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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是西北军的最后一任将领，也是赫赫有名的第29军的军长，喜峰口战役之后，他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成为抗日明星将领，然而他在“七七事变”中的犹疑和摇摆，让一个更为复杂的宋哲元呈现出来。很快，平津陷落。
贻误战机之失，让宋哲元在压抑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三年。1940年，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朱德与彭德怀有联名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所写挽联亦云：“扶危济倾，临大节而不可夺;忍辱负重，闻斯言更见其人。”两副挽联均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个有过争议的人，也是终让天下理解了的人。
战前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
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早在1927年出笼的“田中奏折”中，就表述得淋漓尽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为此，日本迈出了吞并中国的步伐，其后陆续发生的“九一八”事件与伪满洲国建立、“七七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大东亚秩序”推行与太平洋战争，无不是这一计划的具体实践。因此，“七七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步伐中的重要一环。正是通过这一事变，日军揭开了由攻占华北到全面侵华的序幕。
通过“九一八”事件，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接着日本又把觊觎的目光盯向华北，试图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便是日方策划的闹剧。
日本人很清楚当时中国内部存在的矛盾。当时的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徒具形式，因一些地域有地方实力派存在，中央对那些地方缺乏有效控制。当时的华北，正属于这种状态。日本人就试图利用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与国民政府的矛盾，向华北渗透，极力强化其在华北的影响力。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曾为冯玉祥部下，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职，为冯部“五虎将”之一。蒋冯中原大战，宋曾由师长升任西北军代总司令。冯玉祥战败，西北军受中央改编，宋哲元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1932年，面对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宋哲元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致函张学良，请缨杀敌。张学良也深感热河、察哈尔两省（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南部）危急，遂向蒋介石推荐宋哲元。中央遂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肩负起捍卫华北的重任。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直逼长城。宋哲元下手谕传阅29军将士：“国家兴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遂下令29军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取得大胜。29军因此而声名大震，受到全国人民拥戴。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就取材于29军的长城抗战。
然而，国民政府当时委曲求全，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对热河的占领，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此后，日军多次与驻扎在察哈尔省的29军发生摩擦。1935年6月，由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竟然又按日方要求，撤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而宋离开察哈尔不久，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署了《何梅协定》，进一步向日方退让，包括中央军撤出河北、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民政府中央放弃了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随着国民党势力在河北平津一带被削弱，华北局势充满危机，各派势力均在角力，包括日本人都在试图掌控这一要地。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借助地方实力派控制华北，遂任命威望较高的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则趁势将29军37师进驻河北及北平，实际控制了冀察平津地区。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为实现中央在政治上对华北的领导，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由中央任命。因日本干预，委员会中也有几名亲日分子，但宋哲元将军政大权全握于29军将领手中，不给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此时，日本人加快了分裂華北的脚步，不断在政治上制造分裂。他们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搞所谓“防共自治运动”，试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脱离国民政府，达到其控制和占有华北的目的。1935年11月，在通州成立以殷汝耕为傀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是其“自治运动”在地方的具体实施。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加快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内阁提出的策略是，将华北变为亲日的“特殊地带”，以便日本“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实际就是掌控华北的经济命脉，掠夺资源以加强其侵华的力量。日本还强势威胁国民政府，不得干预华北事务，称华北的事由华北当局自行解决，包括华北当局与日方签定协议，也与中央无关。
日本人千方百计做宋哲元的工作，鼓动他加入“自治运动”，脱离中央;要求与他签定种种经济协定，诸如收购芦盐、棉花等，获取铁、煤矿产的开发和津石铁路的修筑等。
但宋哲元就像个太极高手，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与日本人打交道。他表面上不刺激日本人，与之谈合作通往来;而一涉及主权领土问题，他便打哈哈，回避，久拖不办，尤其是根本不参与所谓“防共自治运动”。这让日本人越来越失去耐心，决心以武力迫使宋哲元就范。
1936年，日本军部确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作战计划要领”中，明确提出在华北作战时的规划，拟沿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向南推进，占领黄河以北各要地;同时向山西及绥东方面拓展。而次年事变爆发后的战事进展，基本上正是这一年度作战要领的具体实施。1937年上半年，日本军部还不断派员到华北活动，为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刺探局势，搜集情报，并加紧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调整兵力部署。华北上空战争的阴霾密布，以致于在1937年5至6月间，东京朝野竟流行着这样的传言：“华北不一定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事件要爆发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柳条沟事件曾引发了“九一八”事变，则华北即将面临一场由日本人挑起的类似事变，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迫在眉睫了。因此，“七七事变”最终爆发，决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方长期以来处心积虑试图占领华北而挑起的。 夹缝中求生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深知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华野心，一再强调加紧国防建设;然而他认为当务之急，仍是先清除各地方实力派。直至1937年上半年，此心依然不改。如他在这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对于对付四川刘湘，有这样的想法：“川事目的在制刘，使其绝对服从;或去刘，使四川澈（彻）底统一。”这种策略，此前几年一直在运作，因而在华北的宋哲元，不可能不对中央存有戒心。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加紧扩军，便向中央申请增发扩军经费。但中央不愿看到他的势力坐大，只按原规定番号拨发军费，新增军队费用不管。宋哲元很恼怒，便将中央在华北收入项下的关税、盐税、统税及铁路邮电等收入予以截留。这引起南京方面极大的不满。然而面对华北严峻的形势，中央还得仰仗于宋哲元维持局面，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对宋哲元极尽客气，请他替中央在华北苦撑危局，指示：“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直至事变前的6月22日，蒋介石犹致函宋哲元，称赞他“不负中央付托之重任，……苦撑精神久而弥笃”，表示“成败毁誉，愿与相共”，表达了对宋哲元的倚重。
由此可见，华北地方当局既服从中央指挥，也与中央存在矛盾。而日本方面则利用二者的矛盾，挑拨离间。一方面，派汉奸给宋哲元送去“自治”方案，鼓动他闹独立;又逼迫他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力图使经济掠夺合法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威胁国民政府中央，要求它不干涉华北地方政权的所作所为，“承认华北特殊地位及权益”。宋哲元受到来自日方和国民政府两个方面的压力，他也力图在二者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由此又难免两面招怨——他既不屈从日本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主权的完整性，又不希望中央介入华北地方事务，蒋介石1937年5月12日的日記说，应以“严斥其妄”的态度对待“宋以中央放弃华北之口号”，可见在华北问题上宋哲元对于中央的排斥态度。后来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又一再要求中央军暂停北进，就是出于对自己的“华北地盘”被侵削的担心。
这样的状况，表明中央由于数年来对日本的妥协退让，导致自身失去对华北的控制，不得不依赖宋哲元维持华北局面;而宋对中央充满戒心，又给日方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宋哲元在与日方打交道中，既要坚持不丧失主权，却又对日方的侵华野心缺乏足够的认识，后来事变爆发，他一再不听中央劝告，寄希望于和谈，便是这一情况的必然走向。
日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回忆：1937年5月，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军部“还在向冀察政权强迫要求德州和石家庄之间铺设铁路权以及开采龙烟铁矿的权利，宋哲元对此无法处理，只好假装不知道，定于五月底答复，表面上以养病为名，逃回山东省乐陵家乡去了。这一次，宋哲元为了回避日方的逼迫，干脆回了老家，不与日本人接触。而“七七事变”，正是在他回老家约50天后爆发，日本人妄图借助武力来控制华北了。
“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显然还没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仍视同此前多次中日军队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地方性小事件，因而没有即刻从山东返回平津。
蒋介石却已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考虑到天津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大本营所在地，又有不少汉奸在此活动，他急电宋哲元，让他勿去天津，急赴保定坐镇，以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同时抓紧时间备战，准备应对日军的大规模挑衅。而宋哲元未听劝告，于7月11日直接从山东回到了天津。他辩解道，指挥官岂能远离平津前线？
此后十余天，蒋介石不断催促宋哲元赴保定，宋哲元未予理会。蒋介石派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星夜北上驰援，并明确这些军队悉由宋哲元指挥，而宋仍担心中央是不是真打算抗日，是否以此为借口将中央军派入平津地区，侵削他的平津地盘？
对中央的不信任，又受到日方及汉奸的挑唆，使宋哲元对于时局走向的判断，大有偏差，难以与中央达成共识。甚至对于中央的一些正确意见，也当成了耳旁风。中央不仅一再急催宋哲元抓紧备战，赶赴保定建立指挥部;而且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报，如15日，何应钦致电宋哲元，强调要注意日军有消灭南苑驻军的意图，宋也未予重视。后来全面开战后，日军果然全力进攻南苑中国兵营，给29军以重创。
徘徊在和与战之间
宋哲元一再公开表示，自己决不做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事情，但他过于寄希望于和谈解决冲突。虽然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高调强调抗日，但宋哲元很难相信中央有底气真与日军大战。因此，他也是只要有一线和谈希望，就不放弃和谈机会。
他此时不想与日方撕破脸，打一场大战。当时29军号称有10万大军，这数字虽有些夸张，但相比于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来说，军队人数占绝对优势是无异议的。事变一发生，如果迅速以优势兵力遏制在此挑衅的日军，很容易做到。然而他深知，若日军增加足够多的兵力，以其武器装备之优和军队战斗素质之高，29军就很难与之争锋。他担心事情扩大化，搞不好会导致平津难保，因而他希望和谈，派属下张自忠为代表与日军谈判。
日方也确实施放了和谈烟幕，进一步迷惑了宋哲元。实际上当时日军在平津的兵力有限，要打一场大战还远远做不到，正需要时间向平津输送更多的兵员和武器装备，遂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宋哲元和谈心切，对29军下达的命令是：应战而不求战。也就是即使当前居于主动地位，掌握有利时机，也不能主动出击。于是29军上层忙于和谈，下层将士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不断调兵遣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平津一带来。
和谈在7月11日达成了一个停战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卢沟桥及其附近之中国驻军即时撤退，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二，中国方面道歉，并惩罚责任者;三，实行防共，彻底取缔抗日组织及抗日活动。协议也要求日军退回到原驻防地。然而，日本军部及内阁急于扩大战争，视停战协议如废纸，因而有了协议后，双方依然冲突不断。
宋哲元在16日下达了一份29军作战一号命令，但内容较空疏，也未真正落实。这期间，和谈仍在紧锣密鼓地继续。对于宋哲元迟迟不离开危机四伏的天津，未遵命赴保定，以及平津和谈内情未及时报告中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在日记里写道：“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可见蒋介石对平津局面也无力掌控，只能等待宋哲元在那边与日方周旋的结果。 此时，29军内部也意见不一。37师师长冯治安主战，38师师长张自忠主和。日本人和汉奸则到处传播谣言，称日军只打37师，不打38师，以期造成29军内部分裂。面对内部的意见分歧，宋哲元没有明确支持某一方，只是让张自忠继续进行和谈，冯治安继续严守北平。
19日，宋哲元前往北平。张自忠则在这天晚间与日方达成一个新的协定（史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一，排除妨害中日合作之人物;二，弹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之机关团体及各种排日运动与教育;四，从北平城内撤走第37师。这是一个秘密协议，其中关键性的内容当时未对外公布。
宋哲元回到北平，部分撤除了北平的防务，并致电中央，称和平有望，请已至沧石一线的中央军止步甚至后撤，以此向日方表达和平诚意。日方逼迫撤换驻北平各处的冯治安37师，宋哲元表面答应将其与赵登禹的132师换防，但考虑到这一移動关系到北平的安危，便故意拖着不进行。一位日本武官本以为宋哲元会在两三天内会将37师调走，一问，宋哲元却说，天气太热了，过一个月再说吧。把日本武官气得直瞪眼睛。
尽管宋哲元希望缓和中日两军紧张的对峙形势，没想到日军经过20天的兵力和器械运送，已做好了包围北平、进行大战的准备。日方于7月26日下午，向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午前撤走卢沟桥、八宝山的守军，28日午前撤走北平西苑的守军。真是明火执杖，公然要接管北平。
宋哲元早就向中央表示：“一定本中央之意旨处理一切，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也曾对公众表示：“凡事以国家为前提。”面对日方毫无信用，气势汹汹地发出最后通牒，宋哲元如梦方醒，终于下定决心，要与日军拼死一战。27日，他通电拒绝了日方通牒，宣言自卫守土，并电请中央速派兵增援。蒋介石复电指示宋固守北平三天。
自7月7日以来，中日双方一直处于小规模的冲突中，而到28日，双方大规模的战斗打响。由于武器装备落后，29军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南苑战斗中，赵登禹、佟麟阁二位将军壮烈殉国。在日军猛烈的进攻面前，宋哲元意识到29军难以守住北平，于是召集属下商量对策。张自忠提出自己可以继续与日军谈判，宋哲元于是临时委任他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留在北平;自己则率29军撤往保定。
随着29军撤离，平津很快陷落。此后，宋哲元为此深感压抑。有舆论认为他前期一味和谈，贻误战机;后又一战即溃，未能坚守。一些舆论还把平津失陷归咎于他。据王世杰日记记述，蒋介石此后曾“以彼在过去两年间处境甚窘，亦殊煞费苦心”，建议大家对宋哲元最终在平津的退却予以宽恕。客观地说，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宋哲元已在平津一带与日方周旋数年，他的对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策略，其实对于保卫华北还是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的。
此后，宋哲元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司令，转战各地，继续抗战，直至三年后病逝。
（本文内容梳理自《“七七事变”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有删节。除标注外，图片均由出版社授权、提供）
贻误战机之失，让宋哲元在压抑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三年。1940年，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朱德与彭德怀有联名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所写挽联亦云：“扶危济倾，临大节而不可夺;忍辱负重，闻斯言更见其人。”两副挽联均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个有过争议的人，也是终让天下理解了的人。
战前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
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早在1927年出笼的“田中奏折”中，就表述得淋漓尽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为此，日本迈出了吞并中国的步伐，其后陆续发生的“九一八”事件与伪满洲国建立、“七七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大东亚秩序”推行与太平洋战争，无不是这一计划的具体实践。因此，“七七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步伐中的重要一环。正是通过这一事变，日军揭开了由攻占华北到全面侵华的序幕。
通过“九一八”事件，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接着日本又把觊觎的目光盯向华北，试图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便是日方策划的闹剧。
日本人很清楚当时中国内部存在的矛盾。当时的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徒具形式，因一些地域有地方实力派存在，中央对那些地方缺乏有效控制。当时的华北，正属于这种状态。日本人就试图利用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与国民政府的矛盾，向华北渗透，极力强化其在华北的影响力。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曾为冯玉祥部下，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职，为冯部“五虎将”之一。蒋冯中原大战，宋曾由师长升任西北军代总司令。冯玉祥战败，西北军受中央改编，宋哲元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1932年，面对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宋哲元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致函张学良，请缨杀敌。张学良也深感热河、察哈尔两省（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南部）危急，遂向蒋介石推荐宋哲元。中央遂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肩负起捍卫华北的重任。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直逼长城。宋哲元下手谕传阅29军将士：“国家兴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遂下令29军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取得大胜。29军因此而声名大震，受到全国人民拥戴。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就取材于29军的长城抗战。
然而，国民政府当时委曲求全，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对热河的占领，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此后，日军多次与驻扎在察哈尔省的29军发生摩擦。1935年6月，由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竟然又按日方要求，撤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而宋离开察哈尔不久，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署了《何梅协定》，进一步向日方退让，包括中央军撤出河北、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民政府中央放弃了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随着国民党势力在河北平津一带被削弱，华北局势充满危机，各派势力均在角力，包括日本人都在试图掌控这一要地。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借助地方实力派控制华北，遂任命威望较高的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则趁势将29军37师进驻河北及北平，实际控制了冀察平津地区。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为实现中央在政治上对华北的领导，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由中央任命。因日本干预，委员会中也有几名亲日分子，但宋哲元将军政大权全握于29军将领手中，不给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此时，日本人加快了分裂華北的脚步，不断在政治上制造分裂。他们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搞所谓“防共自治运动”，试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脱离国民政府，达到其控制和占有华北的目的。1935年11月，在通州成立以殷汝耕为傀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是其“自治运动”在地方的具体实施。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加快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内阁提出的策略是，将华北变为亲日的“特殊地带”，以便日本“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实际就是掌控华北的经济命脉，掠夺资源以加强其侵华的力量。日本还强势威胁国民政府，不得干预华北事务，称华北的事由华北当局自行解决，包括华北当局与日方签定协议，也与中央无关。
日本人千方百计做宋哲元的工作，鼓动他加入“自治运动”，脱离中央;要求与他签定种种经济协定，诸如收购芦盐、棉花等，获取铁、煤矿产的开发和津石铁路的修筑等。
但宋哲元就像个太极高手，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与日本人打交道。他表面上不刺激日本人，与之谈合作通往来;而一涉及主权领土问题，他便打哈哈，回避，久拖不办，尤其是根本不参与所谓“防共自治运动”。这让日本人越来越失去耐心，决心以武力迫使宋哲元就范。
1936年，日本军部确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作战计划要领”中，明确提出在华北作战时的规划，拟沿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向南推进，占领黄河以北各要地;同时向山西及绥东方面拓展。而次年事变爆发后的战事进展，基本上正是这一年度作战要领的具体实施。1937年上半年，日本军部还不断派员到华北活动，为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刺探局势，搜集情报，并加紧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调整兵力部署。华北上空战争的阴霾密布，以致于在1937年5至6月间，东京朝野竟流行着这样的传言：“华北不一定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事件要爆发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柳条沟事件曾引发了“九一八”事变，则华北即将面临一场由日本人挑起的类似事变，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迫在眉睫了。因此，“七七事变”最终爆发，决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方长期以来处心积虑试图占领华北而挑起的。 夹缝中求生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深知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华野心，一再强调加紧国防建设;然而他认为当务之急，仍是先清除各地方实力派。直至1937年上半年，此心依然不改。如他在这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对于对付四川刘湘，有这样的想法：“川事目的在制刘，使其绝对服从;或去刘，使四川澈（彻）底统一。”这种策略，此前几年一直在运作，因而在华北的宋哲元，不可能不对中央存有戒心。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加紧扩军，便向中央申请增发扩军经费。但中央不愿看到他的势力坐大，只按原规定番号拨发军费，新增军队费用不管。宋哲元很恼怒，便将中央在华北收入项下的关税、盐税、统税及铁路邮电等收入予以截留。这引起南京方面极大的不满。然而面对华北严峻的形势，中央还得仰仗于宋哲元维持局面，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对宋哲元极尽客气，请他替中央在华北苦撑危局，指示：“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直至事变前的6月22日，蒋介石犹致函宋哲元，称赞他“不负中央付托之重任，……苦撑精神久而弥笃”，表示“成败毁誉，愿与相共”，表达了对宋哲元的倚重。
由此可见，华北地方当局既服从中央指挥，也与中央存在矛盾。而日本方面则利用二者的矛盾，挑拨离间。一方面，派汉奸给宋哲元送去“自治”方案，鼓动他闹独立;又逼迫他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力图使经济掠夺合法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威胁国民政府中央，要求它不干涉华北地方政权的所作所为，“承认华北特殊地位及权益”。宋哲元受到来自日方和国民政府两个方面的压力，他也力图在二者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由此又难免两面招怨——他既不屈从日本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主权的完整性，又不希望中央介入华北地方事务，蒋介石1937年5月12日的日記说，应以“严斥其妄”的态度对待“宋以中央放弃华北之口号”，可见在华北问题上宋哲元对于中央的排斥态度。后来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又一再要求中央军暂停北进，就是出于对自己的“华北地盘”被侵削的担心。
这样的状况，表明中央由于数年来对日本的妥协退让，导致自身失去对华北的控制，不得不依赖宋哲元维持华北局面;而宋对中央充满戒心，又给日方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宋哲元在与日方打交道中，既要坚持不丧失主权，却又对日方的侵华野心缺乏足够的认识，后来事变爆发，他一再不听中央劝告，寄希望于和谈，便是这一情况的必然走向。
日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回忆：1937年5月，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军部“还在向冀察政权强迫要求德州和石家庄之间铺设铁路权以及开采龙烟铁矿的权利，宋哲元对此无法处理，只好假装不知道，定于五月底答复，表面上以养病为名，逃回山东省乐陵家乡去了。这一次，宋哲元为了回避日方的逼迫，干脆回了老家，不与日本人接触。而“七七事变”，正是在他回老家约50天后爆发，日本人妄图借助武力来控制华北了。
“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显然还没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仍视同此前多次中日军队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地方性小事件，因而没有即刻从山东返回平津。
蒋介石却已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考虑到天津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大本营所在地，又有不少汉奸在此活动，他急电宋哲元，让他勿去天津，急赴保定坐镇，以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同时抓紧时间备战，准备应对日军的大规模挑衅。而宋哲元未听劝告，于7月11日直接从山东回到了天津。他辩解道，指挥官岂能远离平津前线？
此后十余天，蒋介石不断催促宋哲元赴保定，宋哲元未予理会。蒋介石派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星夜北上驰援，并明确这些军队悉由宋哲元指挥，而宋仍担心中央是不是真打算抗日，是否以此为借口将中央军派入平津地区，侵削他的平津地盘？
对中央的不信任，又受到日方及汉奸的挑唆，使宋哲元对于时局走向的判断，大有偏差，难以与中央达成共识。甚至对于中央的一些正确意见，也当成了耳旁风。中央不仅一再急催宋哲元抓紧备战，赶赴保定建立指挥部;而且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报，如15日，何应钦致电宋哲元，强调要注意日军有消灭南苑驻军的意图，宋也未予重视。后来全面开战后，日军果然全力进攻南苑中国兵营，给29军以重创。
徘徊在和与战之间
宋哲元一再公开表示，自己决不做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事情，但他过于寄希望于和谈解决冲突。虽然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高调强调抗日，但宋哲元很难相信中央有底气真与日军大战。因此，他也是只要有一线和谈希望，就不放弃和谈机会。
他此时不想与日方撕破脸，打一场大战。当时29军号称有10万大军，这数字虽有些夸张，但相比于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来说，军队人数占绝对优势是无异议的。事变一发生，如果迅速以优势兵力遏制在此挑衅的日军，很容易做到。然而他深知，若日军增加足够多的兵力，以其武器装备之优和军队战斗素质之高，29军就很难与之争锋。他担心事情扩大化，搞不好会导致平津难保，因而他希望和谈，派属下张自忠为代表与日军谈判。
日方也确实施放了和谈烟幕，进一步迷惑了宋哲元。实际上当时日军在平津的兵力有限，要打一场大战还远远做不到，正需要时间向平津输送更多的兵员和武器装备，遂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宋哲元和谈心切，对29军下达的命令是：应战而不求战。也就是即使当前居于主动地位，掌握有利时机，也不能主动出击。于是29军上层忙于和谈，下层将士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不断调兵遣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平津一带来。
和谈在7月11日达成了一个停战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卢沟桥及其附近之中国驻军即时撤退，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二，中国方面道歉，并惩罚责任者;三，实行防共，彻底取缔抗日组织及抗日活动。协议也要求日军退回到原驻防地。然而，日本军部及内阁急于扩大战争，视停战协议如废纸，因而有了协议后，双方依然冲突不断。
宋哲元在16日下达了一份29军作战一号命令，但内容较空疏，也未真正落实。这期间，和谈仍在紧锣密鼓地继续。对于宋哲元迟迟不离开危机四伏的天津，未遵命赴保定，以及平津和谈内情未及时报告中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在日记里写道：“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可见蒋介石对平津局面也无力掌控，只能等待宋哲元在那边与日方周旋的结果。 此时，29军内部也意见不一。37师师长冯治安主战，38师师长张自忠主和。日本人和汉奸则到处传播谣言，称日军只打37师，不打38师，以期造成29军内部分裂。面对内部的意见分歧，宋哲元没有明确支持某一方，只是让张自忠继续进行和谈，冯治安继续严守北平。
19日，宋哲元前往北平。张自忠则在这天晚间与日方达成一个新的协定（史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一，排除妨害中日合作之人物;二，弹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之机关团体及各种排日运动与教育;四，从北平城内撤走第37师。这是一个秘密协议，其中关键性的内容当时未对外公布。
宋哲元回到北平，部分撤除了北平的防务，并致电中央，称和平有望，请已至沧石一线的中央军止步甚至后撤，以此向日方表达和平诚意。日方逼迫撤换驻北平各处的冯治安37师，宋哲元表面答应将其与赵登禹的132师换防，但考虑到这一移動关系到北平的安危，便故意拖着不进行。一位日本武官本以为宋哲元会在两三天内会将37师调走，一问，宋哲元却说，天气太热了，过一个月再说吧。把日本武官气得直瞪眼睛。
尽管宋哲元希望缓和中日两军紧张的对峙形势，没想到日军经过20天的兵力和器械运送，已做好了包围北平、进行大战的准备。日方于7月26日下午，向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午前撤走卢沟桥、八宝山的守军，28日午前撤走北平西苑的守军。真是明火执杖，公然要接管北平。
宋哲元早就向中央表示：“一定本中央之意旨处理一切，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也曾对公众表示：“凡事以国家为前提。”面对日方毫无信用，气势汹汹地发出最后通牒，宋哲元如梦方醒，终于下定决心，要与日军拼死一战。27日，他通电拒绝了日方通牒，宣言自卫守土，并电请中央速派兵增援。蒋介石复电指示宋固守北平三天。
自7月7日以来，中日双方一直处于小规模的冲突中，而到28日，双方大规模的战斗打响。由于武器装备落后，29军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南苑战斗中，赵登禹、佟麟阁二位将军壮烈殉国。在日军猛烈的进攻面前，宋哲元意识到29军难以守住北平，于是召集属下商量对策。张自忠提出自己可以继续与日军谈判，宋哲元于是临时委任他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留在北平;自己则率29军撤往保定。
随着29军撤离，平津很快陷落。此后，宋哲元为此深感压抑。有舆论认为他前期一味和谈，贻误战机;后又一战即溃，未能坚守。一些舆论还把平津失陷归咎于他。据王世杰日记记述，蒋介石此后曾“以彼在过去两年间处境甚窘，亦殊煞费苦心”，建议大家对宋哲元最终在平津的退却予以宽恕。客观地说，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宋哲元已在平津一带与日方周旋数年，他的对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策略，其实对于保卫华北还是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的。
此后，宋哲元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司令，转战各地，继续抗战，直至三年后病逝。
（本文内容梳理自《“七七事变”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有删节。除标注外，图片均由出版社授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