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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曹刿论战》一文时，我对一些注释心存疑虑。经向老师求教和多方查找资料，觉得有三处注释似可商榷。兹略呈管见，一得之愚，就教大家。
一、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
注释：[肉食者]吃肉的人，指居高位，得厚禄的人。
译文：他的同乡说：“大官们会谋划这件事的……”。
商兑：他的乡大夫说：“这是在朝廷做大官的人谋划的事情……”。
对于“乡人”，课本无注。查阅老师教参，译为“同乡”。这极易误导人们把曹刿视为“乡下之人”。笔者及大多数同学在学习时便曾以为曹刿乃“地位卑微的平民”。经老师指点和查阅古书，方知前论谬矣。原来，“乡”作为春秋时代的行政区划，于今义差异迥远。《周礼·大司徒》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里所说的“比”“闾”“族”“党”“州”“乡”皆为先秦居民的行政区划，且从《鹖冠子·王鈇》《管子·小匡》等载籍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乡”所管辖的区域范围，在当时是仅次于诸侯国的。那么，“乡人”应该是怎样的人呢？一是同在一“乡”的居民，即“同乡”;二是一“乡”的执政者，即“乡官”。《礼记·乡饮》云：“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郑玄注：“乡人，乡大夫也。”又，《周礼·小司徒》：“凡起徒役，……一乡为一军，天子六军，出自六乡，则诸侯国三军，亦当出自三乡也。”齐师伐鲁，庄公准备迎战，自然要于“乡”中征兵。曹刿此时与作为“乡大夫”的“乡人”谈及两国的战事，才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曹刿也不是什么“地位卑微的平民”，而是同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乡官”，只是未在朝廷执政罢了。否则，在强敌压境的慌乱之际，他是难以及时谒见到庄公的。再说“肉食者”。课本注为“吃肉的人。指居高位，得厚禄的人。”但人们不禁要问：富贵而无官职之人岂不吃肉？作为堂堂“乡官”，曹刿本人岂不吃肉？如此注释，同样因有悖历史常识而失之严密。杜预注“肉食者谋之”云：“肉食，在位者。”而“在位者”何以称作“肉食者”，古人对于《左传》另一处的疏注有更明确的说明。《昭公四年》：“食肉之禄。”杜预注：“谓在朝廷治其职，就官食者也。”孔颖达疏：“在官治事，官皆给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鲁人谓曹刿曰‘肉食者谋之’。”据此可知，“肉食”乃是春秋时代的一种膳食制度，指执政于朝廷的大夫以上的官员，由朝廷提供带肉的伙食。对此，唐人颜师古《匡谬正俗》一书亦有详细的专述，限于篇幅，不再赘引。总之，“肉食者谋之”的“肉食者”，在文中应特指“在朝廷做大官的人”，而不是后世所谓高官厚禄者的泛称。倘若不然，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岂不连带他本人也一起骂了吗？以上论述也让我懂得，古文注释，必须遵循“合文史于一炉而治之”的原则，方能求其达诂。
二、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译文：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件件都了解的清楚，但一定要处理得合情合理。
商兑：重大的案件，即使不善明察，也一定要依据（百姓的）意愿来处理。
此条译文，疑问多多。庄公乃一国之君，即使是军国大事，恐未必事事躬亲，而对“大大小小的案件”却件件过问，他还要文武百官干什么？因此，只有“重大”的案件，庄公才有亲自审讯的可能。“小大”应是偏义复词，其义在“大”。“虽不能察”之“虽”，课本注释为“即使”，这是正确的，故从之。但在老师教参上的译文对“能”不译为译，实际上是将其训为能愿动词“能够”，谬矣。因为既然“不能明察”，又怎能将案件处理得“合情合理”呢？在老师的指导下，查《玉篇·能部》：“能，工也，善也。”《管子·五辅》云：“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善”与“能”对举成文而互训。（参见《劝学》“非能水也”条）“不能察”，就是“不善察”，乃是庄公含蓄委婉之辞。如此，上下语意便顺通了。最后再谈“必以情”。老師的教参上译为“一定要处理得合情合理”，盖言其大意，未能揭示“情”所体现得内容。课本注“情”为“实情”，亦未得“情”之本旨。曹刿与庄公三问三答。曹刿首先否定了庄公对将相宗室得“小惠”，接着又否定了庄公对神灵先祖得“小信”。那么，曹刿为何惟独肯定庄公断案“必以情”，才是“忠之属”，并且“可以一战”呢？纵观曹刿之言，若能拨云见日，便不难发现其无不着眼于“民”，虽然当时尚无“民贵君轻”的系统论说，但曹刿的“民本”思想可谓端倪初露。庄公断案，只有“依据百姓的意愿和欲望”，百姓才会甘心服从;何况当时尚无专职的正规军队，打仗都是临时征兵于“乡”。这才体现出曹刿之言的真正内涵：治理国家社稷，必须顺乎民意，体察民情，这才是“忠之属也”。曹刿对战争取胜条件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查《说文·心部》：“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段玉裁注引董仲舒曰：“情人，人之欲也。”由此可见，“情”的本义是“人的内心之欲”，也就是“意愿与欲望”。《史记·李斯列传》：“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此非士之情也。”柳宗元《封建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苏辙《策问论》：“人之所以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是矣。”以上之“情”，其义皆为“意愿与欲望”。庄公断案尚能顺乎民意，不正是他取得长勺之战胜利的最本质性的原因之一吗？
三、齐师败绩
注释：[败绩]大败。
商兑：败绩，乱了车迹。这里指“军队乱了阵脚。”绩，通“迹”。
训“败绩”为“大败”本无问题，但“败绩”何以称为“大败”，课本注释并未注明。笔者初疑“败绩”为同义复词，因为同义复词有加重词义的作用，但遭老师的否定。随查《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后得到证实：前者收“绩”的义项有五，后者收义项有四，却没有任何一个义项与“败”有丝毫的关联。《汉语大词典》收“败绩”词条，释义为“军队溃败”，其例引《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孔传：“大崩曰败绩。”仅此而已，语焉不详，“绩”为何义，可谓“其为惑也终不解”。经老师指点读现代经传大师陆宗达先生《训诂简论》四，茅塞顿开。陆先生指出，“败绩”之“绩”，是“迹”的通假字。春秋时期，“天下车同轨”（见《礼记·中庸》），战车的尺寸是统一的，虽“闭门造车”，其车轮的轨迹仍然是一致的。战车进退在同一轨迹之上，可以说有条不紊;但轨迹一乱，实际上是整个军队布阵乱了。故陆先生指出，凡车循道而行谓之“迹”，不能循道而行谓之“败绩”。据此，“败绩”可以引申为“大败”或“溃败”。这样，毛亨所谓“大崩曰败绩”也就不难理解了。“大崩”就是“全面崩溃”，这自然就是“败绩”了。然而，若将“大败”之训移入“齐师败绩”，恐怕亦未必稳妥。因为长勺之战尚在进行之中。如果说齐师已经“大败”了，“公将驰之”有何不可呢？而曹刿却“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岂不优柔寡断而贻误战机？其实，庄公、曹刿只是远远看见齐军“乱了阵脚”，而并没有溃不成军。也就是说，“败绩”的本义为“战车乱了车迹”，“乱了车迹”自然“乱了阵脚”，至于“大败”、“溃败”，是其本义的进一步引申。长勺之战，在“齐师败绩”的时候，庄公、曹刿只是认为战局已经开始明朗，但强大的齐军能否被弱小的鲁军彻底击溃，恐怕还需要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齐师败绩”就等于“齐师大败”，如此之言，岂不为时尚早？
作者通联：安徽宁国中学2016级（2）班。
一、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
注释：[肉食者]吃肉的人，指居高位，得厚禄的人。
译文：他的同乡说：“大官们会谋划这件事的……”。
商兑：他的乡大夫说：“这是在朝廷做大官的人谋划的事情……”。
对于“乡人”，课本无注。查阅老师教参，译为“同乡”。这极易误导人们把曹刿视为“乡下之人”。笔者及大多数同学在学习时便曾以为曹刿乃“地位卑微的平民”。经老师指点和查阅古书，方知前论谬矣。原来，“乡”作为春秋时代的行政区划，于今义差异迥远。《周礼·大司徒》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里所说的“比”“闾”“族”“党”“州”“乡”皆为先秦居民的行政区划，且从《鹖冠子·王鈇》《管子·小匡》等载籍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乡”所管辖的区域范围，在当时是仅次于诸侯国的。那么，“乡人”应该是怎样的人呢？一是同在一“乡”的居民，即“同乡”;二是一“乡”的执政者，即“乡官”。《礼记·乡饮》云：“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郑玄注：“乡人，乡大夫也。”又，《周礼·小司徒》：“凡起徒役，……一乡为一军，天子六军，出自六乡，则诸侯国三军，亦当出自三乡也。”齐师伐鲁，庄公准备迎战，自然要于“乡”中征兵。曹刿此时与作为“乡大夫”的“乡人”谈及两国的战事，才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曹刿也不是什么“地位卑微的平民”，而是同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乡官”，只是未在朝廷执政罢了。否则，在强敌压境的慌乱之际，他是难以及时谒见到庄公的。再说“肉食者”。课本注为“吃肉的人。指居高位，得厚禄的人。”但人们不禁要问：富贵而无官职之人岂不吃肉？作为堂堂“乡官”，曹刿本人岂不吃肉？如此注释，同样因有悖历史常识而失之严密。杜预注“肉食者谋之”云：“肉食，在位者。”而“在位者”何以称作“肉食者”，古人对于《左传》另一处的疏注有更明确的说明。《昭公四年》：“食肉之禄。”杜预注：“谓在朝廷治其职，就官食者也。”孔颖达疏：“在官治事，官皆给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鲁人谓曹刿曰‘肉食者谋之’。”据此可知，“肉食”乃是春秋时代的一种膳食制度，指执政于朝廷的大夫以上的官员，由朝廷提供带肉的伙食。对此，唐人颜师古《匡谬正俗》一书亦有详细的专述，限于篇幅，不再赘引。总之，“肉食者谋之”的“肉食者”，在文中应特指“在朝廷做大官的人”，而不是后世所谓高官厚禄者的泛称。倘若不然，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岂不连带他本人也一起骂了吗？以上论述也让我懂得，古文注释，必须遵循“合文史于一炉而治之”的原则，方能求其达诂。
二、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译文：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件件都了解的清楚，但一定要处理得合情合理。
商兑：重大的案件，即使不善明察，也一定要依据（百姓的）意愿来处理。
此条译文，疑问多多。庄公乃一国之君，即使是军国大事，恐未必事事躬亲，而对“大大小小的案件”却件件过问，他还要文武百官干什么？因此，只有“重大”的案件，庄公才有亲自审讯的可能。“小大”应是偏义复词，其义在“大”。“虽不能察”之“虽”，课本注释为“即使”，这是正确的，故从之。但在老师教参上的译文对“能”不译为译，实际上是将其训为能愿动词“能够”，谬矣。因为既然“不能明察”，又怎能将案件处理得“合情合理”呢？在老师的指导下，查《玉篇·能部》：“能，工也，善也。”《管子·五辅》云：“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善”与“能”对举成文而互训。（参见《劝学》“非能水也”条）“不能察”，就是“不善察”，乃是庄公含蓄委婉之辞。如此，上下语意便顺通了。最后再谈“必以情”。老師的教参上译为“一定要处理得合情合理”，盖言其大意，未能揭示“情”所体现得内容。课本注“情”为“实情”，亦未得“情”之本旨。曹刿与庄公三问三答。曹刿首先否定了庄公对将相宗室得“小惠”，接着又否定了庄公对神灵先祖得“小信”。那么，曹刿为何惟独肯定庄公断案“必以情”，才是“忠之属”，并且“可以一战”呢？纵观曹刿之言，若能拨云见日，便不难发现其无不着眼于“民”，虽然当时尚无“民贵君轻”的系统论说，但曹刿的“民本”思想可谓端倪初露。庄公断案，只有“依据百姓的意愿和欲望”，百姓才会甘心服从;何况当时尚无专职的正规军队，打仗都是临时征兵于“乡”。这才体现出曹刿之言的真正内涵：治理国家社稷，必须顺乎民意，体察民情，这才是“忠之属也”。曹刿对战争取胜条件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查《说文·心部》：“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段玉裁注引董仲舒曰：“情人，人之欲也。”由此可见，“情”的本义是“人的内心之欲”，也就是“意愿与欲望”。《史记·李斯列传》：“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此非士之情也。”柳宗元《封建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苏辙《策问论》：“人之所以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是矣。”以上之“情”，其义皆为“意愿与欲望”。庄公断案尚能顺乎民意，不正是他取得长勺之战胜利的最本质性的原因之一吗？
三、齐师败绩
注释：[败绩]大败。
商兑：败绩，乱了车迹。这里指“军队乱了阵脚。”绩，通“迹”。
训“败绩”为“大败”本无问题，但“败绩”何以称为“大败”，课本注释并未注明。笔者初疑“败绩”为同义复词，因为同义复词有加重词义的作用，但遭老师的否定。随查《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后得到证实：前者收“绩”的义项有五，后者收义项有四，却没有任何一个义项与“败”有丝毫的关联。《汉语大词典》收“败绩”词条，释义为“军队溃败”，其例引《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孔传：“大崩曰败绩。”仅此而已，语焉不详，“绩”为何义，可谓“其为惑也终不解”。经老师指点读现代经传大师陆宗达先生《训诂简论》四，茅塞顿开。陆先生指出，“败绩”之“绩”，是“迹”的通假字。春秋时期，“天下车同轨”（见《礼记·中庸》），战车的尺寸是统一的，虽“闭门造车”，其车轮的轨迹仍然是一致的。战车进退在同一轨迹之上，可以说有条不紊;但轨迹一乱，实际上是整个军队布阵乱了。故陆先生指出，凡车循道而行谓之“迹”，不能循道而行谓之“败绩”。据此，“败绩”可以引申为“大败”或“溃败”。这样，毛亨所谓“大崩曰败绩”也就不难理解了。“大崩”就是“全面崩溃”，这自然就是“败绩”了。然而，若将“大败”之训移入“齐师败绩”，恐怕亦未必稳妥。因为长勺之战尚在进行之中。如果说齐师已经“大败”了，“公将驰之”有何不可呢？而曹刿却“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岂不优柔寡断而贻误战机？其实，庄公、曹刿只是远远看见齐军“乱了阵脚”，而并没有溃不成军。也就是说，“败绩”的本义为“战车乱了车迹”，“乱了车迹”自然“乱了阵脚”，至于“大败”、“溃败”，是其本义的进一步引申。长勺之战，在“齐师败绩”的时候，庄公、曹刿只是认为战局已经开始明朗，但强大的齐军能否被弱小的鲁军彻底击溃，恐怕还需要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齐师败绩”就等于“齐师大败”，如此之言，岂不为时尚早？
作者通联：安徽宁国中学2016级（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