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愈来愈多的人只关心分配不关心创造时，当愈来愈多的人开始以嫉妒为正义时，这种心态就容易成为集权者成长的温室．而集权者群体能把富人推向地狱。最终也会将穷人推向地狱
　　最近，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一文，给敏感的贫富问题争论之火浇上了一瓢油，引来“为富不仁”“为强盗辩护”的责骂，有网民呼吁“为民做主，锄强扶弱”。
　　茅于轼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争论，主要不在文章的内容本身，而在文章的标题。“富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不同人心里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中国富人群体鱼龙混杂，有依法致富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有以权谋私的贪官和官商，也有谋财害命骗人坑人的犯罪分子。我理解，茅于轼文章中所用的“富人”概念，指的是企业家，而且特指那些创造性地组织生产要素，依法经营，为社会贡献出物质财富的企业家。茅于轼想说的是，保护那些依法经营讲道德的企业家，经济才能发展，穷人才有可能因此变富。
　　网络语言的极端性和情绪化，使许多人感到中国的富人和穷人正在分裂成两大你死我活的阵营。其实这是对网络语言风格产生的错觉。网络的语言风格，是极端与夸大，注重话题引导以提高点击率。茅于轼文章的内容理性而平和，但他也还是取了这么一个颇有网络色彩的刺激性标题，这样的标题当然会引起关注，也当然免不了会招来“板砖”。
　　当我们从网媒意见的世界中走出来，走到现实中来，我们会发现现实并没有这么黑白分明的极端化。城市里绝大多数富人和穷人，都生活在企业之中。富人是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上层职员，穷人是企业里的中下层职员，他们之间在分配上当然有矛盾，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企业好大家都好，企业坏大家都坏，富人与穷人是不能断裂的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绝大多数企业的内部，企业家和职工之间根本没有那种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这让我们清醒地看到，网媒的风格和意见表达，并不能与真实世界完全对称，网络意见并不能完整地等同于“民意”。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了，但同时贫富差距也拉大了，人们在享受经济增长的福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面对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矛盾。
　　孔子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为家国一体化的君主们所出的主意。历朝的厉害君王，也将平均天下作为巩固集权的重要手段。要平均天下，自然需要用强权来将高低削平，需要一种视“锄强扶弱”为美德的舆论，这正是中国几千年皇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传统。汉武帝为了巩固独裁集权，以行政暴力抢夺工商财富，使“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消灭了当时的民营工商中产阶层，皇权倒是巩固了，但工商破败了，民生凋敝了。
　　任何社会中，富人总是少数，穷人总是多数，当愈来愈多的人只关心分配不关心创造时，当愈来愈多的人开始以嫉妒为正义时，这种心态就容易成为集权者成长的温室，而集权者群体能把富人推向地狱，最终也会将穷人推向地狱，也许这正是茅于轼先生写这篇文章时所担忧的。
　　自然界中，没有差异就没有能量流动，没有差异的世界，就是一个寂灭的世界。人类社会中，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竞争就必然有分化，繁荣必然建立在合理分化的基础上。网民们所怨恨的，并非是基于能力和运气差异的合理的社会分化，而是基于政治权利不平等、竞争不公平而造成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从这个角度看，茅于轼所强调的，是要保护合理的分化，而绝大多数网民们所强调的，是要清除不合理的分化，大家所指的并非同一个问题。
　　承认合理的社会分化，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幼有所育、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人权底线标准。但这样的人权底线标准的实现，恰恰不是通过“以众暴寡”消灭富者所能实现的，而只能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转移支付、保障公共品供给来实现。
　　经过百年的挣扎和发展，中国人已走出了那个千年轮回的封闭的农耕皇权时代，迅速向开放的工商民主时代迈进。面对这个以经济竞争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强大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职工群体，是促进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回到“锄强扶弱”的专制皇权社会，而是“保强扶弱”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
　　(作者为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