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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爱她或者恨她,诽谤她又或是尊崇她,你必须承认的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给美国的国家体制带来了无以计数又无法衡量的影响。
近20年来,被川普称为“最高法院的耻辱”的“臭名昭著”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分别接受了四次癌症治疗。
2019年11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新闻处发布了一条通稿,宣布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在22日的确因为发烧住进了医院,到24日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22日金斯伯格住进医院的时候,在美国曾经引起了一阵恐慌。福克斯新闻甚至已经打出了她的讣告。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们都紧张了起来:当一个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位置空出来之后,总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它极大地影响着未来两党的政纲在法律领域的实施,也常常会意味着民意的转移。
可是谁又能责怪他们对于金斯伯格的健康状况那么紧张呢?她已经86岁了,是美国最高法院里年龄最大的成员。而她的战斗力又那么强,竟然对于年轻的群体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美国的民主党希望她长命百岁,但共和党恨不得她早死早超生。
在2018年的美国纪录片《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开头,是一片恶毒的咒骂:
“她是个妖孽,她是魔鬼的刽子手,她是个魔鬼,她对于我们的宪政传统,没有任何的尊重。”
“她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耻辱。”
“她是个僵尸!”
同时,她也是蕾切尔玛多眼中的“自由主义英雄”,在孙女们口中她是友善的“布比”,而对于她儿时的伙伴们,她仍然是那个从小就活力四射的女孩。布鲁克林亲切的称她是自己人,她也是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榜上有名的法学校友。她在学生面前是“金斯堡教授”,而在美国的最高法庭上,人们尊她为“金斯堡大法官”。在粉丝们中,她是“声名狼藉的RBG(金斯伯格)”,如果你要是不正经的话,估计会叫她“金斯堡小姐”。而不管你爱她或者恨她,诽谤她又或是尊崇她,你必须承认的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给美国的国家体制带来了无以计数又无法衡量的影响。
金斯伯格最初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引人注目,甚或可以说,她像是一个极其精明的政客,八面玲珑。
金斯伯格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胚子,跟随从俄罗斯移民来的父亲和严肃传统的母亲生活,造就了她性格上的温和、冷静与沉默寡言。她符合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传统贤妻良母的所有期待。而事实上,她就是。
她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嫁给了大学学长马丁·金斯伯格,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可是,在女儿一岁半的时候,马丁罹患睾丸癌。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一边帮着丈夫读法学博士(把他同学的笔记、作业复述给病床上的丈夫)。她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她是一个温婉顺从的妻子和女人。痊愈之后先期毕业的丈夫去了纽约当税务律师,她只能从哈佛转校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1959年她毕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雇佣女律师。她顺从地去当了教师,一当就是十几年。那个时候,全美都淹没在平权运动中:种族平权、男女平权。可是金斯伯格一次也没有参加,她只是安静地做着她的研究工作。
不过,她的机会在这时出现了。作为美国民权联盟(ACLU)妇女计划的首席法律顾问,她在10年的时间里连续出庭了6次美国最高法院,并且打赢了其中的5场官司,声名大噪。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最感谢的人是吉米·卡特总统。因为他,金斯伯格才真正走上了法官之路。1981年,她被提名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法官。
1993年,她被克林顿提名的时候,已经60岁了。甚至连克林顿也认为,她年事已高,对于民主党而言,当然要提名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停留得越久的法官越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
但是奇诡的事情发生了:她的丈夫马丁动用了一切的人脉资源,法律界、政界、游说界的人,说服克林顿见她一面——自从金斯伯格成为法官之后,马丁就变成了家庭煮夫,放弃了他已经在纽约十分显赫的律师生涯。
克林顿在见面15分钟之后,就决定了提名。金斯伯格在美国参议院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以96∶3的票数当选。委员会主席动情地说:我对你说的许多事情并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一样……但你已经赢得了我们对于你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信心。
人们觉得一个深刻的谜是:作为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她和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中最死硬派的保守主义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挚友:他们一起到印度出游坐在同一头大象上,他们经常一起相约去看歌剧,斯卡利亚甚至在庭审的时候偷偷说笑话逗金斯伯格,以至于她得掐自己的大腿避免扰乱法庭。
她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以一个激进的、斗士的,甚或是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人们唯一知道的是,金斯伯格是一個不懈的性别平等的抗争者。
金斯伯格出场的时候就是惊艳的。
她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关于男女平等的。
一位女性军官,在参军之后发现,美国男性军官在住房上是有补贴的,但是女性军官却没有。她以为大概就是程序上的问题,于是跑去人事部门找答案。
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人事部门回答说:我们让你加入军队,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你还那么多要求?
她不服,开始找法律援助。可是没人理她。“好女孩不应该那么聒噪。”最后,非赢利的ACLU接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庭审几乎奠定了金斯伯格之后在两性平权上的一贯行为模式:直截了当地直面平等问题,而不是采取各种迂回与程序。她所看到的,是高高地坐在审判台上的9位男性大法官,他们从来不曾感知过何为歧视,何为不平等。 就在这个案子上,她引用了她一生中都常用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要求因为我的性别而给我任何特殊的待遇,我只是要求我的男性兄弟们,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
最后,她以8∶1的大比分胜利,赢了这个案子,却输掉了这个案子所想要设立的两性平等标准:法官认为,这只是一个孤例。
金斯伯格后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要通过不断提出案子,也许6个或者更多。真正的改变,能够延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她的策略是十分高明的。男女平等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女性的案子,也同时应该通过男性的案子来推动,因为可以让男性看见其中的荒谬和真实。
于是1975年,她接了一个鳏夫的案子。一个名叫斯蒂夫的男子,妻子在生产的过程中死亡了。他决意要孤身一人抚养他们的爱情结晶。于是他去到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单亲家庭育儿津贴。但是得到的回复是,只有寡妇才有这个权利,但是鳏夫却没有。
在庭审的时候,金斯伯格让斯蒂夫直接坐在了原告席上,让法官们看清楚了,这回,男女平权的受害者,居然是个男性。而这场官司,全体法官一致裁决,斯蒂夫胜诉。
金斯伯格想要告诉法院,甚至整个美国社会:当歧视存在的时候,受害的,是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在美国最高法院期间,金斯伯格所参与的案件中,并没有多少是属于性别平等的。事实上,应当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的判决,是她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中,赢得最漂亮的一次。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与西点军校齐名的军校,培养了包括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指挥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和“军神”乔治·巴顿将军。中国人也曾深受其惠,抗日战争中的远征军总指挥孙立人将军就毕业于此。在这所学校里,男子气概自然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在前期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也只接受男生。
1990年代,一位高中毕业女生想要申请VMI,却被VMI以学校传统为理由拒绝了。她于是开始起诉VMI。这个案子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成为了美国高法历史上著名的“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6年,该案终审判决以7∶1的投票(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因为儿子在该校就读而回避)决定VMI败诉。金斯伯格大法官代表法院起草多数意见。她在判决书里写道:“有些女子,在体能上能够达到VMI的入学标准,也能够符合学院向来对男性学员所规劃设计的相关课程,如果有机会的话,她们也有意愿就读VMI。该校所宣称的传统,早已违犯了该州对两性平等的法规保障。”她宣布VMI拒绝招收女性,是为违宪。
金斯伯格在法院期间的多数时间里,只有一位女性同事,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法官,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的桑德拉·奥康纳。但是奥康纳并不是在女权问题上非常活跃的法官。
对于金斯伯格来说,在男女平权问题上的抗争,在美国最高法院里几乎是孤独的奋斗。那些尊贵和显赫的男性大法官们,在许多的时候,并不能够理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遭受到了歧视,而金斯伯格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案例,去获取真正而稳定的进步。
她的终极追求,一如她在美国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上所说的,使女性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能够有充分的自主权。
然而,金斯伯格终于没能够把自己冷静、低调和坚持的作风保持到底。
事情的起因,要从2005年约翰·罗伯茨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开始说起。
2007年5月27日,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公司的案子宣判。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宣布原告莱德贝特败诉。
莱德贝特即将从固特异公司退休,直到她任职的最后时间里,她才知道,她的薪资水平,是同样级别的男性员工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她,在漫长的30年时间里,一直是整个固特异整个地区工厂的优秀员工,1996年,她退休的前一年,她还拿过最佳业绩奖。
莱德贝特无法理解这样的歧视性薪资,于是她提起了诉讼。在9年之后,这个案子终于来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罗伯茨法庭所采用的策略是:他们承认了固特异公司存在歧视的现象,但是以程序性的方法宣判她的失败。按照法律规定,她必须在事情发生的180天之内,提出诉讼。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惯例中,在宣布结果之后,首席大法官会指定一名大法官代表投票胜利的多数派,写作法律意见书;其它的多数派法官,如果有其它补充意见的话,也可以写协同意见书;而投票失败的那一方,可以写异议意见书。
这一次,多数派所指定的阿利托大法官,已经彻底被人忘记了。而金斯伯格代表少数派,在法庭上宣读了长达6000多个英文单词的异议意见,是阿利托所使用的时间的两倍。
金斯伯格并不打算回避这个案件中的实质问题,而是直接提出,美国最高法院罔顾了在这场法庭斗争中的真实歧视,却采用了一个程序性的方法,导致了美国最高法院实质上在颠覆1991年所通过的权利法案,使得歧视案件难以获胜。
但这还不是她的炮火的全部。在最后,她直接说:“今天,决定权又一次交回给了国会。正如1991年的情况一样,立法机关有理由关注并纠正本院对《民权法案》第七章的狭隘解读。” 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直接呼吁议会,也就是三权分立中的另外一支,去纠正美国最高法院所犯的错误,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起原本寂寂无闻的案子,立即变成了全美轰动的大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议会的斗争因此展开。2009年,奥巴马总统邀请莱德贝特来到白宫,在她的见证下,签署了《丽丽·莱德贝特薪资平等修正案》。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金斯伯格成为了“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这其实是爱戴她的网友对她的昵称,是以著名说唱歌手“声名狼藉的BIG”演化而来的。
金斯伯格成为了女性的偶像,青年人的偶像,自由派的偶像。她被各种脱口秀模仿,包括《周六夜现场》;她被PS成各种形象,从《穿prada的女魔头》到《神奇女侠》;她被印在各种媒介上,包括杯子、T恤;她甚至成为纹身,出现在男男女女的手臂上。
冷静而沉默了一生的金斯伯格,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却成为了一尊自由派的大炮,甚或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事实上,她一生都奉献给了法律,却从来低调,甚至圆滑。所求者,不过默默地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去真实而长久地改变美国男女平等上的法律设置。
2005年罗伯茨履新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开始急遽右转,美国保守派的力量大为增长,而罗伯茨的理念,与金斯伯格相反,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把美国的法律拉回到1970年时代的状况。而他们更多的理由,是宪法原教旨主义:凡是在美国宪法中没有字面表明的,全都是违宪的,必须通过案例,一个个地拖回去。
在当前的美国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占5席,而自由派占4席,分别是:保守派,65岁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72岁的克拉伦斯·托马斯,70岁的萨缪尔·阿利托,53岁的尼尔·戈萨齐,55岁的布雷特·卡瓦纳;自由派,87岁的金斯伯格,82岁的斯蒂芬·布莱耶,66岁的女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60岁的女法官伊莱娜·卡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罗伯茨加入美国最高法院之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通过提名,各有胜败,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一直维持着非常超然的地位,并且总体上在社会进步上是有共识的,并且在判案的投票上,也几乎不以党派为基础,跑票的情况时有出现。其中著名的女法官奥康纳和她的好朋友安东尼·肯尼迪,都是共和党提名的,反而常常站在自由派一边。
因此,一个相对平衡的美国最高法院,可以说是最佳状态。金斯伯格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前15年时间里,几乎是沉默的力量,恰恰在于法官们多能够秉持中正和尊重彼此的法律理念。
罗伯茨加入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的急遽右转,让所有的自由派法官心急如焚。到2007年,罗伯茨仅仅上任两年,自由派法官在投票中占多数的案子,只有25%。
于是,沉默多年的金斯伯格站到了斗争的最前线,她几乎要以一己之力,让整个美国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改变。
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就在这里,一个程序性国家里,程序的胜利往往就会影响最后的胜利。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金斯伯格的席位,以及已经年高82的布莱耶,能不能挺过特朗普的任期呢?
美国最高法院如果继续增加两席共和党的大法官,几乎就等于是保守派法院了,这可能成为美国司法史的大灾难。
罗伯茨法院已经磨刀霍霍,准备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要点,在于女性是否拥有堕胎的权力。如果这个案件被推翻,金斯伯格一生的奋斗,都将付诸流水。
而金斯伯格在这时候任何一点身体上的毛病,都会成为美国政治的焦點。
金斯伯格曾说,她要干到80岁。可在2006年她改口了,她要干到90岁。
“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在用她的洪荒之力,搭上她一生的性格、行为和声名,去挽救美国一场正在逆转的司法洪流。
(李海燕荐自腾讯新闻·大家)
近20年来,被川普称为“最高法院的耻辱”的“臭名昭著”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分别接受了四次癌症治疗。
2019年11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新闻处发布了一条通稿,宣布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在22日的确因为发烧住进了医院,到24日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22日金斯伯格住进医院的时候,在美国曾经引起了一阵恐慌。福克斯新闻甚至已经打出了她的讣告。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们都紧张了起来:当一个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位置空出来之后,总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它极大地影响着未来两党的政纲在法律领域的实施,也常常会意味着民意的转移。
可是谁又能责怪他们对于金斯伯格的健康状况那么紧张呢?她已经86岁了,是美国最高法院里年龄最大的成员。而她的战斗力又那么强,竟然对于年轻的群体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美国的民主党希望她长命百岁,但共和党恨不得她早死早超生。
在2018年的美国纪录片《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开头,是一片恶毒的咒骂:
“她是个妖孽,她是魔鬼的刽子手,她是个魔鬼,她对于我们的宪政传统,没有任何的尊重。”
“她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耻辱。”
“她是个僵尸!”
同时,她也是蕾切尔玛多眼中的“自由主义英雄”,在孙女们口中她是友善的“布比”,而对于她儿时的伙伴们,她仍然是那个从小就活力四射的女孩。布鲁克林亲切的称她是自己人,她也是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榜上有名的法学校友。她在学生面前是“金斯堡教授”,而在美国的最高法庭上,人们尊她为“金斯堡大法官”。在粉丝们中,她是“声名狼藉的RBG(金斯伯格)”,如果你要是不正经的话,估计会叫她“金斯堡小姐”。而不管你爱她或者恨她,诽谤她又或是尊崇她,你必须承认的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给美国的国家体制带来了无以计数又无法衡量的影响。
政客
金斯伯格最初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引人注目,甚或可以说,她像是一个极其精明的政客,八面玲珑。
金斯伯格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胚子,跟随从俄罗斯移民来的父亲和严肃传统的母亲生活,造就了她性格上的温和、冷静与沉默寡言。她符合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传统贤妻良母的所有期待。而事实上,她就是。
她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嫁给了大学学长马丁·金斯伯格,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可是,在女儿一岁半的时候,马丁罹患睾丸癌。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一边帮着丈夫读法学博士(把他同学的笔记、作业复述给病床上的丈夫)。她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她是一个温婉顺从的妻子和女人。痊愈之后先期毕业的丈夫去了纽约当税务律师,她只能从哈佛转校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1959年她毕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雇佣女律师。她顺从地去当了教师,一当就是十几年。那个时候,全美都淹没在平权运动中:种族平权、男女平权。可是金斯伯格一次也没有参加,她只是安静地做着她的研究工作。
不过,她的机会在这时出现了。作为美国民权联盟(ACLU)妇女计划的首席法律顾问,她在10年的时间里连续出庭了6次美国最高法院,并且打赢了其中的5场官司,声名大噪。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最感谢的人是吉米·卡特总统。因为他,金斯伯格才真正走上了法官之路。1981年,她被提名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法官。
1993年,她被克林顿提名的时候,已经60岁了。甚至连克林顿也认为,她年事已高,对于民主党而言,当然要提名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停留得越久的法官越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
但是奇诡的事情发生了:她的丈夫马丁动用了一切的人脉资源,法律界、政界、游说界的人,说服克林顿见她一面——自从金斯伯格成为法官之后,马丁就变成了家庭煮夫,放弃了他已经在纽约十分显赫的律师生涯。
克林顿在见面15分钟之后,就决定了提名。金斯伯格在美国参议院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以96∶3的票数当选。委员会主席动情地说:我对你说的许多事情并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一样……但你已经赢得了我们对于你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信心。
人们觉得一个深刻的谜是:作为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她和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中最死硬派的保守主义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挚友:他们一起到印度出游坐在同一头大象上,他们经常一起相约去看歌剧,斯卡利亚甚至在庭审的时候偷偷说笑话逗金斯伯格,以至于她得掐自己的大腿避免扰乱法庭。
她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以一个激进的、斗士的,甚或是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人们唯一知道的是,金斯伯格是一個不懈的性别平等的抗争者。
抗争者
金斯伯格出场的时候就是惊艳的。
她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关于男女平等的。
一位女性军官,在参军之后发现,美国男性军官在住房上是有补贴的,但是女性军官却没有。她以为大概就是程序上的问题,于是跑去人事部门找答案。
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人事部门回答说:我们让你加入军队,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你还那么多要求?
她不服,开始找法律援助。可是没人理她。“好女孩不应该那么聒噪。”最后,非赢利的ACLU接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庭审几乎奠定了金斯伯格之后在两性平权上的一贯行为模式:直截了当地直面平等问题,而不是采取各种迂回与程序。她所看到的,是高高地坐在审判台上的9位男性大法官,他们从来不曾感知过何为歧视,何为不平等。 就在这个案子上,她引用了她一生中都常用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要求因为我的性别而给我任何特殊的待遇,我只是要求我的男性兄弟们,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
最后,她以8∶1的大比分胜利,赢了这个案子,却输掉了这个案子所想要设立的两性平等标准:法官认为,这只是一个孤例。
金斯伯格后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要通过不断提出案子,也许6个或者更多。真正的改变,能够延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她的策略是十分高明的。男女平等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女性的案子,也同时应该通过男性的案子来推动,因为可以让男性看见其中的荒谬和真实。
于是1975年,她接了一个鳏夫的案子。一个名叫斯蒂夫的男子,妻子在生产的过程中死亡了。他决意要孤身一人抚养他们的爱情结晶。于是他去到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单亲家庭育儿津贴。但是得到的回复是,只有寡妇才有这个权利,但是鳏夫却没有。
在庭审的时候,金斯伯格让斯蒂夫直接坐在了原告席上,让法官们看清楚了,这回,男女平权的受害者,居然是个男性。而这场官司,全体法官一致裁决,斯蒂夫胜诉。
金斯伯格想要告诉法院,甚至整个美国社会:当歧视存在的时候,受害的,是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在美国最高法院期间,金斯伯格所参与的案件中,并没有多少是属于性别平等的。事实上,应当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的判决,是她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中,赢得最漂亮的一次。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与西点军校齐名的军校,培养了包括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指挥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和“军神”乔治·巴顿将军。中国人也曾深受其惠,抗日战争中的远征军总指挥孙立人将军就毕业于此。在这所学校里,男子气概自然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在前期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也只接受男生。
1990年代,一位高中毕业女生想要申请VMI,却被VMI以学校传统为理由拒绝了。她于是开始起诉VMI。这个案子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成为了美国高法历史上著名的“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6年,该案终审判决以7∶1的投票(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因为儿子在该校就读而回避)决定VMI败诉。金斯伯格大法官代表法院起草多数意见。她在判决书里写道:“有些女子,在体能上能够达到VMI的入学标准,也能够符合学院向来对男性学员所规劃设计的相关课程,如果有机会的话,她们也有意愿就读VMI。该校所宣称的传统,早已违犯了该州对两性平等的法规保障。”她宣布VMI拒绝招收女性,是为违宪。
金斯伯格在法院期间的多数时间里,只有一位女性同事,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法官,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的桑德拉·奥康纳。但是奥康纳并不是在女权问题上非常活跃的法官。
对于金斯伯格来说,在男女平权问题上的抗争,在美国最高法院里几乎是孤独的奋斗。那些尊贵和显赫的男性大法官们,在许多的时候,并不能够理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遭受到了歧视,而金斯伯格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案例,去获取真正而稳定的进步。
她的终极追求,一如她在美国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上所说的,使女性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能够有充分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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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斯伯格终于没能够把自己冷静、低调和坚持的作风保持到底。
事情的起因,要从2005年约翰·罗伯茨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开始说起。
2007年5月27日,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公司的案子宣判。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宣布原告莱德贝特败诉。
莱德贝特即将从固特异公司退休,直到她任职的最后时间里,她才知道,她的薪资水平,是同样级别的男性员工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她,在漫长的30年时间里,一直是整个固特异整个地区工厂的优秀员工,1996年,她退休的前一年,她还拿过最佳业绩奖。
莱德贝特无法理解这样的歧视性薪资,于是她提起了诉讼。在9年之后,这个案子终于来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罗伯茨法庭所采用的策略是:他们承认了固特异公司存在歧视的现象,但是以程序性的方法宣判她的失败。按照法律规定,她必须在事情发生的180天之内,提出诉讼。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惯例中,在宣布结果之后,首席大法官会指定一名大法官代表投票胜利的多数派,写作法律意见书;其它的多数派法官,如果有其它补充意见的话,也可以写协同意见书;而投票失败的那一方,可以写异议意见书。
这一次,多数派所指定的阿利托大法官,已经彻底被人忘记了。而金斯伯格代表少数派,在法庭上宣读了长达6000多个英文单词的异议意见,是阿利托所使用的时间的两倍。
金斯伯格并不打算回避这个案件中的实质问题,而是直接提出,美国最高法院罔顾了在这场法庭斗争中的真实歧视,却采用了一个程序性的方法,导致了美国最高法院实质上在颠覆1991年所通过的权利法案,使得歧视案件难以获胜。
但这还不是她的炮火的全部。在最后,她直接说:“今天,决定权又一次交回给了国会。正如1991年的情况一样,立法机关有理由关注并纠正本院对《民权法案》第七章的狭隘解读。” 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直接呼吁议会,也就是三权分立中的另外一支,去纠正美国最高法院所犯的错误,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起原本寂寂无闻的案子,立即变成了全美轰动的大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议会的斗争因此展开。2009年,奥巴马总统邀请莱德贝特来到白宫,在她的见证下,签署了《丽丽·莱德贝特薪资平等修正案》。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金斯伯格成为了“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这其实是爱戴她的网友对她的昵称,是以著名说唱歌手“声名狼藉的BIG”演化而来的。
金斯伯格成为了女性的偶像,青年人的偶像,自由派的偶像。她被各种脱口秀模仿,包括《周六夜现场》;她被PS成各种形象,从《穿prada的女魔头》到《神奇女侠》;她被印在各种媒介上,包括杯子、T恤;她甚至成为纹身,出现在男男女女的手臂上。
冷静而沉默了一生的金斯伯格,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却成为了一尊自由派的大炮,甚或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事实上,她一生都奉献给了法律,却从来低调,甚至圆滑。所求者,不过默默地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去真实而长久地改变美国男女平等上的法律设置。
2005年罗伯茨履新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开始急遽右转,美国保守派的力量大为增长,而罗伯茨的理念,与金斯伯格相反,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把美国的法律拉回到1970年时代的状况。而他们更多的理由,是宪法原教旨主义:凡是在美国宪法中没有字面表明的,全都是违宪的,必须通过案例,一个个地拖回去。
在当前的美国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占5席,而自由派占4席,分别是:保守派,65岁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72岁的克拉伦斯·托马斯,70岁的萨缪尔·阿利托,53岁的尼尔·戈萨齐,55岁的布雷特·卡瓦纳;自由派,87岁的金斯伯格,82岁的斯蒂芬·布莱耶,66岁的女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60岁的女法官伊莱娜·卡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罗伯茨加入美国最高法院之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通过提名,各有胜败,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一直维持着非常超然的地位,并且总体上在社会进步上是有共识的,并且在判案的投票上,也几乎不以党派为基础,跑票的情况时有出现。其中著名的女法官奥康纳和她的好朋友安东尼·肯尼迪,都是共和党提名的,反而常常站在自由派一边。
因此,一个相对平衡的美国最高法院,可以说是最佳状态。金斯伯格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前15年时间里,几乎是沉默的力量,恰恰在于法官们多能够秉持中正和尊重彼此的法律理念。
罗伯茨加入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的急遽右转,让所有的自由派法官心急如焚。到2007年,罗伯茨仅仅上任两年,自由派法官在投票中占多数的案子,只有25%。
于是,沉默多年的金斯伯格站到了斗争的最前线,她几乎要以一己之力,让整个美国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改变。
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就在这里,一个程序性国家里,程序的胜利往往就会影响最后的胜利。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金斯伯格的席位,以及已经年高82的布莱耶,能不能挺过特朗普的任期呢?
美国最高法院如果继续增加两席共和党的大法官,几乎就等于是保守派法院了,这可能成为美国司法史的大灾难。
罗伯茨法院已经磨刀霍霍,准备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要点,在于女性是否拥有堕胎的权力。如果这个案件被推翻,金斯伯格一生的奋斗,都将付诸流水。
而金斯伯格在这时候任何一点身体上的毛病,都会成为美国政治的焦點。
金斯伯格曾说,她要干到80岁。可在2006年她改口了,她要干到90岁。
“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在用她的洪荒之力,搭上她一生的性格、行为和声名,去挽救美国一场正在逆转的司法洪流。
(李海燕荐自腾讯新闻·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