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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里的民歌中占数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本文统称之为情诗,它们被列入集子的第一部分——《国风》。“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应当说,朱熹的这种说法还是中肯的,男女言情之作确实是风诗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些诗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所反映的风俗不可能一致,不过大致可以看出《国风》时代劳动人民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
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沉痛愤激的呐喊,凄丽哀婉的哭诉,缠绵悱恻的抒情。诗文所蕴含的感情大都是诚挚、热烈、朴素、健康的。
这些诗的形式是整齐的,节奏是和谐的,语言是多采的。可以说,《国风》情诗在形式表现手法上早已奠定了闻一多先生倡导的新诗的“三美”(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理论的基石。
这些诗虽然同属爱情题材,但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忧喜得失都得到了表现。经历代文人学者的涵咏、揣摩,《国风》情诗呈现出诱人的千年“包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漫射出奇异的光彩,以下试从诗文本身出发,以诗的情感内涵为侧重,兼及某些表现手法,对《国风》情诗进行分类重组与解读。
一、 爱的相思树
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进化赋予了他完美的形体,多面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爱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国风》情诗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它的动人之处首先就在于相思之情。倾慕生相思,追求生相思,离别生相思;单相思,两相思,长相思;相思甜,相思苦,相思恨……《国风》情诗大篇幅、多角度、细笔触地描写了相思之情,栽下了一棵棵爱的相思树。
作为开篇第一首民歌,《周南·关雎》纵情唱出了我们的先民胸中最朴素、最纯真的相思恋曲。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传唱千古,它的精神已经化为一种爱情基因,流淌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中,并外现为东方人在爱情观上对女子的审美要求:外“窈窕”内“贤淑”的完美统一。正是这一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方女性,促使她们在后来的苦难漫长的男权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着女性的整体形象,并使之愈来愈趋近男人的情爱标准。也正是这一要求的惯性作用、道德、政教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在情感面前那含蓄内美的特有风貌。在具体写法上,首先,它层次清晰:倾诉心声、大胆表白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难忘情人,苦苦追求道:“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追求失败难遣愁绪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相思之极空自幻想道“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其次,它描摹真切:诗文之中,多种错综的情痴情种鲜活生动。最后,它角度新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二句明写相思之乐,暗含相思之苦,乐是虚幻的,若是现实的。诗文让男子在幻觉中实现自己的感情梦想,聊以自慰,最大限度地渲泄了内心的感情,营造出了浓重的感伤美。
《秦风·蒹葭》以景传情,情景交融,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心上人的痴情渴望和求之不得的无限惆怅。全诗的意境朦胧而优美,情感细腻而缠绵,即使放在现代人所写的优秀爱情诗中来看,也是毫不逊色的。唯其如此,它才得以在众多的风诗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在景物的选择上,他注重了自然与人的巧妙结合:“蒹葭苍苍”,道路阻长、晨露白霜、秋水恋人,这一切有如一幅淡雅清新的水墨小品,景的凄迷与恋情的朦胧和谐统一。在色彩的调配上,他注重了冷色基调的处理:“蒹葭”之“苍苍”、秋水之碧绿、露之晶莹、霜之灰白,这些冷色的运用非但描绘出清秋景物特有的萧瑟色彩,更为全诗渲染出一种凄清的气氛,从而有效地烘托了诗的抒情主人公凄婉惆怅的相思痴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充分运用空白艺术,这首抒情诗以极省净的笔墨刻画了一对恋人,对于他们的外貌、性格、经历、爱情结局等诸多细节则作了模糊、省略的处理,这种空白艺术手法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鉴赏空间,给读者以美的遐想,从而产生情感的巨大愉悦。“宛在水中央”一句似乎让读者看到了那善良、温柔、美丽多情的“伊人”、“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二句则令读者想到那上下求索的抒情主人公当是一位真诚、执着同时又有几分焦虑的痴情郎。在时空关系上,它写出了时间推移,地点转换:“‘白露为霜’,是写清晨浓露凝结为霜的情景,‘白露未晞’,则表示太阳初出而霜露未曾晒干。而‘白露未已’则又到了太阳升起而露珠已所存不多之时。”而“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两句展示了爱的追求者苦心寻觅的漫漫长途。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使得全诗的情感既有稍纵即逝的瞬间微妙,又有跨越时空的亘古深沉。
二、 爱的浪漫曲
青年男女情窦初开,涉足爱河,坠身情网,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心理年龄因为它而变得年轻,初民生活因为它而变得妩媚,生命旋律因为它而变得欢乐。邂逅,定情、幽会……一切是那么令人陶醉。《国风》情诗对此作了率真大胆的谱写,奏响了一支支爱的浪漫曲。
《墉风·桑中》一诗中的男子回忆起自己与心上人的幽会,深情唱到:“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乐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宁淇之上矣……”全诗三章,反复咏唱。每章均按“采”—“思”—“期”—“要”—“送”这一过程依次写来,层次分明,感情递进,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幽会男女之间那如胶似漆、难以割舍的儿女私情。和许多情诗一样,《桑中》也曾被几度曲解,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朱熹口中的“淫诗”到文革时代的“毒草”,它一直被按照“乱世知音”、“亡国之音”的错判打入文学的冷宫。然而今天,当我们摆脱了“诗随政变”这一解诗方法的限制,揭穿伪道学者假面的时候,当我们用诗歌的蕴情性、文学反映人性等理论重新审视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墉风·桑中》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极具浪漫色彩的言情好诗。古人说,“食色,性也”《桑中》一诗不仅对人的自然属性作了直白率真的讴歌,而且对上古民风作了真实的写照。诗中的男女之情没有被权力扭曲而变形,没有被金钱锈蚀而发臭,没有被肉欲淹没而糜烂,称得上是“得性情之正者”者。
和《墉风·桑中》相比,《召南野有死》对人性的表现无疑是更为大胆的,甚至是裸露的,民歌描写了一个怀春少女在英俊猎人的撩拨下,燃起了爱的烈焰,双双在丛林中偷食禁果,获得爱情的故事。在《国风》时代,劳动人民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他们在从事打猎、采集等基本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自然而然会相互接触,从而碰撞出爱的火花,《野》一诗就是对这一情状的典型反映。在创作精神上,它遵循着纯正、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类似诗中的野合,千百年来一直点缀着男人与女人的生活,《野》一诗直面人生,正视人生,将艺术触角探伸到了情感世界的隐蔽角落,为《国风》情诗拓展了一个崭新的艺术空间。在性描写上,诗的语言含蓄,优美而富有情趣,丝毫没有庸俗,污秽甚至是颓废的气息。
三、 爱的荆棘路
带着相思的梦,带着浪漫的情,年轻男女踏上了爱的征途。不知是因为当初的意乱情迷,还是因为后来的世事沧桑,不知是命运的故意捉弄,还是爱本来就崇尚磨难,爱的道路并不好走。《国风》情诗记录下了每一个流血的伤口,踩出了一条条爱的荆棘路。
《墉风·柏舟》中的女子坚定地爱着那个“泛彼柏舟,在彼中河”的男子,“实维我仪”是她对心上男子的倾心表白。“之死矢靡它”一句誓言,丹心淋漓,热血喷勃,强烈地表现了女子忠贞不渝的爱情追求。然而,由于家庭的束缚、阻挠,爱的火种在寒风中闪烁,不燃即灭。于是,她勇敢地喊出了违抗母命、追求爱情自由的第一声呐喊:“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柏》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冲破家庭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光辉的女性形象,为后世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不朽的典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风》时代,个性解放一诗已经在某些女性头脑中萌发并进而释放出来。同时,在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步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家庭观念也随之逐步形成,并对青年男女的恋爱自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我们还不能对诗中女子的个性解放意识予以过高的评价,但她毕竟是对家庭的叛逆,这最初的自发的叛逆精神在上古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与《墉风·柏舟》中的女子相反,《郑风·将仲子》中的姑娘面对心上人几乎疯狂的追求和父母、兄弟、邻人的七嘴八舌、阻挠干涉,她最终屈服于后者,婉拒情人、含恨悲歌:“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家庭观念和社会习惯势力在《将》一诗中的表现是异常强大的,它似丛生的荆棘长满爱的小路,让许多青年男女徘徊、受挫,爱的幼苗每每被疯长的荆棘淹没而早早的夭折、枯萎。仲子的求爱方式看似疯狂无礼,其实则是他正当的爱情需求不得满足后的极端表现,是他对女子父母、兄弟、邻人的勇敢反叛。相比之下,仲子的心上人处在恋人与父母、兄弟、邻人的夹缝中,内心复杂矛盾,极度悲痛。全诗三章,反复歌咏女子内心的哀怨,九曲回肠,绵绵无尽。固然她没能象《墉风·柏舟》中的女子那样去以死相抗,但她表面的柔弱之下实隐藏着一位钟情女子性格中那超乎常人的坚忍,这一性格特征放射出灼人的艺术光彩,体现了诗中女子那动人的人格魅力。
四、 爱的咖啡果
从野蛮蒙昧进入上古文明,《国风》时代的青年男女在体验着伟大的爱,在这一情感给他们的生理和心里带来短暂的欢愉之后,他们也实感受到了爱的扑朔迷离,品味到了爱的苦涩。在饱经风雨、离合变迁之后,从前那亭亭如盖的爱的相思树结就了一枚枚爱的咖啡果。
《卫风·氓》是一首出色的弃妇怨诗。女主人公自诉从相识定情到被弃遭遣的不幸际遇,声泪俱下,撕肝裂胆。民歌用叙事,对照手法成功地塑造了男女主人公的鲜明形象:相识私定时,“氓之蚩蚩”,“来即我谋”,女子“送子涉淇”、“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宴尔婚后,丈夫却“二三其德”、“至于暴矣”,可妻子“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从前,她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鲜润美丽,现在,她似“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年老色衰;想想儿时,“总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看看眼前,“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前路漫漫,爱在何方?昔日的美好恋情已成为尘封的记忆,三年前的私定终身结就了这枚爱的咖啡果……“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弃妇痛定思痛,发出了“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愤恨之慨。弃妇的遭遇是男权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悲苦命运的写照,婚变在男权社会下的唯一受害者就是女性。《卫风·氓》中的弃妇勇敢地发出了自鸣不平,反抗男权的第一声呐喊,沉痛悲壮,成为《国风》情诗中一个足以令后人仰视的女性形象。
《郑风·遵大路》中的女子和《卫风·氓》中的弃妇相比,她的婚姻也是危机四伏的,男子对她的感情已近于崩溃,几乎相同的悲剧命运在等待着她。全诗二章八句,在写法上,它没有像《氓》诗采用叙事手法完整回忆弃妇的不幸遭遇,而是撷取了分手之际的一个典型镜头:大道悠悠,男子即将离去,女子拉着他的手臂和衣襟苦苦哀求。配合着这一画面,大道之上传来了她哀怨的歌:“遵大路兮,掺执子祛兮。无我恶兮……”和《氓》中的弃妇不同,《遵》诗中的女子还尚未看清男子“二三其德”的本质,还不可能发出“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愤怒之慨。相反却拉着男子的手,哀求他念及旧情,别因为自己容颜衰老而另寻新欢。朱熹在《诗经集传》中称此诗和《氓》诗均是“淫妇为人所弃”,这一论调和诗文本身是背道而驰的,是他及他所处的时代的统治阶层在伦理上的伪道假面,在两性关系上所耍弄的双重标准则是其丑恶本质。
综上,是我对《国风》情诗作了分类解读,这仅仅是我个人学《诗》的一点感悟,其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与探讨。文中错误与不足之处想是俯拾皆是,无奈班门终须弄斧,请各位老师指教。
这些诗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所反映的风俗不可能一致,不过大致可以看出《国风》时代劳动人民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
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沉痛愤激的呐喊,凄丽哀婉的哭诉,缠绵悱恻的抒情。诗文所蕴含的感情大都是诚挚、热烈、朴素、健康的。
这些诗的形式是整齐的,节奏是和谐的,语言是多采的。可以说,《国风》情诗在形式表现手法上早已奠定了闻一多先生倡导的新诗的“三美”(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理论的基石。
这些诗虽然同属爱情题材,但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忧喜得失都得到了表现。经历代文人学者的涵咏、揣摩,《国风》情诗呈现出诱人的千年“包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漫射出奇异的光彩,以下试从诗文本身出发,以诗的情感内涵为侧重,兼及某些表现手法,对《国风》情诗进行分类重组与解读。
一、 爱的相思树
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进化赋予了他完美的形体,多面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爱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国风》情诗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它的动人之处首先就在于相思之情。倾慕生相思,追求生相思,离别生相思;单相思,两相思,长相思;相思甜,相思苦,相思恨……《国风》情诗大篇幅、多角度、细笔触地描写了相思之情,栽下了一棵棵爱的相思树。
作为开篇第一首民歌,《周南·关雎》纵情唱出了我们的先民胸中最朴素、最纯真的相思恋曲。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传唱千古,它的精神已经化为一种爱情基因,流淌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中,并外现为东方人在爱情观上对女子的审美要求:外“窈窕”内“贤淑”的完美统一。正是这一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方女性,促使她们在后来的苦难漫长的男权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着女性的整体形象,并使之愈来愈趋近男人的情爱标准。也正是这一要求的惯性作用、道德、政教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在情感面前那含蓄内美的特有风貌。在具体写法上,首先,它层次清晰:倾诉心声、大胆表白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难忘情人,苦苦追求道:“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追求失败难遣愁绪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相思之极空自幻想道“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其次,它描摹真切:诗文之中,多种错综的情痴情种鲜活生动。最后,它角度新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二句明写相思之乐,暗含相思之苦,乐是虚幻的,若是现实的。诗文让男子在幻觉中实现自己的感情梦想,聊以自慰,最大限度地渲泄了内心的感情,营造出了浓重的感伤美。
《秦风·蒹葭》以景传情,情景交融,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心上人的痴情渴望和求之不得的无限惆怅。全诗的意境朦胧而优美,情感细腻而缠绵,即使放在现代人所写的优秀爱情诗中来看,也是毫不逊色的。唯其如此,它才得以在众多的风诗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在景物的选择上,他注重了自然与人的巧妙结合:“蒹葭苍苍”,道路阻长、晨露白霜、秋水恋人,这一切有如一幅淡雅清新的水墨小品,景的凄迷与恋情的朦胧和谐统一。在色彩的调配上,他注重了冷色基调的处理:“蒹葭”之“苍苍”、秋水之碧绿、露之晶莹、霜之灰白,这些冷色的运用非但描绘出清秋景物特有的萧瑟色彩,更为全诗渲染出一种凄清的气氛,从而有效地烘托了诗的抒情主人公凄婉惆怅的相思痴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充分运用空白艺术,这首抒情诗以极省净的笔墨刻画了一对恋人,对于他们的外貌、性格、经历、爱情结局等诸多细节则作了模糊、省略的处理,这种空白艺术手法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鉴赏空间,给读者以美的遐想,从而产生情感的巨大愉悦。“宛在水中央”一句似乎让读者看到了那善良、温柔、美丽多情的“伊人”、“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二句则令读者想到那上下求索的抒情主人公当是一位真诚、执着同时又有几分焦虑的痴情郎。在时空关系上,它写出了时间推移,地点转换:“‘白露为霜’,是写清晨浓露凝结为霜的情景,‘白露未晞’,则表示太阳初出而霜露未曾晒干。而‘白露未已’则又到了太阳升起而露珠已所存不多之时。”而“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两句展示了爱的追求者苦心寻觅的漫漫长途。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使得全诗的情感既有稍纵即逝的瞬间微妙,又有跨越时空的亘古深沉。
二、 爱的浪漫曲
青年男女情窦初开,涉足爱河,坠身情网,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心理年龄因为它而变得年轻,初民生活因为它而变得妩媚,生命旋律因为它而变得欢乐。邂逅,定情、幽会……一切是那么令人陶醉。《国风》情诗对此作了率真大胆的谱写,奏响了一支支爱的浪漫曲。
《墉风·桑中》一诗中的男子回忆起自己与心上人的幽会,深情唱到:“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乐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宁淇之上矣……”全诗三章,反复咏唱。每章均按“采”—“思”—“期”—“要”—“送”这一过程依次写来,层次分明,感情递进,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幽会男女之间那如胶似漆、难以割舍的儿女私情。和许多情诗一样,《桑中》也曾被几度曲解,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朱熹口中的“淫诗”到文革时代的“毒草”,它一直被按照“乱世知音”、“亡国之音”的错判打入文学的冷宫。然而今天,当我们摆脱了“诗随政变”这一解诗方法的限制,揭穿伪道学者假面的时候,当我们用诗歌的蕴情性、文学反映人性等理论重新审视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墉风·桑中》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极具浪漫色彩的言情好诗。古人说,“食色,性也”《桑中》一诗不仅对人的自然属性作了直白率真的讴歌,而且对上古民风作了真实的写照。诗中的男女之情没有被权力扭曲而变形,没有被金钱锈蚀而发臭,没有被肉欲淹没而糜烂,称得上是“得性情之正者”者。
和《墉风·桑中》相比,《召南野有死》对人性的表现无疑是更为大胆的,甚至是裸露的,民歌描写了一个怀春少女在英俊猎人的撩拨下,燃起了爱的烈焰,双双在丛林中偷食禁果,获得爱情的故事。在《国风》时代,劳动人民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他们在从事打猎、采集等基本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自然而然会相互接触,从而碰撞出爱的火花,《野》一诗就是对这一情状的典型反映。在创作精神上,它遵循着纯正、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类似诗中的野合,千百年来一直点缀着男人与女人的生活,《野》一诗直面人生,正视人生,将艺术触角探伸到了情感世界的隐蔽角落,为《国风》情诗拓展了一个崭新的艺术空间。在性描写上,诗的语言含蓄,优美而富有情趣,丝毫没有庸俗,污秽甚至是颓废的气息。
三、 爱的荆棘路
带着相思的梦,带着浪漫的情,年轻男女踏上了爱的征途。不知是因为当初的意乱情迷,还是因为后来的世事沧桑,不知是命运的故意捉弄,还是爱本来就崇尚磨难,爱的道路并不好走。《国风》情诗记录下了每一个流血的伤口,踩出了一条条爱的荆棘路。
《墉风·柏舟》中的女子坚定地爱着那个“泛彼柏舟,在彼中河”的男子,“实维我仪”是她对心上男子的倾心表白。“之死矢靡它”一句誓言,丹心淋漓,热血喷勃,强烈地表现了女子忠贞不渝的爱情追求。然而,由于家庭的束缚、阻挠,爱的火种在寒风中闪烁,不燃即灭。于是,她勇敢地喊出了违抗母命、追求爱情自由的第一声呐喊:“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柏》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冲破家庭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光辉的女性形象,为后世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不朽的典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风》时代,个性解放一诗已经在某些女性头脑中萌发并进而释放出来。同时,在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步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家庭观念也随之逐步形成,并对青年男女的恋爱自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我们还不能对诗中女子的个性解放意识予以过高的评价,但她毕竟是对家庭的叛逆,这最初的自发的叛逆精神在上古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与《墉风·柏舟》中的女子相反,《郑风·将仲子》中的姑娘面对心上人几乎疯狂的追求和父母、兄弟、邻人的七嘴八舌、阻挠干涉,她最终屈服于后者,婉拒情人、含恨悲歌:“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家庭观念和社会习惯势力在《将》一诗中的表现是异常强大的,它似丛生的荆棘长满爱的小路,让许多青年男女徘徊、受挫,爱的幼苗每每被疯长的荆棘淹没而早早的夭折、枯萎。仲子的求爱方式看似疯狂无礼,其实则是他正当的爱情需求不得满足后的极端表现,是他对女子父母、兄弟、邻人的勇敢反叛。相比之下,仲子的心上人处在恋人与父母、兄弟、邻人的夹缝中,内心复杂矛盾,极度悲痛。全诗三章,反复歌咏女子内心的哀怨,九曲回肠,绵绵无尽。固然她没能象《墉风·柏舟》中的女子那样去以死相抗,但她表面的柔弱之下实隐藏着一位钟情女子性格中那超乎常人的坚忍,这一性格特征放射出灼人的艺术光彩,体现了诗中女子那动人的人格魅力。
四、 爱的咖啡果
从野蛮蒙昧进入上古文明,《国风》时代的青年男女在体验着伟大的爱,在这一情感给他们的生理和心里带来短暂的欢愉之后,他们也实感受到了爱的扑朔迷离,品味到了爱的苦涩。在饱经风雨、离合变迁之后,从前那亭亭如盖的爱的相思树结就了一枚枚爱的咖啡果。
《卫风·氓》是一首出色的弃妇怨诗。女主人公自诉从相识定情到被弃遭遣的不幸际遇,声泪俱下,撕肝裂胆。民歌用叙事,对照手法成功地塑造了男女主人公的鲜明形象:相识私定时,“氓之蚩蚩”,“来即我谋”,女子“送子涉淇”、“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宴尔婚后,丈夫却“二三其德”、“至于暴矣”,可妻子“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从前,她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鲜润美丽,现在,她似“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年老色衰;想想儿时,“总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看看眼前,“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前路漫漫,爱在何方?昔日的美好恋情已成为尘封的记忆,三年前的私定终身结就了这枚爱的咖啡果……“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弃妇痛定思痛,发出了“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愤恨之慨。弃妇的遭遇是男权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悲苦命运的写照,婚变在男权社会下的唯一受害者就是女性。《卫风·氓》中的弃妇勇敢地发出了自鸣不平,反抗男权的第一声呐喊,沉痛悲壮,成为《国风》情诗中一个足以令后人仰视的女性形象。
《郑风·遵大路》中的女子和《卫风·氓》中的弃妇相比,她的婚姻也是危机四伏的,男子对她的感情已近于崩溃,几乎相同的悲剧命运在等待着她。全诗二章八句,在写法上,它没有像《氓》诗采用叙事手法完整回忆弃妇的不幸遭遇,而是撷取了分手之际的一个典型镜头:大道悠悠,男子即将离去,女子拉着他的手臂和衣襟苦苦哀求。配合着这一画面,大道之上传来了她哀怨的歌:“遵大路兮,掺执子祛兮。无我恶兮……”和《氓》中的弃妇不同,《遵》诗中的女子还尚未看清男子“二三其德”的本质,还不可能发出“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愤怒之慨。相反却拉着男子的手,哀求他念及旧情,别因为自己容颜衰老而另寻新欢。朱熹在《诗经集传》中称此诗和《氓》诗均是“淫妇为人所弃”,这一论调和诗文本身是背道而驰的,是他及他所处的时代的统治阶层在伦理上的伪道假面,在两性关系上所耍弄的双重标准则是其丑恶本质。
综上,是我对《国风》情诗作了分类解读,这仅仅是我个人学《诗》的一点感悟,其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与探讨。文中错误与不足之处想是俯拾皆是,无奈班门终须弄斧,请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