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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畸形的校园生活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学生。“文革”初期开风气之先的，正是北京某些中学的学生，往往是干部子弟。清华附中红卫兵豪情万丈的长文《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出毛泽东那封著名的支持红卫兵的信，给“文革”定了“造反有理”的基调。当时这些北京的青少年令“江青阿姨”都禁不住称他们为“小太阳”。
其实从1965年年底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开始，报纸上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按道理我们应该准备考高中，可是大家心思已经不在那上面，凑在一起就交换听到的消息。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开了“文革”的帷幕。那天我们班有堂体育课，是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游完泳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说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在差不多同时，北京很多中学都不约而同出现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
游泳回来后就没上过课。我后来总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对我们来说，那堂游泳课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不用上课了，倒有一些被解放的兴奋感。“文革”的全称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光是“史无前例”这几个字就让人莫名的兴奋。6月初我们全校师生在校园游行，拥护发动“文革”，我走在游行的队伍里就是怀着这种心情的。
那次游行还是由校领导组织的。游行完了马上就有人说，校领导带着大家喊口号时举的是右手，她这样做是反对左派，支持右派。于是，校领导很快就因为这荒谬的理由被整垮了。有些好心的老师私下跟我们说，不要随便反对校领导，1957年也是先鼓励人批评单位领导，最后却把那些人都打成了“右派”。后来证明这些老师从1957年得来的教训不适用于“文革”。我们这一代人，恰恰没有1957年“反右”的记忆，一发动就起来了。
班上同学截然分成两部分人，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出入在一起，俨然成了特殊小团体。干部子弟在一起也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议论班上其他同学，有时拿她们的特点开玩笑，尤其喜欢给长得漂亮的同学起外号。我听到一些可笑的说法，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人性中卑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
“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压倒一切，我在班上的地位也变了。原来我因为不是团员，觉得有点儿孤立，现在团员不团员不重要了，家庭出身为大，我混在干部子弟堆里，没人记得我没入团。但同时我也常常觉得别扭。我的同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不是干部子弟，现在我们疏远了，每次见到她我就感到不自然，心里觉得有点儿愧疚。我对一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也不能接受。我们学校贴的不少大字报都是在给干部子弟特权找根据。比如有的说干部子弟一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第一句话是学叫“妈妈”，干部子弟是喊“毛主席万岁”。
当时有两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最早出现应该是在7月底吧，是北京中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提出来的，一出来很快就在全社会流行。听说有的地方连坐公共汽车、在饭馆吃饭都要先报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便会当众受到侮辱。我们学校很多班上也都出现了斗“狗崽子”同学的现象，而我的私心和怯懦决定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软弱和姑息。
我还跟着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是一个把粗野当时尚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刘索拉写过一个小说，讲的就是那时候女孩子怎么学骂人。原来文质彬彬的女孩儿，现在以粗鲁为荣了。女生的外表也更加男性化。我们学校初二有个学生，把头发剃光了，从背后简直看不出是男是女。
“死了就死了”
“文革”对我来说，压倒一切的记忆就是暴力的出现，在一个开着粉红色芙蓉花的夏天，到处是斑斑猩红的血迹，我一下子知道了什么是恐惧。
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1966年7月。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大家还敢对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8月5日的事。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日，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6·18乱斗的批示》。
后来1966年8月被视为“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界的一对夫妇，也在8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两天。
卞的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
后来知道，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6月初，鉴于北京的大中学校的“领导班子”均受到革命师生的“质疑”，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的各学校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但后来毛泽东说这一段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去当“灭火队”，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于是，7月29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踢开绊脚石，自己干革命”的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里面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心惊胆战，觉得下一个批斗目标就是自己了。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
当时学校勉强称得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仅是摆样子）。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认为它仍然有余威。
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8月4日下午，有七八个学生冲进她和卞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
8月4日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她们打我就像打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有意与她丈夫握手告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则于8月4日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要求区委干预，区委不管。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市委又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中学“文革”办公室则推脱刚成立，也没法管。
8月5日我不在校园。现在回想，时间应在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我回学校时，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满脸惊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身子，贴着墙根，好像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
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一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门的一幕。
胡志涛当天下午两点半左右不得不返回学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斗人了。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待着，太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打她们的威风（大意）。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押着她们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得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在场的大约有几百人，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这个学生“文革”前是模范学生。
卞仲耘则是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她的身上盖着破大字报纸，压着一把扫帚。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已是气若游丝。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两个小时之后才把她送医院。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她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送到医院后不久，她就死了。
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了身心的严重摧残，仅仅捡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象她说话时脸上的冷漠。听完广播，我们班的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副校长，就这样被我们亲手打死了？还“死了就死了”？！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更没听说有谁因此而受到惩罚。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后来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始终带着一个问题：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来？
卞仲耘，其实她与我家是有一些交情的，我私下叫她“卞阿姨”。1949年以前她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和我父母认识。但作为学生，我和她没有个人接触。对她唯一的一次校外印象，是在1966年春天，我和我妈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碰到了她。她当时建议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我听了很惊讶，嫁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而且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也有点奇怪。我并不喜欢那条围巾，嫌它太花了，可我妈妈还是买了下来，22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买回来后就放在箱子里，紧接着就“文革”了，哪儿还敢戴？很多年后，把这条围巾从箱底拿出来，它已经褪色了，上面有虫蛀的小洞。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算是一个纪念吧。
注：本文作者叶维丽，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20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
（责任编辑 叶筱）
畸形的校园生活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学生。“文革”初期开风气之先的，正是北京某些中学的学生，往往是干部子弟。清华附中红卫兵豪情万丈的长文《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出毛泽东那封著名的支持红卫兵的信，给“文革”定了“造反有理”的基调。当时这些北京的青少年令“江青阿姨”都禁不住称他们为“小太阳”。
其实从1965年年底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开始，报纸上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按道理我们应该准备考高中，可是大家心思已经不在那上面，凑在一起就交换听到的消息。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开了“文革”的帷幕。那天我们班有堂体育课，是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游完泳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说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在差不多同时，北京很多中学都不约而同出现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
游泳回来后就没上过课。我后来总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对我们来说，那堂游泳课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不用上课了，倒有一些被解放的兴奋感。“文革”的全称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光是“史无前例”这几个字就让人莫名的兴奋。6月初我们全校师生在校园游行，拥护发动“文革”，我走在游行的队伍里就是怀着这种心情的。
那次游行还是由校领导组织的。游行完了马上就有人说，校领导带着大家喊口号时举的是右手，她这样做是反对左派，支持右派。于是，校领导很快就因为这荒谬的理由被整垮了。有些好心的老师私下跟我们说，不要随便反对校领导，1957年也是先鼓励人批评单位领导，最后却把那些人都打成了“右派”。后来证明这些老师从1957年得来的教训不适用于“文革”。我们这一代人，恰恰没有1957年“反右”的记忆，一发动就起来了。
班上同学截然分成两部分人，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出入在一起，俨然成了特殊小团体。干部子弟在一起也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议论班上其他同学，有时拿她们的特点开玩笑，尤其喜欢给长得漂亮的同学起外号。我听到一些可笑的说法，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人性中卑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
“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压倒一切，我在班上的地位也变了。原来我因为不是团员，觉得有点儿孤立，现在团员不团员不重要了，家庭出身为大，我混在干部子弟堆里，没人记得我没入团。但同时我也常常觉得别扭。我的同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不是干部子弟，现在我们疏远了，每次见到她我就感到不自然，心里觉得有点儿愧疚。我对一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也不能接受。我们学校贴的不少大字报都是在给干部子弟特权找根据。比如有的说干部子弟一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第一句话是学叫“妈妈”，干部子弟是喊“毛主席万岁”。
当时有两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最早出现应该是在7月底吧，是北京中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提出来的，一出来很快就在全社会流行。听说有的地方连坐公共汽车、在饭馆吃饭都要先报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便会当众受到侮辱。我们学校很多班上也都出现了斗“狗崽子”同学的现象，而我的私心和怯懦决定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软弱和姑息。
我还跟着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是一个把粗野当时尚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刘索拉写过一个小说，讲的就是那时候女孩子怎么学骂人。原来文质彬彬的女孩儿，现在以粗鲁为荣了。女生的外表也更加男性化。我们学校初二有个学生，把头发剃光了，从背后简直看不出是男是女。
“死了就死了”
“文革”对我来说，压倒一切的记忆就是暴力的出现，在一个开着粉红色芙蓉花的夏天，到处是斑斑猩红的血迹，我一下子知道了什么是恐惧。
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大约在1966年7月。那次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斗争什么人我忘记了，只记得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脱口而出“不许打人！”感到震惊的不只我一个，周围也有人喊“不许打人”。当时的形势大家还敢对暴力表示本能的反对。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打死，那是8月5日的事。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日，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6·18乱斗的批示》。
后来1966年8月被视为“红色恐怖”月，光北京就有上千人被打死。但卞死的时候，打死人的事件还绝无仅有。在全国范围，卞死可能算第三起。前两起被打死的是江苏省教育界的一对夫妇，也在8月初，仅仅比卞早一两天。
卞的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女附中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又是一所女校，卞被女学生打死就格外不可思议。为什么好端端的女生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
后来知道，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北京热闹非凡。6月初，鉴于北京的大中学校的“领导班子”均受到革命师生的“质疑”，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的各学校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但后来毛泽东说这一段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去当“灭火队”，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于是，7月29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作组撤离。就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少奇讲“‘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踢开绊脚石，自己干革命”的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里面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孩子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灰溜溜的，心惊胆战，觉得下一个批斗目标就是自己了。家庭出身一般的学生则急于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
当时学校勉强称得上管事的是工作组遗留的“师生代表会”（其中老师代表仅仅是摆样子）。工作组撤了以后，它地位尴尬，但我认为它仍然有余威。
据副校长胡志涛回忆，8月4日下午，有七八个学生冲进她和卞仲耘所在的房间，把她们打得很厉害。至今没人知道那些学生是谁。
8月4日下午被打后，卞仲耘和胡志涛的反应很不一样。卞回家对她丈夫说：“她们打我就像打一条狗一样。”第二天早上，她在去学校之前有意与她丈夫握手告别，似乎有预感。胡志涛则于8月4日当天晚上就到我们学校对面的西城区委告状，对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要求区委干预，区委不管。第二天上午，胡志涛没有老老实实回学校，而是去了北京市委要求保护。市委又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中学“文革”办公室则推脱刚成立，也没法管。
8月5日我不在校园。现在回想，时间应在四五点钟。我清楚地记得，我回学校时，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不对，迎面走过来的恰好是教英文的王老师，满脸惊恐，明显地回避和我们有任何眼光的交流。她个子很高，有些驼背，走过来时缩着身子，贴着墙根，好像拼命想把自己变小。陆续走来一些别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个个神情有异。我想不对，一定是出事了。
后来有一个当年我们学校初一的学生，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她看见高一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押出办公楼门的一幕。
胡志涛当天下午两点半左右不得不返回学校，到校不久就开始斗人了。一个押解校领导的学生对围观的人说，为什么要斗校领导呢？因为工作组在的时候，她们老在屋子里待着，太舒服了，现在就是要打打她们的威风（大意）。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斗校领导的时候，广播里有人叫大家出来，还有人跑到各班教室把人叫出来，所以当时不少目击者是不情愿在场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押着她们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得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在场的大约有几百人，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这个学生“文革”前是模范学生。
卞仲耘则是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她的身上盖着破大字报纸，压着一把扫帚。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已是气若游丝。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两个小时之后才把她送医院。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她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送到医院后不久，她就死了。
胡志涛和另外三位当天被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了身心的严重摧残，仅仅捡了条命而已。胡腰部严重受伤，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听说后来一直穿着“钢背心”。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这是一个冷酷的死亡宣告，非常简短。广播的人是“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高三学生。她说：“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我能想象她说话时脸上的冷漠。听完广播，我们班的同学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人动，安静之极。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副校长，就这样被我们亲手打死了？还“死了就死了”？！
卞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更没听说有谁因此而受到惩罚。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后来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始终带着一个问题：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之内就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来？
卞仲耘，其实她与我家是有一些交情的，我私下叫她“卞阿姨”。1949年以前她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和我父母认识。但作为学生，我和她没有个人接触。对她唯一的一次校外印象，是在1966年春天，我和我妈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碰到了她。她当时建议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我听了很惊讶，嫁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而且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也有点奇怪。我并不喜欢那条围巾，嫌它太花了，可我妈妈还是买了下来，22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买回来后就放在箱子里，紧接着就“文革”了，哪儿还敢戴？很多年后，把这条围巾从箱底拿出来，它已经褪色了，上面有虫蛀的小洞。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算是一个纪念吧。
注：本文作者叶维丽，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20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
（责任编辑 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