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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资金、投资环境以及风险应对，无一不是中国跨国企业的生存要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是鼓励和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国家，近年来正迅速转型为重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
过去的一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稳健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额为625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25%。尽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不断加快，而企业在投资过程各阶段的进程与特点还不为人们熟知。为此，这次调研覆盖15个省多个产业的上千家企业，以期从企业层面揭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况及意向。
调查问卷原计划发放问卷3000份，最终回收1091份，其中有效样本数量为1056个，国有企业数量为142家。国有企业总体规模上要大于非国有企业，10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占据绝大多数。
投资规模和分布
调查显示，本次调查共有有效样本1056份，其中333家企业已经向海外投资，占样本总数约三分之一。其中，有45%的国有企业已经向海外投资，非国有企业中29%已经向海外投资。从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来看，截至2012年底，50%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海外总投资额在1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而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总额多数在100万至5000万之间，因此无论从绝对量还是平均量来看，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总体上大于非国有企业（图1）。
从投资目的国的分布来看，333家企业向7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欧盟和美国的比例较大，两者相加超过大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地区分布来看，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选择东亚和东南亚、北美以及欧盟地区。可以看到，相比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中国企业的投资目的地日趋多样化和分散化，欧盟、北美等地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增强。
从投资规模来看，尽管项目数量较小，但无论从总体还是平均数来看，拉丁美洲、大洋洲、中亚和西亚的投资量较大，反映了这些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和大型项目。
从投资内容来看，企业海外投资的项目并没有局限于国内的主营业务，60%以上的参与调查企业在国内从事制造业，但仅有33%投资于海外的制造业。更多的企业投资于采矿业、信息传输、电力、贸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农业等行业作为多元化经营的方向。
从企业投资行业的地区选择来看，拉美、大洋洲和中亚西亚以采矿业居多，其他地区制造业和贸易占主导地位。虽然不少媒体中流传着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的说法，但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在非洲从事采矿业的确是重要一部分，但占比重最大的是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
提升品牌成动力
从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环境动力来看，企业“走出去”政策及相关优惠、目的国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或投资协议对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来说非常重要。从企业自身投资决策来看，企业对提升品牌的认识度大幅上升，成为投资的重要目的。其次为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利用海外制度和基础设施。相比于2009年调查数据中，企业海外扩张最为重要的目标是“扩张市场”，其次才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开发自然资源”和“获取国际知名品牌”。可见，企业在技术和经营水平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对于品牌和海外投资软实力的关注开始提高。
虽然企业对品牌日益关注，但调查表明只有22%的企业有品牌发展战略，说明企业在发展品牌上还缺乏规划和实践经验。同时，有高达55%的企业表明希望中国贸促会能提供协助推广企业的品牌，说明企业在品牌发展上自身能力还不足。这个调查结果为我国“走出去”政策的进一步制定和深化提供了启示。目前我国在“走出去”政策层面仍停留在强调扩大市场、引进资源，对于品牌战略的政策配合不断充实。
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差异性来看，提升品牌和扩大产业对国有企业尤为重要。国内外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也要大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在寻求海外市场和扩大产业因素中，非国有企业更多的受到国内行业限制的驱动。可见除了政策、市场、技术方面因素外，在国内生存空间偏小也是民企“走出去”的动力之一。
从哪儿找钱？
在企业国际经营和发展制约因素方面，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缺乏问题。国有企业受到合作层次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以及缺乏国际政治经济情况了解等困扰。而除了和国有企业拥有同样困扰外，非国有企业更受到管理水平不高、融资困难和研发能力不强的局限。
可见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没有把融资看作是制约自身国际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图2）。相比之下，更多的企业认为“缺乏国际经营人才”，“国际竞争力不强”和“国际合作层次不高”才是主要障碍。
尽管如此，和国企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确更多的面临着融资困难的问题。问卷结果显示，仅有14. 2%的国有企业认为“融资困难”是国际化经营的瓶颈。而这一选择得到了22. 7%的非国有企业认可。
为了揭示和探讨企业在融资方面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我们尝试着一方面对企业资金来源进行分析，一方面看企业在资金和其他方面获得政府支持的情况。
首先是资金来源。我们在问卷中让企业回顾了最近一个海外投资项目的融资情况，“企业利润积累”依然是绝大部分企业惯用的融资方式。过半数的企业将其视为海外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融资方式。紧跟“利用企业积累利润”之后，21%的企业认为“银行贷款”是海外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其次是“资本市场融资”，11%企业认为该方式是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融资方式。“投资伙伴参股”排名第四，被7. 1%的企业认为是海外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另分别有5%和3%的企业认为，“民间非官方融资”和“政府拨款”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图3上）。
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来源上的相似性多过差异性。尽管常看到民企融资难的报道，我们调查发现获得银行贷款本身并不是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最主要障碍。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银行贷款和企业利润的积累都是企业向海外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图3下）。其次，非国有企业更多的依赖民间非官方渠道融资，而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吸引投资伙伴参股和资本市场融资方面更有优势。 虽然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相似，但当问及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时，几乎没有非国有企业以政府补助作为最主要来源，而少部分国有企业有这样的情况，更有一定比例的非国有企业把民间非正式渠道作为最主要的融资方式。
其次是政策支持。在我国现今的发展阶段，除了凭借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外，国家政策支持也是企业获得投资资金的重要一环。此次调查发现，在国家政策支持方面，对固定成本或营业成本进行补贴、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仍是主要方式，但国有企业获得低息或无息贷款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优先获得外汇、优先获得返销配额方面都更有把握（图4）。这说明在获得国家走出去政策优惠方面，民营企业仍处于相对劣势。
由此次调查结果看来，民营企业融资难仍是“走出去”过程中函待解决的一个政策难题。民企在资金来源方面需要更多的依赖于自身利润的积累和非官方渠道融资。虽然民企在获得贷款本身不存在极其大的障碍，但在获得低息和无息贷款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国家政策支持的其他方面也更倾向于国企。同时，国企在融资方面的优势也尚未通过参股的方式传递给民企。参与调查的民企中能以国企参股方式“走出去”的仍是极少数。资本更多的是在国企之间流转与共享。
另外，此次调查反映出，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我国企业“走出去”中的融资方式都偏单一化，过度依赖自身资本的积累和银行贷款。企业尤其缺乏在当地市场融资的意识和能力。随着我国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融资单一性必将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经营的制约。
投资有风险，应对是关键
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已超过了十个年头，尽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暴露了中国企业的脆弱性以及面对风险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除了要面临跨国投资中少不了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也要面临由世界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治理体系差异造成的其他非经济类风险。
国内政策界和企业界虽然对海外风险日益关注，但在企业对风险的感知和应对方面仍少有定量的信息可以参考。本次问卷分类别、分国别对企业海外投资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调查。调研根据美国POLITY IV项目的界定将企业对外投资所在国分为两类，即治理完善的民主国家和治理薄弱和专政国家。调查结果表明，除了政治动乱和政府腐败以外，企业总体上并不觉得治理完善的民主国家风险更小。尤其是劳动力纠纷、合同方不守约和安全审查或是政治阻挠风险，反而是在治理完善的民主国家中风险更大一些。但总体来说，不管投资在哪个国家，已经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对于宏观经济的风险是最为关注的（图5）。
在应对风险的措施方面，加强与中国使馆、驻外商业机构或国内有关部门的联系仍是主要的风险控制手段，其次为需求目的国当地法律保护、和当地民众处好关系、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等方式（图6）。可见，企业多数仍会选择采用正式的官方渠道、积累社会资本等方式来规避风险。而对使用对冲和分地区、分阶段分散投资等金融手段或是需求国际组织帮助的风险规避措施持一定的保守态度。从总体上来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风险应对模式基本相似，但非国有企业更能够应用市场和商业手段。
此次调查中我们不仅测量了已经向海外投资企业对风险的判断，更广泛地衡量了所有参与调查企业对风险的认知度。
调查发现，在所有参与调查企业中，综合风险德国最小，委内瑞拉最大。对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企业都十分担心政治动乱和战争的风险。这一点说明我国企业对海外风险的认知在大方向上基本正确。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对在德国发生劳动力纠纷尤为担忧，在美国则对安全审查风险更为担忧。将宏观经济风险设定为基数后，从相对风险来看，德国劳动力风险更为突出，安全审查风险也不小，美国则安全审查风险最突出。
中国企业的全球责任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日益引发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提供更多的社会正产品外，也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与当地社区和政府处好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企业面临的非商业风险。
问卷从“企业发展战略中是否有社会责任的描述”、“是否已制定社会责任目标、指标和管理方针”、“有无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部门及主管”、“是否已编写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是否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等角度，考察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战略，结果显示国企制度上更完善，民企在实践上相对积极一些。从企业社会责任在各地区经营中的重要性来看，相对于发展中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及北非、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欧洲、北美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要更多，因此重要性也较高。
在问及企业海外经营中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程度时，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媒体宣传的意识，对所在社区和自然环境的重视度也偏低。两者均重视和投资者、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的关系，但国企对政府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非国企。
本次调查表明，我国企业在提高海外社会责任的意识和实践上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提升公共形象和媒体关系方面。
企业在衡量社会责任的重要程度时，过多的依赖于东道国本身法规制度的制约。在东道国本身制度严密的情况下（如在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也更重视。殊不知，在东道国本身制度松散的情况下，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才真正是对企业形象和品牌的树立和考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缺乏自觉性。
我国企业对海外社会责任的实践倾向于搬用国内既有的思维，对于政府的重视度多过社区。企业需要认识到我国的制度和许多东道国有所不同。在多个利益相关方中，社区的力量不能忽视。
面对未来：乐观中的审慎
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我国企业对未来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估对于“走出去”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本次问卷分行业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国际投资环境和投资意向进行了调查。 首先是投资环境评估。本次调查请企业对2013年和2014年全球经济状况和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环境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企业对于2014年全球经济状况普遍较2013年更乐观，尤其是在采矿业、农业、电力燃气等行业乐观度增幅较大（看三角到45度线的垂直距离）（图7）。
在被问及对未来投资环境潜在问题担忧程度及其对投资影响时，企业普遍表示了对主要货币币值波动及原油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担忧。
其次，是投资计划。尽管企业对于未来国际经济环境持基本乐观的态度，企业投资计划并不是在普遍的一味扩大，各行业间以及民企、国企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2013年企业海外投资的房地产业比重将会上升，超过40%的企业会增加海外业务在总业务的比重。建筑业和电力燃气业的企业也是增长超过缩减份额。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类别则有更多企业将缩减在海外比重。和2012年相比较，2013年除电力燃气业外，企业海外经营份额超过20%的企业会减少，缩减部分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
在参与调查企业中，共有272家企业已经有明确的下一步海外投资的计划，其中有173家企业（近2/3）为目前已经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占已向海外投资企业的55%。这表明，未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重中的大部分将来自已经向海外投资的企业。
从企业未来投资意向的国别来看，仍然主要以欧盟、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参与调查企业对美国的投资超过欧盟，未来近年内对欧盟的投资关注和意向则超过了美国。从地区分布来看，东亚和南亚、欧洲和美洲市场仍是主要投资聚集地，欧盟超过北美。
问卷调查了2012年国际化方式对企业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出口在近年来仍是最重要的（图8）。相比于2012年，2013年企业认为在海外新建全资分支机构、授权海外商家连锁或加盟、许可海外商家生产并销售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加强。
问卷同时对企业国际经营过程中服务需求的内容、寻求服务的机构和方式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在企业海外投资寻求服务的机构和方式方面，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多依赖于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个人网络，而国有企业更多依赖于国家部门、领馆和驻外机构。
从企业目前所获得服务的来源来看，国有企业更多依赖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政府机构或部门，非国有企业在贸促机构、国内咨询公司等方面的依赖度要高于国有企业。
从服务的需求内容来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对优质客户的介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都是重点，其次为客户资信调查、企业国际形象塑造、技术引进服务以及法律法规和行业信息方面的服务。而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追账、企业国际形象以及技术引进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更高。
结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增长，2002到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保持了11年连续增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已连续8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新签合同额连续11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然而，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虽然企业对2014年全球经济状况和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环境普遍较2013年更乐观，但仍普遍表示了对货币币值波动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担忧。因此，2013年预期对外投资经营份额呈现一定的缩减趋势。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规模方面仍偏小，而且对2013年的海外投资份额的缩减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这一状况说明了未来海外投资的预期不容乐观。
这也使得我们的调查结果具有以下政策意义。
·品牌提升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而目前我国在“走出去”政策层面仍停留在强调扩大市场、引进资源上，政策配合需要跟上。
·缺少管理专家和人才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企业需要战略和政策支持来吸引国际型管理人才。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风险应对机制上主要依靠大使馆和政府组织。企业需要更为多样化的风险管理策略。
·中国企业的海外社会责任实践仍相对薄弱。企业特别需要提高与媒体沟通的意识和相应策略。
·与“走出去”相关的优惠政策的获益者多是国有企业。想要让非国有企业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生力军，应逐渐改变这种政策倾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是鼓励和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国家，近年来正迅速转型为重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
过去的一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稳健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额为625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25%。尽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不断加快，而企业在投资过程各阶段的进程与特点还不为人们熟知。为此，这次调研覆盖15个省多个产业的上千家企业，以期从企业层面揭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况及意向。
调查问卷原计划发放问卷3000份，最终回收1091份，其中有效样本数量为1056个，国有企业数量为142家。国有企业总体规模上要大于非国有企业，10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占据绝大多数。
投资规模和分布
调查显示，本次调查共有有效样本1056份，其中333家企业已经向海外投资，占样本总数约三分之一。其中，有45%的国有企业已经向海外投资，非国有企业中29%已经向海外投资。从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来看，截至2012年底，50%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海外总投资额在1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而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总额多数在100万至5000万之间，因此无论从绝对量还是平均量来看，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总体上大于非国有企业（图1）。
从投资目的国的分布来看，333家企业向7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欧盟和美国的比例较大，两者相加超过大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地区分布来看，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选择东亚和东南亚、北美以及欧盟地区。可以看到，相比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中国企业的投资目的地日趋多样化和分散化，欧盟、北美等地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增强。
从投资规模来看，尽管项目数量较小，但无论从总体还是平均数来看，拉丁美洲、大洋洲、中亚和西亚的投资量较大，反映了这些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和大型项目。
从投资内容来看，企业海外投资的项目并没有局限于国内的主营业务，60%以上的参与调查企业在国内从事制造业，但仅有33%投资于海外的制造业。更多的企业投资于采矿业、信息传输、电力、贸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农业等行业作为多元化经营的方向。
从企业投资行业的地区选择来看，拉美、大洋洲和中亚西亚以采矿业居多，其他地区制造业和贸易占主导地位。虽然不少媒体中流传着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的说法，但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在非洲从事采矿业的确是重要一部分，但占比重最大的是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
提升品牌成动力
从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环境动力来看，企业“走出去”政策及相关优惠、目的国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或投资协议对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来说非常重要。从企业自身投资决策来看，企业对提升品牌的认识度大幅上升，成为投资的重要目的。其次为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利用海外制度和基础设施。相比于2009年调查数据中，企业海外扩张最为重要的目标是“扩张市场”，其次才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开发自然资源”和“获取国际知名品牌”。可见，企业在技术和经营水平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对于品牌和海外投资软实力的关注开始提高。
虽然企业对品牌日益关注，但调查表明只有22%的企业有品牌发展战略，说明企业在发展品牌上还缺乏规划和实践经验。同时，有高达55%的企业表明希望中国贸促会能提供协助推广企业的品牌，说明企业在品牌发展上自身能力还不足。这个调查结果为我国“走出去”政策的进一步制定和深化提供了启示。目前我国在“走出去”政策层面仍停留在强调扩大市场、引进资源，对于品牌战略的政策配合不断充实。
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差异性来看，提升品牌和扩大产业对国有企业尤为重要。国内外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也要大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在寻求海外市场和扩大产业因素中，非国有企业更多的受到国内行业限制的驱动。可见除了政策、市场、技术方面因素外，在国内生存空间偏小也是民企“走出去”的动力之一。
从哪儿找钱？
在企业国际经营和发展制约因素方面，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缺乏问题。国有企业受到合作层次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以及缺乏国际政治经济情况了解等困扰。而除了和国有企业拥有同样困扰外，非国有企业更受到管理水平不高、融资困难和研发能力不强的局限。
可见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没有把融资看作是制约自身国际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图2）。相比之下，更多的企业认为“缺乏国际经营人才”，“国际竞争力不强”和“国际合作层次不高”才是主要障碍。
尽管如此，和国企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确更多的面临着融资困难的问题。问卷结果显示，仅有14. 2%的国有企业认为“融资困难”是国际化经营的瓶颈。而这一选择得到了22. 7%的非国有企业认可。
为了揭示和探讨企业在融资方面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我们尝试着一方面对企业资金来源进行分析，一方面看企业在资金和其他方面获得政府支持的情况。
首先是资金来源。我们在问卷中让企业回顾了最近一个海外投资项目的融资情况，“企业利润积累”依然是绝大部分企业惯用的融资方式。过半数的企业将其视为海外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融资方式。紧跟“利用企业积累利润”之后，21%的企业认为“银行贷款”是海外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其次是“资本市场融资”，11%企业认为该方式是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融资方式。“投资伙伴参股”排名第四，被7. 1%的企业认为是海外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另分别有5%和3%的企业认为，“民间非官方融资”和“政府拨款”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图3上）。
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来源上的相似性多过差异性。尽管常看到民企融资难的报道，我们调查发现获得银行贷款本身并不是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最主要障碍。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银行贷款和企业利润的积累都是企业向海外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图3下）。其次，非国有企业更多的依赖民间非官方渠道融资，而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吸引投资伙伴参股和资本市场融资方面更有优势。 虽然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相似，但当问及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时，几乎没有非国有企业以政府补助作为最主要来源，而少部分国有企业有这样的情况，更有一定比例的非国有企业把民间非正式渠道作为最主要的融资方式。
其次是政策支持。在我国现今的发展阶段，除了凭借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外，国家政策支持也是企业获得投资资金的重要一环。此次调查发现，在国家政策支持方面，对固定成本或营业成本进行补贴、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仍是主要方式，但国有企业获得低息或无息贷款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优先获得外汇、优先获得返销配额方面都更有把握（图4）。这说明在获得国家走出去政策优惠方面，民营企业仍处于相对劣势。
由此次调查结果看来，民营企业融资难仍是“走出去”过程中函待解决的一个政策难题。民企在资金来源方面需要更多的依赖于自身利润的积累和非官方渠道融资。虽然民企在获得贷款本身不存在极其大的障碍，但在获得低息和无息贷款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国家政策支持的其他方面也更倾向于国企。同时，国企在融资方面的优势也尚未通过参股的方式传递给民企。参与调查的民企中能以国企参股方式“走出去”的仍是极少数。资本更多的是在国企之间流转与共享。
另外，此次调查反映出，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我国企业“走出去”中的融资方式都偏单一化，过度依赖自身资本的积累和银行贷款。企业尤其缺乏在当地市场融资的意识和能力。随着我国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融资单一性必将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经营的制约。
投资有风险，应对是关键
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已超过了十个年头，尽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暴露了中国企业的脆弱性以及面对风险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除了要面临跨国投资中少不了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也要面临由世界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治理体系差异造成的其他非经济类风险。
国内政策界和企业界虽然对海外风险日益关注，但在企业对风险的感知和应对方面仍少有定量的信息可以参考。本次问卷分类别、分国别对企业海外投资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调查。调研根据美国POLITY IV项目的界定将企业对外投资所在国分为两类，即治理完善的民主国家和治理薄弱和专政国家。调查结果表明，除了政治动乱和政府腐败以外，企业总体上并不觉得治理完善的民主国家风险更小。尤其是劳动力纠纷、合同方不守约和安全审查或是政治阻挠风险，反而是在治理完善的民主国家中风险更大一些。但总体来说，不管投资在哪个国家，已经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对于宏观经济的风险是最为关注的（图5）。
在应对风险的措施方面，加强与中国使馆、驻外商业机构或国内有关部门的联系仍是主要的风险控制手段，其次为需求目的国当地法律保护、和当地民众处好关系、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等方式（图6）。可见，企业多数仍会选择采用正式的官方渠道、积累社会资本等方式来规避风险。而对使用对冲和分地区、分阶段分散投资等金融手段或是需求国际组织帮助的风险规避措施持一定的保守态度。从总体上来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风险应对模式基本相似，但非国有企业更能够应用市场和商业手段。
此次调查中我们不仅测量了已经向海外投资企业对风险的判断，更广泛地衡量了所有参与调查企业对风险的认知度。
调查发现，在所有参与调查企业中，综合风险德国最小，委内瑞拉最大。对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企业都十分担心政治动乱和战争的风险。这一点说明我国企业对海外风险的认知在大方向上基本正确。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对在德国发生劳动力纠纷尤为担忧，在美国则对安全审查风险更为担忧。将宏观经济风险设定为基数后，从相对风险来看，德国劳动力风险更为突出，安全审查风险也不小，美国则安全审查风险最突出。
中国企业的全球责任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日益引发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提供更多的社会正产品外，也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与当地社区和政府处好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企业面临的非商业风险。
问卷从“企业发展战略中是否有社会责任的描述”、“是否已制定社会责任目标、指标和管理方针”、“有无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部门及主管”、“是否已编写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是否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等角度，考察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战略，结果显示国企制度上更完善，民企在实践上相对积极一些。从企业社会责任在各地区经营中的重要性来看，相对于发展中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及北非、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欧洲、北美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要更多，因此重要性也较高。
在问及企业海外经营中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程度时，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媒体宣传的意识，对所在社区和自然环境的重视度也偏低。两者均重视和投资者、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的关系，但国企对政府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非国企。
本次调查表明，我国企业在提高海外社会责任的意识和实践上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提升公共形象和媒体关系方面。
企业在衡量社会责任的重要程度时，过多的依赖于东道国本身法规制度的制约。在东道国本身制度严密的情况下（如在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也更重视。殊不知，在东道国本身制度松散的情况下，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才真正是对企业形象和品牌的树立和考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缺乏自觉性。
我国企业对海外社会责任的实践倾向于搬用国内既有的思维，对于政府的重视度多过社区。企业需要认识到我国的制度和许多东道国有所不同。在多个利益相关方中，社区的力量不能忽视。
面对未来：乐观中的审慎
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我国企业对未来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估对于“走出去”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本次问卷分行业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国际投资环境和投资意向进行了调查。 首先是投资环境评估。本次调查请企业对2013年和2014年全球经济状况和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环境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企业对于2014年全球经济状况普遍较2013年更乐观，尤其是在采矿业、农业、电力燃气等行业乐观度增幅较大（看三角到45度线的垂直距离）（图7）。
在被问及对未来投资环境潜在问题担忧程度及其对投资影响时，企业普遍表示了对主要货币币值波动及原油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担忧。
其次，是投资计划。尽管企业对于未来国际经济环境持基本乐观的态度，企业投资计划并不是在普遍的一味扩大，各行业间以及民企、国企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2013年企业海外投资的房地产业比重将会上升，超过40%的企业会增加海外业务在总业务的比重。建筑业和电力燃气业的企业也是增长超过缩减份额。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类别则有更多企业将缩减在海外比重。和2012年相比较，2013年除电力燃气业外，企业海外经营份额超过20%的企业会减少，缩减部分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
在参与调查企业中，共有272家企业已经有明确的下一步海外投资的计划，其中有173家企业（近2/3）为目前已经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占已向海外投资企业的55%。这表明，未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重中的大部分将来自已经向海外投资的企业。
从企业未来投资意向的国别来看，仍然主要以欧盟、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参与调查企业对美国的投资超过欧盟，未来近年内对欧盟的投资关注和意向则超过了美国。从地区分布来看，东亚和南亚、欧洲和美洲市场仍是主要投资聚集地，欧盟超过北美。
问卷调查了2012年国际化方式对企业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出口在近年来仍是最重要的（图8）。相比于2012年，2013年企业认为在海外新建全资分支机构、授权海外商家连锁或加盟、许可海外商家生产并销售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加强。
问卷同时对企业国际经营过程中服务需求的内容、寻求服务的机构和方式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在企业海外投资寻求服务的机构和方式方面，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多依赖于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个人网络，而国有企业更多依赖于国家部门、领馆和驻外机构。
从企业目前所获得服务的来源来看，国有企业更多依赖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政府机构或部门，非国有企业在贸促机构、国内咨询公司等方面的依赖度要高于国有企业。
从服务的需求内容来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对优质客户的介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都是重点，其次为客户资信调查、企业国际形象塑造、技术引进服务以及法律法规和行业信息方面的服务。而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追账、企业国际形象以及技术引进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更高。
结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增长，2002到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保持了11年连续增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已连续8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新签合同额连续11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然而，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虽然企业对2014年全球经济状况和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环境普遍较2013年更乐观，但仍普遍表示了对货币币值波动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担忧。因此，2013年预期对外投资经营份额呈现一定的缩减趋势。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规模方面仍偏小，而且对2013年的海外投资份额的缩减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这一状况说明了未来海外投资的预期不容乐观。
这也使得我们的调查结果具有以下政策意义。
·品牌提升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而目前我国在“走出去”政策层面仍停留在强调扩大市场、引进资源上，政策配合需要跟上。
·缺少管理专家和人才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企业需要战略和政策支持来吸引国际型管理人才。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风险应对机制上主要依靠大使馆和政府组织。企业需要更为多样化的风险管理策略。
·中国企业的海外社会责任实践仍相对薄弱。企业特别需要提高与媒体沟通的意识和相应策略。
·与“走出去”相关的优惠政策的获益者多是国有企业。想要让非国有企业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生力军，应逐渐改变这种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