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默全集》一出便是皇皇二十卷，当代书坛能如此者，不说绝后，但肯定是凤毛麟角。对此，我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我的心情，这就是——『惊叹』！既惊叹其用力勤、涉及面广，更惊叹其研究方法兼顾思辨与实证。这里，不妨就后者谈一点自己的读后感。当代书论的崛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初的书法本体大讨论，那时，人们或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或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理，或用中国传统文化原理，或用西方现代后现代美学原理一以及文化学原理等一，来对书法进行解说，在研究方法上自然偏于思辨，注重概念界定、逻辑推理与新观点的提出，不管怎样，都想托出自己的『一家之言』，盲从他人者较少见。这种情况，大约延续了十多年。到后来，大约有关敏感话题或人们关注的理论命题越来越少，思辨便开始逐渐退居幕后，而让实证的方法随之走向前台、走向上风。实证方法的大本营或施展空间当然非考据、史论莫属。大约从一九九五年前后起，当代书论就让实证方法一枝独秀了，直至今日。拿全国书学讨论会来说，我们看到每届评委都是搞考据、史论者占大多数，每届入选与获奖论文也是考据与史论占绝对优势。以实证取代思辨，有助于矫正思辨中的空疏之弊，有助于一些课题的学术积累与深化，但一味实证，放逐思辨，又导致思想缺位，文章是像文章了，但都变成了资料堆积与学术工业化产品，再也不见学术研究的人文价值。试想，这类东西，对推动书法学术进步与书法创作发展，又有多大作用呢7对当代书论存在的这些不足，楚默先生多次在书信中同我谈及，可以说，他看得很清楚，也很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在他的著述中兼顾思辨与实证，而不偏于其中之一端。就我读到的楚默文字而言，他的思辨首先就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这点可以他的《书法解释学》为例。解释学本为现代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学说，书法界少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楚默却下了极大功夫，细心研读，把握精髓，然后，以此为理论框架，细心寻绎有关书法史料，进行理论阐发，托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新意的结论，给读者以新的启迪，毫无空疏之感。至于他的《元明书法史论》则向我们表明，其实证又凭赖其思辨提升了学术价值。在这本论集中，楚默涉及的研究对象，有人们经常谈及的赵孟頫、鲜于枢与杨维桢等人的书法，更有人们不大关注的张雨、康里子山、倪云林、陈献章、王阳明、莫是龙、邢侗与陈继儒等人的书法。对这些研究对象，楚默总是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搜集相关史料，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甄别，给予评论。其中，《明代内阁制的兴衰与台阁大臣书法》《吴门书派与松江书派的兴衰消长》和《明代私帖兴盛的原因、价值及意义》三文尤其注重先实证再思辨，既有翔实史料，又有翔实史料背后的脉络梳理与规律揭橥，充分展示了楚默书法史论研究上的思辨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