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一号，就是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现在已经称为张自忠路三号了。铁狮子胡同在我记事时早就荡然无存，后来的张自忠路也被一改再改，时而成了工农兵东大街，时而成了地安门东大街，时而又成了东四十条的延伸，最后终于修了一条宽敞无比的平安大街，将张自忠路化为其中的一部分。
　　铁狮子胡同一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清末，府内建筑被拆除，重新建造了两组砖木结构的欧洲古典式灰楼，海军部和陆军部设在其中。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总统府和国务院就在这里；靳云鹏任国务总理时，也曾作为总理府；1924年段祺瑞当了临时执政，这里成为执政府；后来这里也做过北平卫戍区司令部，也曾是二十九军驻北平军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办公所在地；1937年变为冈村宁次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东院则是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1945年后这里是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1949年以后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将此地作为校舍的一部分。
　　铁一号的大门是中式建筑，坐北朝南，为一座面阔五间的悬山顶木结构建筑，上铺灰瓦。隔着马路，大门对面，还有一道大影壁十分惹眼，但在我小的时候却被公共厕所和包子铺所遮盖。大门左右各卧有一排玲珑的小石狮，而门楼两旁端坐的则是两头大石狮，威严中略显慈祥。大门下曾经横有一道长长的门槛，让童年时的我必须把一条腿拼命抬起来才足以跨过，门槛现在已不知去向。
　　铁一号大院百年来发生过许多事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一八”惨案了。其实，这座大院长久没人注意，外人只知道是个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清史研究所”，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门口东侧立起一块石碑，上书“‘三·一八’惨案发生地”，才令路人开始琢磨“三·一八”惨案。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门东侧墙上又出现了“段祺瑞执政府”字样，原来这里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的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文物保护单位又升格为全国，而且叫做“清海军部、陆军部旧址”，大院因文物长期被居民占据，导致隐患环生，也不断遭到通报批评。铁一号这一老建筑群，由单位驻地发展到革命教育基地，再到市级文物，最终成为全国重点文物，可以看出社会对历史建筑的认识过程。
　　我生在铁一号，长在铁一号，读小学以前只知道这里有我的家，读中学时知道鲁迅纪念的刘和珍等人倒在大门前，读大学以后才终于清楚了这里的历史地位，天天经过大门时，当然也非常想知道“三·一八”惨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
　　一
　　读中学那会儿，课本没什么可读的内容，但收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我们都能背诵下来。正因为有了鲁迅的这篇文字，我们记住了“三·一八”惨案，也记住了刘和珍的名字。就像我们当时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那点有限知识大多来自毛选注释那样。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大约因为鲁迅这一段写得特别有感情，所以，这一段同学们也背诵得特别有激情。根据课本的注释和老师的讲解，从此我也一直认为“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段祺瑞，而且知道段是那时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头子。其实，直至1979年版的《辞海》依然如此解释：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经守军击退。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时称“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多人。这起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
　　
　　1989年版的《辞海》只字未改，原封照搬，只有1999年版的《辞海》以新的文字显现出些许不同：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屠杀人民群众造成的惨案。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交战期间，12日日本军舰进逼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援引《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的最后通牒。“大沽口事件”发生后，18日北京群众万余人在李大钊等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要求“驳牒”、“逐使”。会后群众举行游行请愿，在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卫队的屠杀，死四十余人，伤一百余人。
　　
　　1999年版《辞海》的“三·一八”惨案的辞条最耐人寻味的是，“军阀”这样的形容没有了，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而加上了“援引《辛丑条约》”一句，但却将“掩护奉军军舰”抹去；另外，集会的“五千多人”变成了“万余人”，死伤的具体人数与以前相比，反倒更加模糊了。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过程，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文史资料选辑》上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均为政府与学生双方的直接当事人，针锋相对，其时间跨度居然达二十年。
　　1960年3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发表《“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作者楚溪春，1926年，他曾任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是保卫铁一号执政府与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的负责军官。楚溪春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来后先在直系的第二十师任中校主任参谋，1924年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败北，所在部队也被编散，1925年1月他成了京卫军第一旅也就是执政府卫队旅的参谋长。执政府倒台后，他又参加晋军，以后一直没有脱离军界、政界，最高的职务曾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应该算是民国政坛上的一个人物，所以随傅作义易帜后可以当上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他于1959年8月写下的亲历记是这样回忆的：“三·一八”惨案之前半个月，已经有过几次学生反对外国的游行，因有北京警卫司令鹿锺麟派遣的大刀队随行，均未出事。惨案前一天，卫队接到上级命令，说次日学生要到天安门开会，会后去段宅请愿，守卫官兵必须严加戒备，但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免发生意外。由于鹿锺麟已率队去天津与奉军作战，所以大刀队不能再度随行。3月18日当天下午，楚溪春亲自到段宅布置戒备，而执政府由卫队旅少校参谋王子江负责，布置时特意要求前几排官兵不准扎皮带，中几排可扎皮带但不许拿武器，后几排准许携带武器。等到惨案发生后，楚才得到消息，立即赶到执政府，命令士兵回营房集合。此时北京警卫司令部代司令李鸣钟也已到达，神色慌张地对楚说：“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当他们前往吉兆胡同段宅见到段祺瑞时，段已经知道此事，先是大声喝问李能否维持北京的治安，然后对楚说，他不但不惩罚官兵，还会奖赏他们，因为这是一群土匪学生。过了几日，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联合处理这一惨案，要卫队旅前去对质，楚打算让王子江出席作证，但王十分害怕，不愿出头。楚听一个上尉军械员介绍，当学生向执政府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部，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士兵被迫后撤。就在学生即将冲进执政府大门时，王子江命令士兵开枪，但其意是朝天放空枪吓跑学生，不料守卫士兵真的平射起来，惨案于是造成。卫队旅为了掩盖真相，颠倒是非，假造出一些学生准备纵火和握有枪支的“罪证”，当局当然偏袒卫队旅，案子不了了之。
　　楚溪春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这一惨案是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件，只是事后段祺瑞和当时的政府做得比较无耻。身在“三·一八”惨案现场另一方的李世军也写了一篇反驳文字《“三·一八”惨案纪实》，认为事情并不如楚溪春所说的那样，这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意外不幸事件，而是“段祺瑞及其帮凶蓄意策划的一场血腥大屠杀”。也许“文革”的原因，他写于1963年11月的文章竟然迟至1979年9月《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六辑才见天日。李世军又是什么人呢？他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3年加入国民党，曾长期负责国民党在北京的学生运动，发动组织了一系列反对北洋执政当局的活动，1924年还在天津接受孙中山的接见。1927年后，他一直活跃于政坛，位至监察委员，1949年完成转身，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参事。据他回忆，早在“大沽口事件”之前段祺瑞就已经准备向爱国青年学生开刀了，依据是段曾在《甲寅》发表过一篇充满杀机的文章，并公布了“整饬学风令”。段政府的国务总理贾德耀也曾致电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要他对“受赤化之毒”的学生“严加管束”。张之江则致电段，说：“学风日下……请执政设法抑制。”段复电称：“维持秩序，转移风化，亦为地方军警之责。”1926年3月初，北京空气紧张，布满密探，12日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时，“段的缇骑”四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6日，各校学生向天安门进发，在校门口即遭武装警察殴打，重伤者四十余人。16日当晚，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三十余人，会议决定１８日举行第二次请愿游行。17日这一天，“段祺瑞的狗腿子”四下散布恐怖气氛，声称如果再游行，一定要用武力制止。李世军父亲的朋友也告诉李：“段老总这几天火气很大，表示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18日天安门前举行了群众大会，会后学生加工人约两千余人来到执政府门前请愿，门前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学生代表要求会见段祺瑞，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你们赶快走开吧。随后，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军队立即行动。就在楚、李文章之间的1963年9月，曹祥华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期上还发表过一篇对楚溪春文章的订正，实际上这不是订正，而是驳斥。他当时是北京平民大学的学生，中共党员。他根据亲身经历也认为，这是“段祺瑞蓄意屠杀群众”，学生完全是被动挨打。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回忆还有很多，有亲历有听闻，自惨案发生后就已经陆续开始，楚和李的意见基本代表了两种主要看法。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楚与李可谓敌对的双方，一属于政府一属于学生，一个是北洋执政当局的军人，一个是国民党学运的工作者；以后他们又长期处于一个旗帜下，而且位居显要；1949年后，他们也一并转型，成为新时代的“民主人士”，地位差不太多。可是，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看法却依旧对立，从行为敌对的双方到观点对峙的双方，整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遗憾的是，双方始终没有正面对质，李的反驳文章面世时，楚早已离世十三年。结果也像“三·一八”惨案那样，许多事情，包括游行人数、死伤人数、是预谋还是偶然、段祺瑞在其中的作用等等，似乎从来都没有说清楚道明白。
　　二
　　“三·一八”惨案是北洋执政当局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相比较民国前期的各种惨案而言，更具历史价值。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当时的中外关系、国际利益、党派地位、势力消长、人物评价，也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走向、政治格局。
　　廓清“三·一八”惨案的历史迷雾，首先要将历史回放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舞台。当时冯玉祥班师倒直，使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失败告终，从此形成了冯玉祥和张作霖合作的局面。可是，两派势力都不可能独揽乾坤，只得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推举曾长期实际掌握北洋政权的段祺瑞出山，当了个“临时执政”。表面是“凡立法、行政、海陆军权，均集于执政一人之身”，事实上，段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就已经失去了军事实力，身边只有章士钊、许士英、王揖唐、曾毓雋、梁鸿志等谋臣策士，根本无权，靠周旋于张、冯势力之间，均衡、调和、骑墙来维持自己。在段的周围，以吴光新为首的“国舅派”主张倚张抑冯，而以段宏业为首的“太子派”则相反。《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刊登过一篇段府老仆役王楚卿的回忆，介绍了不少段祺瑞的真实情况，他就说：“执政的风光只表现在出门的时候净净街而已。所以连他的舅老爷吴光新都看出苗头来了，借着到日本观操的名义，一去不复返了。”过去在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当总统时，段是实权派，如今，他自己也亲身尝到了黎、徐的滋味。
　　冯、张之间原本是利用关系，直系一倒，他们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地盘、财政、人事和对外关系、思想倾向方面都处于对立状态，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张还认为冯的倒戈是他花钱买来的，根本瞧不起冯及国民军。冯、张勉强联合仅一年，由于冯暗中支持反奉的孙传芳，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倒奉，打败占据直隶且亲奉的李景林部并趁机攻克天津，使双方冲突完全公开化。1926年2月，张作霖联合东山再起的吴佩孚，拉入山西督军阎锡山，共同对付国民军，3月间向京、津等地的国民军开战。导致“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事件”，正是奉军与国民军相互进攻而引出的中外交涉事端。而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与段祺瑞的关系也日见紧张，因为国民军一向认为段偏向于张，另外，由于段与张在反对“赤化”、反对苏联、对待孙中山北上、对待南方革命势力、对日关系等方面均有一致之处，也加深了冯玉祥与段的矛盾。1925年底，本来无权的段执政更成傀儡，北京实际是国民军的天下，冯玉祥虽已下野，但依然是国民军的实际领袖。也因为如此，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可以在段的眼皮底下处决段多年的至交和心腹徐树铮，还扣押了段的亲信曾毓雋等，而且正有意推倒段的执政府。“三·一八”惨案前后，可以说，段祺瑞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刻。
　　
　　段尽管是个摆设，但他是北洋元老，多年掌握大权，门生、旧部遍及各地，其中包括冯玉祥及其部下，所以大家表面上还得给他十足的面子，而他遇人遇事又倚老卖老，依然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常常忘了自己现实的情形，还端着最高统治者的架子。他认为张作霖出身胡子，冯玉祥曾经是部下，于是，对他们二人常常函电交责。北京警卫司令鹿锺麟见他时，他当着众人的面照样可以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从前的兵。”其实鹿的心里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后来包围执政府准备捉拿段祺瑞的恰恰正是鹿锺麟。段的这些言行，很容易给人造成他就是主政者的印象。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北京实际的主政者是谁呢？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可以算其一。别看他与段是同乡，又曾是段的学生，但据贾德耀后代的回忆，他与冯玉祥的关系更好，交情深厚不说，在驱逐逊帝出宫、迎接孙中山北上等问题上也与冯相一致，对段及其僚属也多有不满。他的组阁，既是段的邀请，也是冯、鹿等人的拥戴。实际控制北京军权、警权、治安权的，应该说是鹿锺麟，此人是冯手下一员大将，始终紧跟冯玉祥，曾代替冯指挥国民军作战。其继任李鸣钟，也多年跟随冯，是冯的主要助手。李世军文中提到的代冯遥控北京的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更是冯的左膀右臂。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当时有一纸宣言说得很明白：“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段祺瑞是冯氏的傀儡，贾内阁是冯氏的舆台，故冯玉祥及冯氏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
　　北京明明实际掌握在国民军手中，但为什么支持国民军的天津行动、反对八国对国民军最后通牒的游行人群还要不断向北京政府游行请愿呢？这是因为：第一，游行也是向各国驻华使馆示威，3月18日最初的大会选在了天安门，这里距离东交民巷最近。第二，示威组织者并不知道执政当局，包括国民军将要采取什么对策，想以此声援甚至逼迫国民军；另外，冯玉祥此时还是“五原誓师”前的冯玉祥，也是没有完成革命转型的冯玉祥，表面上，段祺瑞与国民军还都属于临时执政府，抗议的人群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心思将他们明显分出彼此。第三，段祺瑞长期在人们的心目中亲日反苏，而且在冯、张联合中偏向奉系，被人怀疑有可能是奉系倒冯的内应，所以特意要到段的办公地点和住宅前发出愤怒的吼声。
　　“三·一八”惨案的直接起因是“大沽口事件”，所以，澄清这一事件是廓清“三·一八”惨案的前提。1926年3月初，奉军军舰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所占领的天津大沽口；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水道布置水雷，通知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国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随后，鹿锺麟赶紧作出解释，并提出外轮入口的具体办法。11日晚，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次日上午将有一艘驱逐舰入口，要求免检放行，双方约定时间为上午十点。12日，中方认为日本舰只入港时间不对，舰数也不符，可日方却强行闯关，炮台守军放枪警告，日舰立即用机关枪还击，守军负伤。16日下午，日、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在荷兰使馆聚会，决定为维护《辛丑条约》共同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通牒提出五项要求：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行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碍物、恢复所有航路标志、对外国船舶不加任何干涉、停止对外船的一切检查，并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兑现，至迟不得超过3月18日正午，否则将“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这一通牒当日下午四时被送到外交部，北京执政府外交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认为通牒内容已经超越《辛丑条约》，违背条约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复交通，关键在于奉军是否进攻天津。会议决定起草复文，由外交部派员送达荷兰使馆，并转达相关国公使，此时已是3月17日。同时，国民军守军却派代表赴日本总领事馆，转达鹿锺麟口信，承认“大沽口事件”纯系中国方面的误会，希望日方谅解。下午四时，炮台张团长又访英舰舰长，表示国民军将撤去一切障碍；傍晚，张团长又访意舰舰长，表示对各国提出要求可以照办，只要奉军放弃进攻。各国领事对答复相当满意，而奉军方面也承认了通牒的五项条件。不过，这些言行并不属于北京当局，因为北京的外交委员会和外交部还在开会继续讨论对策呢。
　　“大沽口事件”的处理结果和政府对策尚未公布，北京的游行示威却何以愈演愈烈呢？对列强的积怨积怒，此原因之一；催动当局采取强硬措施，也是原因之一；但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动因寓于其中。阅读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三·一八运动资料》、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的《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以及近些年出版的有关冯玉祥与苏联关系的著述，即可看出其中的端倪。
　　“三·一八”惨案，可以说是两股政治势力对抗的结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与张作霖、段祺瑞等势力共商国是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在奉系、直系的压迫下，冯玉祥日益“左”倾，于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国民党连续发动学生、工人等群众运动反对北洋各系，支持南方的革命势力，为北伐做舆论准备。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大沽口事件”之前北京的游行已经一浪高过一浪的原因。过去我们一向没有在意国民党早期发动群众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国民党在北伐胜利、统一中国之前，其群众运动的发动能量也很大，为宣传国民党政治主张、推动北伐成功，贡献不小。尤其1924年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以后，大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更是如虎添翼。李大钊创建了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党部，领导了北京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但他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据亲历“三·一八”惨案的董寿平回忆，由于共产党已经加入了国民党，所以，包括学生在内的多数人眼里都是国共不分，认为两党都是革命，都是亲苏，都是激进。许多人还认为国民党分左右两派，左派就是共产党。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北洋各系攻击的“赤化”、“共产公妻”等，也是国共不分，甚至将国民军都算在里面。3月18日前后的各类游行请愿集会，应该说，是由中国国民党主导的，有共产党和各社会社团参与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发起的运动。中共北方区委本身就和这些国民党组织机构交织一体，其领导人李大钊等人或同属或兼职，既可分开并列，也可相融不分，有的时候一起开会，有些时候中共自己单独秘密讨论。因为国民党名气大，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是活动频繁，共产党又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与，因而当时多数人将这些人都视为国民党。“三·一八”惨案前后各类群众运动组织者位列第一的名字叫徐谦，他也是事后被通缉的第一人，此人的头衔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国民党统治全国以后，曾隆重举行了“三·一八”惨案的纪念活动，为死难者公葬，在北平的几处地方建立纪念碑，足见其对“三·一八”惨案的重视。只是后来到了我们这一代了解“三·一八”惨案的时候，意识形态主导一切，再加上一看李大钊是主要组织者，国民党的作用反倒不提了。“三·一八”惨案前后公开出现的组织名称比较多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国家主义青年团、孙文主义学会、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学生敢死队、北京反帝大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先锋队、留日归国团、四川代表团、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国民外交代表团、民生周刊社、三民主义宣传会、工界联合会、北大学生会、法大学生会等等。
　　“三·一八”惨案也是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导致的结果，是外国势力在中国角逐的后果。当时，南方的国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日益壮大；北方的冯玉祥正在向左靠拢，对苏联社会主义颇感兴趣，非但接受了苏联的资助，还在酝酿赴苏考察。国民党、共产党组织的，带有苏联、共产国际为背景的北京游行示威请愿，从一开始就是对亲苏的国民党、共产党的声援，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催促，其最终目的是让段政府垮台，其最好的结果是让冯玉祥上台，并与南方的革命力量联手。当然，得益的正是苏联。在北京当局尚未对八国通牒作出最后反应时，游行就已经喊出“打倒段祺瑞政府”这样的口号，可见，解决“大沽口事件”并非最终目的。国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说的一段话耐人寻味：“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其实，早在二次直奉战事刚结束时，苏联就对结局非常不满：原本冯玉祥意欲由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不料，段祺瑞、张作霖并不买账，而且冯玉祥最终居然还同意请段出来主持。于是，推倒段执政，催促冯玉祥，就成了此后各类游行的一个潜在诉求，而“打倒北洋军阀”、“打倒段祺瑞”也几乎成为游行的家常口号。“三·一八”惨案后，普里马科夫见到李鸣钟时曾经质问：“你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他们认为李不足以担当此任时，就劝导冯玉祥用鹿锺麟替换，并且，苏联顾问也始终在和李大钊、李石曾等人交换意见，等到鹿锺麟终于回京取代李鸣钟时，果然就包围了段祺瑞的执政府，目的终于达到。
　　三
　　“三·一八”惨案究竟系谁主使，就目前所有证据看，与段祺瑞等北京执政当局的上层人物确实无关，即使李世军、曹祥华的文章也无法具体指证就是段之所为。其实，段当时已经岌岌可危，就算事先他真有此意，北京警卫部队也未必听命于他。“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还不到一个月，段就仓皇出逃，从此下野，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何况，当时段也确实不在执政府内，而是在自己的住宅中养尊处优，不明现场实际情形，当场下令也不大可能，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回忆都承认他事后才知此事。段祺瑞的生活习惯也很有意思，不妨一叙。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变化，极其规律。早晨起来吃过早饭，先在书房看公事，然后上衙门处理公务，中午回家吃饭，但从不和家人坐在一起，而是在内客厅单开一桌。午饭后，他在内客厅里间睡午觉，大约两三点钟起来，多数时间是在下围棋，还有高手相陪。下棋以外有诗会，自己作诗，邀同好品赏。晚饭一般都有客人在座，饭后铺起牌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这样的人以此方式掌握国家大政，也算一绝。不过，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习惯，中午以后都呆在吉兆胡同住宅内，所以恰巧躲过了惨案发生的时刻，那时他正午休，得知惨案时正在下棋。
　　面对奉系、直系和阎锡山的联合进攻，面对八国的最后通牒，北京执政当局的其他关键人物当时也是前途未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在位置上坐多久，北京的未来究竟是何人的天下。贾德耀刚刚当上总理，屁股尚未坐稳；鹿锺麟正在忙于指挥天津的国民军加强守备，并在各国之间为“大沽口事件”周旋；李鸣钟对学生游行一向比较宽容。从当时的内阁和北京警卫司令部在“三·一八”惨案前两天的工作情形看，他们对待游行示威浪潮基本是不知所措，有时派兵保护，维持秩序；有时派员前往沟通，在冲突后又道歉慰问；对示威群众的强烈要求，多半无以应对，得过且过，并无确凿证据表明他们中的某一人企图大开杀戒。3月17日，游行请愿队伍曾派代表分别前往执政府和外交部。到执政府的代表与具体护卫的士兵忽然冲突，数人受伤，最后终于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对方答应转达代表意见，并惩治责任士兵。去外交部的代表不但见到外交部相关人员，还在夜半将已经睡下的贾德耀唤醒，在贾宅会见了这位贾总理，直至次日清晨才离去，贾总理几乎答应了代表的所有要求。这样的状况也表明他们并无蓄意伤害游行队伍的理由。
　　然而，惨案还是发生了。其原因不能不从古往今来所有示威抗议的游行说起。
　　只要不是官方发动的游行，当示威抗议出现时，都会出动卫戍部队、治安警察以至后来的防暴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守卫政府机构和各国使领馆，给人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当示威游行队伍与警卫队伍对峙时，情绪往往也会变得高度亢奋，失控在所难免，直至出现暴力、流血事件。所以，仅一百多年来，各国因此导致的惨案就不计其数。有的确是主政者蓄意所为，有的是具体指挥军官的妄为，有的是处于高度紧张的士兵或警察的误为，有的则是游行人群首先使用暴力而为，还有很多根本就难以说清具体的起因。随着民主与法治的确立，也随着对付游行示威方法的日趋成熟，流血事件，尤其是死伤事件日益减少。一方面，是对游行的法制界定、暴力非暴力的明确；一方面是对治安部队防范时的规范化管理，如不准携带枪支或是不准携带子弹，提高防范工具的无致命伤害性能等。另外，事件之后的独立调查、相关法律处罚、有关责任人的处理，也不断完善，使对峙双方都不敢肆意妄为，除了别有用心外，都极力将自己控制在一个底线以上。可惜，1926年的北京距离这样的法治规范环境何啻万里！
　　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各警卫部队由于几天来的游行示威，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情绪极其紧张，楚溪春等人的回忆即可说明。1926年3月18日的游行人群也是异常激愤，因为两天来的游行已势不可挡，再加上前一天学生的流血负伤、组织者的不断推动鼓舞、各界人士的强力支持，致使3月18日从天安门过来的游行人群的情绪格外高涨。凡是参与过游行的人都知道，游行的心理是：社会越关注、影响越大、参与人数越多，也就会越激动，最后难以自控，更难理性地看待对方。这在李世军、董寿平等亲历者的回忆中也十分明显。执政府警卫部队有枪有弹有刀，这是明确的事实；游行群众拿着什么，说法不一。董寿平说李大钊的确鼓动过大家拿棍拿棒，但也有人说没见过，这已难以说明白，不过，一大堆旗杆足以被人视作武器了。于是，冲突开始。有人说，是游行队伍先向执政府冲击，也有人说他们只是在那里拥挤，还有人说学生正坐在那里休息。这恐怕是个永远无法辨别的史实，只能说人群已经到达了执政府门口。面对人群，卫队当然要阻拦，结果，枪击发生了。究竟谁下令开枪？具体负责的军官下令，恐怕应该是一个定论。有人说就是楚溪春（据说楚还是一部电视剧《亮剑》里一位楚姓主人公的原型，不知真假），也有人说是王子江，另外还有别的说法，但都是死无对证。死亡人数，各方说法基本一致，因为死人很容易验明，但伤者人数从来就不统一，因为什么叫受伤并没有界定标准，有人去了医院，有人回家包扎，有人凑合凑合就过去了。1905年俄国发生的著名“流血星期日”，其死伤人数，特别是受伤人数，百年来也是说法不一，甚至相距甚远。至于说参加3月18日集会和请愿的人数说法更是多种，连《辞海》也前后不一致。什么是参加？来了一段又走了算不算？围观跟着喊的算不算？估计也只能永久存疑了。
　　二十世纪各国的惨案无数，如果不是执政当局公然屠戮，仅仅是因为游行期间与军警对峙而发生的血案，其主要判断标准不在于谁先动手，这样的问题任谁也说不清，关键在于善后措施。平心而论，“三·一八”惨案的事后处理相对其他惨案来说，做得还不差。
　　无论楚溪春还是李世军、曹祥华的文章，都闭口不提“三·一八”惨案的善后，只是说段祺瑞执政府颠倒黑白，掩盖证据，反诬游行队伍，通缉游行组织者。这也许囿于他们写文章时的社会环境，不便苛责。事实是，当时全国几近一片愤怒声讨，北京几乎所有舆论都严词谴责，知识界、教育界也纷纷口诛笔伐，各种规模的悼念活动和声讨活动相继举行，而这一切，都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可谓大张旗鼓。一直是个摆设的国会却在这时特意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政府还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阁员因此“总辞职”，也就是说一届内阁政府由此而倒台。因为一起惨案，导致了这一连串后果，在百年中外惨案史中也算难得。尽管北京当局过后也发布通缉令，并指责游行策划者的所为，但都属于表面文章，依照段祺瑞的说法，属于“维持政府威信”，与前面所做各项相比，算是次要的。至于段执政，一些回忆文章说他闻讯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宣布自己终身食素，以示忏悔。段执政心里究竟如何想法，我们无从揣测；果真当众下跪，也算不易；而他的食素，却并不起自“三·一八”惨案，而是1920年直皖战事之后在天津做寓公时就已经吃斋念佛了。一个茹素信佛的人，假若真是下令屠杀，那真可谓人面兽心。
　　当时的京师地方检察厅4月3日还有一封致陆军部的公函也不能不提，看见这样的公函，你不得不想，那时的司法居然还有如此独立性。其中所述，基本倾向游行队伍，最后称：“总之，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三·一八”惨案之后，中国政局迅速发生转变。段祺瑞很快被国民军撵走。有文章称惨案让段执政的合法性丧失殆尽，其实，没有惨案，他也照样会被国民军赶下台，因为苏联不喜欢他，南方革命势力不喜欢他，国民军也从没有认为段会有利于他们。惨案倒是动摇了国民军在北京的统治基础，不久便由天津、北京溃退，张作霖这个坚决的反苏反共反革命派反倒入主京城。于是，具有苏联和共产国际背景的李大钊，这个曾经组织“三·一八”大游行的中共党员被害，苏联大使馆遭搜查，张作霖与苏联彻底决裂。于是，冯玉祥很快就加入国民党，随后赴莫斯科，以后又有了五原誓师，与北伐军遥相呼应。于是，代替国民军的奉军在北京的政治态度令北伐军全面进攻，迫使奉军退走关外，张作霖命丧黄泉，北洋各系统治最后烟消云散。
　　这就是我心中的“三·一八”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