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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吉拉·卡特以一个乱伦泛滥的原始村落为载体，通过采用非聚焦型叙事视角，将具象摹写和喻象营构相结合，在审视人类本质和社会机制的同时，表达了她对文明、理性和颠覆行动的期盼。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乱伦 意象 象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安吉拉·卡特在《刽子手的美丽女儿》中跨越了现象世界与想象世界、真实世界与梦幻世界、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疆域，构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乱伦泛滥的原始村落，以独特的表现形式、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寓意彰显了文本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表现了她对社會和人性的洞察与反思，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和观照，同时也表现了她对道德机制和惩罚机制的感悟和体认。
一
有别于卡特的大多数作品，《刽子手的美丽女儿》采用了无所不知的非聚焦型叙事视角，且由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的异叙述者讲述故事。异叙述者“我们”自始自终隐身于文本之中未参与故事，但作为故事的旁观者和见证者，对故事的外部世界进行了观察和实录，同时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剖析和复制。
故事发生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海拔很高的国家。卡特忽略了国名，却浓墨重彩地对该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从自然环境来看，高地并非戈尔丁笔下世外桃源似的孤岛，而是远离文明的偏僻之地、蛮荒之地、环境恶劣之地。这里的天气潮湿寒冷，空气稀薄得令初来乍到之人难以呼吸，弥漫的雾气和寒风细雨令人压抑，山坡树林里出没的狼群令人毫无安全感。从社会环境来看，这是一个因为乱伦成习而遭弃、孤独、闭锁、边缘化的落后群体。尽管他们有世袭的等级森严、营垒分明的阶级，但本应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情况是自从他继承王位后就用铁环和带子绑住其脚踝倒悬在小石屋里，且按照仪式和记忆规定的姿势呈石化状态、静止不动，业已形同虚设，是一个丧失言语能力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的摆设似的废物。这样一个“领袖”已经被物化、异化，既没有权力、人格的敬畏，更无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力，这是作者创设出来的一个政权虚化缺席的特殊空间，一个引导文明缺失和人类文明倒退的“王国”，也是为讲述审丑制造的语境。从人文环境来看，这里的房舍构筑粗糙且毫无舒适性可言，因人们卫生意识缺乏而导致疾病盛行且品种繁多。
卡特运用夸张、变形、比喻等手法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山民的外貌、语言能力、情感能力、心智能力及生活习惯来强调环境的封闭性、恶劣性，山民的原始性和愚昧无知的程度。男人身体多毛的事实加上如兽的明喻显示了其生理和心智的原始状态，而负责操持农活的女人们的葫芦般粗壮的手臂、铲形的双手、叉子似的手指则呈现出其实用性和工具性。这群人的语言能力远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内心难以启齿的不堪欲望令他们备受煎熬和折磨。
卡特将静态环境描写推向了极致，多次采用静物画式的描述或将场面凝固起来不断复制的方式，犹如勾勒了一幅毕加索式的立体叠合静物图。作品中的具象摹写细致入微，从高耸的群山到处决罪犯的广场，从乡间乐手的粗糙弦乐器到广场地上铁锈色的血迹，从令人窒息的潮湿空气到泫然欲泣的天空，从粗野山民呆滞的眼神到其居住环境的脏乱，从苍白无助的被惩罚者到强壮无情的刽子手，从弥漫群山的雾气到粗糙构筑的房舍墙壁……这些形形色色或真实或虚拟的意象逼真地再现了高地的蛮荒穷困及其恶劣的环境和高地村民的愚昧丑陋，使读者如临其境，增强了空间的可触摸性和读者的感受性。
卡特试图以村落的微观世界来反映人类社会的宏观世界，村落是整个世界的精神危机、欲望膨胀、贫乏失语、暴力焦虑和严酷现实的缩影。村落相对于社会现实是虚幻的，而生活于高地的人物是实在的。村落里发生的故事再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文明停滞不前的窘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人的镜像，是道德机制和惩罚机制失去效价的讽刺图。
二
小说的开篇是刽子手公开处决其独子的场景，小伙子在妹妹身上犯下了乱伦的罪行。谈到乱伦，我们不得不从乱伦禁忌谈起。所谓乱伦禁忌，“是对社会习俗或制度规定的某些亲属之间的性关系或婚姻关系的禁忌”，乱伦就是对这种禁忌的违犯。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乱伦禁忌作为人类婚姻制度的一种最普通的禁律，在大多数文化语境中普遍存在。高地村落这个原始简单的社会有明确的乱伦禁忌。这里，乱伦是要受处以斩首的大罪。
乱伦作为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母题，是我们审视人类欲望、暴力和理性的一个透视镜，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生活的一个侧影，同时具有教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婚姻观和性行为的教化功能。《俄狄浦斯》应为乱伦题材作品的典型。难逃乱伦宿命的俄狄浦斯的悲剧图解了乱伦带给人的情感和心灵的伤痛，以及对社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
卡特的故事并不是《俄狄浦斯》的翻版。卡特对俄狄浦斯家庭三角人物关系进行了置换。《俄狄浦斯》中的父、母、子的三维关系在卡特的作品中成了父、子、女的关系。母子乱伦也由父女、兄妹之间的乱伦关系替代。《俄狄浦斯》的结局是命中注定、努力摆脱却在劫难逃令人难以承受的“弑父娶母”。卡特故事中的三角关系以儿子的被斩首和父亲独占女儿结束。毋容置疑，这种有意识的置换和改写是卡特女性主义精神的自觉选择。
我们不禁将卡特笔下正在上演的这场血腥的斩首仪式和福柯《规训与惩罚》开篇描述的处决场面进行比较。福柯从历史文献中实录的极刑场景充满了喧嚣和叫喊。福柯在研究刑罚史的过程中得出结论，断头台是“野蛮时代、野蛮国家的标记”，被比作公共景观的公开处决无疑是一场折磨犯人肉体的残忍表演，惩罚方式的野蛮形式“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时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如果说福柯极力渲染的是“合法暴力”的仪式性和表演性，卡特强调的却是这场“象形符号仪式”戏剧化的沉默。卡特聚焦于村民们群聚围观时全神贯注的神态和表情，聚焦于被斩者人头落地后他们流露出的喜悦。这里丝毫不见福柯提到的观众对暴力的反感和抵制，有的只是对暴力的认可和服从。
卡特描述被惩罚者的文字只有寥寥数语。被斩首者和妹妹格雷琴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故事的结局不得而知，但故事的过程却几乎是文本的空白地带。格雷琴是整个故事中唯一拥有名字的人物，也是该高地唯一健康美丽的女性。善良的格雷琴为避免哥哥的头颅被狗吃掉，将其从刑场偷回埋在鸡圈旁，并从此常常以泪洗面，睡不安稳，用行动表明对哥哥真实亲密的情感。她被迫像仆人和性奴一样伺候父亲，因为父亲就是法律。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显然是施虐与受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关系下的有条不紊的乱伦行为呈现出的日常性、常态性和一贯性尤其令人不安和揪心。 卡特没有延续俄狄浦斯的家庭关系，但俄狄浦斯故事的寓意却在文本中体现，并成为山民深信不疑的诅咒。在这片高地，唯一不受乱伦禁忌束缚和诅咒的是刽子手和他的女儿，因为刽子手是司法的实践者和执行者，没人来砍他的头，因此他享有乱伦的特权。乱伦者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惩罚的可见性和受惩罚的确定性，但每天上演的斩首仪式否定了道德戒律和惩罚机制的有效性，而刽子手本人的乱伦则是对司法执行力和公平性以及对权力机制约束力的最大讽刺。
三
卡特的目的旨在借用故事揭示丑陋的世俗、灭绝人性的暴力和权力不可征服的人性深层的欲望，揭示人性的阴暗面和权力的虚伪面，揭示人之群落越边缘化人类的文明进程就越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因此，在具象描写的同时，她营构了大量的喻象，做到了摹写与象征的融合。作品中的具象摹写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于象征意义的一种有形的呈示；象征又反过来提高了、凝注了摹写的意义，使作品超越了有限事件的羁绊，把人推向了对于人类本质和社会机制的无限拷问。
卡特试图在凸显这些对立的过程中呼唤文明、理性和行动。格雷琴是善和美的代表，而刽子手本人无疑是丑和恶的代表。刽子手的衣着永远是丧服的颜色，头上总是戴一副以柔软皮革制成的奇特面具。卡特对刽子手的面具进行了精细描写，“面具完全遮住他的头發和上半脸，只有两道细缝露出眼睛，眼神木然，仿佛是面具的一部分。面具下只露出他暗红厚唇，以及嘴四周泛灰的皮肤。如此展现出来的皮肉部分让人看了害怕，完全不符合我们一般常识预期的脸孔，带有某种猥亵的赤裸，仿佛下半脸被剥了皮。身为屠夫的他或许是在展示自己，仿佛他是自己屠宰过的肉品”。面具的抽象化、概念化、符号化和象征化显而易见。人脸是人的社会身份的识别符号，人一旦带上了面具，我们则无法识别他的存在。面具和脸孔的合而为一，表明了刽子手自身面孔的不复存在，也意味着其个性和人性的丧失。面具将刽子手物化，将其变成行使惩罚的客体、具有威慑力的令人畏惧的物件及权力的牺牲品，是对丑陋习俗的祸患和乱伦禁忌现象中的男女不对称实质的显露。
在文学创作中，“从典型化向象征化的过渡，是文学世界由现实界向想象界的过渡，亦是其思想内蕴由现实具体性向着高度抽象性的飞升”，是“从更高层次上与现实对接与统一”。刽子手的形象塑造具有十分突出的特征化和意念化倾向。正是这种特征化和意念化稀释了作品的摹写性而提升了作品的象征性。
仔细揣摩卡特对刽子手一家和其他村民的外貌举止描写，我们发现卡特的作品中流露出东方主义的影子，表明了作者对东方的映像和感知。卡特笔下人物的描写体现了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定义，即“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刽子手的高大身材、刽子手儿子的优雅、刽子手女儿的美丽使他们无形之中代表了西方。而卡特对其他山民的描写则突出其原始、愚昧的“他者形象”，是西方有关东方的表述。在卡特笔下，高地居民的脸“像爱斯基摩人那样扁平无骨，眼睛是没有光泽的裂缝，没有眼睑覆盖其上，只有蒙古人种松垮的两片皮”，他们的房子“就像东方不知名魔鬼的不具特色的脸”。“爱斯基摩人”、“蒙古人”、“东方”等字眼不经意间表明这是一种异质性的文化显像。对高地山民的丑化和异化使之成为西方工业发展阶段人文危机的凝固不变的背景。
故事的结尾别有深意。“那一夜，格雷琴在缝纫机里发现了一条蛇，……哥哥踩着自行车在她不宁的梦境里绕圈圈，直到公鸡报晓，她出门捡蛋”。这里的蛇、缝纫机和自行车三个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蕴涵。蛇令我们联想到伊甸园里发生的故事。夏娃和亚当在蛇的引诱下偷食禁果的反对神权的行动是人类迈出的第一步自由的行动，也是人获取知识发现自我的行动。缝纫机和自行车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先进技术和理性时代的象征。格雷琴的梦境世界的动态和现象世界的静态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三种意象的组合表明了卡特对被压迫者采取行动实现自我的期盼。
小说以格雷琴捡蛋准备为刽子手父亲做早餐而结束，但小说的意蕴却远未终结。小说内涵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为小说留下了无限阐释的空间。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1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安吉拉·卡特研究”（项目号2010y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 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 Angela Carter.The Executioner’s Beautiful Daughter.In Burning Your Boats：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Penguin Group.1997.
[4] 严云受、刘锋杰：《文学象征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年版。
[5] 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作者简介：杨春芳，女，1969—，湖北宜昌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西方文论、性别，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乱伦 意象 象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安吉拉·卡特在《刽子手的美丽女儿》中跨越了现象世界与想象世界、真实世界与梦幻世界、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疆域，构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乱伦泛滥的原始村落，以独特的表现形式、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寓意彰显了文本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表现了她对社會和人性的洞察与反思，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和观照，同时也表现了她对道德机制和惩罚机制的感悟和体认。
一
有别于卡特的大多数作品，《刽子手的美丽女儿》采用了无所不知的非聚焦型叙事视角，且由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的异叙述者讲述故事。异叙述者“我们”自始自终隐身于文本之中未参与故事，但作为故事的旁观者和见证者，对故事的外部世界进行了观察和实录，同时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剖析和复制。
故事发生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海拔很高的国家。卡特忽略了国名，却浓墨重彩地对该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从自然环境来看，高地并非戈尔丁笔下世外桃源似的孤岛，而是远离文明的偏僻之地、蛮荒之地、环境恶劣之地。这里的天气潮湿寒冷，空气稀薄得令初来乍到之人难以呼吸，弥漫的雾气和寒风细雨令人压抑，山坡树林里出没的狼群令人毫无安全感。从社会环境来看，这是一个因为乱伦成习而遭弃、孤独、闭锁、边缘化的落后群体。尽管他们有世袭的等级森严、营垒分明的阶级，但本应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情况是自从他继承王位后就用铁环和带子绑住其脚踝倒悬在小石屋里，且按照仪式和记忆规定的姿势呈石化状态、静止不动，业已形同虚设，是一个丧失言语能力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的摆设似的废物。这样一个“领袖”已经被物化、异化，既没有权力、人格的敬畏，更无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力，这是作者创设出来的一个政权虚化缺席的特殊空间，一个引导文明缺失和人类文明倒退的“王国”，也是为讲述审丑制造的语境。从人文环境来看，这里的房舍构筑粗糙且毫无舒适性可言，因人们卫生意识缺乏而导致疾病盛行且品种繁多。
卡特运用夸张、变形、比喻等手法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山民的外貌、语言能力、情感能力、心智能力及生活习惯来强调环境的封闭性、恶劣性，山民的原始性和愚昧无知的程度。男人身体多毛的事实加上如兽的明喻显示了其生理和心智的原始状态，而负责操持农活的女人们的葫芦般粗壮的手臂、铲形的双手、叉子似的手指则呈现出其实用性和工具性。这群人的语言能力远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内心难以启齿的不堪欲望令他们备受煎熬和折磨。
卡特将静态环境描写推向了极致，多次采用静物画式的描述或将场面凝固起来不断复制的方式，犹如勾勒了一幅毕加索式的立体叠合静物图。作品中的具象摹写细致入微，从高耸的群山到处决罪犯的广场，从乡间乐手的粗糙弦乐器到广场地上铁锈色的血迹，从令人窒息的潮湿空气到泫然欲泣的天空，从粗野山民呆滞的眼神到其居住环境的脏乱，从苍白无助的被惩罚者到强壮无情的刽子手，从弥漫群山的雾气到粗糙构筑的房舍墙壁……这些形形色色或真实或虚拟的意象逼真地再现了高地的蛮荒穷困及其恶劣的环境和高地村民的愚昧丑陋，使读者如临其境，增强了空间的可触摸性和读者的感受性。
卡特试图以村落的微观世界来反映人类社会的宏观世界，村落是整个世界的精神危机、欲望膨胀、贫乏失语、暴力焦虑和严酷现实的缩影。村落相对于社会现实是虚幻的，而生活于高地的人物是实在的。村落里发生的故事再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文明停滞不前的窘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人的镜像，是道德机制和惩罚机制失去效价的讽刺图。
二
小说的开篇是刽子手公开处决其独子的场景，小伙子在妹妹身上犯下了乱伦的罪行。谈到乱伦，我们不得不从乱伦禁忌谈起。所谓乱伦禁忌，“是对社会习俗或制度规定的某些亲属之间的性关系或婚姻关系的禁忌”，乱伦就是对这种禁忌的违犯。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乱伦禁忌作为人类婚姻制度的一种最普通的禁律，在大多数文化语境中普遍存在。高地村落这个原始简单的社会有明确的乱伦禁忌。这里，乱伦是要受处以斩首的大罪。
乱伦作为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母题，是我们审视人类欲望、暴力和理性的一个透视镜，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生活的一个侧影，同时具有教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婚姻观和性行为的教化功能。《俄狄浦斯》应为乱伦题材作品的典型。难逃乱伦宿命的俄狄浦斯的悲剧图解了乱伦带给人的情感和心灵的伤痛，以及对社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
卡特的故事并不是《俄狄浦斯》的翻版。卡特对俄狄浦斯家庭三角人物关系进行了置换。《俄狄浦斯》中的父、母、子的三维关系在卡特的作品中成了父、子、女的关系。母子乱伦也由父女、兄妹之间的乱伦关系替代。《俄狄浦斯》的结局是命中注定、努力摆脱却在劫难逃令人难以承受的“弑父娶母”。卡特故事中的三角关系以儿子的被斩首和父亲独占女儿结束。毋容置疑，这种有意识的置换和改写是卡特女性主义精神的自觉选择。
我们不禁将卡特笔下正在上演的这场血腥的斩首仪式和福柯《规训与惩罚》开篇描述的处决场面进行比较。福柯从历史文献中实录的极刑场景充满了喧嚣和叫喊。福柯在研究刑罚史的过程中得出结论，断头台是“野蛮时代、野蛮国家的标记”，被比作公共景观的公开处决无疑是一场折磨犯人肉体的残忍表演，惩罚方式的野蛮形式“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时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如果说福柯极力渲染的是“合法暴力”的仪式性和表演性，卡特强调的却是这场“象形符号仪式”戏剧化的沉默。卡特聚焦于村民们群聚围观时全神贯注的神态和表情，聚焦于被斩者人头落地后他们流露出的喜悦。这里丝毫不见福柯提到的观众对暴力的反感和抵制，有的只是对暴力的认可和服从。
卡特描述被惩罚者的文字只有寥寥数语。被斩首者和妹妹格雷琴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故事的结局不得而知，但故事的过程却几乎是文本的空白地带。格雷琴是整个故事中唯一拥有名字的人物，也是该高地唯一健康美丽的女性。善良的格雷琴为避免哥哥的头颅被狗吃掉，将其从刑场偷回埋在鸡圈旁，并从此常常以泪洗面，睡不安稳，用行动表明对哥哥真实亲密的情感。她被迫像仆人和性奴一样伺候父亲，因为父亲就是法律。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显然是施虐与受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关系下的有条不紊的乱伦行为呈现出的日常性、常态性和一贯性尤其令人不安和揪心。 卡特没有延续俄狄浦斯的家庭关系，但俄狄浦斯故事的寓意却在文本中体现，并成为山民深信不疑的诅咒。在这片高地，唯一不受乱伦禁忌束缚和诅咒的是刽子手和他的女儿，因为刽子手是司法的实践者和执行者，没人来砍他的头，因此他享有乱伦的特权。乱伦者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惩罚的可见性和受惩罚的确定性，但每天上演的斩首仪式否定了道德戒律和惩罚机制的有效性，而刽子手本人的乱伦则是对司法执行力和公平性以及对权力机制约束力的最大讽刺。
三
卡特的目的旨在借用故事揭示丑陋的世俗、灭绝人性的暴力和权力不可征服的人性深层的欲望，揭示人性的阴暗面和权力的虚伪面，揭示人之群落越边缘化人类的文明进程就越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因此，在具象描写的同时，她营构了大量的喻象，做到了摹写与象征的融合。作品中的具象摹写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于象征意义的一种有形的呈示；象征又反过来提高了、凝注了摹写的意义，使作品超越了有限事件的羁绊，把人推向了对于人类本质和社会机制的无限拷问。
卡特试图在凸显这些对立的过程中呼唤文明、理性和行动。格雷琴是善和美的代表，而刽子手本人无疑是丑和恶的代表。刽子手的衣着永远是丧服的颜色，头上总是戴一副以柔软皮革制成的奇特面具。卡特对刽子手的面具进行了精细描写，“面具完全遮住他的头發和上半脸，只有两道细缝露出眼睛，眼神木然，仿佛是面具的一部分。面具下只露出他暗红厚唇，以及嘴四周泛灰的皮肤。如此展现出来的皮肉部分让人看了害怕，完全不符合我们一般常识预期的脸孔，带有某种猥亵的赤裸，仿佛下半脸被剥了皮。身为屠夫的他或许是在展示自己，仿佛他是自己屠宰过的肉品”。面具的抽象化、概念化、符号化和象征化显而易见。人脸是人的社会身份的识别符号，人一旦带上了面具，我们则无法识别他的存在。面具和脸孔的合而为一，表明了刽子手自身面孔的不复存在，也意味着其个性和人性的丧失。面具将刽子手物化，将其变成行使惩罚的客体、具有威慑力的令人畏惧的物件及权力的牺牲品，是对丑陋习俗的祸患和乱伦禁忌现象中的男女不对称实质的显露。
在文学创作中，“从典型化向象征化的过渡，是文学世界由现实界向想象界的过渡，亦是其思想内蕴由现实具体性向着高度抽象性的飞升”，是“从更高层次上与现实对接与统一”。刽子手的形象塑造具有十分突出的特征化和意念化倾向。正是这种特征化和意念化稀释了作品的摹写性而提升了作品的象征性。
仔细揣摩卡特对刽子手一家和其他村民的外貌举止描写，我们发现卡特的作品中流露出东方主义的影子，表明了作者对东方的映像和感知。卡特笔下人物的描写体现了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定义，即“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刽子手的高大身材、刽子手儿子的优雅、刽子手女儿的美丽使他们无形之中代表了西方。而卡特对其他山民的描写则突出其原始、愚昧的“他者形象”，是西方有关东方的表述。在卡特笔下，高地居民的脸“像爱斯基摩人那样扁平无骨，眼睛是没有光泽的裂缝，没有眼睑覆盖其上，只有蒙古人种松垮的两片皮”，他们的房子“就像东方不知名魔鬼的不具特色的脸”。“爱斯基摩人”、“蒙古人”、“东方”等字眼不经意间表明这是一种异质性的文化显像。对高地山民的丑化和异化使之成为西方工业发展阶段人文危机的凝固不变的背景。
故事的结尾别有深意。“那一夜，格雷琴在缝纫机里发现了一条蛇，……哥哥踩着自行车在她不宁的梦境里绕圈圈，直到公鸡报晓，她出门捡蛋”。这里的蛇、缝纫机和自行车三个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蕴涵。蛇令我们联想到伊甸园里发生的故事。夏娃和亚当在蛇的引诱下偷食禁果的反对神权的行动是人类迈出的第一步自由的行动，也是人获取知识发现自我的行动。缝纫机和自行车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先进技术和理性时代的象征。格雷琴的梦境世界的动态和现象世界的静态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三种意象的组合表明了卡特对被压迫者采取行动实现自我的期盼。
小说以格雷琴捡蛋准备为刽子手父亲做早餐而结束，但小说的意蕴却远未终结。小说内涵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为小说留下了无限阐释的空间。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1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安吉拉·卡特研究”（项目号2010y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 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 Angela Carter.The Executioner’s Beautiful Daughter.In Burning Your Boats：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Penguin Group.1997.
[4] 严云受、刘锋杰：《文学象征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年版。
[5] 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作者简介：杨春芳，女，1969—，湖北宜昌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西方文论、性别，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