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中学生；情绪智力；社会适应；羞怯；中介作用
摘要：研究采用中学生情绪智力问卷、青少年害羞量表、简版社会适应评估问卷对770名中学生（平均年龄为15.17岁，SD=1.91）进行测试，探讨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并分析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阶层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适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羞怯在情绪智力与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检验发现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P<0.05）。这说明情绪智力不仅能直接预测社会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会适应。
中图分类号：B84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646-09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依赖于国家的综合国力，高素质人才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高素质人才应对复杂多变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意义重大。社会适应是人类与社会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中达到平衡的过程，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可以帮助有机体获得独立成长和承担社会责任。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環境的过程即是社会适应。有国外学者从社交技能、学校归属感、孤独感及社会不满情绪四个方面来测量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并认为社交技能的缺乏会导致个体出现社会适应问题，如同伴排斥、孤独感、对学校缺乏归属感或出现退学问题。持社会学立场的研究者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个体社会适应状况的两大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适应一般指个体从心理层面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状况，可以从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及环境适应四个方面去理解其内涵。个体在面对新情境时一般有三种反应方式：改变环境以适应自身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以接受新情境、采用心理防御机制以克服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焦虑。
Salovey&Mayer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之后，许多国外学者着重强调情绪智力伴随着情绪的人际特征而出现。社会功能观认为与社交有关的情绪信号有助于个体了解在与他人交往中如何做出恰当的反应。情绪智力是个体识别、运用和管理自身与他人情绪的能力，包含个体感知潜在的情绪信号，适应不同情绪和社交情境的能力。准确感知情绪信息的能力与个人对环境刺激的反应灵活性有关，情绪智力包含了个体注意、接受情绪线索以提取刺激的固有信息的能力。准确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可以帮助个体觉察潜在的互动及对社交关系的维持。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会体验到极少的孤独感，同时他们能够很好地维持工作与家庭生活间的平衡状态。也有研究认为情绪智力包含个体精确分析情绪的能力，运用感觉、情感与情绪知识提升思维水平的能力，可以把这些能力看作是一般情绪智力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具有良好的自我价值感与行为表现，相应地，他们还会具有融洽的人际关系；情绪智力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掌握感具有独立的预测作用。因此，准确识别、觉察他人情绪的个体常常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较高的情绪智力可以促使个体获得更加丰富和多样的社会生活。
羞怯具有普遍性和人群分布广泛性。从个体的情感和行为表现角度来看，羞怯是在人际交往活动中，个体感到不自在或压抑，并害怕受到他人的消极评价，这种沮丧或消极的情绪体验会明显减弱个体对人际目标和职业理想的追求。作为气质或者人格特质的羞怯，本质上是发生在社会情境下的社会现象，常表现为犹豫，或者面对社交情境特别是陌生场所时感到不自在。一些纵向研究表明，羞怯是一种稳定的遗传结构，它可以预测个体成年后某些重要的生活成果，如人际关系，职业成就与精神病理症状。同时，羞怯的社会适应模型认为社会适应主要强调个体对社交活动的适应性，包括生理反应、行为表现、情绪体验与心理状况四种成分；而羞怯个体的心理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接近或进入到社交活动阶段、避开社交活动阶段、愤恨阶段。在学校生活中，羞怯与教师拒绝、内化问题呈正相关，与老师的亲密关系和冲突呈负相关，而幼儿与教师之间的亲密、冲突与信赖可以缓解幼儿的羞怯及个体社交能力与适应不良的水平。
近年来，国外探究了情绪智力对羞怯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及人际关系管理等的影响，情绪智力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羞怯水平。情绪智力影响个体的羞怯程度，羞怯个体在人群中会体验到恐惧与压力，进而试图避免不熟悉的人群和社交关系。Hajloo和Farajian还认为羞怯个体缺乏足够的能力控制情绪，他们不能合理地理解与控制情绪或者做出正确的决定。就个体社会适应状况而言，生活适应、友谊质量、孤独感等内化问题受制于羞怯水平。羞怯与孤独感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并且羞怯能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孤独感体验。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情绪特质，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敏感性羞怯对个体的社会与心理适应起着重要的作用。纵向研究也表明，儿童早期的羞怯压抑行为可以预测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适应问题，如同伴排斥、孤立、学业失败、职业稳定与心理健康等。随着中国发展成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敏感性害羞的儿童很容易发生适应性问题，羞怯能正向预测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孤独、抑郁及教师评价等内化问题。可见，情绪智力作为一种“热智力”影响着个体的羞怯水平与社会适应状况，而羞怯作为“自我施加的心理枷锁”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
依据已有研究可知，高情绪智力可以促进个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好地承受与应对挫折和压力，还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那么，情绪智力究竟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是直接作用还是通过其他变量的间接作用？目前鲜有研究探索个体消极的人格特质在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机制。由此，本研究选取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探讨情绪智力、羞怯与社会适应的关系，进一步理清情绪智力与羞怯对社会适应影响的作用机制，为提高中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还通过羞怯的间接作用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即羞怯是情绪智力作用于社会适应的中介变量。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河南省驻马店市、湖北省随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及芜湖市四所中学的学生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805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70份，有效回收率为95.65%。其中，七年级为113人（14.7%），八年级为116人（15.1%），九年级为103人（13.4%），高一为109人（14.2%），高二为158人（20.5%），高三为171人（22.2%）；男生为397人（51.6%），女生为373人（48.4%）；中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5.47岁（SD=1.94，全距为11～20）。
2.2研究工具
2.2.1中学生情绪智力问卷
研究采用邹泓，刘艳，李小青等编制，邹泓，刘艳修订的《中学生情绪智力问卷>，该问卷采用里克特（I.ikert）五点计分法，问卷共18个题项，包括情绪感知（4个题项）、情绪运用（5个题项）、情绪理解（5个题项）和情绪管理（4个题项，反向计分）四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结构效度为：）（x2d/f=2.94（x2=384.86，df=131），GFI=0.95，NNFI=0.93，CFI=0.94，RMSEA=0.050，SRMR=0.049。可見，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青少年害羞量表
研究使用林静雯编制，袁彬修订的《青少年害羞量表>，该量表使用五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羞怯水平越高，共有22个项目，包含行为层面（8个项目）、认知层面（6个项目）及情绪反应层面（8个项目）三个维度。在研究中，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删除语义混淆项目2个，及在其他因子上具有较高负荷的项目2个，保留了18个项目。最终形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结构效度为：x2/df=2.91（x2/=384.53，df=132），GFI=0.95，NNFI=0.91，CFI=0.92，RMSEA=0.050，SRMR=0.043。由此可见，删除项目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2.3简版社会适应评估问卷
研究采用余益兵，邹泓等编制的《简版社会适应评估问卷>（CASAS 38），采用5级评分，共38个题目，该问卷分为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个领域，积极适应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自我肯定（5个题目）、亲社会倾向（5个题目）、行事效率（5个题目）、积极应对（5个题目），消极适应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自我烦扰（5个题目）、人际疏离（4个题目）、违规行为（5个题目）、消极退缩（4个题目）。在本研究中，积极适应领域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O.87，结构效度为：x2/df=2.79（x2=462.93，df=166），GFI=0.94，NNFI=0.91，CFI=0.92，RMSEA=0.048，SRMR=0.047；消极适应领域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结构效度为：x2/df=2.99（x2=392.66，df=131），GFI=0.95，NNFI=0.89，CFI=0.90，RMSEA=0.051，SRMR=0.049。可见，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研究程序与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由个人基本情况和测量问卷两个部分构成。个人基本情况包括七个人口学变量，分别为被试的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担任班干部情况、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及家庭收入水平。问卷发放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采用不记名方式集中填写，现场回收，施测时间约为25分钟。研究采用SPSSI8.0和AMOS21.0数据分析软件，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阶层回归分析、Bootstrap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及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3.研究结果
3.1头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问卷调查过程中由被试的主观作答倾向而产生的同源误差，研究分别采用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种方法对数据调研与分析过程进行了控制。在施测时，研究使用了反向计分、调整项目顺序及保证被试的匿名性等程序控制的方法对同源误差进行了控制。在数据分析时，依据周浩，龙立荣介绍的统计检验方法，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研究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对问卷调查的所有变量（包括情绪智力、羞怯、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做了CFA来验证数据是否存在同源误差，并建构了四个模型，分别为单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六因子模型及七因子模型。
在分析中介作用之前，首先分析七个人口学变量与情绪智力、羞怯、积极适应及消极适应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一些人口学变量与这四个变量相关显著。因此，中介作用分析时，需要控制人口学变量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依据Baron与Kenny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研究认为羞怯满足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为：（1）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消极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情绪智力对羞怯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把羞怯放人到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消极适应的关系模型中时，情绪智力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即完全中介作用）或者情绪智力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即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羞怯的回归系数也要显著。研究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验证本研究的假设，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表2、表3。
由表1可知，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做羞怯对情绪智力的回归，首先放人七个人口学控制变量，然后放人情绪智力。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情绪智力对羞怯（β=0.34，p<0.001；表1，阶层二）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由表2可知，运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做积极适应对情绪智力的回归，首先放人七个人口学控制变量，然后放人情绪智力。由结果可知，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B—0.71，p<0.001；表2，阶层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结合表1和表2的结果可知，羞怯符合中介变量的前两个前提条件。将羞怯放人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的关系模型中，情绪智力还能显著的正向预测积极适应（β=0.65，p<0.001；表2，阶层三），并且羞怯能够显著的负向预测积极适应（β=0.18，p<0.001；表2，阶层三）。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积极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积极适应。
由表3可知，运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做消极适应对情绪智力的回归，首先放人七个人口学控制变量，然后放人情绪智力。由结果可知，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情绪智力对消极适应（B=0.46，p<0.001；表3，阶层二）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结合表1和表3的结果可知，羞怯符合中介变量的前两个前提条件。将羞怯放人情绪智力与消极适应的关系模型中，情绪智力还能显著的负向预测消极适应（β=0.30，p<0.001；表3，阶层三），并且羞怯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消极适应（β=0.47，p<0.001；表3，阶层三）。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羞怯在情绪智力与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消极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消极适应。
由表4和表5可以看出，在以情绪智力为自变量，社会适应的两个领域为因变量的路径中，有两个显著路径：一是直接效应路径，即中学生的情绪智力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二是间接效应路径，即中学生的情绪智力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表4中，羞怯进入回归方程后，中介效应仅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且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的回归系数下降幅度不大，说明情绪智力通过羞怯影响中学生积极适应状况的作用较小；与表4相比，表5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5%，说明羞怯在情绪智力和消极适应领域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4.讨论
融洽的人际关系、较强的情绪调控能力、不懈追求的个人目标和职业理想及适宜的认知方式是个体社会适应发展良好的重要标志，拥有这四种特质的个体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本研究发现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适应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情绪智力水平越高的中学生，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强。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本研究结果证实，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还可以通过羞怯这個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具体来说，在特定的场合下或与特定的人交往时，羞怯个体会产生一种力不从心、焦虑和回避情境的心理倾向，它是影响个体自我表露和良好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情绪智力则反映了个体在社交场合有效地利用、识别和控制情绪以维持融洽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特殊能力。高情绪智力者在情绪认知与管理方面存在一定优势，善于运用合作性的关系相处模式和建设性的冲突管理方式，低情绪智力者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喜欢抱怨和指责。情绪智力和羞怯都可以对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
情绪智力可以显著地预测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与准确认识他人的情绪变化有关，情绪感知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至关重要。研究中的中介作用分析也表明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适应具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中学生的情绪智力越高，其社会适应状况就越好。这表明情绪智力越高，中学生越能敏锐地体会、辨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通过领会他人的情绪反应，中学生可以有效地调控自身的情绪状态，并会产生或者利用某种情绪以保证自己能够维持积极的情绪状态，这样中学生就可以平和地面对社会情境中各种复杂多变的问题或者困难，更能够高效地处理自身所产生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体验。因此，高情绪智力的中学生能够迅速地把握周围的生活环境，并善于运用情绪去解决问题，以保证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如果中学生不能够很好地识别、理解、表达及控制情绪反应，他们就会在与社会发生各种反应的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和孤独感，进而变得害怕失败和挫折，这就导致中学生出现更多的消极适应。因此，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都应该有意识地训练与提高中学生的情绪智力，以帮助中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自我和谐或情绪适应等内外因素在情绪智力与个体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羞怯对个体的生活适应与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情绪智力可以显著影响个体羞怯，高情绪智力者具有较低的羞怯水平。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侧面反映了羞怯可能是个体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即情绪智力通过羞怯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着中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通过表4和表5可知，在模型1中，情绪智力比羞怯更能预测中学生的积极适应状况，在模型2中，羞怯比情绪智力对消极适应有更高的预测力。就模型1而言，在加入羞怯这个中介变量后，羞怯的预测力达到显著水平，而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大，这可能是因为，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虽然与个体的羞怯水平有关，但和个体的情绪智力高低的关系更为密切，即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着积极适应，也会通过羞怯间接作用于积极适应。一般而言，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也会具有较低的羞怯水平，羞怯程度较低的个体善于在社会情境中展现自己，能够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这样中学生就能够融入到周围环境中并积极地适应社会。就模型2而言，加入羞怯这个中介变量之后，羞怯的预测力达到显著水平，而情绪智力对消极适应的回归系数有大幅度下降，可能是因为，消极适应状况不仅受个人情绪智力的影响，更与个体的羞怯水平密切相关。较低的情绪智力与较高的羞怯水平，共同作用于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时，将会导致中学生加倍承受对社会环境的不适应。情绪智力较低的个体，因为不善于识别和运用情绪解决和应对人、物与事，他们经常会具有较高的羞怯水平，在面对权威人士和应对实际的社会情境时，他们会出现恐惧、逃避与退缩等消极反应，这些负面心理体验不利于中学生的社会适应，以至于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消极社会适应状况。
总之，本研究揭示的情绪智力与羞怯对个体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个体的消极特质与积极品质的结合在社会适应中的综合作用。情绪智力不仅能够直接地正向预测个体的积极适应，负向预测个体的消极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来间接影响积极适应与消极适应。这说明在情绪智力对个体社会适应状况影响的过程中，羞怯也占据重要作用。此外，与积极适应的中介模型相比，羞怯对个体的消极适应状
摘要：研究采用中学生情绪智力问卷、青少年害羞量表、简版社会适应评估问卷对770名中学生（平均年龄为15.17岁，SD=1.91）进行测试，探讨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并分析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阶层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适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羞怯在情绪智力与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检验发现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P<0.05）。这说明情绪智力不仅能直接预测社会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会适应。
中图分类号：B84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646-09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依赖于国家的综合国力，高素质人才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高素质人才应对复杂多变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意义重大。社会适应是人类与社会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中达到平衡的过程，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可以帮助有机体获得独立成长和承担社会责任。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環境的过程即是社会适应。有国外学者从社交技能、学校归属感、孤独感及社会不满情绪四个方面来测量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并认为社交技能的缺乏会导致个体出现社会适应问题，如同伴排斥、孤独感、对学校缺乏归属感或出现退学问题。持社会学立场的研究者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个体社会适应状况的两大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适应一般指个体从心理层面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状况，可以从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及环境适应四个方面去理解其内涵。个体在面对新情境时一般有三种反应方式：改变环境以适应自身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以接受新情境、采用心理防御机制以克服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焦虑。
Salovey&Mayer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之后，许多国外学者着重强调情绪智力伴随着情绪的人际特征而出现。社会功能观认为与社交有关的情绪信号有助于个体了解在与他人交往中如何做出恰当的反应。情绪智力是个体识别、运用和管理自身与他人情绪的能力，包含个体感知潜在的情绪信号，适应不同情绪和社交情境的能力。准确感知情绪信息的能力与个人对环境刺激的反应灵活性有关，情绪智力包含了个体注意、接受情绪线索以提取刺激的固有信息的能力。准确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可以帮助个体觉察潜在的互动及对社交关系的维持。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会体验到极少的孤独感，同时他们能够很好地维持工作与家庭生活间的平衡状态。也有研究认为情绪智力包含个体精确分析情绪的能力，运用感觉、情感与情绪知识提升思维水平的能力，可以把这些能力看作是一般情绪智力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具有良好的自我价值感与行为表现，相应地，他们还会具有融洽的人际关系；情绪智力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掌握感具有独立的预测作用。因此，准确识别、觉察他人情绪的个体常常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较高的情绪智力可以促使个体获得更加丰富和多样的社会生活。
羞怯具有普遍性和人群分布广泛性。从个体的情感和行为表现角度来看，羞怯是在人际交往活动中，个体感到不自在或压抑，并害怕受到他人的消极评价，这种沮丧或消极的情绪体验会明显减弱个体对人际目标和职业理想的追求。作为气质或者人格特质的羞怯，本质上是发生在社会情境下的社会现象，常表现为犹豫，或者面对社交情境特别是陌生场所时感到不自在。一些纵向研究表明，羞怯是一种稳定的遗传结构，它可以预测个体成年后某些重要的生活成果，如人际关系，职业成就与精神病理症状。同时，羞怯的社会适应模型认为社会适应主要强调个体对社交活动的适应性，包括生理反应、行为表现、情绪体验与心理状况四种成分；而羞怯个体的心理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接近或进入到社交活动阶段、避开社交活动阶段、愤恨阶段。在学校生活中，羞怯与教师拒绝、内化问题呈正相关，与老师的亲密关系和冲突呈负相关，而幼儿与教师之间的亲密、冲突与信赖可以缓解幼儿的羞怯及个体社交能力与适应不良的水平。
近年来，国外探究了情绪智力对羞怯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及人际关系管理等的影响，情绪智力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羞怯水平。情绪智力影响个体的羞怯程度，羞怯个体在人群中会体验到恐惧与压力，进而试图避免不熟悉的人群和社交关系。Hajloo和Farajian还认为羞怯个体缺乏足够的能力控制情绪，他们不能合理地理解与控制情绪或者做出正确的决定。就个体社会适应状况而言，生活适应、友谊质量、孤独感等内化问题受制于羞怯水平。羞怯与孤独感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并且羞怯能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孤独感体验。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情绪特质，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敏感性羞怯对个体的社会与心理适应起着重要的作用。纵向研究也表明，儿童早期的羞怯压抑行为可以预测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适应问题，如同伴排斥、孤立、学业失败、职业稳定与心理健康等。随着中国发展成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敏感性害羞的儿童很容易发生适应性问题，羞怯能正向预测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孤独、抑郁及教师评价等内化问题。可见，情绪智力作为一种“热智力”影响着个体的羞怯水平与社会适应状况，而羞怯作为“自我施加的心理枷锁”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
依据已有研究可知，高情绪智力可以促进个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好地承受与应对挫折和压力，还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那么，情绪智力究竟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是直接作用还是通过其他变量的间接作用？目前鲜有研究探索个体消极的人格特质在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机制。由此，本研究选取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探讨情绪智力、羞怯与社会适应的关系，进一步理清情绪智力与羞怯对社会适应影响的作用机制，为提高中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假设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还通过羞怯的间接作用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即羞怯是情绪智力作用于社会适应的中介变量。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河南省驻马店市、湖北省随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及芜湖市四所中学的学生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805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70份，有效回收率为95.65%。其中，七年级为113人（14.7%），八年级为116人（15.1%），九年级为103人（13.4%），高一为109人（14.2%），高二为158人（20.5%），高三为171人（22.2%）；男生为397人（51.6%），女生为373人（48.4%）；中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5.47岁（SD=1.94，全距为11～20）。
2.2研究工具
2.2.1中学生情绪智力问卷
研究采用邹泓，刘艳，李小青等编制，邹泓，刘艳修订的《中学生情绪智力问卷>，该问卷采用里克特（I.ikert）五点计分法，问卷共18个题项，包括情绪感知（4个题项）、情绪运用（5个题项）、情绪理解（5个题项）和情绪管理（4个题项，反向计分）四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结构效度为：）（x2d/f=2.94（x2=384.86，df=131），GFI=0.95，NNFI=0.93，CFI=0.94，RMSEA=0.050，SRMR=0.049。可見，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青少年害羞量表
研究使用林静雯编制，袁彬修订的《青少年害羞量表>，该量表使用五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羞怯水平越高，共有22个项目，包含行为层面（8个项目）、认知层面（6个项目）及情绪反应层面（8个项目）三个维度。在研究中，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删除语义混淆项目2个，及在其他因子上具有较高负荷的项目2个，保留了18个项目。最终形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结构效度为：x2/df=2.91（x2/=384.53，df=132），GFI=0.95，NNFI=0.91，CFI=0.92，RMSEA=0.050，SRMR=0.043。由此可见，删除项目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2.3简版社会适应评估问卷
研究采用余益兵，邹泓等编制的《简版社会适应评估问卷>（CASAS 38），采用5级评分，共38个题目，该问卷分为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个领域，积极适应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自我肯定（5个题目）、亲社会倾向（5个题目）、行事效率（5个题目）、积极应对（5个题目），消极适应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自我烦扰（5个题目）、人际疏离（4个题目）、违规行为（5个题目）、消极退缩（4个题目）。在本研究中，积极适应领域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O.87，结构效度为：x2/df=2.79（x2=462.93，df=166），GFI=0.94，NNFI=0.91，CFI=0.92，RMSEA=0.048，SRMR=0.047；消极适应领域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结构效度为：x2/df=2.99（x2=392.66，df=131），GFI=0.95，NNFI=0.89，CFI=0.90，RMSEA=0.051，SRMR=0.049。可见，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研究程序与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由个人基本情况和测量问卷两个部分构成。个人基本情况包括七个人口学变量，分别为被试的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担任班干部情况、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及家庭收入水平。问卷发放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采用不记名方式集中填写，现场回收，施测时间约为25分钟。研究采用SPSSI8.0和AMOS21.0数据分析软件，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阶层回归分析、Bootstrap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及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3.研究结果
3.1头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问卷调查过程中由被试的主观作答倾向而产生的同源误差，研究分别采用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种方法对数据调研与分析过程进行了控制。在施测时，研究使用了反向计分、调整项目顺序及保证被试的匿名性等程序控制的方法对同源误差进行了控制。在数据分析时，依据周浩，龙立荣介绍的统计检验方法，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研究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对问卷调查的所有变量（包括情绪智力、羞怯、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做了CFA来验证数据是否存在同源误差，并建构了四个模型，分别为单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六因子模型及七因子模型。
在分析中介作用之前，首先分析七个人口学变量与情绪智力、羞怯、积极适应及消极适应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一些人口学变量与这四个变量相关显著。因此，中介作用分析时，需要控制人口学变量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依据Baron与Kenny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研究认为羞怯满足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为：（1）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消极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情绪智力对羞怯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把羞怯放人到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消极适应的关系模型中时，情绪智力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即完全中介作用）或者情绪智力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即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羞怯的回归系数也要显著。研究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验证本研究的假设，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表2、表3。
由表1可知，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做羞怯对情绪智力的回归，首先放人七个人口学控制变量，然后放人情绪智力。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情绪智力对羞怯（β=0.34，p<0.001；表1，阶层二）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由表2可知，运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做积极适应对情绪智力的回归，首先放人七个人口学控制变量，然后放人情绪智力。由结果可知，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B—0.71，p<0.001；表2，阶层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结合表1和表2的结果可知，羞怯符合中介变量的前两个前提条件。将羞怯放人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的关系模型中，情绪智力还能显著的正向预测积极适应（β=0.65，p<0.001；表2，阶层三），并且羞怯能够显著的负向预测积极适应（β=0.18，p<0.001；表2，阶层三）。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积极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积极适应。
由表3可知，运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做消极适应对情绪智力的回归，首先放人七个人口学控制变量，然后放人情绪智力。由结果可知，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情绪智力对消极适应（B=0.46，p<0.001；表3，阶层二）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结合表1和表3的结果可知，羞怯符合中介变量的前两个前提条件。将羞怯放人情绪智力与消极适应的关系模型中，情绪智力还能显著的负向预测消极适应（β=0.30，p<0.001；表3，阶层三），并且羞怯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消极适应（β=0.47，p<0.001；表3，阶层三）。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羞怯在情绪智力与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消极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消极适应。
由表4和表5可以看出，在以情绪智力为自变量，社会适应的两个领域为因变量的路径中，有两个显著路径：一是直接效应路径，即中学生的情绪智力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二是间接效应路径，即中学生的情绪智力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表4中，羞怯进入回归方程后，中介效应仅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且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的回归系数下降幅度不大，说明情绪智力通过羞怯影响中学生积极适应状况的作用较小；与表4相比，表5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5%，说明羞怯在情绪智力和消极适应领域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4.讨论
融洽的人际关系、较强的情绪调控能力、不懈追求的个人目标和职业理想及适宜的认知方式是个体社会适应发展良好的重要标志，拥有这四种特质的个体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本研究发现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适应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情绪智力水平越高的中学生，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强。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本研究结果证实，羞怯在情绪智力与积极适应、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还可以通过羞怯这個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状况。具体来说，在特定的场合下或与特定的人交往时，羞怯个体会产生一种力不从心、焦虑和回避情境的心理倾向，它是影响个体自我表露和良好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情绪智力则反映了个体在社交场合有效地利用、识别和控制情绪以维持融洽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特殊能力。高情绪智力者在情绪认知与管理方面存在一定优势，善于运用合作性的关系相处模式和建设性的冲突管理方式，低情绪智力者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喜欢抱怨和指责。情绪智力和羞怯都可以对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
情绪智力可以显著地预测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与准确认识他人的情绪变化有关，情绪感知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至关重要。研究中的中介作用分析也表明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适应具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中学生的情绪智力越高，其社会适应状况就越好。这表明情绪智力越高，中学生越能敏锐地体会、辨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通过领会他人的情绪反应，中学生可以有效地调控自身的情绪状态，并会产生或者利用某种情绪以保证自己能够维持积极的情绪状态，这样中学生就可以平和地面对社会情境中各种复杂多变的问题或者困难，更能够高效地处理自身所产生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体验。因此，高情绪智力的中学生能够迅速地把握周围的生活环境，并善于运用情绪去解决问题，以保证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如果中学生不能够很好地识别、理解、表达及控制情绪反应，他们就会在与社会发生各种反应的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和孤独感，进而变得害怕失败和挫折，这就导致中学生出现更多的消极适应。因此，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都应该有意识地训练与提高中学生的情绪智力，以帮助中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自我和谐或情绪适应等内外因素在情绪智力与个体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羞怯对个体的生活适应与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情绪智力可以显著影响个体羞怯，高情绪智力者具有较低的羞怯水平。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侧面反映了羞怯可能是个体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即情绪智力通过羞怯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着中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通过表4和表5可知，在模型1中，情绪智力比羞怯更能预测中学生的积极适应状况，在模型2中，羞怯比情绪智力对消极适应有更高的预测力。就模型1而言，在加入羞怯这个中介变量后，羞怯的预测力达到显著水平，而情绪智力对积极适应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大，这可能是因为，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虽然与个体的羞怯水平有关，但和个体的情绪智力高低的关系更为密切，即情绪智力不仅直接影响着积极适应，也会通过羞怯间接作用于积极适应。一般而言，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也会具有较低的羞怯水平，羞怯程度较低的个体善于在社会情境中展现自己，能够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这样中学生就能够融入到周围环境中并积极地适应社会。就模型2而言，加入羞怯这个中介变量之后，羞怯的预测力达到显著水平，而情绪智力对消极适应的回归系数有大幅度下降，可能是因为，消极适应状况不仅受个人情绪智力的影响，更与个体的羞怯水平密切相关。较低的情绪智力与较高的羞怯水平，共同作用于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时，将会导致中学生加倍承受对社会环境的不适应。情绪智力较低的个体，因为不善于识别和运用情绪解决和应对人、物与事，他们经常会具有较高的羞怯水平，在面对权威人士和应对实际的社会情境时，他们会出现恐惧、逃避与退缩等消极反应，这些负面心理体验不利于中学生的社会适应，以至于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消极社会适应状况。
总之，本研究揭示的情绪智力与羞怯对个体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个体的消极特质与积极品质的结合在社会适应中的综合作用。情绪智力不仅能够直接地正向预测个体的积极适应，负向预测个体的消极适应，还通过羞怯的中介作用来间接影响积极适应与消极适应。这说明在情绪智力对个体社会适应状况影响的过程中，羞怯也占据重要作用。此外，与积极适应的中介模型相比，羞怯对个体的消极适应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