相觑。萨曼莎看了看邱振锋，欲言又止。她转身离开了，片刻之后带着邱振锋点名要的报纸回到会议室。她一边把报纸交到他手上，一边压低声音问：“怎么回事？”
“还想学普通话吗？”邱振锋朝她做了个鬼脸，“星期一上午9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邱振锋早晨9点到10点之间的时间就都奉献给了萨曼莎，这对于他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可他別无选择，他只能以此换来萨曼莎的沉默。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周六早上，邱振锋又来找薛姨，说自己还需要再加一天班。这一次，薛姨很痛快地接过了他递过来的钱，不过邱振锋也看得出，她并不相信他的理由。她以为我去干什么呢？有外遇？就我这样的人还能有外遇？
1987年，邱振锋从山东农村考进北京一所大学。他个子高挑，身材瘦削，眉目俊朗，与当时走红的演员周里京颇有几分形似，尤其是从侧面看过去。周里京最出名的角色是《人生》里的高加林。很多人记不住演员的名字，乍见邱振锋，就会说：“嗨，你有点像高加林嘛。”
邱振锋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女朋友。女孩子是北京人，相貌一般，但是打扮不俗，敢爱敢恨的泼辣劲儿也有几分《人生》中黄亚萍的影子。邱振锋则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他八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改嫁，是亲戚们轮流把他带大的。身世的艰难造就了他极强的自我克制力，就算有人把好吃的东西端到他跟前，他也要环视左右，确认再也没人可以谦让了，才会拿起筷子。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女方在推动。第一次上床的时候，女友拿出了避孕套。邱振锋不动声色，老手一般淡漠地撕开包装，脑海里却浮现出巧珍学习刷牙的一幕。
邱振锋1991年大学毕业。此时，经过十年的积累，大学生在社会上已经不再稀缺，邱振锋正式分配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如果一定要留北京，只能做北京人不愿意做的工作。邱和女友商量，女友不置可否，于是他就读了研究生。读研究生有工资，按照规定也可以结婚，但他却不敢向女友求婚。他忌讳的是这个“求”字，这个字放大了自己尚未拥有北京户口的现实，即便“求”到了，日后也会一辈子活在高加林的阴影之下。
三年文学史很快就读完了，能解决户口的工作仍然没有特别理想的，但邱振锋坚决不再读书了。他没有跟女友商量，自作主张与一家报社签了合同，做五年夜班编辑。
尘埃落定。邱振锋将捷报告知女友，没想到女友却火冒三丈。原来她一直打算带着邱振锋去深圳闯天下。“已经是90年代了呀！你怎么还是一颗80年代的脑袋呢？”女友气急败坏，“你知道现在社会变化多快吗？北京有什么好留恋的？北京户口最多再过三年就没用了！”
临分手时，女友说了一句刻薄话：“原来你就是个神形兼备的高加林！当个宣传干事就心满意足，吃上商品粮就算革命成功！”
长达五年的恋情顷刻间灰飞烟灭。
失恋的痛苦，让邱振锋刹那间理解了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他在中学时代就背得滚瓜烂熟，但却一直不理解什么叫作“被生活欺骗”。没错，生活中有骗子。他的姑姑去年被一个亲戚骗走了三千块钱，那个一脸忠厚的亲戚就是个骗子。可什么叫作“被生活欺骗”呢？生活，不就是自己过的日子吗？它怎么能反过来欺骗自己呢？被女友劈头盖脸痛骂了一顿之后，邱振锋醍醐灌顶：原来这就叫作被生活欺骗。
十年前你为了一个目标潜心修炼；十年后出山一看，那个目标已经不值分文。生活变了心，你被生活欺骗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邱振锋从此变得更加谨言慎行。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邱振锋却决心住在象牙塔里，让生活无法找到他。他在夜班编辑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等到恢复了自由身，可以调动了，他也懒得积极奔走。他走出校园那年已经二十五岁了，同龄人大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结了婚。邱振锋却既不急着结婚，也不羡慕那些成了家的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就为了过两年再离？
在生活的轮盘上，邱振锋绝不再轻易下注。但越是这样，他越是对自己已经投下的赌注倍加珍惜。就算人人都觉得北京户口不值钱，邱振锋也不愿意娶北漂女孩儿。他的北京户口可是用七年宝贵的青春换来的，绝不能轻易与人分享。
基于同样的心理，邱振锋一直在坚持写作。他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文学，出于一种执拗，出于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忠诚，他要将已经开始的事业延续下去。邱振锋的问题不在于写，他的问题在于完成。他的手稿可以按斤称，但成篇的东西连个短篇都没有。他自己缺乏目的，自然也就无法赋予主人公目的。他的主人公只有情绪、感觉，而没有选择、行动。这样的人物往往走出第一章，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去了。
日复一日，邱振锋试图解决自己从未提出过的问题。假如人的生命可以无限延长，邱振锋倒也可以一直这样人畜无害地过下去，可惜，人的身体是有保质期的。违反自然的作息时间、抽烟、长期伏案，这些都在实打实地磨损着邱振锋的皮囊。从三十岁开始，邱振锋正式和医院发生了关系。不过，命运把他带到海伦面前，又过了两年。
邱振锋住在一幢老式筒子楼里。这幢楼建于50年代，眼下仍然使用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中供暖系统——每年冬天11月15日开始供暖，至次年3月15日停暖。但寒流并不遵循人的計划，每年都会打几天时间差。2002年11月初的一天，离供暖还有一个星期左右，邱振锋在下夜班回宿舍的路上就遭遇了由弱变强的冷空气。回到家，洗漱完毕，钻进被窝里，听着窗外北风的呼号，他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应该把电暖气找出来插上？但这念头像风一样转瞬即逝。他随手拿起一本书，读着读着就困得睁不开眼了，于是就在狂风拍打窗棂的节奏中，心怀侥幸地关上了台灯。
他是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醒来的，第一感觉是自己的头好像放在冰箱里冻了一夜。他鼓起勇气，从尚有一丝热气的被窝里爬出来，手刚够到搭在椅子上的毛衣，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来势很凶，像是一团冷空气在他的鼻腔里爆炸开来，瞬间炸得他晕头转向。等他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竟发现自己的脖子卡住了——只能往左转，不能往右转。
一开始，邱振锋认为这属于落枕，根本不需要去医院。他拿了个热水袋垫在右肩上，每隔半个小时倒掉里面的温水，重新注入滚水。中午过后，非但脖子的僵硬程度没有好转，反而头昏眼花哈欠连天。到下午两点，邱振锋实在挺不住了，只好穿戴齐整，顶着呼啸的北风，走到了离家800米左右的社区诊所。邱振锋一直都不喜欢去医院，大医院总是那么盛气凌人。人一病，精神就脆弱，不想再被医院欺负；小医院倒是平易近人，但又透着一种人微言轻的不可靠。在邱振锋的心目中，家门口的社区诊所本来已经位于歧视链的最低端了，偏偏今天挂号的小护士竟表现出了大医院的说一不二。邱振锋说挂骨科，小护士看他精神委顿，脸色蜡黄，非要他先挂一个内科不可，理由是“骨科不接受传染病”。 社区诊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邱振锋在这座小型迷宫里又折腾了两个小时，才终于被护士领到一位骨科医生的面前。关于这位女医生，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她满头的小细卷，湿得仿佛能滴出水来。邱振锋对女性化妆品全无知识，他不知道那是抹了很多定型剂造成的效果，只以为她洗了头没吹干就来上班了。他自己长期受颈椎病折磨，脖子一受风就会针扎一样地疼。此时外面狂风大作，邱振锋一看到湿头发，就像在冬天的广场上看到喷泉一样，有一种祸不单行的感觉。
女医生正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邱振锋一坐下，她就把自己的本子合上，推到一边。
“哪里不舒服？”女醫生例行公事地问。她盯着病历本的封皮，并没有打开。
封皮上只有邱振锋的姓名和年龄，不知为什么她要看这么长时间。邱振锋忽然感觉尴尬，他紧张地盯着对方，希望她赶紧翻过这一页。女医生翻到内科医生的诊疗记录，微微皱起眉头，嘴角上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这表情刺激到了邱振锋，让他突然产生了说话的冲动。他很想跟她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发配到内科去，他想告诉对方自己对这所社区诊所的看法。不要怪我有偏见，人的意识都不是空穴来风，越偏颇的见解背后越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我的故事实在是匪夷所思，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然而，滔滔江水般澎湃的思绪涌到邱振锋的嘴边，却只浓缩成一句话：“打喷嚏，把脖子扭了。”
话一出口，他被自己的笨嘴拙舌羞得无地自容。女医生的表情依然很中性，既没有轻视，也没有重视。她一边听邱振锋自述病情，一边在病历本上奋笔疾书。邱振锋讲完，女医生叫他转过身去，自己伸出右手，四根手指搭在邱振锋肩膀上，拇指轻轻地在邱振锋的脖子右侧按压。这本是很标准的医生对病人身体的探查，但邱振锋却好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身体突然本能地往反方向闪开。
“别动！”女医生说，同时左手搭在他的左肩上。邱振锋乖乖地坐正，女医生的拇指继续在邱振锋脖子侧面按压，似乎是在试探、比较。终于，她的拇指停留在一处，用力一捻。这一捻便将邱振锋脖子上的一根筋单独挑了出来。邱振锋的全部痛苦就在那一刹那间被女医生的拇指圈定了。“啊！”他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这声音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早上起，邱振锋就有一种脖子以上不属于自己的感觉，女医生只用力一按，就仿佛捻碎了一道堤坝，让邱振锋的热血重新在全身奔涌。他情不自禁地伸出两只手，双臂交叉在胸前，用自己的右手抓住女医生的左手，自己的左手抓住女医生的右手。
这一年，邱振锋三十二岁，海伦二十八岁。两个人金风玉露，干柴烈火，如胶似漆。交往到第二个月，海伦怀孕了。她问邱振锋：“要不要这个孩子？”邱振锋回答说“要”。
虽然跟第一任女友分手已经八年多，邱振锋却并没有过着和尚的生活。他跟文艺女有过艳遇，跟已婚女搞过地下情。有的女孩子会主动要求他戴套，有的女孩子则不。如果女方要求，邱振锋就会顺从；如果女方不要求，邱振锋就会自觉。邱振锋和海伦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海伦完全没有提起避孕套的事儿，邱振锋也把这件事彻底置之度外了。第一次不戴套做爱也许是偶然，但一而再，再而三，这就绝不是偶然了。遇到海伦之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邱振锋觉得自己精神涣散，无法集中精力，活得像个孤魂野鬼。就算强迫自己坐到书桌前面，过程中已经将意志力消耗掉了一多半，剩不下多少能用到写作上了。但海伦有一种奇妙的魔力。和她在一起，他的身体就会爆炸，爆炸过后他会感到神清气爽，仿佛体内的垃圾变成了能量。
和酣畅淋漓的没有保护的性生活相比，从前那些戴套的艳遇都只是苟且而已。
既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避孕，那么等海伦怀了孕，邱振锋怎么能说“不要”呢？
道理明摆着，但海伦还是反复征求邱振锋的意见：“你不想要就告诉我，剩下的什么都不用管。别看我们只是街道诊所，妇产科也是有的。手术床、吸宫器、窥阴镜，一样不缺。”
邱振锋经受住了考验。一次又一次，他坚定地说：“要。”
决定要孩子之后，两人迅速登记结婚。海伦没有北京户口，但邱振锋并不在意，事实上他们的登记注册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唯一的小曲折是海伦必须提供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单身证明。一等到海伦父母从老家把这纸证明寄来，他们就去领了证。顺利得让邱振锋略有些扫兴。
成了合法夫妻，海伦就催着邱振锋去报社申请准生证。邱振锋有些犹豫。他一直上夜班，很少跟作息时间正常的管理部门打交道。“不能让你爸妈再托人开一个吗？”邱振锋问。
海伦说：“从北京要到的准生证，将来能给孩子上北京户口。”
“现在谁还稀罕北京户口？”邱振锋漫不经心地问。
“别傻了，等孩子上了学，你就知道北京户口多值钱了。”
这倒是一个意外惊喜。邱振锋毅然牺牲了某个上午的睡眠，在单位里找到了管计划生育的崔大姐。崔大姐只是从育龄青年的花名册上见过“邱振锋”三个字，从来没跟真人对上过号。她一脸狐疑地端详着对面这个陌生人，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就让一个假冒伪劣者占了单位的便宜。
”你这种情况不能给准生证。”大姐把能翻的笔记、表格、规定都翻了一遍，最后慢条斯理地得出结论，“你虽然是北京户口，可你是北京集体户口。你看，这儿写着呢。就这——”
原来北京户口真的分三六九等。曾经有一段时间，报社的年轻人都在想办法投亲靠友把集体户口转出去，只有邱振锋按兵不动，因为他觉得这很可能又是生活设下的一个骗局。
邱振锋问：“现在还能不能转成独立户口？”他伸着脖子，试图看清大姐手里那张纸。
大姐说：“能啊，你买套房子，不再住集体宿舍就可以。”然后把规定递给他，让他慢慢看，别着急。
会不会是另一个骗局呢？邱振锋拿着那张纸，满腹狐疑地回到家，将交涉经过汇报给海伦。海伦抢过那张纸，看了一眼，往桌上一拍：“你给我问问她，这集体宿舍里好几对生儿育女的，孩子都在楼道里跑呢！他们的准生证是怎么来的？” 邱振锋顿时哑口无言，任凭海伦再怎么催他，一律以沉默应对。海伦无奈，只好绕过邱振锋直接去找崔大姐。崔大姐和海伦亲切地交谈了半个来小时，然后推心置腹地说：“其实也不是不能通融，只是我们单位女同志多，指标分不过来。小邱三十多了，可以算晚婚模范。这样吧，你们现在提出申请，明年我破例给你们发个指标。”
海伦思想斗争了两个星期，最后决定放弃北京出生证。她已经二十八了，如果把这个孩子打掉，她可不能保证以后还能生出来。决定之后，海伦的父母就开始在甘肃张罗，反馈回来的结果却是：这种事儿必须由本人亲自到场办理。于是，就为了这张准生证，海伦往老家跑了三趟。第三趟虽然办成了，但胎儿已经七个月了，海伦父母让她留在娘家待产。
当海伦为准生证疲于奔命的时候，邱振锋既有心无力，又备受煎熬。听说海伦决定暂时不回北京，邱振锋顿感释然，仿佛获得了缓刑。失而复得的单身生活令他如在梦中，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被人惊醒。电话铃一响，他就会全身一激灵。要是能变成隐身人该多好啊！谁也看不见他，谁也不要给他打电话。
海伦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在电话里哭着说：“我想移民加拿大。”
“嗯。嗯？”
海伦说她不能容忍孩子生下来还要落户县城。她从十八岁离家到北京上大学，就已经立下了鸿鹄之志，没想到在外面飞了这么多年，竟然又回到老家趴窝孵蛋。
邱振锋尽量用轻松调侃的语调说：“其实给孩子留一些奋斗的目标也是挺好的。像他爸一样，长大靠自己的努力挣个北京户口，不也很好吗？”
“然后呢？”海伦问，“就算他挣到了北京户口又怎么样？他能保证他儿子还有北京户口吗？一代一代地跟户口死磕，还有完没完？”
因为孩子没有北京户口就要移民加拿大，这是一条彻底超出了邱振锋经验频道的，让他完全不知如何应对的信息。
八月的一个早晨，邱振锋接到了岳母的电话。海伦羊水破了，看来要早产。放下电话，邱振锋直奔首都机场，在机场买到了当天下午的机票，三小时飞机加三小时汽车，一路颠簸终于在午夜时分赶到海伦的病床前。
“母子平安。”岳母告诉他。
岳母补充说：因为羊水破了，但又没有宫缩，医生决定给海伦做剖腹产。正是这个决定救了海伦一命。胎儿取出来以后，医生才发现海伦患了胎盘植入，就是说胎盘像植物一样长出了根，深深地扎进了子宫壁。如果是自然分娩，胎盘无法娩出，有可能导致大出血。即使手术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因为需要用刀一点一点地把植入的胎盘挖掉。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弄不好还是要子宫大出血。
邱振锋听得头皮发紧，恍然间又有了脖子转不动的感觉。岳母见他呆若木鸡，便反复强调：“是个儿子。”但邱振锋就是振作不起来。儿子也好，女儿也罢，在他的幻想中反正都是个怪物。一个全身长满了触角的怪物，死死地吸附在他的身上。
裹在小被子里的儿子被护士抱过来了。邱振锋本能地不想碰那个包袱。他察言观色，感觉海伦对儿子也不是很走心。他不知从哪里看到一种观点，说剖腹产的女人都不如自然生产的女人爱孩子，因为前者没有经历过撕裂的阵痛。用手术从子宫里把孩子取走，就跟拿掉一个子宫肌瘤没什么区别。好像为了验证他的观点，海伦醒过来后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要看孩子，而是“加拿大”。
维克托出生后两个星期，邱振锋就返回了北京。岳父母把母子俩照顾得很好，邱振锋既无须担心，也帮不上忙。海伦在娘家一住就是一年，邱振锋只在春节期间去甘肃探过一次亲。海伦隔一段时间就给邱振锋下一道指示：你把自己的出生证找出来；你去公证处公证一下自己的学历；你去律师事务所签个字；你去做个体检。邱振锋知道这一切都与移民有关，但他从来不多打听，乐得不求甚解，因为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只要移民一办好，海伦就会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维克托一岁的时候，海伦拿到了移民纸。邱振锋暗自发愁，他有些害怕海伦会把孩子扔给他。没想到，海伦胸有成竹地说，维克托可以留给姥爷姥姥带两年，咱俩先去加拿大打天下。
“咱俩？” 邱振锋很吃惊，“我以为你要把我休掉呢。”
海倫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我办的是家庭移民。要不然我干吗让你签字，让你体检？”
邱振锋虽然有些感动，但还是拒绝了海伦的提议。当然，他也没有把话说死。根据他一贯的方式和性格，他表示再等等看。
海伦也没有勉强他。2004年的深秋，她自己一个人去了加拿大一个叫卡尔加里的城市。海伦是从北京国际机场走的，走之前在北京停留了三天，对邱振锋简单慰安了一下。
很多夫妻分居两国，第一个障碍就是时差。有时，一方情绪波动，特别想找人倾诉，偏偏另一方正在睡觉。世界是平的，地球是个村，但是24个时区仍然存在。恰恰海伦与邱振锋之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邱振锋要值夜班。海伦经常在北京时间的夜半三更给邱振锋打电话，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反倒因为时差而密切起来。
再说，海伦刚到加拿大，什么都是新鲜的，她的聊天就显得很有内容。从前，邱振锋每次接听海伦的电话心里都犯怵，因为她总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说着说着还要哭一鼻子；现在，听海伦讲电话成了一件轻松有趣的事儿。见多识广就是好啊，邱振锋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巧珍也能变成黄亚萍呀。
看来加拿大是个好地方。邱振锋有时会略带自嘲地想：也许外国的月亮竟真的比中国的圆呢。好奇心，再加上海伦的怂恿，2005年夏天，邱振锋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去看望海伦。海伦自从到了加拿大就开始工作，几乎没有游山玩水，正好趁机休个假。两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一见面，就租了一辆车，开启了加西自驾游。当年邱振锋和海伦只是在狭小的单身公寓里偷偷摸摸地上了几次床，还没把对方的身体完全摸熟，下一代就被孕育出来，领着他们进入了奶粉尿布的生活。如今，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似乎永远不会黑透的高纬度夏夜里，他们终于又找回了失去的伊甸园。 留下邱振锋一个人躺在床上，连着骂了自己一百个“混蛋”。海伦很早就跟他说过：她再也不能怀孕了，因为第一次得了胎盘植入，第二次再得胎盘植入的几率是百分之八十。
他知道自己本质上不是混蛋，可他总想伤害海伦，因为她的逻辑让他恼火：因为再也不能怀孕了，所以維克托就是她这辈子的唯一。她必须珍视维克托，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克托。
“我可没在你的胎盘上动手脚，别老拿这个说事儿。”
“但是你想要这个孩子！”
邱振锋感觉自己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圈套。一开始是小心翼翼地征求自己的意见：“你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都是因为你想要这个孩子”，也许再过两年就会变成“当初是你逼着我要这个孩子”。
可这是谁给他下的套呢？就算海伦老谋深算，崔大姐难道也能够配合演出？
也许，这就叫作“被生活欺骗”。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想象着海伦孤独地走进24小时药店，想起自己离开中国时那种自由指日可待的幻觉，邱振锋心如刀割，欲哭无泪。
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告诉海伦。他前脚刚走，后脚单位里就开始了住房改革。只要他晚走一个月，他就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住了八年的那套一居室。那幢楼虽然已经四面露风，但地理位置毕竟在四环以内。要是海伦当初能打掉维克托，推迟一年再怀孕，也许他俩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走向了。
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海伦，她脸上会不会有懊悔的表情呢？他不禁有些恶毒地想。
时间又过去了一两个月。有一天，他们又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海伦再次举起了“为了维克托”的大旗，邱振锋冷冷地问：“你的意思是，只要是为了维克托，做什么都可以？”
“当然。”
“真的做什么都可以？”邱振锋板着脸，声音低沉，“也不需要有底线？”
“底线”这个词让海伦迟疑起来，她的嘴唇紧抿着，目光流露出警觉。邱振锋继续着一本正经的表情，内心的得意却洋溢到了嘴角：“比如说——”他顿了一下，默默地钩沉出几位著名的风尘女子：茶花女、玛丝洛娃、阿崎婆、阮玲玉的神女、朱丽亚·罗伯茨的风月俏佳人，但他不知道究竟哪个名字才会对海伦构成打击。她读小说吗？至少看电影吧？他的双手在胸前一张一合，仿佛这个动作能帮助自己作出判断。
海伦也许不善于表达，但她没有邱振锋想得那么愚钝。她铁青着脸，一巴掌扇过去。骨科医生的手，又有力道又有质感，明明才使了三分劲儿，邱振锋就已经被抽得晕头转向了。
邱振锋也火了。他真想抡起拳头，“砰”地一声砸在海伦脸上。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手臂就像假肢一样，冰凉麻木，行动不便。他既沮丧又震惊，看来自己这辈子甭想实施家庭暴力了。想到“家庭暴力”这个词语，他心中忽然一亮，一个金蝉脱壳的计划立刻形成。
他抄起电话就报了警。警察半小时后才赶到。在等待警察的时候，邱振锋一次又一次推开海伦递给他的热毛巾，一直坚持到挂着已经结痂的鼻血给警察开了门。
海伦是被她的老板莎莉保释出来的。回到家一看，邱振锋已经不见了。
邱振锋独自来到温哥华。他在中餐馆当过服务生，在机场当过搬运工，也给修屋顶的专业工人打过下手。那是他最落魄的一段时间，冥冥中他真有一种高加林附体的感觉。然而加拿大毕竟是市场经济，人才很难被埋没，只要有心交易，供给与需求总能达到平衡。邱振锋的短板是英语，过了半年多，他的英语——尤其是口语有了进步之后，他就在本地的一家华文报社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
这份工作薪资不高，每月两千加元，但却是稳定的全职工作。邱振锋属于特刊部，工作内容就是不定期出些主题专刊，夹在报纸中附送。说得再通俗一些，就是把同类广告客户凑在一起，集中替他们发表一批软文。邱振锋是11月入职的，上班后编的第一期就是“圣诞特刊”；“圣诞特刊”之后就是“春节特刊”；春节之后就轮到“结婚”专刊，然后依次是房地产、汽车、夏令营。邱振锋是凭着自己“出色的中英文写作能力”被聘用的，但上班不久，他发现这份工作其实根本不需要写作能力。总有客户嫌他写得太长。特刊部的主管艾瑞是从香港来的老移民，本人也是广告销售员出身。不管客户的意见如何尖锐，艾瑞总能将其软化之后再传达给邱振锋。“本森呀，”艾瑞会半开玩笑地叫着邱振锋的工作用名，“咱们加籍华人都是不识字的啦！拜托，拜托，再写得短一些，多给上几张图片好不啦？”
一来二去，邱振锋就有了怀才不遇之感，但朋友们听说他被加西最大的华人报社录用，都感觉难以置信：“你才来不到一年，就能找到专业工作？”
如果这也叫专业工作，那海伦以骨科医生的身份去给人家按摩，你又怎么能说那不是专业工作呢？
邱振锋心中的恼恨在一点点平息，对海伦的思念也一点点增加。圣诞节越来越近，他身上那个“拯救者”慢慢苏醒。12月24日一大早，他突发奇想，打算开车去卡尔加里看望海伦。从温哥华到卡尔加里需要翻山越岭，路上时不时会遇到积雪，对于不谙雪地开车的人来说，这趟旅行颇有难度。邱振锋一路上开得小心翼翼，路过气象巍峨的高山大川时，心里更涌起阵阵宏大的善意。他打算给海伦一个意外惊喜，外加一个半和解的拥抱。至于全面的和解，还要取决于海伦的反应。
他进入卡尔加里市区的时候是下午4点，但天已经全黑了。街上行人寥寥，路两旁的火树银花寂寞地绽放着。他把车停在海伦所住公寓大楼的路边，然后迈上台阶，走到公寓大门前面。他身上还带着海伦所住单元的钥匙，但却怎么也想不起大门的密码。他在寒天冻地里站了一刻钟，希望能碰上有人出入。可惜，一个人影都没有。该回家的都已经回了家，没回家的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海伦就属于回不来的，华人开的按摩店，即使在圣诞夜也会营业到晚上7点。
纯粹出于侥幸心理，他按了一下对讲器上的单元号。令他意外的是，对讲器里竟然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声音：“找谁？”
邱振锋愣了一秒钟，然后用力张开已经冻得几乎没有知觉的嘴巴：“有个叫海伦的，还、还住这儿吗？” “你是谁？”
“我、我是她丈夫。”
“小邱？”
“是、是我。”
“快进来！”
门锁咔嗒一响。
邱振锋不假思索地推开门，一步跌进温暖的大厅。正对着大门的假壁炉仍然在熊熊“燃烧”，和记忆中一模一样。等电梯的时候，他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大脑也开始预热，这时他才想起那一声“小邱”似曾相识。是谁住在海伦家里呢？莫不是岳父岳母来了？他知道海伦的计划，一旦挣够了钱就把维克托和父母接过来。难道说，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海伦已经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
电梯缓缓上升，邱振锋心里已经有了隐隐的挫败感。
来开门的果然是岳母。邱振锋略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和海伦的分居。他相信海伦一定向父母控诉过自己的丈夫，他是应该拿出男人的气度轻摸淡写地道歉呢？还是应该据理力争，指出事情还有另一个版本？但两位老人没有给他犹豫的时间，一见到他就连声呼喊：“太好了！你来得太是时候了！”
原来维克托下午突然发起了高烧，吃了婴儿泰诺之后体温虽略有下降，但也仍有38度。他们刚给海伦打了电话，可她正在上钟，估计还得再等半小时才能回电话。
“上钟，”邱振锋暗想，“这个词儿他们竟然也说得出口，看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站在自己女儿一边。”
岳母把邱振锋领进卧室，维克托正躺在小床上睡觉。
邱振锋最后一次见到维克托的时候，他还不到半岁。时光飞逝，这个生物已经三岁了。邱振锋轻轻地掀起维克托身上盖的小被子，一股热烘烘的臊气扑面而来。他把维克托从头到脚好好打量了一番，然后轻轻地把他抱了起来。自从维克托出生以来，邱振锋抱他从没超过两分钟。每次他一抱起维克托，心里就有一种击鼓传花的紧迫感，总想赶紧脱手。有时候是出于毫无来由地对吸盘怪物的恐惧，有时候纯粹是因为维克托乱蹬乱踢，让他找不到着力点。这一次，病中的维克托像一块秤砣，静静地重重地压在他的臂弯里。他的小手软软的、烫烫的，无力地搁在自己的小肚子上。邱振锋情不自禁地把他搂紧了，维克托则毫无抵抗，任由邱振锋挤压，只是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吐出滚烫而污浊的气息。他那大口呼吸的样子让邱振锋想起海滩上搁浅的鱼。
邱振锋当下决定带着维克多去看急诊，岳父母脸上瞬间流露出轻松的表情。邱振锋可轻松不起来，他知道加拿大的平均急诊等候时间为三小时。从发动汽车到药到病除，这中间必定还有漫长的煎熬。果然，在急診室等了三个半小时，一直等到海伦下班后赶了过来，维克多才见到了医生。
维克托退烧之后，有两天患了大便干燥。他的小肚子鼓鼓的，小眉头紧皱着，又难受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岳父母在厨房里争论是该给他吃香蕉还是吃山楂，听得邱振锋耳朵都起茧子了。他不由分说，拿了一支开塞露，把维克托的裤子脱了，给他翻了个身，然后把开塞露捅进了他的屁股里。维克托挣扎着，邱振锋死死按住他的小肥屁股。开塞露挤进去半分钟，一股黄褐色的半流体突然喷薄而出，溅了邱振锋一脸。岳父母赶紧过来察看，见到现场一片狼藉，又赶紧打水拿毛巾。邱振锋冷眼旁观，觉得他们的忙乱显得有些夸张。他不禁联想起两天前，当他决定带儿子去看急诊时，岳父母一下子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他并不怀疑姥姥姥爷待维克托很好，但他也意识到，危机时刻，只有他——维克托的亲生父亲——才是敢于当机立断的人。
想到自己果然对维克托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又禁不住全身发冷，瞬间又有了脖子转不动的幻觉。他借口洗脸，赶紧冲进了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半天没敢出来。
元旦过完了，邱振锋要回去上班了。几天相处下来，他跟海伦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自然也没能深入交谈。就在两人不清不楚之际，两位老人不由分说地介入，坚决要求海伦辞职。海伦也不是多么热爱按摩这一行，既然丈夫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又有回心转意的表示，她当然也愿意一家人在温哥华团聚。
莎莉虽然舍不得海伦，但也明白这是大势所趋。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邱振锋一个人先回了温哥华，留下海伦在卡尔加里处理搬家事宜。他前脚刚走，后脚莎莉就有了新主意，她要在温哥华开分店，让海伦去当店长。这下海伦又动了心。一个月后，海伦带着大部队赶到温哥华。把家安顿好后，她就开始满世界替莎莉找房子开店。邱振锋白天要上班，根本不知道海伦在做什么。晚上回到家，两居室公寓里五口人同时说话，谁也听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天，他听海伦说想考中医执照；过两天，她又想考放射师执照了。他颇有些不以为然，想找个机会跟海伦好好谈谈：要脚踏实地，不要心浮气躁，新移民都要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海伦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早晨突然告诉他：莎莉在温哥华开了分店，请自己去做店长。
邱振锋张口结舌，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你不用亲自按摩？”
“不用。”海伦一口否定。
邱振锋才不信。那么小小的一个门脸，怎么能负担一个全职脱产店长？但是一家人已经好不容易团聚了，他就是不信又能怎么着？邱振锋心里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可这一切能怪谁呢？想来想去，他把这件事怪到了岳父母头上。他不相信他们和他一样一直被瞒在鼓里。
再看维克托，这孩子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都是姥姥姥爷惯出来的。
2007年圣诞节前夜，维克托进卧室睡觉之后，邱振锋拿出准备送给维克托的圣诞礼物。岳母一把抢过来，嗔怪地说：“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孩子都睡了。”说完急忙推开了卧室的门。维克托正在装睡，一心要跟圣诞老人开一个玩笑。睁眼一看，却见一个身穿家常碎花睡衣的老太太举着礼物站在自己床头。
“怎么是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维克托整夜不睡，又哭又闹。
岳母很气恼，没想到一手带大的外孙子竟为这么一件小事莫名其妙地翻脸。
“好，你不要我，我现在就走！”
两位老人刚一表达要走的意愿，邱振锋立即递上机票，确保他们心想事成。看到老人脸上哭笑不得的表情，他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报复的快感：呵呵，这就叫作被生活欺骗。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一进入12月，圣诞的信号就从厚厚的云层漏下来，伴着温哥华的霏霏淫雨，剪不断理还乱地洒向人间。邱振锋接收到圣诞的信号，本能地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他的人生在前两个圣诞节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不知道今年又将有什么意外降临？他已经成了一个悲观的人，未知的境遇总是让他产生引颈待割的感觉；海伦却和他完全相反，一接收到圣诞的信号，她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仿佛只要一过了年，眼前立马就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新天地。两个人感受如此不同，其实已经深深惹恼了对方，只是下班后都累得半死，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再说，他们现在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基本见不到对方。
生活的骗局一个接一个，防不胜防。邱振锋虽然略施小计，把岳父母赶走了，但两位老人一走，他才发现照顾维克托的工作只能落在自己头上。海伦根本指望不上，她每天中午上班，晚上10点下班，周末也不休息，与维克托的作息时间满拧。他跟海伦郑重其事地商量过几次：我在报社上班，你在家照顾维克托，像个正常的家庭一样运作，难道不好吗？但海伦反问他：你真喜欢报社的工作？真想在那儿干一辈子？
按摩虽然不是高尚职业，但海伦挣的钱是邱振锋的三倍。钱，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邱振锋没想到，他在中国都不曾为五斗米折腰，到了加拿大，反而淡泊不起来了。一个社会里的交换越自由，金钱对人的统治便越彻底。
所以，他必须照顾维克多。一旦亲力亲为，邱振鋒才发现照顾孩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当维克多生病的时候，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爱深沉而有力量，可惜维克多并不经常得病。当他身心健康活泼好动的时候，邱振锋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跟他相处。
每天早晨，从维克托起床开始，一直到他走进学校大门为止，就是邱振锋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他并不怕做琐碎小事——照顾维克托穿衣服，把早饭摆出来，看着他吃掉，把午饭给他装进书包里。这些都不在话下，只要邱振锋能按照自己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去做。但是和孩子有关的事永远有出人意料之处，一旦意外发生，就需要调动额外的精力来对付。而那一点点额外的精力，恰恰就是邱振锋不愿意给的。
这天早晨出门的时候，维克托磨蹭了半天也没系好鞋带，邱振锋就蹲下来帮他系。维克托还不肯，把身子扭得像条蛇，邱振锋一把拽过他的左脚。维克托失去平衡，一个屁股蹲儿坐在了地上，然后哇哇地哭了起来。邱振锋抓着维克托的外套把他拖到走廊里，反手把门关上，压低声音吼道：“哭什么？看把你妈吵醒了！” 。
维克托哭着说：“姥姥比你系得好。姥姥什么时候回来？”
邱振锋狠狠地给维克托系上鞋带，狠得像是要勒死那只鞋。
他拖着维克托穿过公寓长长的走廊，走进地下车库，再把他塞进车里。一直到车子发动起来，维克托还在哭哭啼啼。邱振锋心里有点后悔，其实，再多一点点耐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邱振锋还记得自己当年对爱情的定义：在对方已经满足的时候，再多给一点点，这就是爱情。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分之一也行，几万分之一也行，只要比应该付出的再多付出一纤一毫，那就是爱。
如果拿这个定义来衡量，他觉得自己不爱维克多。
两分钟后，邱振锋的奥德赛开到枫树小学门口。把车停稳，邱振锋经车头绕到右后侧车门。维克多已经把脸贴在窗户上，鼻子都快被挤没了。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哭过的痕迹，两只明亮的眼睛一眨一眨，好像刚从童话森林里飞出来的小天使。邱振锋的一颗心放了下来。刚一打开车门，维克托的脑袋就撞上了邱振锋的胸口。邱振锋赶紧闪开，维克托团着的身子舒展开来，两臂抡圆了，呼啦呼啦地就跑没影了。
目送着儿子进了学校大门，邱振锋的心情这才轻松起来。他把车驶出学校，上了阿尔伯塔路，连续两个右转弯之后上了交通干道西敏街。沿西敏街向东开了3分钟左右，道路两侧的房子明显变得稀疏，邱振锋的心情也愈发开朗。又往东开了10分钟，邱振锋的车就驶上了一个长长的缓坡，坡道下面是与西敏街垂直的99号公路，这条公路向北经温哥华前往惠斯勒，向南通往美国。邱振锋心情好的时候，走在这条坡道上能让他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飞升感；心情不好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幻觉，比如坡道突然断裂，自己连人带车掉进下面的滚滚红尘里。
坡道的最高点有个红绿灯。如果不是维克托系鞋带时耽误的一分钟，今天邱振锋就能赶在这个红灯之前通过这里。就差这么一点点。邱振锋等了一会儿，左拐上了库克街。库克街右侧是个汽车大卖场。这是整个大温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销售广场——环形道路两侧分布着几十栋二层小楼，每栋楼都被几百辆汽车包围着。邱振锋把车开到汽车大卖场靠西的一个死角。这里也有一栋二层小楼，因为地理位置差，没有汽车公司愿意租，于是就低价租给了《华星报》。
8点45分，邱振锋用门卡在门禁上一刷，办公楼的铁门“咔嗒”一响。邱振锋推门而入，迎接他的照例是空无一人的接待台。经过茶水间的时候，他看到两个女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聊天。她们说的是广东话，邱振锋听不懂。这个报社的官方文字是繁体中文，官方语言是广东话。两个女人向他礼貌地打招呼：“早森。”邱振锋也照猫画虎地回了一句。他不认识她们，也无意套近乎。公司会为上夜班的人提供夜宵，基本上每天都有剩的，白天来上班的人就可以先到先得。邱振锋猜她俩是来公司蹭早点的。
邱振锋上了二楼，进了自己部门的办公室。他放下包，打开电脑开关。这是一台很老的电脑，电源灯亮了半分钟，屏幕才开始闪烁。邱振锋并不着急，他已经来到了自己王国的门口，并不在乎在门前的脚垫上多蹭两下。屏幕上开始闪出一行一行的字母，仿佛电脑在向邱振锋汇报自己的心路历程。终于，一个白色小窗口弹了出来。邱振锋郑重其事地敲进密码，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开始淡入：蓝天上飘着白云，绿草上卧着几只淡黄色的文件夹。
邱振锋看了一眼电脑屏幕右上角的时间。11月29日，早上8：51。从现在开始到10点正式上班，一共69分钟，每分每秒都是自己的时间。 邱振锋正在翻译一本关于电影的书，这是北京的一个大学同学给他介绍的活儿。据同学说，国内很难找到好的翻译，因为翻译费太低了。邱振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接下了这个活儿，结果发现自己竟是一个好翻译。别看他的创作没有成果，这么多年的文字功夫不是白练的。
邱振锋的翻译方法是先粗译，再精译。所谓粗译，就是把原稿中的句子拆成意群，以意群为单位译成中文。精译则是在粗译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意群的顺序。每天上午10点以前，邱振锋把原稿摊在桌子上，对着原稿进行粗译；10点钟以后同事们来了，他就把原稿收起来，对着电脑屏幕进行精译。报社分派给邱振锋的工作并不繁重，只要他对着屏幕打字，没有人会管他到底是在写什么。单就这一点来说，邱振锋觉得这些加籍华人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汉字？
也可能只是因为邱振锋不会说广东话。经常有其他部门的同事过来聊天，语音铿锵，表情生动，也不知道谈的究竟是工作还是八卦。邱振锋从不参与大家的闲聊，连“试图”都不曾。他并不在意被别人当作空气，恰恰相反，他十分珍惜这种距离感。对广东话的无知仿佛是他的金钟罩，为他屏蔽掉了一切干扰。记得有一次，一架小飞机撞上了机场附近的一幢居民楼。一时间报社人心浮动，特刊部的人——除了邱振锋之外，轮流往新闻部跑，只有邱振锋盯着电脑屏幕，我自岿然不动。终于，一个同事忍不住了，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向邱振锋通报了消息。邱振锋十分配合地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啊？真的？是恐怖袭击吗？”
“我母鸡啊！”
话说回來，尽管同事之间是非不多，邱振锋也不能公然在上班时间拿出一本与工作无关的英文书来翻译。他每天能够进行精译的机会，只有早晨上班前的这一个来小时。这就是他为什么连一分钟都不愿意多给维克托的原因。这是他最后的堡垒。
邱振锋今天遇到了一个超级长的、有三层复合结构的句子，这一句话就占了三分之一页纸。他刚把全句按意群大致翻成中文，就听到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他一开始没理会，反正没到上班时间，谁都没理由在这时找他。无奈敲门的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邱振锋只好喊：“请进。”门一开，进来一个清清秀秀的女子。邱振锋不知道她的姓名，但认得这张脸。这是公司的前台小姐。
前台小姐手里拿着一捆报纸，对邱振锋直呼其名：“早晨好，本森。”
报纸是公司赠送给员工的，算是在报社工作的福利。当天的报纸都摆在前台，按照部门分成几堆，每堆单独捆扎，十字交叉的绳结下面附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各部门的名称。邱振锋每天都是特刊部第一位到办公室的，每天都会顺手把本部门的报纸带上来，今天大概是被维克托耽误了一分钟，一着急就忘了。
“早上好。”邱振锋说，“谢谢你送报纸来，就放在那里吧。”
前台小姐却袅袅婷婷地走到邱振锋面前，用不是很熟练的普通话说：“我想请你帮一个忙，不知可不可以？”
邱振锋心里不耐烦，但对一个柔声细语的女子也无可奈何，只好似笑非笑地问：“什么事？”
“我想请你教我读这个。”前台小姐放下报纸后，邱振锋才发现她手上还拿着一张A4纸。那张纸上打印的是邱振锋为公司圣诞晚会写的串场词。
公司每年圣诞节前都要开一个晚会，招待各界要人及广告客户。今年的晚会邀请到了中国领事馆的人，管理层于是要求把串场词写得像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一样。通常这个任务都是由特刊部来完成的，艾瑞知道邱振锋在北京当过大报的编辑，于是就把这个任务直接交给了他。邱振锋其实最讨厌写央视腔的东西，但艾瑞说，咱公司一百多人，这件事只有你能做。
邱振锋一方面讨厌命题作文，另一方面又特别吃“非你不可”这一套。这里面微妙的分寸，只有艾瑞这么精明的管理者才能掌握。
眼下，前台小姐细白的手指间捏着的，就是那篇深获管理层好评的命题作文。邱振锋略微有些激动。写字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有读者。
“你为什么要学习读这个？”邱振锋的语气和缓了些。
“我想试试在公司的晚会上当主持人。”
“哦，”邱振锋微微一笑，把那张纸接了过来，“你哪个词不会读？”
“嗯，很多。”
邱振锋的笑容凝固在脸上。细看之下，他才发现那些文字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记号，有的画了线，有的画了圈。一眼望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干净的。
邱振锋正在犹豫，前台小姐却兀自坐在了邱振锋对面，双手交叠放在腿上，仰着头，充满期待地望着他。邱振锋从来不记得自己仔细看过这女孩子的正面。平时她在前台坐着，不是接电话就是打电脑。那份工作虽然算不上繁重，但也是一刻不得闲。如今，这个整日案牍劳形的OL，终于在紧赶慢赶的人生中歇下脚来，特意向邱振锋展现出平时他只能匆匆一瞥的真容，让邱振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无可否认，邱振锋感到了一丝满足。权衡之下，邱振锋客气地说：“我很愿意教你，只是现在不行，请你10点以后再来找我，好吗？”
女孩子大概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拒绝，一时有点尴尬。邱振锋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为了回避进一步交流，他把目光收回屏幕，仿佛女孩子不存在一般，十个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噼噼啪啪地胡乱敲出一行字来。
女孩子说：“对不起，打扰了。”然后就站起来走了。
等她出了门，邱振锋站起身，走到门前，用力把门一关，而且画蛇添足地反锁上。
从9点到10点，邱振锋一步也不敢走出自己的房间。虽然很渴，可是他连茶水间都不敢去，就好像门外有蛇一样。终于熬到10点，同事们前后脚进来，邱振锋才长出了一口气。
好吧，现在你可以过来了。
但整个上午，前台小姐都没有过来。
《华星报》内一切与新闻无关的人员，都在上午10点至下午6点之间工作。假设《华星报》也有计划生育部门，那么崔大姐就会在这个时间段里上班。为什么不是朝九晚五呢？这又和该报的新闻生产方式有关。这家报社的母公司设在新加坡，在全球有十几家分社。《华星报》是公司的加西分部，其新闻分为三大块：国际新闻、加国主流新闻和加国华裔社区新闻。国际新闻由香港总部提供，加国主流新闻由新闻部的编辑们根据英文媒体进行编译。这两项工作都只能从下午才可以开始做。于是管理层就希望非新闻部门的上班时间越晚越好，以便和新闻部门产生最大限度的交集。 管理层对于上班管得不严，晚来半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但对下班卡得特别严，早走一分钟都不行。
偏偏邱振锋特别需要在下班时间上得到通融。他每天早晨送完孩子就直接上班，往往不到9点就能到公司；维克托下午3点就放学了，邱振锋给他报了一个课后托儿班，但课后托儿机构看孩子最晚也只能到下午6点。6点整孩子必须接走，晚一分钟罚一块钱。邱振锋为了准时接孩子，每天都必须早走10分钟，这10分钟必须从年假里扣。一天10分钟，一年相当于五天年假。
海伦父母是在一个周末离开温哥华的。下周一，邱振锋从人事部领来请假表，填好了，让艾瑞给他签字。艾瑞很吃惊，她在公司做了十五年，还从没见过这么请假的。邱振锋平淡地说：“无所谓啦，我要年假干什么？我又不想旅游。”他甚至还用自嘲的口吻补充说：“在我无业的时候，我已经旅游够了。”但艾瑞的笔就是落不下去：“你家里再也没有别人可以帮忙了吗？”邱振锋耸耸肩，不置可否。艾瑞还不识趣，继续唠叨说：“你要不要问问别人？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太太不可以接孩子吗？家里没有老人吗？”邱振锋终于绷不住了，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他从来没有这么凶过，吓得艾瑞赶紧把字签了。
“我这也是为了维克托啊！”邱振锋拿着表去人事部备案，心里万般无奈，百感交集。
上午11点以前，邱振锋认为所有的道理都在自己这一边：公司无情，所以他不能通融。早晨10点之前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不能用于工作。从11点开始，邱振锋的态度开始软化。如果前台小姐这时候过来找他，说不定他反而会向她道歉。对不起，我太生硬了，但我也是无奈。12点一过，邱振锋开始坐立不安，最后他想到了公司员工内部通讯录。他登录公共文件夹，查到前台小姐叫萨曼莎。午饭时间到了，邱振锋从二楼厨房的冰箱里拿出自己的饭盒，特意到一楼的厨房去加热。经过前台的时候，他停下脚步，隔着齐胸高的柜台，对着电脑后面那张精致的脸说：“萨曼莎，我今天下午有时间，你随时可以过来找我。”萨曼莎正在电脑上敲字，邱振锋对她说话的时候，她上身一动不动，只是眼睫毛抖了几下，好像蝴蝶的翅膀在翕动。邱振锋说完了，萨曼莎抬起头，例行公事般地说了声“谢谢”。虽然语气要多平淡有多平淡，邱振锋还是如获至宝，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午饭之后，邱振锋的幻想愈发具体了。如果萨曼莎拿着稿子过来找他，他应该在哪里辅导她呢？自己的办公室显然不大合适，因为别人还要工作，最好是借用公司的会议室。借会议室需要先向部门主管申请，然后把部门主管签了字的条子递到行政部。为了让艾瑞有个思想准备，邱振锋决定先跟艾瑞打个招呼，没想到艾瑞挥了挥手，毫不在意地说：“那么麻烦干什么？只要会议室里没人，你推门就进好了。”但她想了一下，又有些狐疑地问道：“前台的萨曼莎要读串场词？”
“是啊。”
“嗯——”艾瑞欲言又止。
“怎么了？”
“以往每年都是公关部的利迪亚主持晚会，萨曼莎？有点儿奇怪啊。”
邱振锋的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地亮了一下。也许这并不是公司正式的安排，只是萨曼莎在暗地里使劲争取机会。若果真如此，她当然不能在上班时间光明正大地来找邱振锋要求辅导。
那么她在早晨9点来找邱振锋，就很可能不是偶然，而是研究了他的行为规律之后的刻意安排。这么一想，萨曼莎在邱振锋心目中立刻变丑了。她不再是一个皮肤细白、妆容精致的小家碧玉，而是一个伸出冰冷触角，想要攫取邱振锋最后一点自由的母章鱼。
5点50分，邱振锋下班了。他脸色凝重目不斜视地从前台经过，似乎要以冷漠和鄙视来惩罚心机女。可是，在开出效果不明的罚单之后，邱振锋并没有得意的感觉，反而更加郁闷。
晚餐的时候，邱振锋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哭胖”。“哭胖”泛濫，这也是圣诞将近的信号。邱振锋对购物兴趣不大，但如果连看都不看就扔了，他又觉得若有所失。借助眼角的余光，他发现维克托扭动着身子，时不时往“哭胖”上瞄一眼。他心里暗笑，一边把“哭胖”往维克托的方向推了推，一边豪爽地说：“你今年想要什么？”
维克托却像触了电一样，把“哭胖”往外一推：“爸爸，别告诉我你要给我买什么。”
邱振锋一愣，不由得从“哭胖”上抬起头来，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维克托，但见后者双眼平视前方，呼吸急促，小身板挺得笔直，显得十分紧张。
邱振锋居高临下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老玩猜心游戏。想要什么就说，痛快点儿。”一边说，一边故意把玩具类“哭胖”一张张摊开，一直铺到维克托鼻子底下。
到底才五岁，维克托扛不住了。他眼帘低垂，目光开始在桌子上扫描。当他看到Beyblade（一种玩具，港澳译作爆旋陀螺）的时候，眼睛里突然有一朵小火苗跳荡起来。邱振锋如释重负，手指着Beyblade，正要作豪爽表态，维克托却仿佛陀螺圣斗士附体一样，能力在瞬间得到了提升。
他毅然决然地把头扭向另一边，不跟邱振锋目光交会：“爸爸，别当着我的面买。”
这话他是带着哭腔说的，小肚子一鼓一鼓，让邱振锋想起他三岁时的那次大便危机。
哼。还不能当着他的面买。不知道我最缺的就是时间吗？我上哪儿找得出一个人逛商场的时间呢？
邱振锋最恨别人觊觎他的时间。难道我是唐僧肉吗？谁都想咬一口。他越想越气。
床头柜上的夜光表显示出9点15分。海伦还没回家，维克托已经睡着了。每天晚上，维克托一入睡，邱振锋的心情就会轻松下来，这是一天中第二段他能感受到自由的时间。心情一轻松，耳朵也会随之欣然张开。偶尔，他会听到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在街上呼啸而过。一听到特种车辆出动，邱振锋就会感到自己也在蠢蠢欲动，这就是多年夜班编辑生活，在他的生物钟上刻下的记号。
维克托的呼吸声越来越均匀。邱振锋轻轻地站起来，走出卧室，穿过客厅，来到通往露台的落地窗前。这幢公寓楼是围合式结构，四面建筑将一个花园围在中央。他家在一楼，推开落地窗，外面就是自家的露台。露台是水泥的，与公共花园之间只有一道半米高的灌木相隔，一抬腿就能迈出去。如果是在北京，住在一楼的人家必须要装防盗窗。而在这里，邱家通往花园的落地窗很少上锁，却也从来没丢过东西。 邱振锋喜欢在维克托睡着后，经落地窗进入花园，然后再穿过花园，走上大街。只要单独走上一会儿，他的心情就能稍稍愉快一点儿。为了能顺利出走，他从不走正门，因为正门很厚重，关门的时候门锁总是要发出“哐”的一声，有吵醒维克托的危险。
月光下的花园静悄悄的，交叉步道、座椅、儿童滑梯，样样都显得比白天要小巧一些。这一切都平铺在邱振锋的视网膜上，但却不能给他任何快乐的刺激。邱振锋两年前就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的人，只有幸福的时刻。就拿自己来说吧，当初生了个儿子，把维克托的照片给朋友们一看，谁不羡慕？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把在青山绿水间拍的照片发给大家，谁会怀疑他的幸福？朋友们想起邱振锋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永远是那几个幸福的瞬间，自己的幸福就这样在别人心里定了格。但真实的生活却是不断流动的，幸福的时刻即使有，也是转瞬即逝。
所以，必须时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提醒自己——你是幸福的。
我是幸福的，我现在可以抽烟了。
邱振锋刚把烟点上，就听到外面街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两个面孔身材都很东亚的老人闯入了邱振锋的视野。邱振锋认出来，这是住在他隔壁的薛阿姨和刘伯伯。他俩合力提着一只垃圾袋，袋子蹭在地上，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只见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铁门前，一个对另一个说：“快掏钥匙。”另一个急赤白脸地说：“在你身上。”邱振锋紧跑一步，替他们把铁门拉开。但为时已晚，一直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的大胡子印度人趁此机会箭步上前，不由分说伸手就抓住了袋子。
邱振锋赶紧用英语大喝一声：“住手！”
那印度人一手紧抓着袋子口，一手按在胸前：“他们闯进了工地，我必须检查一下。”邱振锋见他穿着一身蓝制服，腰间还别着一根橡皮头棍子，模样确实像个保安。这附近有一个建设中的楼盘，建筑公司一般都请印度人守夜。
邱振锋把印度人的话翻译成了中文。刘伯咕哝着说：“就是一些瓶子。”然后自知理亏似的松开了手。
印度人打开垃圾袋，把手里的电棍杵进去扒拉了几下，袋子里面传出“扑扑”“叭叭”“当当”的声音，似乎瓶子种类很丰富，有纸的、玻璃的，也有铁的。
温哥华有个Bottle Depot，专门做回收饮料瓶的生意。邱振锋经常把自家喝完饮料剩下的空瓶拿过去卖，他估计薛姨和刘伯捡了瓶子也是拿到那里去卖的。邱振锋特别不愿意撞到别人的尴尬瞬间。此时此刻，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印度人把垃圾袋还给他俩，然后对邱振锋说：“请你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进工地。那里是私人领域。”
邱振锋赔着笑脸对刘伯说：“他劝你们下次别进工地了。工地附近有一只郊狼，会伤人的。”
劉伯闻听此言倒轻松下来：“郊狼算什么？加拿大人真是少见多怪。郊狼不咬大人，只咬孩子和宠物。”
印度人半信半疑地盯着邱振锋：“他们懂了？”说着还拍了拍腰间的棍子，以加强语气。
“懂了。”邱振锋郑重地说。印度人的目光在他们三个身上扫来扫去，似乎还有话说，但又终于没说。他转过身去，原路返回。
剩下他们三个人站在原地，面面相觑了好几秒。最后还是邱振锋先回过神来。“没事了，”他说，“快进来吧。”
薛姨咧开嘴，冲邱振锋笑了笑：“他也是为我们好。”
“对对。”邱振锋说，随后把门拉得更开，“快进来吧。”
他俩合力拖起了垃圾袋，一前一后进了大门。邱振锋低着头，飞快地与他们擦肩而过，正要一步迈到大街上，刘伯忽然站住了，回头冲邱振锋说：“今天这事儿，别告诉小刘，好吗？”
昏暗的路灯光下，邱振锋看到刘伯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这让他愈发难过。自己无非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不会的，”邱振锋安慰他，“我根本碰不上她。”
“其实，我们就是想攒点零钱给大卫买个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这个词语意外拨动了邱振锋的心弦。邱振锋叹了一口气：“是啊，我也正发愁呢。加拿大就这点不好，让孩子们把过圣诞当成一件天大的事儿。”
“我们倒不缺钱，”薛姨说，“我们在中国有退休金，只是没带加元过来。”然后，她试探地问，“你愁的是什么呢？”
她那探询的目光让邱振锋瞬间感觉受到了威胁。他一直有意回避这对老夫妇，因为他们太爱包打听。不过，也许因为今天刚刚帮了他俩一个忙，心理上有些许优势，邱振锋就在不知不觉间放松了警惕。 “没时间呗。”他说。虽然心里觉得不太妥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越说越多。
听完了邱振锋的故事，薛姨当即表示：“这还不容易？周末你把维克托放在我家，自己去商场转一圈不就行了？”
“真的？”
“没问题，”刘伯说，“反正我们也要看大卫，看一个是看，看两个也是看。”
“那可真是太好了！”邱振锋没想到，一道难题就这样轻易解决了。看来，偶尔向别人示弱也并不是坏事。
“那我们先回去了。”两位老人跟邱振锋道了别，然后合力拖着垃圾袋，向花园深处走去。这次他们十分小心地确保袋子离地一厘米，不发出一点声音。
邱振锋独自一人走上了花园路。天气有些潮湿，夜晚的气温在零度附近徘徊，地上结了一层若隐若现的浮冰。他掏出一支烟，点着，一边深吸一口，一边听着自己的脚踩在浮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支烟很快就吸完了。他再次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然后用力呼出来。如此这般吞吞吐吐胸腔起伏了若干次，他感觉四肢微微发热，全身充满了活力。
感觉刚刚好一点，他就强迫症似的看了一眼手表。已经10点了。他必须赶在海伦下班回家之前躺到床上。
他们住的公寓是两室一卫。邱振锋和维克托住在主卧，海伦自己住在次卧。邱振锋不愿意和海伦见面，因此每晚都要赶在海伦回家之前上床。
邱振锋原路返回，经落地窗蹑手蹑脚地进入室内。他刚刚在主卧室躺下，就听到海伦打开了正门，进入了客厅。他赶紧钻进被子里，身子蜷缩成一团，大气不敢出，就像在森林里遇到黑熊，必须通过装死来逃避注意一样。 第二天早晨，邱振锋9点差两分来到办公室。事先他心里反复争论：如果萨曼莎再来找他，要不要为她破例呢？但萨曼莎没有来。这女孩子看来是识趣的。邱振锋有点满足又有点惆怅。
他打开电脑，却在邮箱里意外发现了一封出版社编辑发来的电子邮件。编辑说：你的翻译怎么样了？公司刚刚重组，如果不在年底之前交活儿，新公司有可能取消这本书的出版计划。
取消出版计划？邱振锋头皮一阵发紧，瞬间又有了脖子转不动的感觉。
邱振锋靠着零敲碎打，已经把翻译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剩下的一些注释、词汇表等等，也都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完成。但是，把一整本书的翻译化整为零，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前边一章翻成卡伊尔，后边一章就写了凯义尔。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他需要一段完整的，能够一心一用的时间，把全书再校对一遍。最好是能够封闭地、不受打扰地，连续工作48个，嗯，96个小时更好。
上哪儿去找这么长的时间呢？邱振锋拿着咖啡杯在走廊里转了好几圈，愣是没找着咖啡机。直到撞在一堵墙上，他才猛然想起了昨晚的遭遇。
对了，薛姨那里不是可以周末托儿吗？
星期六早晨，海伦还在睡觉，邱振锋就给维克托穿戴整齐，领着他来到薛姨家。他告诉薛姨自己需要把维克托寄放在她家一整天，然后给了她五十块钱。薛姨一开始使劲追问：“为什么要一天？买点东西半天还不够？”邱振锋说：“其实今天是需要加班。”薛姨又说：“加班就加班吧，干吗还给钱呢？”邱振锋一再解释：“您就收下吧，在加拿大找人看孩子就得付钱。”
对维克托，邱振锋实话实说要去公司，但维克托似乎并不相信。他的小脸蛋极力绷着，眼睛一眨再眨，频频向他放电。邱振锋心里隐约感到抱歉：孩子，我说的可都是真话。
安排好维克托，邱振锋驱车直奔公司。一切如其所愿，整个大楼里只有邱振锋一个人。
这可真是太爽了。邱振锋第一次产生了公司就是家的亲切感。什么叫家？家就是你待着不想离开的地方。他打开电脑，趁电脑启动的工夫去了茶水间。咖啡壶里还有夜班编辑剩下的半壶咖啡。正常情况下，邱振锋会毫不犹豫地倒掉，煮一壶新的。但他已经把公司当作家了，他有节约的义务。邱振锋用力给自己压了一杯剩咖啡，嗬，还是温的呢。
他一鼓作气干到中午12点。饿了，就把从家里带来的午饭，用微波炉热一下。吃饭也不耽误干活，因为校对主要由眼睛和大脑协作。只有发现了错误，他才需要把饭盒放下，在键盘上敲几下。
从12点开始，陆续有人进来。邱振锋能听到大门开关的声音，但始终没见到一个人影。公司与新闻有关的部门都在一楼。下午4点左右，有个人从门前经过，邱振锋抬头看了一眼，知道那是新闻部的头儿。这个人瘦瘦高高，脸色总是很苍白，在人群中显得很突出，所以邱振锋对他有印象。不过，邱振锋从来没跟他讲过话，因为级别够不着。那人往邱振锋这边看了一眼，大概因为头一次看到特刊部有人周末加班，略有些好奇，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更多的探询是没有的。
唯一让邱振锋感到难以置信的是，下午6点很快就到了。他收拾了东西，关了电脑，依依不舍地准备离开。巧的是，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邱振锋的车停在离公司门口200米左右的地方，他不想冒雨去取车。下雨正好给了他借口，让他在公司多待一会儿。
邱振锋走到二楼会客区，坐进沙发里，点起一根烟，拿起了一份英文报纸。
温哥华虽然实行全面的室内禁烟，但公司二楼会客室里仍然保留着烟灰缸。这个会议室主要接待广告客户，而《华星报》的广告客户以中国人居多。中国客户通常都不睬温哥华的什么鸟规定。管理层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公司内部员工，是绝对不能在会议室里抽烟的。
邱振锋正坐在会客室里大喇喇地吞云吐雾，忽然一个声音响在门口：“请问，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邱振锋把报纸往下一放，差点儿魂飞天外。对面站着的竟是报社的北美总编。
北美总编平时在多伦多办公，邱振锋只在下列两种场合见过他：第一，公司一年一度的年会上，他会飞过来讲话；第二，《华星报》会报道自己的慈善活动，比如汶川地震之后，他曾经举着一张画在纸板上的支票去红十字会捐钱。
邱振锋怔了一下，谎言张嘴就来：“我在你们报上登了广告，今天路过这里，想要一份样报。前台小姐不在，广告部也没人。”
不知为什么主编的脸色有点不自然。邱振锋起初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但是随着一阵清脆的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正是前台小姐萨曼莎。
萨曼莎的头上顶着一堆细碎的小发卷。如今的邱振锋已经不是菜鸟了，他能分得出谁的头发是发胶的效果，谁的头发是真的被雨淋湿了。他估计这两人一前一后出现在公司不是偶然的。也许他们是坐同一辆车来的，女方先把男方放在门口，然后自己把车开到远处停放。
主编这时大概只想把邱振锋赶紧打发走，于是问道：“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你想找哪天的报纸？”
越过主编，萨曼莎看到了会客室里的邱振锋，她的眼神里写满了疑惑。
邱振锋强作镇定地说：我是某某餐厅的，找昨天的报纸。这些细节都难不倒他。文案是他写的，版面是他编的。
主编回头对萨曼莎说：“你去发行部找一份昨天的报纸，交给这位先生。”说完，自己先行离开了，留下邱振锋和萨曼莎面面相觑。萨曼莎看了看邱振锋，欲言又止。她转身离开了，片刻之后带着邱振锋点名要的报纸回到会议室。她一边把报纸交到他手上，一边压低声音问：“怎么回事？”
“还想学普通话吗？”邱振锋朝她做了个鬼脸，“星期一上午9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邱振锋早晨9点到10点之间的时间就都奉献给了萨曼莎，这对于他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可他別无选择，他只能以此换来萨曼莎的沉默。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周六早上，邱振锋又来找薛姨，说自己还需要再加一天班。这一次，薛姨很痛快地接过了他递过来的钱，不过邱振锋也看得出，她并不相信他的理由。她以为我去干什么呢？有外遇？就我这样的人还能有外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