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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菅人命的潜规则有啥面子
彭忠富(四川)
海南蔬菜滞销后，菜农、经销商蒙受巨大损失，这是市场规则的惩罚。谁跟消费者的菜篮子过不去，消费者就坚决抛弃他们。海南农检部门很委屈，表示特别不理解，认为武汉不应该曝光毒豇豆。按照通常做法只限于内部通告，兄弟单位应该打个招呼，他们可以派技术部门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这已经是业内的“潜规则”。武汉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没有给农业部留面子。
这样的潜规则让人心寒，根本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如果武汉这次按照潜规则办事，给三亚市留面子，给农业部留面子，那么海南毒豇豆将全部进入消费者的餐桌。食品安全一旦出了问题，不是积极地想办法应对，而是希望对方手下留情不予曝光，留面子，这是无耻的官僚主义。
官员财产申报多学俞正声
刘克梅(河南)
想到了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的明确表态，有记者问，“你的财产申报了没有”。俞正声说：“我每年都如实申报，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可以去中纪委查一查。”同样都是高层官员，俞正声就敢申报、不怕申报、积极申报、按时申报。“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只能认为，一位官员如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问心无愧的话，主动公布一下财产不但不会损失什么，还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民众信任和康洁口碑。
主动申报，比被动申报更具有值得信赖的清廉动机和自信。一般而言，高层领导树大招风，更能引来是是非非，与其让人们胡乱猜测与怀疑，不敢申报，不如用“清水思维”进行无声反击，主动申报。这种廉洁自信与积极的政治心态，更有助于构建坦荡无私的君子风度：人家省部级干部都申报财产了，级别稍低的官员就更该义不容辞地跟上去。
“官员读博”怎一个腐败解释得了
刘英团(河南)
“官员读博假多真少”，可谓震聋发聩。将官员读博作为反腐败大事来抓，既要责成读博官员作出自查，将自己读博情况公示，如不符合读博条件或者学位资格有假者，必须限期退学或者交出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且高校也要展开自查，凡是未经合法程序或者有弄虚作假情节者，一律取消学籍或收回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杨春时教授可谓用心良苦。其实美国就不乏这样的例子。据说一个美国白领本科毕业后又到原来的大学读硕士，最后发现硕士论文造假，结果该大学不但取消了他硕士答辩资格，还取消了他本科的学士学位，就连单位闻讯后也解除聘用。试想，如果能从制度上改革官员的选拔升迁机制，控制官员在学历教育方面的特权，严禁官员在学历、学术方面造假，刹住一些高校在学历、学术方面的媚官之风，官员们还会竞相读博吗?
全面禁烟更要纠正“文化陋习”
雷振岳(河南)
为了维持所谓的体面社交，人们不得不在捏着鼻子品尝乌烟瘴气，不得不在拒绝中适应这种不良世俗以及“被污染的社会空气”。其结果是，很严厉的禁烟措施成为悬空，比如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禁止吸烟的33家公共场所中有29家不同程度存在吸烟现象，比例接近90％，且大部分场所没有工作人员劝阻。另据报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在北京的10家医院建立了戒烟诊所，但现在只剩下了两家。黑龙江省“不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为规范至今已成为纸上谈兵。
真要禁烟，我们就要多从文化上着手。比如“烟鬼”在美国处处受到限制。“即便是偶尔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很快就会有人提醒他，人们通常会拍拍吸烟者的肩膀，并指指禁止吸烟的标志。而一些在马路边吸烟的人有时还会遭到过路行人‘白眼’”。禁烟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吸烟者处处感到“受歧视”和“不自由”，越来越多的“烟鬼”加入到戒烟的行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旦被发现在禁烟公共场所吸烟，罚款可高达200美元。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禁烟运动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们也应该本着“健康第一，毋庸置疑”的原则，进行“不吸烟才是真正的绅士和雅士”的舆论和观念宣传，让无烟文化、不吸烟观念沉淀到更多人的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倡导“不吸烟也不让烟”的时尚交际文化，更多年青人认同了无烟文化，戒烟禁烟效果就会好起来。
普通工薪阶层不应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
孙瑞灼(福建)
有关部门不上调个税起征点的真正原因在于，担心个税调整给财政增收带来压力。显然，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有关方面又陷入了旧思维。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国家财政负担，而在个人所得税本身的公平问题上考虑较少。事实上，个人所得税作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税种，更多承担的是调节社会财富、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不是国家敛财的工具。
个人所得税一直被认为是刺激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最热门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内需不足的背景下，上调个税起征点、降低普通工薪阶层的税收担负，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和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上调个税起征点，虽然对巨额的财政支出需求可能构成一定压力，但这种压力正好能成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动力。对于大规模减税会削弱政府财政能力的担心，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目前中国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不会有财政失衡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个税起征点不仅要上调，而且要调到合理位置。
对外开放明显滞后对内开放更加滞后
郭文婧(湖北)
扩大对内开放，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课题，急之又急的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需要解决：一是赋予民资和全体公民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要彻底打破垄断，要彻底消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要让全体公民公平地参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二是加快现代政府建设的力度，要加快建设公共财政的速度，把财政更多更好地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要加快精简、廉洁、高效政府的建设速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和公民发展的体制成本；三是要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配套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要进一步扩大民权，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强化法制和法治，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为一个健全、统一、开放的国内环境创造好的基础和环境。
能不能先把公车私用抓出个样?
宁玉碎(北京)
一提到“三公消费”，尤其是公车私用，老百娃无不恨得牙痒痒。这倒不是说公车私用比起其他“二公消费”来更奢侈浪费，社会危害性更大，而是其更加“明目张胆、有恃无恐、尽人皆知”!
你说公车私用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管吗?依笔者看，实际一点都不难。关键就在于有关部门的态度，决策领导的决心。
之所以这个问题提了好多年而没有进展，关键是管理这一事项的各级领导本身，屁股下边就压着“自己说了算，随心所欲用”的一辆甚至多辆公车。要是整治公车私用，对他们来说岂不是引火烧身，割自己的肉?
“用工荒”：中国《劳动法》还需出重拳
左担道(江苏)
“用工荒”的出现，暴露出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对于薪水发放诚信的缺失，已经非常严重，这也大大加重了中国工人对个人维权法律的负担；“用工荒”的出现足以证明，其对企业正常的运行和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如果任由发展下去，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制造业发展的绊脚石。保障中国工人获得相应的薪水和加班费，不仅可以遏制当前企业秩序混乱，肆意违法的嚣张，更可以迫使一些企业，放弃“以少胜多”，依靠躲避法律，获得更大经济效益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他们将目光转向、吸收社会上更多失业人员上岗，为减少国家的失业率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法治进步的良好表现
孟桢尧(四川)
农民或者说公民，与政府机关有矛盾，运用《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的事早已有之。当然，与之相对应，官告民，这也是合理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不光靠政府说了算，而是法官说了算，这是法治进步的良好表现。但我们的法院在这方面，就要提高要求了。绝不能把农民合法向政府要价的权利定义为敲诈，而应该就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司法鉴定等手段，让政府机关与上访农民在赔偿价格上，达成最终的统一。这样不但平息了上访，构建了和谐，而且还让法治社会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可谓一举两得也。
彭忠富(四川)
海南蔬菜滞销后，菜农、经销商蒙受巨大损失，这是市场规则的惩罚。谁跟消费者的菜篮子过不去，消费者就坚决抛弃他们。海南农检部门很委屈，表示特别不理解，认为武汉不应该曝光毒豇豆。按照通常做法只限于内部通告，兄弟单位应该打个招呼，他们可以派技术部门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这已经是业内的“潜规则”。武汉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没有给农业部留面子。
这样的潜规则让人心寒，根本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如果武汉这次按照潜规则办事，给三亚市留面子，给农业部留面子，那么海南毒豇豆将全部进入消费者的餐桌。食品安全一旦出了问题，不是积极地想办法应对，而是希望对方手下留情不予曝光，留面子，这是无耻的官僚主义。
官员财产申报多学俞正声
刘克梅(河南)
想到了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的明确表态，有记者问，“你的财产申报了没有”。俞正声说：“我每年都如实申报，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可以去中纪委查一查。”同样都是高层官员，俞正声就敢申报、不怕申报、积极申报、按时申报。“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只能认为，一位官员如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问心无愧的话，主动公布一下财产不但不会损失什么，还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民众信任和康洁口碑。
主动申报，比被动申报更具有值得信赖的清廉动机和自信。一般而言，高层领导树大招风，更能引来是是非非，与其让人们胡乱猜测与怀疑，不敢申报，不如用“清水思维”进行无声反击，主动申报。这种廉洁自信与积极的政治心态，更有助于构建坦荡无私的君子风度：人家省部级干部都申报财产了，级别稍低的官员就更该义不容辞地跟上去。
“官员读博”怎一个腐败解释得了
刘英团(河南)
“官员读博假多真少”，可谓震聋发聩。将官员读博作为反腐败大事来抓，既要责成读博官员作出自查，将自己读博情况公示，如不符合读博条件或者学位资格有假者，必须限期退学或者交出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且高校也要展开自查，凡是未经合法程序或者有弄虚作假情节者，一律取消学籍或收回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杨春时教授可谓用心良苦。其实美国就不乏这样的例子。据说一个美国白领本科毕业后又到原来的大学读硕士，最后发现硕士论文造假，结果该大学不但取消了他硕士答辩资格，还取消了他本科的学士学位，就连单位闻讯后也解除聘用。试想，如果能从制度上改革官员的选拔升迁机制，控制官员在学历教育方面的特权，严禁官员在学历、学术方面造假，刹住一些高校在学历、学术方面的媚官之风，官员们还会竞相读博吗?
全面禁烟更要纠正“文化陋习”
雷振岳(河南)
为了维持所谓的体面社交，人们不得不在捏着鼻子品尝乌烟瘴气，不得不在拒绝中适应这种不良世俗以及“被污染的社会空气”。其结果是，很严厉的禁烟措施成为悬空，比如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禁止吸烟的33家公共场所中有29家不同程度存在吸烟现象，比例接近90％，且大部分场所没有工作人员劝阻。另据报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在北京的10家医院建立了戒烟诊所，但现在只剩下了两家。黑龙江省“不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为规范至今已成为纸上谈兵。
真要禁烟，我们就要多从文化上着手。比如“烟鬼”在美国处处受到限制。“即便是偶尔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很快就会有人提醒他，人们通常会拍拍吸烟者的肩膀，并指指禁止吸烟的标志。而一些在马路边吸烟的人有时还会遭到过路行人‘白眼’”。禁烟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吸烟者处处感到“受歧视”和“不自由”，越来越多的“烟鬼”加入到戒烟的行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旦被发现在禁烟公共场所吸烟，罚款可高达200美元。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禁烟运动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们也应该本着“健康第一，毋庸置疑”的原则，进行“不吸烟才是真正的绅士和雅士”的舆论和观念宣传，让无烟文化、不吸烟观念沉淀到更多人的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倡导“不吸烟也不让烟”的时尚交际文化，更多年青人认同了无烟文化，戒烟禁烟效果就会好起来。
普通工薪阶层不应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
孙瑞灼(福建)
有关部门不上调个税起征点的真正原因在于，担心个税调整给财政增收带来压力。显然，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有关方面又陷入了旧思维。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国家财政负担，而在个人所得税本身的公平问题上考虑较少。事实上，个人所得税作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税种，更多承担的是调节社会财富、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不是国家敛财的工具。
个人所得税一直被认为是刺激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最热门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内需不足的背景下，上调个税起征点、降低普通工薪阶层的税收担负，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和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上调个税起征点，虽然对巨额的财政支出需求可能构成一定压力，但这种压力正好能成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动力。对于大规模减税会削弱政府财政能力的担心，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目前中国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不会有财政失衡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个税起征点不仅要上调，而且要调到合理位置。
对外开放明显滞后对内开放更加滞后
郭文婧(湖北)
扩大对内开放，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课题，急之又急的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需要解决：一是赋予民资和全体公民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要彻底打破垄断，要彻底消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要让全体公民公平地参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二是加快现代政府建设的力度，要加快建设公共财政的速度，把财政更多更好地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要加快精简、廉洁、高效政府的建设速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和公民发展的体制成本；三是要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配套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要进一步扩大民权，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强化法制和法治，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为一个健全、统一、开放的国内环境创造好的基础和环境。
能不能先把公车私用抓出个样?
宁玉碎(北京)
一提到“三公消费”，尤其是公车私用，老百娃无不恨得牙痒痒。这倒不是说公车私用比起其他“二公消费”来更奢侈浪费，社会危害性更大，而是其更加“明目张胆、有恃无恐、尽人皆知”!
你说公车私用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管吗?依笔者看，实际一点都不难。关键就在于有关部门的态度，决策领导的决心。
之所以这个问题提了好多年而没有进展，关键是管理这一事项的各级领导本身，屁股下边就压着“自己说了算，随心所欲用”的一辆甚至多辆公车。要是整治公车私用，对他们来说岂不是引火烧身，割自己的肉?
“用工荒”：中国《劳动法》还需出重拳
左担道(江苏)
“用工荒”的出现，暴露出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对于薪水发放诚信的缺失，已经非常严重，这也大大加重了中国工人对个人维权法律的负担；“用工荒”的出现足以证明，其对企业正常的运行和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如果任由发展下去，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制造业发展的绊脚石。保障中国工人获得相应的薪水和加班费，不仅可以遏制当前企业秩序混乱，肆意违法的嚣张，更可以迫使一些企业，放弃“以少胜多”，依靠躲避法律，获得更大经济效益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他们将目光转向、吸收社会上更多失业人员上岗，为减少国家的失业率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法治进步的良好表现
孟桢尧(四川)
农民或者说公民，与政府机关有矛盾，运用《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的事早已有之。当然，与之相对应，官告民，这也是合理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不光靠政府说了算，而是法官说了算，这是法治进步的良好表现。但我们的法院在这方面，就要提高要求了。绝不能把农民合法向政府要价的权利定义为敲诈，而应该就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司法鉴定等手段，让政府机关与上访农民在赔偿价格上，达成最终的统一。这样不但平息了上访，构建了和谐，而且还让法治社会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可谓一举两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