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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4年以来，我国“用工荒”现象一直存在，预示着在既定城乡比较收益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我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同时，2012年，我国实际人均年收入为 4500美元，标志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我国基尼系数高企，收入分配不平等凸显，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运用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理论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研究结果表明，为应对刘易斯转折点带来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库茨涅兹假说；经济转型；收入分配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年均GDP增长超过8.1%。但自2004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遇到了瓶颈，如“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地区扩散至全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越过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实际人均年收入达到4500美元，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201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77，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影响着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总结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状，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经济急需转型；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引致了国内消费的严重不足和消费升级缓慢。在投资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日益衰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之路？以往的研究通常从以上两个角度分别展开。本文从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假说出发，尝试从劳动力结构转变以及收入分配差距两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假说的再认识
刘易斯拐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Lewis）在其经典之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提出的，是指经济体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时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它刻画了在刘易斯拐点前后劳动力结构、劳动生产率等转变情况。后经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C.H.Fei）研究发展，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其中，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阶段，即“短缺点”；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为农业部门边际产量达到工业部门边际产量，即“商业化点”。库兹涅茨假说（1955）则是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资料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善”，并提出了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认为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500美元附近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这时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否则经济体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曲线的关系研究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都阳（2010）指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收入分配形势改善，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这一相对乐观的预见不同，巴曙松（2011）认为，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因为正是在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折点上，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分化，众多到达中等收入国家却未能实现这一转变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而，能否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刘伟（2011）在对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发现，马来西亚的技术创新显然不足。再加上经济发展失衡，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对外部经济体的过分依赖。王一鸣（2011）研究了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减弱，从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推论，还是从历史经验来判断，库兹涅茨拐点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即当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只要具备某些条件，前者将很快出现。我们判断刘易斯拐点的重要标志有：（1）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及其工资变化水平，即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是否缩小。（2）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程度。（3）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提高低劳动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同时，工资的提高也使得雇主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迫使进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从非技术工到技术工的转变。在财产性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收入的增加，也将导致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的增长。那么，达到库兹涅茨拐点又需要哪些条件？库兹涅茨本人（1955）认为有以下几个：（1）随着经济的增长，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2）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增大，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减小。（3）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收入差别较大的个体劳动者在总劳动力中比重减小，蓝领工人在总劳动力中比重减小以及白领工人在总劳动力中比重增大，使低收入阶层人数减少。（4）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使低收入阶层福利提高，从而收入差距减小。由此可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来临，因而在考虑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经济转型的同时，应该逐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这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应有之意。
三、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情况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农村就业人数、农业收入变动及农业与非农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找出我国目前所处的劳动市场状况。
（1）中国农村就业情况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农业就业人数在2002年以前大致保持相对稳定的的水平上，而在2002年后则表现出大幅下降的局面。到2011年，农村就业人数为就业总人数的53%，相较于2002年的66%较大的减少，这一大幅度的下降标志着农业从业人数从剩余阶段逐渐减少的过程。 图1：1994-2011年历年农村就业人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在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工资的数据时，采用农村年人均工资，即：
农业年人均工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口）/农村就业人数
在数据的处理上本文采用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4年为100）剔除了物价因素对于工资的影响，计算出农村年人均实际工资。从图2中可以看到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曾在1997年及2005年都有小幅度的增长，这是由于政府在这些年份出台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及减免农业税等一些惠农政策，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导致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开始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农业工资的快速提高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的工资也要有相应的提高。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中国已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
图2：1994-2011年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元，1994年可比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2）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状况
在考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边际产出造成影响时，采用劳动生产率指标，即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那么单位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劳动生产率=相关部门生产总值/部门劳动力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从图3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的在各部门之间的增长很不平衡，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大于农业部门，1994年非农部门的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4.78倍，到2003年非农部门生产率已经达到农业部门的6.57倍，劳动生产率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较为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缩小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逐步打破二元经济结构，是政策调整的当务之急。将低生产率部门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有利于提高全国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可以减少参与农业生产分配的人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缩小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
图3：1994-2011年全国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
另外，从图4相对数据来看，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值在2006年发生了转折，即两者的相对差距在2006年以后逐渐缩小，截至2011年两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为4.78倍，相当于1994年的水平。从图6可以看出，无论从全国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值，还是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比值来看，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在2006～2011年期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19.3%；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2%；这表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相对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也是跨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农业部门迅速商业化的标志。
图4：1994-2011年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
2.我国尚未形成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进程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城镇、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计算各自的基尼系数，并研究城乡各自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演变情况。
（1）全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
为反映中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情况，本文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利用不同收入组的相关数据，采用下梯形法分别计算了各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较为明显，收入差距水平较大，因而对城镇与农村进行区别研究，验证城乡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其中，城镇指标采用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指从总收入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它不仅与国民生产总值具有同步性，更能够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农村指标则采用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指从总收入中扣除税收、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后的收入计算得到的。则计算基尼系数如表1所示。
表1：1995-2011年全国、城镇及农村基尼系数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全国混合基尼系数、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后达到峰值，分别为0.47和0.413，随后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后又开始上行，2008年全国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却又上升到0.491和0.413。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 2005年达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9。
根据国际标准，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由表可见，2008年我之后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到2011年更是达到了0.359的历史最高点，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基尼系数正处在上升阶段，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殆尽，迫使城镇和农村开始争夺劳动力，大幅度增长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农村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恰恰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如何调节好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是我国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库兹涅茨曲线
根据表1中计算的数据，按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横轴表示城镇可支配收入，得到城镇库兹涅茨曲线。
图5：1994-2011年城镇库兹涅茨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居民的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现出“倒U型”曲线前半段的特征分布，同时也可以观察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演变过程。其中，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2002年有大幅度的上升，并在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到达10000元以上达到峰值，尽管从图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有小幅波动且有下行趋势，但整体仍保持在高位，尤其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上升为0.491，说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增加了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迹象但仍在国际警戒线之上。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2005年后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从侧面说明我国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即二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3）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
同时，我们对农村家庭纯收入及农村基尼系数进行验证是否同样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采用2002-2011年数据得到农村纯收入与农村基尼系数的曲线图（如图6所示），发现农村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像城镇库兹涅茨曲线一样存在“倒U型”的关系。
图6：1994-2011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分析原因，认为可能是以下因素导致：（1）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还不发达，经济发展还未达到库兹涅茨拐点阶段，仍处于低收入阶段；（2）我国农村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与年景相关，数据波动性较大；（3）数据取样年份较短，无法从长期分析农村收入分配变化情况。尽管我们发现农村的数据无法验证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是我们可以从图6中得到结论：农村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收入分配仍在逐渐扩大，根据城镇发展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收入阶段时，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对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本文运用农业从业人数、农业人均收入、收入差距等指标，分别从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假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验证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劳动力结构的转变，但并未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因而本文得出的结论是：
（1）我国农业从业人数从2005年开始逐渐下降，同时，从2005年开始，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说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殆尽，工业部门为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提高其工资待遇，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已在2005年前后出现。
（2）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也可以看出，2006年以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比值在逐渐的缩小，表明农业部门正处在商业化的过程之中，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劳动力从2005年前后进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意味着中国劳动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终结，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农业部门商业化阶段。
（3）为了验证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并描绘了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但全国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因而就全国来说不具备已经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
2.对策建议
（1）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及服务机制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为13.1%，养老保险的比例为9.8%，而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只有3.7%。如此低的社保覆盖比率表明农民工的福利水平大大低于城镇职工，这也降低了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今后我国要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状态，消除城乡差距，应推行农民工城镇化政策，使得农民工不仅在形式上更在内容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身份待遇，才能让劳动者对企业和城市产生归属感，从而带来更高的工作效率。
（2）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农业生产率与非农业部门生产率趋同是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各产业发展的特点，也是库兹涅茨转折点要求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摆脱当前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高耗资源的发展陷阱，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积累等全要素生产率。由依靠生产要素发展驱动转变到生产力驱动上来，在缓解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财政转移支付。然而，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过大，单靠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难以实现均衡发展。因此，在实行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应试行横向转移支付，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横向转移不仅有利于中西部接收东部转移过来的先进的技术，缩小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同时也有利于东部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2]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 .
[3]R.Minami.The Turning pointinthe Japanese Economy[J].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the Economic Growth Center，Yale University，1967.
[4]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5]蔡昉.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J].国际经济评论，2010（6）
[6]都阳.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10（6）
[7]高铁梅，范晓非.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与供求拐点[J].财经问题研究，2011（1）
[8]姚先国，来君.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工资决定模型与人口流动——当前“民工荒”现象分析[J].财经研究，2005（8）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库茨涅兹假说；经济转型；收入分配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年均GDP增长超过8.1%。但自2004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遇到了瓶颈，如“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地区扩散至全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越过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实际人均年收入达到4500美元，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201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77，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影响着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总结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状，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经济急需转型；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引致了国内消费的严重不足和消费升级缓慢。在投资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日益衰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之路？以往的研究通常从以上两个角度分别展开。本文从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假说出发，尝试从劳动力结构转变以及收入分配差距两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假说的再认识
刘易斯拐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Lewis）在其经典之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提出的，是指经济体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时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它刻画了在刘易斯拐点前后劳动力结构、劳动生产率等转变情况。后经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C.H.Fei）研究发展，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其中，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阶段，即“短缺点”；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为农业部门边际产量达到工业部门边际产量，即“商业化点”。库兹涅茨假说（1955）则是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资料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善”，并提出了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认为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500美元附近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这时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否则经济体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曲线的关系研究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都阳（2010）指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收入分配形势改善，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这一相对乐观的预见不同，巴曙松（2011）认为，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因为正是在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折点上，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分化，众多到达中等收入国家却未能实现这一转变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而，能否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刘伟（2011）在对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发现，马来西亚的技术创新显然不足。再加上经济发展失衡，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对外部经济体的过分依赖。王一鸣（2011）研究了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减弱，从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推论，还是从历史经验来判断，库兹涅茨拐点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即当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只要具备某些条件，前者将很快出现。我们判断刘易斯拐点的重要标志有：（1）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及其工资变化水平，即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是否缩小。（2）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程度。（3）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提高低劳动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同时，工资的提高也使得雇主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迫使进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从非技术工到技术工的转变。在财产性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收入的增加，也将导致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的增长。那么，达到库兹涅茨拐点又需要哪些条件？库兹涅茨本人（1955）认为有以下几个：（1）随着经济的增长，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2）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增大，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减小。（3）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收入差别较大的个体劳动者在总劳动力中比重减小，蓝领工人在总劳动力中比重减小以及白领工人在总劳动力中比重增大，使低收入阶层人数减少。（4）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使低收入阶层福利提高，从而收入差距减小。由此可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来临，因而在考虑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经济转型的同时，应该逐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这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应有之意。
三、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情况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农村就业人数、农业收入变动及农业与非农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找出我国目前所处的劳动市场状况。
（1）中国农村就业情况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农业就业人数在2002年以前大致保持相对稳定的的水平上，而在2002年后则表现出大幅下降的局面。到2011年，农村就业人数为就业总人数的53%，相较于2002年的66%较大的减少，这一大幅度的下降标志着农业从业人数从剩余阶段逐渐减少的过程。 图1：1994-2011年历年农村就业人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在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工资的数据时，采用农村年人均工资，即：
农业年人均工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口）/农村就业人数
在数据的处理上本文采用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4年为100）剔除了物价因素对于工资的影响，计算出农村年人均实际工资。从图2中可以看到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曾在1997年及2005年都有小幅度的增长，这是由于政府在这些年份出台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及减免农业税等一些惠农政策，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导致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开始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农业工资的快速提高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的工资也要有相应的提高。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中国已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
图2：1994-2011年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元，1994年可比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2）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状况
在考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边际产出造成影响时，采用劳动生产率指标，即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那么单位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劳动生产率=相关部门生产总值/部门劳动力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从图3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的在各部门之间的增长很不平衡，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大于农业部门，1994年非农部门的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4.78倍，到2003年非农部门生产率已经达到农业部门的6.57倍，劳动生产率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较为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缩小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逐步打破二元经济结构，是政策调整的当务之急。将低生产率部门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有利于提高全国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可以减少参与农业生产分配的人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缩小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
图3：1994-2011年全国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
另外，从图4相对数据来看，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值在2006年发生了转折，即两者的相对差距在2006年以后逐渐缩小，截至2011年两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为4.78倍，相当于1994年的水平。从图6可以看出，无论从全国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值，还是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比值来看，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在2006～2011年期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19.3%；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2%；这表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相对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也是跨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农业部门迅速商业化的标志。
图4：1994-2011年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
2.我国尚未形成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进程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城镇、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计算各自的基尼系数，并研究城乡各自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演变情况。
（1）全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
为反映中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情况，本文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利用不同收入组的相关数据，采用下梯形法分别计算了各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较为明显，收入差距水平较大，因而对城镇与农村进行区别研究，验证城乡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其中，城镇指标采用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指从总收入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它不仅与国民生产总值具有同步性，更能够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农村指标则采用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指从总收入中扣除税收、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后的收入计算得到的。则计算基尼系数如表1所示。
表1：1995-2011年全国、城镇及农村基尼系数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全国混合基尼系数、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后达到峰值，分别为0.47和0.413，随后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后又开始上行，2008年全国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却又上升到0.491和0.413。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 2005年达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9。
根据国际标准，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由表可见，2008年我之后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到2011年更是达到了0.359的历史最高点，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基尼系数正处在上升阶段，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殆尽，迫使城镇和农村开始争夺劳动力，大幅度增长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农村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恰恰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如何调节好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是我国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库兹涅茨曲线
根据表1中计算的数据，按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横轴表示城镇可支配收入，得到城镇库兹涅茨曲线。
图5：1994-2011年城镇库兹涅茨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居民的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现出“倒U型”曲线前半段的特征分布，同时也可以观察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演变过程。其中，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2002年有大幅度的上升，并在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到达10000元以上达到峰值，尽管从图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有小幅波动且有下行趋势，但整体仍保持在高位，尤其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上升为0.491，说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增加了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迹象但仍在国际警戒线之上。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2005年后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从侧面说明我国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即二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3）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
同时，我们对农村家庭纯收入及农村基尼系数进行验证是否同样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采用2002-2011年数据得到农村纯收入与农村基尼系数的曲线图（如图6所示），发现农村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像城镇库兹涅茨曲线一样存在“倒U型”的关系。
图6：1994-2011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分析原因，认为可能是以下因素导致：（1）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还不发达，经济发展还未达到库兹涅茨拐点阶段，仍处于低收入阶段；（2）我国农村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与年景相关，数据波动性较大；（3）数据取样年份较短，无法从长期分析农村收入分配变化情况。尽管我们发现农村的数据无法验证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是我们可以从图6中得到结论：农村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收入分配仍在逐渐扩大，根据城镇发展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收入阶段时，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对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本文运用农业从业人数、农业人均收入、收入差距等指标，分别从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假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验证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劳动力结构的转变，但并未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因而本文得出的结论是：
（1）我国农业从业人数从2005年开始逐渐下降，同时，从2005年开始，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说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殆尽，工业部门为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提高其工资待遇，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已在2005年前后出现。
（2）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也可以看出，2006年以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比值在逐渐的缩小，表明农业部门正处在商业化的过程之中，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劳动力从2005年前后进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意味着中国劳动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终结，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农业部门商业化阶段。
（3）为了验证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并描绘了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但全国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因而就全国来说不具备已经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条件。
2.对策建议
（1）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及服务机制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为13.1%，养老保险的比例为9.8%，而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只有3.7%。如此低的社保覆盖比率表明农民工的福利水平大大低于城镇职工，这也降低了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今后我国要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状态，消除城乡差距，应推行农民工城镇化政策，使得农民工不仅在形式上更在内容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身份待遇，才能让劳动者对企业和城市产生归属感，从而带来更高的工作效率。
（2）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农业生产率与非农业部门生产率趋同是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各产业发展的特点，也是库兹涅茨转折点要求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摆脱当前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高耗资源的发展陷阱，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积累等全要素生产率。由依靠生产要素发展驱动转变到生产力驱动上来，在缓解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财政转移支付。然而，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过大，单靠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难以实现均衡发展。因此，在实行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应试行横向转移支付，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横向转移不仅有利于中西部接收东部转移过来的先进的技术，缩小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同时也有利于东部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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