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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地忽起波澜——“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的是1922年10月由部分北京大学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所引发的风波。此时，距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场风波可以说是不大不小，不过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影响甚大。
胡适日记中收录了与此次风潮相关的不少文献资料。根据胡适日记中的记录以及蔡元培向教育部所提出的辞呈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厘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1922年10月17日下午，几十名学生到会计室请愿，要求取消讲义费，结果造成骚动。第二天上午，又有几十名学生拥到校长室，要求立即废止讲义费。[1]10月19日，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辞呈；随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及教授冯祖荀等，均于当日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2]蔡元培的断然辞职令学生大为震惊，他们也立即召开全体大会，并在《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3]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与诸多教授在北大评议会与学生干事会之间积极斡旋，终于达成决议：开除冯省三；要求本校全体学生各以书面向各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暴动；暂行继续授课。在学生方面接受评议会决议的前提下，蔡元培答应收回辞呈，回到北大。至于讲义费，后来自是不了了之。
至于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时为预科法文班山东籍学生。有关冯省三在这次风潮中的表现，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议。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冯省三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4]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冯省三只是被无辜牺牲的“替罪羊”，参与其中的人都心照不宣而已。例如钱玄同就曾经说：“真正的主谋者早已经销声匿迹了，省三是临时去看热闹的人（自然他也不免夹七夹八地说了几句话），大家快要散完了，他还不走，于是他就得了开除的处分！”[5]鲁迅更是为他写了一篇深刻的题为《即小见大》的文章。
这是一次似乎并不怎么值得注意的风波。然而，被牵涉到这个小插曲中的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对这次风潮的看法以及反应，他们的不同的关注点，可堪玩味。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1.“学生暴动”——蔡元培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6]这是蒋梦麟先生在《西潮·新潮》里面记录的蔡元培先生的反应。一贯以温文尔雅、谦和君子形象示人的蔡先生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的另一面，“另外一个蔡元培”的风貌。看来，这次风波显然触及到了蔡元培先生认为是“底线”的一些东西。
1922年10月19日，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辞呈，指出“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7]。经过几方斡旋之后，蔡元培同意回校复职。10月25日下午4时，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师生会议，蔡元培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8]蔡元培指出，这是一种“蔑视他人人格，也是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希望学生和校方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感情，以使学校不至于在精神上被破坏。他对学生对“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的神经”表示理解，但是，“把学校当成试验革命思想的地方，把对于政府的观念移用到学校里”是不可不改正的。
蔡先生如何会对这样一件事情大动干戈，对冯省三如此地“不宽容”，一方面，可能真如川岛所回忆，有激于冯省三挡在校办门口与之汹汹而言而对其印象太深[9]，校长的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或者还有如胡适所言的“疑心生暗鬼”[10]的成分。然而更重要的是，分析上文所引用的蔡元培先生的两段话，我们不难发现蔡先生对学生运动的微妙看法。
蒋梦麟写道，关于“五四运动”，蔡先生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11]这虽是一家之言，却也有值得玩味之处。蔡先生主张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规范；而且学生们在尝到政治斗争的甜头之后，如果无限膨胀，那将演变为大多数人的暴力，进而威胁大学的发展。
2.“异端”与“过激”——胡适
胡适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风潮的经过以及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己很是反对评议会所做出的“要求本校全体学生各以书面向各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暴动”的决议，认为这一条含有“用全体辞职为执行纪律的武器”的意思，是极无道理的。[12]在他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来自学生一方的反对意见，说是在10月19日的学生会上，就有学生批评蔡元培“不应立即恝置不理，任职员宣告停公，而置吾辈学业于不顾”[13]。同时胡适又致力于向学生解释：“大学的危机，悬于一发；此一条若不能执行，则大学必致破坏不可收拾。大学只有此一条生路，而这一条生路全在你们的身上。”[14]他积极奔走，在学生与学校中间寻求解决方案。
饱受美国民主议事程序熏陶的胡适在心目中对学生自治另有一套看法。10月23日，胡适在与蔡元培和随其辞职的教授聊天时，主张学生应组织自治会，以各班代表为众议院；以每系1人（13系，甲乙部预科，共15人）及每年级1人（6年），共21人组织参议院。[15]这一提议遭到蒋梦麟的反对，怕学生被人利用，又怕学生捣乱。胡适表示无法理解反对者的心理。10月25日，胡适又继蔡元培复职演说后发表演说，认为清末的学潮比现在光荣得多，因为那时的学潮“不徒破坏，而能建设”，希望北大的学生“能从学校建设的方面着想，慎勿因细小事故不便于自己便尔骚动”[16]，以求稳固学校的基础。可见，胡适可以容忍学生们有“异端”的思想，而且可以通过民主的议事程序表达出来，但并不赞成学生们“过激”的行为，根本之计仍在“建设”。
3.“谁为牺牲者祈祷？”——鲁迅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
三。这事很其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这是鲁迅发表于1922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的名为《即小见大》的文章。这个时候，轰动一时的讲义费风波已经平息下来，冯省三被开除，蔡元培先生复职，一切似乎都已经风平浪静。但是鲁迅的心中却无法平静下来。
鲁迅知道冯省三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向上有为的北大青年。“讲义费风波”之后，周氏兄弟都对冯省三进行了多方关照。1923年5月10日，在鲁迅的日记中还有“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的记载。
翻阅《两地书》，我们可以看到，1925年5月18日，被卷入女师大风潮的鲁迅重提“讲义费风波”：“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17]孤独的个人为群众献祭，这种“散胙”的悲哀在鲁迅心中萦绕不去，鲁迅看到了独异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遭遇，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鲁迅习惯于在事情发生一段时间后，事态慢慢平息下来之后再穿过表象，思索其中的深意。他曾经说过，“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这是鲁迅的深刻处，也是他的刻毒处。鲁迅由已经平息下来的“讲义费风潮”思索到国民性的问题，发现大多数民众仍然处于愚昧和麻木之中，不仅经常“遗忘”为民众做出牺牲的“先行者”的功绩，甚至还在有意无意之中参与了对“先行者”的迫害。而这些问题，在鲁迅留学日本的7年里，已经不时地跃动在鲁迅心头了。
三、忽回首，念往昔
1.留学德国——“教育独立”与“学术兴国”
1907年5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习德语、编书。1908年，蔡元培入莱比锡大学听讲，在3年内共修了约40门课，平均每学期6门，课程主要涉及哲学、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18]1910年12月，由蔡元培翻译的包尔生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刊登在《教育杂志》上。[19]由此，蔡元培开始对德国的大学进行了系统的关注与研究。游学德国，对蔡元培的影响可谓是多方面的。这不仅促使他在伦理学、美学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亲身感受到了专制国家中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以及德国大学对学术和研究的重视，意识到德国大学在德国历史社会中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简言之，即“教育独立”与“学术兴国”。
蔡元培留德4年，深受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并“用德国经验改革北大”[20]。在德国大学模式中，教育独立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以洪堡教育思想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大学模式遵循学术自由原则，主张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由，并尽量排除或减少国家对大学事务的介入。在“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明确指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21]对教育独立于国家、政府的干预的要求可见一斑。不过，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在蔡元培眼中，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应成为学生宣泄爱国激情与组织集会的场所。“若学生中实有迫于爱国之热诚，情不自已者，不妨于校外以国民之资格自由参加，万不可再用学生名义，尤不可再以学校为集会之机关”[22]。教育独立于政治，同时学校也不等同于国家，这一点，蔡元培在“讲义费风波”过后，回校复职的演说中有明确的阐述。
此外，正是受德国模式的影响，蔡元培的主张由泛泛的“教育救国”发展到“学术兴国”，并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等精辟的断言掷地有声。因此，对大学中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蔡元培心中不能不时时潜藏一种隐忧。之所以对“讲义费风波”如此“小题大做”，实在是因为他把这次学生运动视为无理取闹与一种“暴动”，青年学子将学校作为革命运动的实验场，“专心学术”与“研究学问”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2.留学美国——自由女神
1910年8月，年仅19岁的胡适考取了留美官费生的名额，由上海登轮赴美，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留美生涯。离开祖国时，胡适还只是一个徒具少年意气的毛头小伙。胡适于1910年9月到美之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文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6月离开纽约，经日本回国。离美之前，年仅26岁的胡适已经接受了北京大学教授一职的聘请。[23]留美7年，胡适不仅在这个充满着朝气与自由的新兴国度中贪婪地接受新知，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在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间任世界学生会会长，多次演说、游历；1912年11月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旨在研究世界政治[24]；同时他还深入思考民主政治、文学革命以及实验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在学术方法以及心理气质上都逐渐浸染上一层深厚的“美国精神”的色彩。这些经历对胡适日后的观念看法以及行为选择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12年，胡适刚到美国的第二个年头，恰逢美国大选，胡适亲历其中，感受到美国的民主政治，并显示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1914年2月4日，胡适前往绮色佳城之“公民议会”旁听[25]；1914年7月1日，胡适再次前往旁听[26]。这两次“旁听记”，一方面加深了胡适对“市民之踊跃从公”的政治热情的感受，同时也让他亲身体验到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议事程序、共和平权之精神，并在胡适精神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激励着他日后不断为构建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而努力。正是由于在美国留学时接受了一系列民主议事程序的正规训练，掌握了最为文明也最为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议事程序和谈判规则，胡适在处理学生与学校的矛盾等问题时，便显得更为从容。
同时，在1915年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局势进一步恶化，留学界的反日情绪与爱国热情激荡之时，1915年3月19日夜，胡适作《致留学界公函》指出，“吾辈之责任乃是读书学习”，“作些冷静、客观之研究”[27]。虽说书生意气十足，可也反映出了胡适志在长远“建设”的愿望。
3.东渡日本——“精神界之战士”
1902年3月，鲁迅由官派东渡日本留学，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医专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翻译、写文章，直至1909年8月回国。[28]在留日的大多数时间里，鲁迅只在名义上是个学生。学校的课程，不管是弘文学院的日文，还是仙台医专的物理、化学、解剖学、组织学、德语等，似乎都没有给鲁迅带来特别大的影响。留日7年，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也许正是当时日本作为西洋思想文化“中转站”以及当时东京所积聚的反清革命浪潮的特殊环境，正是这些，影响到鲁迅前期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
1903年2月，鲁迅剪掉发辫，寄“断发照”送给同乡好友许寿裳，并题有《无题》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荃不察”出自屈原的《离骚》。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暗夜中的坚守。远离祖国、留学异国的爱国者热爱自己的祖国、关心自己的同胞，同时又深感不为他们所理解的哀伤与孤独感。至于直接导致鲁迅做出“弃医从文”决定的、著名的“幻灯片事件”，也具有一层深深的隐喻意义。在日本的课堂上，鲁迅通过幻灯片看到了自己的同胞被杀害以及民众的愚昧麻木。鲁迅在这里扮演的是一种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的角色。一方面，鲁迅关心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身处异域，而且常常能够感受到弱国子民在日本所遭受的歧视，更加深了对祖国以及国民——尽管国家残破、国势衰颓、那里的人民贫弱而且愚昧——的牵念与热爱；另一方面，鲁迅在这里又是一个更为清醒的“观察者”，他试图弄清中国国民的病症，自觉地担当起“救国者”与“启蒙者”的重任。这就导致了“先行者”与民众的隔膜，不被理解，注定孤独。
鲁迅在日留学期间，正值日本东京集中了许多反清革命志士，留学生多被卷入革命浪潮，大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鲁迅为热潮所鼓舞，在学习日文外，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关注革命，后来还曾加入光复会，但鲁迅并不完全认同于当时急进的革命风潮。他思考得更为深入：内在的精神层面才是革命的关键所在。因而鲁迅更为看重心灵的启蒙以及个性的完善。鲁迅深入思考“反清以后，如何治国”，与许寿裳探讨：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29]鲁迅于1908年2—3月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拜伦、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精神界之战士”，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30]
鲁迅赞赏孤独的天才、个性主义者，反抗社会流俗，“与社会为敌”，这是一种伟大的、有力的孤独。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弱者与集团之间，鲁迅经常选择站在个人、弱者这一边，留日期间的经历与思想关注点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五四”知识分子是最真诚的一代人，他们的呐喊与热情、彷徨与苦闷，都值得我们深深思索。俱往矣，然“五四精神”长存！
参考文献：
[1][2][3][4][10][12][13][14][15][16]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49-850、851、855、863、864、856、852、856、863-864、869．
[5]钱玄同散文经典[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26．
[6][11]蒋梦麟．西潮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的是1922年10月由部分北京大学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所引发的风波。此时，距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场风波可以说是不大不小，不过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影响甚大。
胡适日记中收录了与此次风潮相关的不少文献资料。根据胡适日记中的记录以及蔡元培向教育部所提出的辞呈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厘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1922年10月17日下午，几十名学生到会计室请愿，要求取消讲义费，结果造成骚动。第二天上午，又有几十名学生拥到校长室，要求立即废止讲义费。[1]10月19日，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辞呈；随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及教授冯祖荀等，均于当日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2]蔡元培的断然辞职令学生大为震惊，他们也立即召开全体大会，并在《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3]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与诸多教授在北大评议会与学生干事会之间积极斡旋，终于达成决议：开除冯省三；要求本校全体学生各以书面向各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暴动；暂行继续授课。在学生方面接受评议会决议的前提下，蔡元培答应收回辞呈，回到北大。至于讲义费，后来自是不了了之。
至于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时为预科法文班山东籍学生。有关冯省三在这次风潮中的表现，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议。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冯省三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4]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冯省三只是被无辜牺牲的“替罪羊”，参与其中的人都心照不宣而已。例如钱玄同就曾经说：“真正的主谋者早已经销声匿迹了，省三是临时去看热闹的人（自然他也不免夹七夹八地说了几句话），大家快要散完了，他还不走，于是他就得了开除的处分！”[5]鲁迅更是为他写了一篇深刻的题为《即小见大》的文章。
这是一次似乎并不怎么值得注意的风波。然而，被牵涉到这个小插曲中的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对这次风潮的看法以及反应，他们的不同的关注点，可堪玩味。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1.“学生暴动”——蔡元培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6]这是蒋梦麟先生在《西潮·新潮》里面记录的蔡元培先生的反应。一贯以温文尔雅、谦和君子形象示人的蔡先生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的另一面，“另外一个蔡元培”的风貌。看来，这次风波显然触及到了蔡元培先生认为是“底线”的一些东西。
1922年10月19日，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辞呈，指出“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7]。经过几方斡旋之后，蔡元培同意回校复职。10月25日下午4时，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师生会议，蔡元培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8]蔡元培指出，这是一种“蔑视他人人格，也是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希望学生和校方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感情，以使学校不至于在精神上被破坏。他对学生对“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的神经”表示理解，但是，“把学校当成试验革命思想的地方，把对于政府的观念移用到学校里”是不可不改正的。
蔡先生如何会对这样一件事情大动干戈，对冯省三如此地“不宽容”，一方面，可能真如川岛所回忆，有激于冯省三挡在校办门口与之汹汹而言而对其印象太深[9]，校长的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或者还有如胡适所言的“疑心生暗鬼”[10]的成分。然而更重要的是，分析上文所引用的蔡元培先生的两段话，我们不难发现蔡先生对学生运动的微妙看法。
蒋梦麟写道，关于“五四运动”，蔡先生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11]这虽是一家之言，却也有值得玩味之处。蔡先生主张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规范；而且学生们在尝到政治斗争的甜头之后，如果无限膨胀，那将演变为大多数人的暴力，进而威胁大学的发展。
2.“异端”与“过激”——胡适
胡适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风潮的经过以及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己很是反对评议会所做出的“要求本校全体学生各以书面向各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暴动”的决议，认为这一条含有“用全体辞职为执行纪律的武器”的意思，是极无道理的。[12]在他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来自学生一方的反对意见，说是在10月19日的学生会上，就有学生批评蔡元培“不应立即恝置不理，任职员宣告停公，而置吾辈学业于不顾”[13]。同时胡适又致力于向学生解释：“大学的危机，悬于一发；此一条若不能执行，则大学必致破坏不可收拾。大学只有此一条生路，而这一条生路全在你们的身上。”[14]他积极奔走，在学生与学校中间寻求解决方案。
饱受美国民主议事程序熏陶的胡适在心目中对学生自治另有一套看法。10月23日，胡适在与蔡元培和随其辞职的教授聊天时，主张学生应组织自治会，以各班代表为众议院；以每系1人（13系，甲乙部预科，共15人）及每年级1人（6年），共21人组织参议院。[15]这一提议遭到蒋梦麟的反对，怕学生被人利用，又怕学生捣乱。胡适表示无法理解反对者的心理。10月25日，胡适又继蔡元培复职演说后发表演说，认为清末的学潮比现在光荣得多，因为那时的学潮“不徒破坏，而能建设”，希望北大的学生“能从学校建设的方面着想，慎勿因细小事故不便于自己便尔骚动”[16]，以求稳固学校的基础。可见，胡适可以容忍学生们有“异端”的思想，而且可以通过民主的议事程序表达出来，但并不赞成学生们“过激”的行为，根本之计仍在“建设”。
3.“谁为牺牲者祈祷？”——鲁迅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
三。这事很其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这是鲁迅发表于1922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的名为《即小见大》的文章。这个时候，轰动一时的讲义费风波已经平息下来，冯省三被开除，蔡元培先生复职，一切似乎都已经风平浪静。但是鲁迅的心中却无法平静下来。
鲁迅知道冯省三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向上有为的北大青年。“讲义费风波”之后，周氏兄弟都对冯省三进行了多方关照。1923年5月10日，在鲁迅的日记中还有“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的记载。
翻阅《两地书》，我们可以看到，1925年5月18日，被卷入女师大风潮的鲁迅重提“讲义费风波”：“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17]孤独的个人为群众献祭，这种“散胙”的悲哀在鲁迅心中萦绕不去，鲁迅看到了独异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遭遇，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鲁迅习惯于在事情发生一段时间后，事态慢慢平息下来之后再穿过表象，思索其中的深意。他曾经说过，“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这是鲁迅的深刻处，也是他的刻毒处。鲁迅由已经平息下来的“讲义费风潮”思索到国民性的问题，发现大多数民众仍然处于愚昧和麻木之中，不仅经常“遗忘”为民众做出牺牲的“先行者”的功绩，甚至还在有意无意之中参与了对“先行者”的迫害。而这些问题，在鲁迅留学日本的7年里，已经不时地跃动在鲁迅心头了。
三、忽回首，念往昔
1.留学德国——“教育独立”与“学术兴国”
1907年5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习德语、编书。1908年，蔡元培入莱比锡大学听讲，在3年内共修了约40门课，平均每学期6门，课程主要涉及哲学、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18]1910年12月，由蔡元培翻译的包尔生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刊登在《教育杂志》上。[19]由此，蔡元培开始对德国的大学进行了系统的关注与研究。游学德国，对蔡元培的影响可谓是多方面的。这不仅促使他在伦理学、美学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亲身感受到了专制国家中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以及德国大学对学术和研究的重视，意识到德国大学在德国历史社会中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简言之，即“教育独立”与“学术兴国”。
蔡元培留德4年，深受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并“用德国经验改革北大”[20]。在德国大学模式中，教育独立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以洪堡教育思想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大学模式遵循学术自由原则，主张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由，并尽量排除或减少国家对大学事务的介入。在“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明确指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21]对教育独立于国家、政府的干预的要求可见一斑。不过，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在蔡元培眼中，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应成为学生宣泄爱国激情与组织集会的场所。“若学生中实有迫于爱国之热诚，情不自已者，不妨于校外以国民之资格自由参加，万不可再用学生名义，尤不可再以学校为集会之机关”[22]。教育独立于政治，同时学校也不等同于国家，这一点，蔡元培在“讲义费风波”过后，回校复职的演说中有明确的阐述。
此外，正是受德国模式的影响，蔡元培的主张由泛泛的“教育救国”发展到“学术兴国”，并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等精辟的断言掷地有声。因此，对大学中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蔡元培心中不能不时时潜藏一种隐忧。之所以对“讲义费风波”如此“小题大做”，实在是因为他把这次学生运动视为无理取闹与一种“暴动”，青年学子将学校作为革命运动的实验场，“专心学术”与“研究学问”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2.留学美国——自由女神
1910年8月，年仅19岁的胡适考取了留美官费生的名额，由上海登轮赴美，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留美生涯。离开祖国时，胡适还只是一个徒具少年意气的毛头小伙。胡适于1910年9月到美之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文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6月离开纽约，经日本回国。离美之前，年仅26岁的胡适已经接受了北京大学教授一职的聘请。[23]留美7年，胡适不仅在这个充满着朝气与自由的新兴国度中贪婪地接受新知，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在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间任世界学生会会长，多次演说、游历；1912年11月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旨在研究世界政治[24]；同时他还深入思考民主政治、文学革命以及实验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在学术方法以及心理气质上都逐渐浸染上一层深厚的“美国精神”的色彩。这些经历对胡适日后的观念看法以及行为选择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12年，胡适刚到美国的第二个年头，恰逢美国大选，胡适亲历其中，感受到美国的民主政治，并显示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1914年2月4日，胡适前往绮色佳城之“公民议会”旁听[25]；1914年7月1日，胡适再次前往旁听[26]。这两次“旁听记”，一方面加深了胡适对“市民之踊跃从公”的政治热情的感受，同时也让他亲身体验到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议事程序、共和平权之精神，并在胡适精神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激励着他日后不断为构建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而努力。正是由于在美国留学时接受了一系列民主议事程序的正规训练，掌握了最为文明也最为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议事程序和谈判规则，胡适在处理学生与学校的矛盾等问题时，便显得更为从容。
同时，在1915年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局势进一步恶化，留学界的反日情绪与爱国热情激荡之时，1915年3月19日夜，胡适作《致留学界公函》指出，“吾辈之责任乃是读书学习”，“作些冷静、客观之研究”[27]。虽说书生意气十足，可也反映出了胡适志在长远“建设”的愿望。
3.东渡日本——“精神界之战士”
1902年3月，鲁迅由官派东渡日本留学，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医专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翻译、写文章，直至1909年8月回国。[28]在留日的大多数时间里，鲁迅只在名义上是个学生。学校的课程，不管是弘文学院的日文，还是仙台医专的物理、化学、解剖学、组织学、德语等，似乎都没有给鲁迅带来特别大的影响。留日7年，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也许正是当时日本作为西洋思想文化“中转站”以及当时东京所积聚的反清革命浪潮的特殊环境，正是这些，影响到鲁迅前期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
1903年2月，鲁迅剪掉发辫，寄“断发照”送给同乡好友许寿裳，并题有《无题》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荃不察”出自屈原的《离骚》。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暗夜中的坚守。远离祖国、留学异国的爱国者热爱自己的祖国、关心自己的同胞，同时又深感不为他们所理解的哀伤与孤独感。至于直接导致鲁迅做出“弃医从文”决定的、著名的“幻灯片事件”，也具有一层深深的隐喻意义。在日本的课堂上，鲁迅通过幻灯片看到了自己的同胞被杀害以及民众的愚昧麻木。鲁迅在这里扮演的是一种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的角色。一方面，鲁迅关心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身处异域，而且常常能够感受到弱国子民在日本所遭受的歧视，更加深了对祖国以及国民——尽管国家残破、国势衰颓、那里的人民贫弱而且愚昧——的牵念与热爱；另一方面，鲁迅在这里又是一个更为清醒的“观察者”，他试图弄清中国国民的病症，自觉地担当起“救国者”与“启蒙者”的重任。这就导致了“先行者”与民众的隔膜，不被理解，注定孤独。
鲁迅在日留学期间，正值日本东京集中了许多反清革命志士，留学生多被卷入革命浪潮，大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鲁迅为热潮所鼓舞，在学习日文外，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关注革命，后来还曾加入光复会，但鲁迅并不完全认同于当时急进的革命风潮。他思考得更为深入：内在的精神层面才是革命的关键所在。因而鲁迅更为看重心灵的启蒙以及个性的完善。鲁迅深入思考“反清以后，如何治国”，与许寿裳探讨：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29]鲁迅于1908年2—3月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拜伦、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精神界之战士”，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30]
鲁迅赞赏孤独的天才、个性主义者，反抗社会流俗，“与社会为敌”，这是一种伟大的、有力的孤独。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弱者与集团之间，鲁迅经常选择站在个人、弱者这一边，留日期间的经历与思想关注点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五四”知识分子是最真诚的一代人，他们的呐喊与热情、彷徨与苦闷，都值得我们深深思索。俱往矣，然“五四精神”长存！
参考文献：
[1][2][3][4][10][12][13][14][15][16]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49-850、851、855、863、864、856、852、856、863-864、869．
[5]钱玄同散文经典[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26．
[6][11]蒋梦麟．西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