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尔街到法兰克福，从伦敦到还相对封闭的国内，金融行业高管的声誉和形象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过去在公众心目中，金领阶层的他们衣冠楚楚，收入优渥，骨子里带着“我主宰世界”的自负；现在大众投给他们的视线里写满了“贪婪”、“可耻”、“道德败坏”、“骗子”，他们灰头土脸，成了过街老鼠。
　　
　　愤怒的火山
　　
　　
　　在网友的一片骂声中，也有网友留言道：“天价薪酬的症结不是在于天价，而是是否为市场合理的薪酬标准。国泰君安的高层拿个几百万没啥的。市场上，这样的人才就是这种标准。不给到那个数，人家为啥要继续呆在国泰君安这样的国有企业，而不去外资？外资投行中刚毕业才两三年的小家伙们，一年都能拿100多万呢，外资投行中的保荐人都是每年几百万的身价。同样的人才，同样的能力，不愿意支付市场标准的薪酬，就留不住人才，到最后伤害的只会是国有企业本身……”
　　北京正略钧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问杜艳华以唐骏为例，“唐骏去上海复星集团的“合约期”薪酬为10亿元一次性付清的原始股，一个规模在300人左右的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动辄百万，从这点看，如果国企高管能力符合岗位要求的话，千万的薪酬未必算高。”
　　杜艳华认为：“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业务量下降，到底是应该裁员还是应该限薪呢？我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他们的员工都可以在整个人才市场上流动，并且‘河边芦苇处处有，山中奇松无处寻’。”
　　北京一家金融机构老总担心，限薪后人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央行从外地往总行调人，江浙一带的都不愿意进京，更多是东北、西北等地区的干部愿意到北京来。”
　　知名经济学博士马红漫在其文章中透露，中投公司在全球招聘精英，但是来应聘的很多人在10万美元年薪前却步，“中投业绩不好，未始不与此相关”。
　　杜艳华认为，“限薪后，可替代性强的人员往往更容易接受，继续保留在企业中，而一些可替代性弱、有多家猎头公司跟踪的人员，更倾向于另谋发展。‘危机’不仅会出现企业收购抄底、股市抄底，也会有人才抄底。”
　　有不少质疑者表示，面对低薪，一些精英人士可能离职，或自立门户，或投奔外资机构及对冲基金——在那里，薪酬不会受到限制。此举必将打击管理层工作积极性，造成优秀人才流失，从而阻碍金融业尽快走出困境。
　　
　　中国式限薪
　　
　　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并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太大的牵连，国人对金融行业高薪的抵触更是出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怨愤。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中国的银行业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业绩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前几年推行上市前国家花了巨额代价买走的呆坏账的基础上的，因此公司业绩快速增张的功劳怎么能完全算在高管头上呢？
　　不仅如此，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中最为垄断、最受政策惠顾的行业，存贷款之间的差距，决定着它必然旱涝保收，业绩增长中，哪是由于政策性和垄断性因素，哪些是出于高管自身的决策和努力，谁也说不清楚。
　　从2007年银行高管薪酬的情况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报酬总额税前179.5万元，行长杨凯生171.1万元，两位副行长在150万元。交行董事长蒋超良195.18万元，行长李军187.83万元。中行董事长肖钢税前合计167.5万元，行长李礼辉171.6万元，副行长李旱航165.7万元。
　　股份制银行中，除了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前报酬为963.1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税前年薪为648.6万元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还算“保守”。
　　此次限薪，对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是天价高薪最耀眼的几个公司，民生、平安、深发展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不在受限之列，而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薪酬大部分没有达到280万元上限标准，因此舆论怀疑，限薪令会否成为一纸空文？
　　除此以外，中国式限薪呈现出独有的复杂状态。比如，股份制金融企业是否也要被限?
　　反对者认为，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本来就更贴近市场，是从市场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像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那样在发展中得到很多政府支持，限薪不合理。
　　支持方认为，“虽然他们也许没有得到很多政府支持，但是他们出了事国家管不管？肯定要管。这就隐含着国家信用担保，当然要限。”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