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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皇九年隋灭陈后，江南反叛不断。杨广坐镇扬州后，改变隋文帝在江南推行关中本位的高压歧视政策，大量的拉拢江南士族，并且也不遗余力的发展江南文化和南方佛教。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同时也使得江南士人集团进入了隋朝的统治中心。这些措施固然维护了统治，但也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关键词：隋炀帝；江南士族；佛教；
中图分类号：G6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6-00339-02在隋灭陈后，南方势力一直不服隋朝的统治，三番五次的进行起义反叛，隋文帝也多次派兵镇压，然就是不能有效的稳定江南。但通过杨广在江南的经略之后，拉拢江南士族集团，发展江南文化。使得隋朝在江南的统治日趋稳固。
一、杨广经略江南的十年
隋开皇九年，隋文帝灭掉陈国，结束了近三百多年得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长期分裂所造成的南北方在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东晋南朝时，南方存在着许多门阀豪族，由于其根植于南方，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他们一直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当进入到统一王朝时期，变成为“亡国之余”。如何处置这股力量？这是以往统治者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
众所周知．隋朝的统治集团的核心依然是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军政集团。这一集团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他们重事功、主进取，对政权有着强烈的垄断性。他们在攻灭北齐后，对山东地区推行高压政策，压制山东士人，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关中与关东两大北方集团的政治对抗，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点前辈史家已多有论述。隋灭陈后，依然“尚关中旧意”，完全不顾江南地区的社会变，引起了开皇十年至十一年江南地区的全境反叛。
北史《北史•苏绰传附苏威传》载：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昭其肉。于是旧陈率土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婕侬诵五教邪！’寻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
从上文我们可知，这场反叛完全是由隋朝统治者不切实际的政策所造成的。
第一，“牧人者尽改变之”．在江南全面并省州、郡、县，罢除陈之故吏，上自地区总管，下至州、县长官，皆以北来之人出任；同时还取消江南世族的特权。
第二，“依内州责户籍”，把隋朝在北方东推行的“大索貌阅”之类的户籍措施， 以“急政”的方式在江南展开．目的是剥夺以广泛隐占人口进行田庄经营的江南世族豪强的经济利益。
第三，“无长幼悉使诵五教”，隋朝统治者想在思想文化上以北方的“五教”制度来整齐规范江南的社会文化，且以“烦鄙之辞”这样粗暴的方式，严重伤害了江士人的感情。以上这些措施，触及到江甫社会的根本问题。也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
开皇十一年，江南的反隋叛乱被初步镇压后，隋文帝也明白了单靠军事镇压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在平叛之后不久，隋高祖又再次起用的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和行政管理。
隋文帝之所以让杨广临危受命，付予重任，是因为隋文帝深知杨广有抚定江南的能力。
杨广，隋文帝第二子，出身关陇军事贵族，但他有一个来自江南士族的妻子。在开皇元年时，十三岁的杨广就被立为了晋王，第二年，他纳萧岿女为晋王妃，萧梁宗室素来崇尚文学，晋王妃也是一个性婉顺、有智识、好学善属文的南方女子，杨广也特别的宠爱她，敬重她。通过她，杨广对于江南文化也有一定了解加深了与江南的联系。更加容易与江南人士接触。
开皇九年平灭陈国之时，杨广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但是在稳定江南方面确实有巨大的建树。在平陈之际，杨广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杨广命令“高潁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藏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从开皇十年（590）至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开皇十二年，杨广派郭衍、晋王府参军段达等人配合杨素的军事行动，用武力迅速平定了江南之乱。江南的叛乱是解决了，但要如何稳定江南，使其归顺于隋朝统治，不再反叛却是杨广面临的一大难题，一旦治理措施不当，都有可能重燃叛乱之火。
面对当时的情形，对于谙熟江南文化的杨广来说，他深知必须打破阻碍南方人成为忠于隋朝政权的诸多政治文化隔阂，改变对南方文化的歧视，消除南北分歧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接受他们对自身文化基础的认同，从而使南方势力驯服于隋的统治。对于完成这项艰难而复杂的事业，杨广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能。
（一）重用江南士人：平定叛乱之后，杨广着手稳定江南，团结江南士族，消弭他们的反隋情绪。
首先，杨广对原先关中本位的高压政策给予了很大的调整，改变了隋文帝对江南士族的排挤和鄙视态度，开始广泛的收纳江南人士，令原为后梁侍中、后任晋王府咨议参军的河东柳广泛招引旧陈才俊，充晋王府学士，如有：诸葛颍、王胄、虞世南、虞世基、虞绰、庾自直、徐则、徐仪、袁宪等江南士人。通过大量擢拔南方有威望的士族，在他们的帮助下安抚民众，或者让他们建言献策，使得杨广能够更好的稳定江南。
（二）发展江南文化：随着与江南士人接触的增加，杨广对江南文化的认识日益广泛、深入，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受江南文化熏陶的统一帝国的统治者。正因为如此，他改变了传统的视江南为化外蛮荒之地的陈见，对江南文化表现出尊重的态度，并大胆地从中汲取养分。江南文化成就最大的是文学艺术，杨广好文雅，与他交结的也多是文学之士。
如柳酱在文帝时去职，杨广招为谘议参军，以师友处之，每有文词之作，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虞绰，素有“虞郎之文，无以尚也”的赞誉，杨广引为学士，令其与虞世南、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虞绰笔削之处，炀帝未尝不称善。从中可以看出，炀帝重视文学，亲自创作，其表现手法及内容，都深受江南士人的影响。这与隋初李谔上文帝书中痛斥江南文学为邪道的观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三）扶持佛教：除了拉拢江南有名望的士族与有识之士外，杨广还充分利用大多数江南士族信奉佛教的特点，通过共同的文化信仰，发展和恢复南方佛教，团结和笼络高僧，再借得道高僧在江南人士中的声望来拉拢民众，逐步消除民众对隋的反抗情绪。这一点充分改变了隋文帝对南方佛教以打击为主的政策。
杨广自幼学习佛教，积累了相当深厚的佛教素养，在他坐镇江南时，以江南佛教界的最大护法者自许，大力的恢复和发展南方的佛教，不惜耗费巨资兴建寺庙。花费了巨资修葺寺庙。
除此之外。他也积极的拉拢江南佛教界的得道高僧，与智觊、法藏、吉藏、慧觉、惠则、灌顶、极暄等许多僧人保持较为密切的往来，其中，最著名的高僧就是天台宗的智觊。
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杨广跪受智觊为居士作的“菩萨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 此后，杨广与智觊往来不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每次杨广回信给智觊时，信末署名总是虔诚和虚心地称自己为“菩萨戒弟子总持” 。杨广还不遗余力的支持智觊创建天台宗，并换来了天台众僧对他的感恩戴德与衷心的拥护。
采取以佛教类似的政策予以笼络江南下层民众。在江南的十年，杨广通过文学与宗教的力量，几乎把江南上中下层人士统统团结到了自己身边，使江南完全归顺到他的统治之下，不再反叛。
二、朝内争斗与江南安定
杨广在江南地区，通过重用江南士人、发展江南文化、扶持佛教这三措施，使得隋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日益稳固。但也给隋朝的统治集团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一）江南士人集团的崛起：上文提到，隋朝的统治集团的核心依然是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军政集团。他们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排外性。但由于杨广在江南地区大力笼络江南士族，使得他对与江南士族较为亲近。因此，当杨广继任皇位之后，为了维护皇权。他便开始大力提拔与自己亲近的江南士族，一些人还参决军国大政，成为炀帝朝的核心成员。这一现象在炀帝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日益明显。
下面我们检阅一下被炀帝所重用的主要江南集团人士有：虞世基，任吏部侍郎，与苏威、宇文述、裴矩、裴蕴等参掌朝政，每遇重大军政要务；裴蕴，大业五年，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麦铁杖，炀帝时，历任莱州刺史、汝南太守、右屯卫大将军；沈光，炀帝拜为朝请大夫。
随着江南士人集团崛起后，也有着在政治上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对其他区域集团，特别是关陇势力进行打击。如：苏威为关陇人物的代表，功高名重。对炀帝征伐高丽与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失误提出异议，犯了忌讳，裴蕴遣人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就这样，江南士人集团的排他性势必与关陇集团发生冲突。而作为王朝最高决策者的隋炀帝在很大程度上是偏袒江南士人集团的。因此，这势必会造成关陇集团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仅是简单政治斗争，它伴随着隋炀帝的不惜民力的统治演变为一场推翻隋朝的大起义。
（二）隋末农民大起义与江南地区反应：隋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举兵伐高丽。同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拉开了隋朝末期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并在数年之间，乱势之火燎原整个中原地区。
隋末群雄蜂起，最主要人物：有李密、窦建德、李渊、王世充等人，这些雄踞一方的政权势力皆来自北方。
而南方者，主要有朱粲、萧铣据地较广，兵力较强；而据长江下游的势力，主要有杜伏威、李子通、沈法兴等。然考察他们的出身，这些“南方”的叛乱者们大多又都是来自北方。
朱粲，毫州城父人。毫州，就是今天的安徽毫县。“初为县佐史。大业末，从军讨长白山贼。遂聚结为群盗。”此后他带兵一路南下，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最后被唐军斩于洛水。
萧铣者，萧严之孙，隋炀帝时，以外戚授罗县令。大业十三年，萧铣自称梁公，率众往巴陵，后又徙据虔州，今江西赣县，自称皇帝，国号楚。
杜伏威，齐州章丘人，今山东章丘县。起兵反隋后，领兵转略到淮南。又攻破高邮，自称总管。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后，拜杜伏威做历阳太守，杜伏威不肯接受，并上表告知越王悀，于是越王封他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
李子通，东海丞人，今山东嶧县西北。大业末加入长白山起义军。没到半年就兵至万人，后他渡过淮河，不久被隋将打败。率余众转到海陵，海陵即今江苏泰县，得士兵二万，自称将军，割据一方。
沈法兴，湖州武康人，即是今浙江武康县。大业末，为吴兴郡守。起初沈法兴并没有领兵反叛，而是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沈法兴才以诛宇文化及为名，在东陽起兵，这更能说明江南对隋炀帝统治的归顺，更不想反叛。
因此，在隋末，叛乱几乎皆起于北方，而后转略南方，南方士族正式起兵的人也是在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后，他们借诛杀宇文化及为名而起兵割据一方，使南方亦处于战乱之中。真正起兵反隋炀帝的南方士族几乎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是与杨广重用江南士人集团，使得其能够支持杨广统治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隋朝江南士人集团的覆灭：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加速了隋王朝的覆亡。公元618年，隋炀帝被弑于江都。标志着隋王朝的覆灭。而江南士人集团也随着他被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公元616年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后，长期滞留江淮，不敢北归。此间，炀帝统治集团基本上江南化，不仅江南士人数量多、权位重，而且北方人物裴矩等也倾向江南集团，炀帝甚至在江南人物的劝说下，打算定都江南，并开始在丹阳营建宫室。炀帝的禁卫军多来自北方，屡有逃亡，于是听从裴矩的建议，让兵士于此成家，试图使其逐渐江南化。这种政策激化了南北官僚的冲突，酿成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史称“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关陇军事贵族子弟宇文化及、智及兄弟和司马德戡等于公元618年三月发动军事政变，刺杀了炀帝，同时“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及诸外戚，无少长皆害之”。所谓“不同己者”，主要是当政的江南人物。如来护儿及其于来楷、来弘、来整，裴蕴及其子裴惜，虞世基及其子虞熙、虞柔、虞晦，另外许善心、袁充等皆遇害。这样，入隋的江南士人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三、结语
从开皇十年（590）到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为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每年只入宫朝见一次，他的多数时间都在扬州。在经营江南的十年当中，长期与江南文士往来，对江南文化日渐迷恋江南文学的审美趣味。隋炀帝对江南文化的迷恋使他用更加宽大的胸襟去包容和学习，也正是这份独特的感情使他的统治与江南牢牢的联系在了一起。
隋炀帝经营江南的十年是成功的，他不仅完成了隋文帝交给他稳定江南的目的，也同时达到了自身在江南所要获得的政治声誉和后方保障。因此，无论是在他即位前还是即位后，他都表现出对江南的极度偏爱，甚至不惜牺牲关陇集团的利益以维护江南士族在政权中的地位，然这种偏爱也加深了南北集团的隔阂与怨隙。江南士族地位的提升完全依赖隋炀帝皇权的保护，一旦失去这份保护，他们的地位与荣耀将不复存在。
“炀帝之世，南北人士久著嫌怨，事变之日，南人将相多遭屠杀，则南人将领不敢自保无忧” ，据史料记载，麦孟才、沈光、钱杰都出自江南士族，也都是南方骁将，三个都为隋炀帝器重，他们也都对隋炀帝存有一份强烈的感激之情，隋炀帝死后，他们想为隋炀帝报仇，结果都被宇文化及所诛。因此，江南士族要拥护隋炀帝借以保全自身。即使到了隋末，朝纲混乱，怨声载道，江南士族仍旧没有反叛，是因为他们深知，隋炀帝已然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除了对往昔的感恩，更有今时的不能与不愿。
关键词：隋炀帝；江南士族；佛教；
中图分类号：G6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6-00339-02在隋灭陈后，南方势力一直不服隋朝的统治，三番五次的进行起义反叛，隋文帝也多次派兵镇压，然就是不能有效的稳定江南。但通过杨广在江南的经略之后，拉拢江南士族集团，发展江南文化。使得隋朝在江南的统治日趋稳固。
一、杨广经略江南的十年
隋开皇九年，隋文帝灭掉陈国，结束了近三百多年得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长期分裂所造成的南北方在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东晋南朝时，南方存在着许多门阀豪族，由于其根植于南方，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他们一直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当进入到统一王朝时期，变成为“亡国之余”。如何处置这股力量？这是以往统治者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
众所周知．隋朝的统治集团的核心依然是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军政集团。这一集团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他们重事功、主进取，对政权有着强烈的垄断性。他们在攻灭北齐后，对山东地区推行高压政策，压制山东士人，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关中与关东两大北方集团的政治对抗，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点前辈史家已多有论述。隋灭陈后，依然“尚关中旧意”，完全不顾江南地区的社会变，引起了开皇十年至十一年江南地区的全境反叛。
北史《北史•苏绰传附苏威传》载：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昭其肉。于是旧陈率土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婕侬诵五教邪！’寻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
从上文我们可知，这场反叛完全是由隋朝统治者不切实际的政策所造成的。
第一，“牧人者尽改变之”．在江南全面并省州、郡、县，罢除陈之故吏，上自地区总管，下至州、县长官，皆以北来之人出任；同时还取消江南世族的特权。
第二，“依内州责户籍”，把隋朝在北方东推行的“大索貌阅”之类的户籍措施， 以“急政”的方式在江南展开．目的是剥夺以广泛隐占人口进行田庄经营的江南世族豪强的经济利益。
第三，“无长幼悉使诵五教”，隋朝统治者想在思想文化上以北方的“五教”制度来整齐规范江南的社会文化，且以“烦鄙之辞”这样粗暴的方式，严重伤害了江士人的感情。以上这些措施，触及到江甫社会的根本问题。也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
开皇十一年，江南的反隋叛乱被初步镇压后，隋文帝也明白了单靠军事镇压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在平叛之后不久，隋高祖又再次起用的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和行政管理。
隋文帝之所以让杨广临危受命，付予重任，是因为隋文帝深知杨广有抚定江南的能力。
杨广，隋文帝第二子，出身关陇军事贵族，但他有一个来自江南士族的妻子。在开皇元年时，十三岁的杨广就被立为了晋王，第二年，他纳萧岿女为晋王妃，萧梁宗室素来崇尚文学，晋王妃也是一个性婉顺、有智识、好学善属文的南方女子，杨广也特别的宠爱她，敬重她。通过她，杨广对于江南文化也有一定了解加深了与江南的联系。更加容易与江南人士接触。
开皇九年平灭陈国之时，杨广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但是在稳定江南方面确实有巨大的建树。在平陈之际，杨广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杨广命令“高潁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藏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从开皇十年（590）至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开皇十二年，杨广派郭衍、晋王府参军段达等人配合杨素的军事行动，用武力迅速平定了江南之乱。江南的叛乱是解决了，但要如何稳定江南，使其归顺于隋朝统治，不再反叛却是杨广面临的一大难题，一旦治理措施不当，都有可能重燃叛乱之火。
面对当时的情形，对于谙熟江南文化的杨广来说，他深知必须打破阻碍南方人成为忠于隋朝政权的诸多政治文化隔阂，改变对南方文化的歧视，消除南北分歧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接受他们对自身文化基础的认同，从而使南方势力驯服于隋的统治。对于完成这项艰难而复杂的事业，杨广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能。
（一）重用江南士人：平定叛乱之后，杨广着手稳定江南，团结江南士族，消弭他们的反隋情绪。
首先，杨广对原先关中本位的高压政策给予了很大的调整，改变了隋文帝对江南士族的排挤和鄙视态度，开始广泛的收纳江南人士，令原为后梁侍中、后任晋王府咨议参军的河东柳广泛招引旧陈才俊，充晋王府学士，如有：诸葛颍、王胄、虞世南、虞世基、虞绰、庾自直、徐则、徐仪、袁宪等江南士人。通过大量擢拔南方有威望的士族，在他们的帮助下安抚民众，或者让他们建言献策，使得杨广能够更好的稳定江南。
（二）发展江南文化：随着与江南士人接触的增加，杨广对江南文化的认识日益广泛、深入，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受江南文化熏陶的统一帝国的统治者。正因为如此，他改变了传统的视江南为化外蛮荒之地的陈见，对江南文化表现出尊重的态度，并大胆地从中汲取养分。江南文化成就最大的是文学艺术，杨广好文雅，与他交结的也多是文学之士。
如柳酱在文帝时去职，杨广招为谘议参军，以师友处之，每有文词之作，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虞绰，素有“虞郎之文，无以尚也”的赞誉，杨广引为学士，令其与虞世南、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虞绰笔削之处，炀帝未尝不称善。从中可以看出，炀帝重视文学，亲自创作，其表现手法及内容，都深受江南士人的影响。这与隋初李谔上文帝书中痛斥江南文学为邪道的观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三）扶持佛教：除了拉拢江南有名望的士族与有识之士外，杨广还充分利用大多数江南士族信奉佛教的特点，通过共同的文化信仰，发展和恢复南方佛教，团结和笼络高僧，再借得道高僧在江南人士中的声望来拉拢民众，逐步消除民众对隋的反抗情绪。这一点充分改变了隋文帝对南方佛教以打击为主的政策。
杨广自幼学习佛教，积累了相当深厚的佛教素养，在他坐镇江南时，以江南佛教界的最大护法者自许，大力的恢复和发展南方的佛教，不惜耗费巨资兴建寺庙。花费了巨资修葺寺庙。
除此之外。他也积极的拉拢江南佛教界的得道高僧，与智觊、法藏、吉藏、慧觉、惠则、灌顶、极暄等许多僧人保持较为密切的往来，其中，最著名的高僧就是天台宗的智觊。
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杨广跪受智觊为居士作的“菩萨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 此后，杨广与智觊往来不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每次杨广回信给智觊时，信末署名总是虔诚和虚心地称自己为“菩萨戒弟子总持” 。杨广还不遗余力的支持智觊创建天台宗，并换来了天台众僧对他的感恩戴德与衷心的拥护。
采取以佛教类似的政策予以笼络江南下层民众。在江南的十年，杨广通过文学与宗教的力量，几乎把江南上中下层人士统统团结到了自己身边，使江南完全归顺到他的统治之下，不再反叛。
二、朝内争斗与江南安定
杨广在江南地区，通过重用江南士人、发展江南文化、扶持佛教这三措施，使得隋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日益稳固。但也给隋朝的统治集团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一）江南士人集团的崛起：上文提到，隋朝的统治集团的核心依然是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军政集团。他们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排外性。但由于杨广在江南地区大力笼络江南士族，使得他对与江南士族较为亲近。因此，当杨广继任皇位之后，为了维护皇权。他便开始大力提拔与自己亲近的江南士族，一些人还参决军国大政，成为炀帝朝的核心成员。这一现象在炀帝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日益明显。
下面我们检阅一下被炀帝所重用的主要江南集团人士有：虞世基，任吏部侍郎，与苏威、宇文述、裴矩、裴蕴等参掌朝政，每遇重大军政要务；裴蕴，大业五年，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麦铁杖，炀帝时，历任莱州刺史、汝南太守、右屯卫大将军；沈光，炀帝拜为朝请大夫。
随着江南士人集团崛起后，也有着在政治上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对其他区域集团，特别是关陇势力进行打击。如：苏威为关陇人物的代表，功高名重。对炀帝征伐高丽与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失误提出异议，犯了忌讳，裴蕴遣人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就这样，江南士人集团的排他性势必与关陇集团发生冲突。而作为王朝最高决策者的隋炀帝在很大程度上是偏袒江南士人集团的。因此，这势必会造成关陇集团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仅是简单政治斗争，它伴随着隋炀帝的不惜民力的统治演变为一场推翻隋朝的大起义。
（二）隋末农民大起义与江南地区反应：隋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举兵伐高丽。同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拉开了隋朝末期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并在数年之间，乱势之火燎原整个中原地区。
隋末群雄蜂起，最主要人物：有李密、窦建德、李渊、王世充等人，这些雄踞一方的政权势力皆来自北方。
而南方者，主要有朱粲、萧铣据地较广，兵力较强；而据长江下游的势力，主要有杜伏威、李子通、沈法兴等。然考察他们的出身，这些“南方”的叛乱者们大多又都是来自北方。
朱粲，毫州城父人。毫州，就是今天的安徽毫县。“初为县佐史。大业末，从军讨长白山贼。遂聚结为群盗。”此后他带兵一路南下，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最后被唐军斩于洛水。
萧铣者，萧严之孙，隋炀帝时，以外戚授罗县令。大业十三年，萧铣自称梁公，率众往巴陵，后又徙据虔州，今江西赣县，自称皇帝，国号楚。
杜伏威，齐州章丘人，今山东章丘县。起兵反隋后，领兵转略到淮南。又攻破高邮，自称总管。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后，拜杜伏威做历阳太守，杜伏威不肯接受，并上表告知越王悀，于是越王封他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
李子通，东海丞人，今山东嶧县西北。大业末加入长白山起义军。没到半年就兵至万人，后他渡过淮河，不久被隋将打败。率余众转到海陵，海陵即今江苏泰县，得士兵二万，自称将军，割据一方。
沈法兴，湖州武康人，即是今浙江武康县。大业末，为吴兴郡守。起初沈法兴并没有领兵反叛，而是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沈法兴才以诛宇文化及为名，在东陽起兵，这更能说明江南对隋炀帝统治的归顺，更不想反叛。
因此，在隋末，叛乱几乎皆起于北方，而后转略南方，南方士族正式起兵的人也是在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后，他们借诛杀宇文化及为名而起兵割据一方，使南方亦处于战乱之中。真正起兵反隋炀帝的南方士族几乎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是与杨广重用江南士人集团，使得其能够支持杨广统治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隋朝江南士人集团的覆灭：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加速了隋王朝的覆亡。公元618年，隋炀帝被弑于江都。标志着隋王朝的覆灭。而江南士人集团也随着他被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公元616年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后，长期滞留江淮，不敢北归。此间，炀帝统治集团基本上江南化，不仅江南士人数量多、权位重，而且北方人物裴矩等也倾向江南集团，炀帝甚至在江南人物的劝说下，打算定都江南，并开始在丹阳营建宫室。炀帝的禁卫军多来自北方，屡有逃亡，于是听从裴矩的建议，让兵士于此成家，试图使其逐渐江南化。这种政策激化了南北官僚的冲突，酿成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史称“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关陇军事贵族子弟宇文化及、智及兄弟和司马德戡等于公元618年三月发动军事政变，刺杀了炀帝，同时“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及诸外戚，无少长皆害之”。所谓“不同己者”，主要是当政的江南人物。如来护儿及其于来楷、来弘、来整，裴蕴及其子裴惜，虞世基及其子虞熙、虞柔、虞晦，另外许善心、袁充等皆遇害。这样，入隋的江南士人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三、结语
从开皇十年（590）到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为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每年只入宫朝见一次，他的多数时间都在扬州。在经营江南的十年当中，长期与江南文士往来，对江南文化日渐迷恋江南文学的审美趣味。隋炀帝对江南文化的迷恋使他用更加宽大的胸襟去包容和学习，也正是这份独特的感情使他的统治与江南牢牢的联系在了一起。
隋炀帝经营江南的十年是成功的，他不仅完成了隋文帝交给他稳定江南的目的，也同时达到了自身在江南所要获得的政治声誉和后方保障。因此，无论是在他即位前还是即位后，他都表现出对江南的极度偏爱，甚至不惜牺牲关陇集团的利益以维护江南士族在政权中的地位，然这种偏爱也加深了南北集团的隔阂与怨隙。江南士族地位的提升完全依赖隋炀帝皇权的保护，一旦失去这份保护，他们的地位与荣耀将不复存在。
“炀帝之世，南北人士久著嫌怨，事变之日，南人将相多遭屠杀，则南人将领不敢自保无忧” ，据史料记载，麦孟才、沈光、钱杰都出自江南士族，也都是南方骁将，三个都为隋炀帝器重，他们也都对隋炀帝存有一份强烈的感激之情，隋炀帝死后，他们想为隋炀帝报仇，结果都被宇文化及所诛。因此，江南士族要拥护隋炀帝借以保全自身。即使到了隋末，朝纲混乱，怨声载道，江南士族仍旧没有反叛，是因为他们深知，隋炀帝已然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除了对往昔的感恩，更有今时的不能与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