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89年柏林墙倒塌,象征冷战的结束,那么1991年2月多国联军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象征着400年来在政治舞台扮演主角的“主权国家”已经终结。
　　
　　很多人相信,1991年制裁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保护西方国家的石油命脉。这种看法与事实差矣。就经济上来讲,一旦伊拉克控制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对西方国家反而有利——石油价格会便宜很多。因为伊拉克是人口过剩的国家,除了石油,几乎无其他天然资源,所以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希望抬高石油价格,减少产量,而伊拉克则需要尽可能出售更多石油,后者会使国际油价下跌。这可以说明为何美国一直大力支持萨达姆政权,直到它攻击科威特,展开恐怖行动为止。
　　
　　16世纪法国法律政治学家博丹首度提出“民族国家”理念,在往后400年中,无论对内或对外,民族国家都成为惟一的政治权力机关。后200年里,即从法国大革命起,民族国家成为现世宗教的承继者,肩负解救社会的使命。
　　
　　但是这40年来,主权国家逐渐在丧失其作为惟一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内在环境而言,发达国家正快速转变为多元的组织社会;从外在环境来看,许多有别于国家范畴的政治机关不断出现,有些是跨国的,有些是区域性的(如欧盟),还有些是地方性的。
　　
　　民族国家不会走向灭亡。在未来极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仍会是最有权力的政治机关,只是不再有绝对惟一的地位,它必须逐渐分出权力给其他的组织机关与决策者。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会分出哪些权力来?哪些机能会变成“超国家的”?哪些会变成“跨国家的”?哪些又会变成“地方性的”?
　　
　　这些问题会是未来几十年中政治课题的核心。过去的政治戏幕中,每个演员的大小、财富、宪政结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全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每个人在领地范围内部声称拥有主权。现在的几个例子虽不足以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政治秩序肯定会跟以往的世纪不同。
　　
　　“前现代”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人莱布尼兹,花费大量时间想要重整基督教王国的统一,但结果却是徒劳。他并不担心基督新教与旧教的,或新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战争,他只担忧一般人会丧失对超自然的神的信仰,如此,现世宗教就会出现。而他深信,依照定义推论,现世宗教必然会演变成一种专制统治。
　　
　　一个世纪后,卢梭证实了莱布尼兹的忧虑。卢梭认为,社会能够、也应该指导个人;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新亚当”;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人类的普遍理想。从法国大革命起,社会救赎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有力的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遍及全世界。不论这种概念怎样装扮“反宗教”的外衣,骨子里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当然,其手段是非宗教性的:禁酒、屠杀犹太人、崇尚泛精神分析学而非真主、废除私有财产等,但其目的却是宗教性的,是要创造“新人类”,从而建立现世王国。
　　
　　苏联之所以崩解,是因为其经济体制产生了贫穷,而不是富裕,它为官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非经济公平,还因为其思想教条不但未创造出“新人类”,反而暴露了“旧亚当”的腐败。
　　
　　人类很可能毫无救赎的希望。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救赎信仰终结之后,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会出现何种信仰,只能等待。但除了听天由命之外,难道别无其他吗?说不定会有传统宗教复兴,致力解决知识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与问题。现在美国不断激增的莫名教派与聚会就是一个象征。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一辈现在都狂热信奉基本教义,如退到40年前,他们应该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救赎信仰的终结,必然代表一种内在精神的转折。救赎、重生、升华、至善、德行很可能被视为纯属个人存在之事,而不是社会目标与政治规范。这重新强调了个人人格,还可能引领我们回归个人责任。起码我们这样企望。■
　　
　　《后资本主义社会》,(美)彼得F德鲁克著,傅振焜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本文摘自该书中文版序言,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