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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不久，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宁波搞了一个活动，叫作《向生活致敬》，在受表彰的六位电影编剧中有我。我已经跨进了70岁的门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7年前做过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虽然离开岗位这么久了，我的电影情结依然如初。退休后，我便开始了电影剧本创作。我想，这大概是把我放进《向生活致敬》的人物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回想起来，我的文学创作已经走过52年的历程，从17岁在部队发表作品至今，要问我有什么创作体会，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讲清楚。
先讲一个故事：在20世纪最后的一个7月，我去日本参加“亚洲城市开发战略会议”（简称CD5会议）。当时，在我的简介上面就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简历。演讲完以后，很多记者都围着我。他们不问我怎么当市长，就问我，怎么当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在国外，一个当电影厂的厂长去当市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告诉他们，当市长，为老百姓办事，他是一个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的人，他要管理城市，这个城市也是他的作品。那么，電影厂的厂长，他主要是生产电影，生产艺术精神产品，它对我来说，是要把我的梦想、我对艺术的追求，以及我对观众的认知和理解变成产品，这也是作品，这是一个精神产品。所以我说，做电影厂的厂长，他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当市长可不能太浪漫主义了。
现在想起来，我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尤其是到国外访问时，记者们老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当市长，还写诗，写小说、散文，写电影，甚至现在又写戏了？我就告诉他们，因为喜欢。坦率地告诉各位，开始写作，根本就没想到是什么家，只是小时候读小说、读诗歌、读散文的时候，感到自己要能写出这些作品来，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记得读朱自清的《背影》时，当时我是初中生，不是很懂，但是感觉《背影》写得太好了，真像自己的父亲。我们中学一位教高中的语文老师，曹老师，我看过他写的散文《湘西人民的新时代》，他是南下干部，是当时接管湖南日报的军代表，他有机会到湘西去采访，写了《湘西人民的新时代》。我读这篇散文，就很神往湘西。虽然我是湖南人，但是我没去过湘西，非常向往湘西。后来读沈从文的书，发现湘西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神秘。
为什么讲这个人呢？因为读了《湘西人民的新时代》以后，有一天散步的时候，我见到了曹老师。我走过去说，曹老师，我读过你的文章。他问我哪个班的，我说我是初中多少班的，我想学写文章，想搞点文学创作，你能不能告诉我如何写？他说，你什么时候到我办公室来。我到他办公室后，他送了这么几本书给我：一本是郭小川的诗集，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本书是《安娜·卡列尼娜》。我现在想起来，这个老师太好了，他让我第一次读到了外国名著。我拿走时，他又叮嘱我，这几本书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把书藏在箱子里，回到家才看，这时我发现，文学的天堂是多么的神秘！阿根廷著名的盲人作家博尔赫斯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天堂是什么样子，读这些名家的作品，我就已经进入了天堂。这个时候，我的创作愿望愈加强烈，当时我不知道有稿费。我投稿是“文革”时，那个时候没有稿费。就这样，几十年走过来，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工作，我几乎每天都在读书、写作，尽管我的作品不好。到现在为止，如果有人问我，你的代表作是什么，我不敢说，我没有代表作。如果问我哪一篇文章写得好，我也不敢说。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只是在某个时候某一种情况下，你的某篇作品可能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但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好作品来说的话，那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
从开始写作走到今天，走进70岁门槛的那一天，我的学生问：“老师，这几十年来，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写作成功的感受？”我真的没法说，如果我们把写作简单地说成功还是失败，用一种功利的东西去衡量它的话，也许能说的很多。但是，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来看，我就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后来，我给他们讲我读到的一个小报道，一次，一些相当有学识的名家聚会时，有人出了一个题目“什么叫一个人的成功”，大多数人回答有什么样的作为和成果，甚至是功成名就才是成功。但是有一个老人站出来说，我的看法跟你们不一样。他说，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会想起来有多少个可以参透人心的朋友。如果找不到几个朋友，这一生是真正的失败。后来我就把这个告诉我的学生，如果要问老师是否成功，你们就看看老师身边有多少朋友。这里，自然包括自己的读者朋友。因此有诗人坦言，你记住了我的一句诗，我们便是朋友。要说创作的感受，这就是我最深的感受。
难道我们写文章不是找朋友吗？难道我们写文章不是真正地在写温暖、能够将心贴得很紧、倾吐内心的文章吗？所以今天，要问我有什么体会的话，我就想用“手写我心”这四个字来回答。
手写我心就是要写自己对生活、社会、人情世故、家国、自然的真切感悟和认知。这就告诫自己，一个好的作品，首先应该感动自己，感动自己的某一种渴望，感动自己某一种对生命最深的理解，感动自己某一种对人世间那种最可珍惜的东西，你是怎样地在自己心中念念不忘的。我这个人，其实说起来，有时候想想，又幸运又感伤。十七八岁的时候，在部队发表了诗歌，部队首长就让你站在食堂里给大家朗诵。当时部队发表作品是很荣耀的。记得我的一首诗《我向往天空》，发表在空军报，在食堂里当着大家的面朗诵，那种感觉现在都是无以言表。应该说，那个时候，我在军校读书也是很优秀的，后来因为“文革”的原因，我复员回家，去当农民。1973年7月15号参加高考，当时我考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结果回去参加双抢（我们湖南叫抢收、抢种），得了急性肝炎，大学就没有读成，还要住医院，还要花钱来治病。我回去的那点钱花光了，就没法住院了，于是回家。我们村附近，有一个赤脚医生，其实这个医生可不是打赤脚的，他是我们湖南湘雅医院医学院毕业的优才生，也是因为划为右派，回到家乡农民监督他改造。别人告诉我，这位医生医术很高明，我便去找他看病。看完病以后，我们俩聊天，正好我看过《安娜·卡列尼娜》，也读过郭小川的诗，我们聊起来彼此非常相通。这个医生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读的名著比我多多了。聊了半天就忘记了看病，还忘记给我开药。要吃晚饭了，他要我吃完晚饭再走，我说绝对不行，家里还惦记着我。他说，这个药，我明天给你开，你明天再来拿，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到他那里，他把药给我买好了，还买了两盒蜂王浆。然后，又送我四本书，《飘》《基督山伯爵》《红与黑》《人间词话》。 我回到家，就觉得我的病肯定会好得快，因为医生不仅给了我治病的药，还给了治心的药。那年10月份的中专考试，我带着还没有治好的疾病，去参加，又考上了。可是我的肝炎还是不好，我到人民医院去复查的时候，碰到一个主治医生。这个医生说，怎么又是你？你高考就是我给你看的病，你今天又来了。我说，我又考上了中专，要证明我肝炎病是不是治好了。她说，别检查了，我写个合格的病历吧。这就是我终身难忘的，1973年的夏天。
12年以后，我做了浏阳县宣传部部长，正好那时候我做改成右派工作，我在花名册上找这个医生的名字。后来她是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年以后，我去看她，在医院旁边一个小餐厅，我请她吃饭，她走了进来。我说，你还认识我吗？她说，还认识。我说，当时就是你给我看的病，还鼓励我写作，送书给我看。
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作家，一个搞写作的人，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那种感情是值得珍惜的。现在我们有的作者很矫情，装模作样，很虚假，故装深沉，尤其是电视上有的节目，把少男少女搞得疯疯癫癫的。我做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时候，那时候演员来演戏，是要深入生活、走进生活的。有一部电影，估计大家都看过，叫作《凤凰琴》，讲民办教师的电影。是刘醒龙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的，我去找王朔买版权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我的开价是五千，王朔说，不行，那你得加。我说多少？两万。那是1992年，电影剧本能拿去拍成电影的，五千至一万的稿费，我买这个版权还要改编，我给五千块已经够高了。我知道王朔当过兵，我也当过兵。我说，明天我要离开北京了，今天晚上我们去喝酒，好不好？喝酒的时候，我说王朔，到今天为止，有没有人买你这个小说的改编权？他说，没有。我说，我买你的改编，拍成电影，还有可能获奖。你相不相信我的眼光，我的眼光值多少钱？他瞪了我一下，就五千块钱。李保田第一次拍电影，他到民办教师的家里去体验生活，看这位民办教师怎样跟学生在一起，直接感受农村教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况。我敢说那些“小鲜肉”，不深入生活，能理解自己要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吗？他们能懂一个革命者走向革命的大洪流中，是如何接受革命的磨难和视死如归吗？他能感悟一个人的意志和理想吗？他们不懂，怎么能表达这个人物呢，李保田演得多好。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这位民办教师要死了，他想转为一个公办教师。两种不同的体制，正好说明中国的落后和贫穷。今天，当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民办教师命运的改变与改革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有的自己就做过民办教师，或者你们父母、亲人、朋友也做过民办教师。当时我就在想，都是教书，为什么有民办公办之分，就是因为我们落后，这部电影就是反映我们不合理的教师制度。所以，当一名教师，教了一辈子书，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想的是：我希望给我正个名。为了让他安祥地走，给他做了一个假的公办教师的证书。告诉他，你转正了，你看！这是你的国家公办教师身份。于是，他安详地走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悲哀的美丽谎言啊。有不少领导干部和人民大众看了这个电影，流下了眼泪。可以这样讲，民办教师命运的改变，这个电影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小说的作者刘醒龙后来能成为茅盾文学奖得主，正好说明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和他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担当。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中国搞股市，什么时候开始的？上世紀90年代初开始萌芽。我在潇湘制片厂抓了一部电影叫作《股疯》，潘虹演主角。为了这个电影，我还到上海采访了好多老股民，去了解什么叫作股市。现在看起来电影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至少我们发现了一道光芒，一道市场经济的光芒。资本是经济的命脉。我知道今天在这里也有懂经济的人。我就想“手写我心”，就是要写自己心中的东西，自己所梦想的东西，所向往的，对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绝对不要去做无病呻吟，绝对不要去围绕某一种所谓的功利，去写那些连你自己都不想看、要别人看的作品，这种人大有人在，包括电影。这就不是“手写我心”。要写这个“心”，也是扭曲的心，扭曲的灵魂。我读过我们在座很多人的作品，我发现你们的作品很多都是写你们心里的作品，不是别人心里的作品。有时候你写作品为了赚钱，为了求名，那是一颗虚伪的心，一颗不诚实的心，一颗不纯粹的心。作家就在于一颗纯粹的心，唯有纯粹的作品才干净，才光彩照人。虽不是经典，但是有圣洁的高尚，虽不是名篇，但是有名篇的光芒，这就是“手写我心”的时候，感到无愧自己。那么要真正做到手写我心，我说关键的一招就是要“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我们湖南的老作家周立波先生，他就是一个最能够走进生活、走进老百姓中间，走进感情深处的典范。他当年写《山乡巨变》的时候，回到家乡待了几年，跟老百姓一起共艰苦共忧乐，甚至乡间女人那些骂人的话，他改了以后都变得非常的有趣，非常能表现一种乡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个动作，老百姓喝酒的动作，哪怕是坐凳子的一个姿态，都观察得细致入微，所以，他的作品写出来老百姓特别喜欢看，感到很亲切。这就是用心去打动读者，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
手写我心，就要把自己的感情，跟你所写的人物、所写的世界，深深地融入在一起。此时此刻，你的命运、你的喜怒哀乐都跟笔下的人物相激荡相呼应，你笔下写出来的文字就是你感情的流淌。
我喜欢跟农民打交道。我是农村出生的孩子，用什么药治稻子的病，什么药治什么虫子，种田怎样才能丰收，我都知道。当时，我还亲自组织参加过杂交水稻的制种工作。2007年11月21日，我离开市长岗位，担任省文联主席的时候，那天晚上就在家里跟我妻子说：“从明天开始我解放了，无官一身轻。”她问：“你想做什么？”我说：“我要写一部电影。”她说：“你能行吗？”我说：“试试看吧。”她问：“写谁呀？”我说：“写袁隆平。”
我为什么写袁隆平？不光是因为袁隆平对国家有巨大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曾经参加一次科技部会议的时候，我就问过某专家，袁隆平为什么不能推荐申请诺贝尔奖。他告诉我，要有两个获诺贝尔奖的人推荐，而且粮食生产只能得和平奖。因为政治的因素很难有人推荐，报纸上也刊登过袁隆平为什么不能当科学院士的争论。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我要给袁隆平写电影，虽然我的电影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总能给社会一个信息，这个人了不起，应该得到历史和现实的尊重和敬仰。那怎么写呢？种稻子，搞杂交水稻研究，放在银幕上能让人看下去吗？ 于是，我怀着对袁隆平的敬仰之情，走进袁隆平的生活世界。我从袁隆平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开始，一直走到海南岛，我花了半年时间去了解他，把他的团队成员几乎都采访到了。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杂交水稻的理论，我找他们给我讲课传授专业知识。我明白了，我要写的不是写袁隆平怎么研究杂交水稻，我要写的也不是袁隆平有多少闪耀的荣誉，我是要写一个真正有人民情怀的科学家，我写的是一个真正懂得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感情的价值的男人，他对学生的热爱，对妻子的真诚，对团队的友谊，对老百姓的大爱。几十年来，他矢志不移地追寻心中的杂交水稻之梦。他研究杂交水稻住的地方，海南岛三亚的那个茅棚里面，我去看了，几根木棒，搭一个木板，就是他的床。屋顶盖的是茅草，到了夏天，好大一只的蚊子围攻他。
大米放在缸里老鼠偷吃了，科研经费缺乏，他们吃不饱肚子，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遭遇。没有对人民的大爱，能这样坚持吗？所以，我心里想到了一个“情”字。写他跟稻子的人稻之情;写他跟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跟团队之间的团队之情;跟老百姓、跟他的领导、他的朋友之间的情。我就抓这个“情”字来写他。还要往深处去发掘什么呢，我就去买书。我找到一本书叫作《生命的科学》，五十多万字。在书中我发现一句话：“种子是生命的象征。”这句话告诉我，你今天写这部电影，就是写“种子是生命”，也是袁隆平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对生命的渴望。于是我便抓住了“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这个内核来宣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我跟袁院士说，你的杂交水稻研究，应是杂交水稻生命科学。别看同样一个作品，同样一个东西，当你升华到一个理论高度的时候，它就是高峰上的瑰宝。后来，《袁隆平》获得了华表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其实作为编剧的收获，不在这里，而是真正体悟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厚重而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自己不过是一粒种子而已。
我最近写一篇小散文，叫《泥土芬芳》。这篇散文怎么写起来的？我一个战友，他回来后当了村党支部书记，退休后没事干，天天爱写诗词、作对联，他们村上每家每户的对联都是他写的。为了让我去看他这些作品，非要我到他们村上去。我就去了。 “你看，这是我写的对联，我写的字。”他特别的高兴，我以一种世俗的观念问他，要钱了没有？他说，都是免费的。我说，你写这么多，都是免费的，人家书法家写都是一平方尺多少钱，有些人写的字没有你写得好，他们都卖钱，你还没卖钱。我太感動了，走的时候就想，现在这个中央八条太好了，不能大吃大喝，不能乱吃乱喝，非常好。我想，今天我到这个村里去，村上请我吃饭，我就违反了八条规定，我从家里带两瓶酒，放在车上。他们问我喝不喝酒？我说，我带酒来了，你们可以喝。这里的老百姓太可爱了，边吃饭边来人，老的少的来了一大堆。因为我曾经是这个县的县长，都想来看看我，看这个县长什么样子了？一看，还不像一个走不动路的老头。后来我说，你们现在要搞美丽乡村建设，我给你们写篇文章好不好？回家以后，我跟我老婆讲，这篇文章肯定会发表，这篇文章我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写的。后来，寄到人民日报，果真刊发出来了。我还发现副刊上，后来有个栏目就叫“泥土的芬芳”。
文章是今年7月份写的，10月他们这个村，学生去搞学研活动，每天成千上万人。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感情。我是在泥土里长大的一个农村孩子，是泥土芬芳熏陶我走向今天的，对泥土的眷恋之情，是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情、乡愁、乡梦。所以说，写作的时候应该是感情激动到了澎湃的时候，不吐不快的时候。
三
手写我心，需要有好的文学语言表达，才能让你的心和情充分地温暖和蕴含美的魅力。文学之道，是语言之道，人生之道。一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掌握了驾驭语言的能力，他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观察、感受、想像的东西，巧妙地组织语言，准确、生动、简洁、精致，富有韵律、色彩、张力、质地，形神兼备地以最佳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抵达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心灵共鸣的真切体验，从而领略作家思想的深邃，情感的真诚，灵魂的崇高，境界的高远。这些年来，我读作品的一个感觉，觉得很多作品越来越没有文学性了。张炜先生有次到长沙讲课，我们有过交流。我说：“张炜，你那个小说《人在高原》那么长，坦诚地说我没看完，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文学语言非常有质地，非常干净。”
在我的心中，文学语言是作品的天际线，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周作人先生曾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这段话道出了汉语的自信与开阔。显然，在这里他提升了文学语言的“美与力”。我喜欢很多作家书写出来的优美文学语言，像汪曾祺、沈从文和孙犁先生的文学语言。我总觉得既是文学，语言必须有文学性，尤其是一篇好的散文，没有文学性，何谈散文？虽然这个文学性很难说清楚，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对文学的语言有一种自我感受，你要能够感受那种文学语言，是你所喜爱欣赏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就跟我们写诗一样的，好的诗句，即使一句两句，都让你终身难忘，“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多深情、多真切、多清纯，洋溢着文学语言的神韵丽质，甚至还能读出泥土味来，读出千千万万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感情
有一次，我到一所大学去讲课，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我，谁谁谁得了什么奖，他的作品是不是当代高峰？
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别人得了那么大的奖，你敢说他的不好？但是，我又不能不说。我说，就我的水平而言，他得什么奖我实在不敢评说。但是不管得什么奖，我认为其作品的文学语言在中国的优秀作家里绝对不是最好的。现在有些人，你别看他得了什么奖，他还没有弄懂真正的文学语言是什么。那么，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致力于创作的话，也要在文学性、文学语言的表达上，去下深功夫。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作品，包括我们一些得奖作品，其实都忽视了它的文学性。我是从写诗歌开始的，诗没写好。诗，没有诗的文学语言，怎么叫诗。你看看屈原的《楚辞》，文学语言构建的文学高境和情感天地是多么的精彩美妙。我们的文学作品，它既然叫作文学，它的本质就应反映在语言的文学性上。
纪念田汉诞辰120周年时，我写了《田汉的一生》，虽然只有二十多万字，但是我读了将近一尺多高的相关资料，并用毛笔写草稿，表示对田汉先生的敬仰和对文学的敬仰。
今天我跟大家谈这个体会的时候，是诚惶诚恐的。但愿我这些初浅的体会，能引起大家一点小小的思考。
（本文系作者在“2018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上的即兴演讲，标题为编者所拟，李梅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蒋建伟
剪纸插图：申沛农
前不久，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宁波搞了一个活动，叫作《向生活致敬》，在受表彰的六位电影编剧中有我。我已经跨进了70岁的门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7年前做过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虽然离开岗位这么久了，我的电影情结依然如初。退休后，我便开始了电影剧本创作。我想，这大概是把我放进《向生活致敬》的人物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回想起来，我的文学创作已经走过52年的历程，从17岁在部队发表作品至今，要问我有什么创作体会，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讲清楚。
先讲一个故事：在20世纪最后的一个7月，我去日本参加“亚洲城市开发战略会议”（简称CD5会议）。当时，在我的简介上面就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简历。演讲完以后，很多记者都围着我。他们不问我怎么当市长，就问我，怎么当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在国外，一个当电影厂的厂长去当市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告诉他们，当市长，为老百姓办事，他是一个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的人，他要管理城市，这个城市也是他的作品。那么，電影厂的厂长，他主要是生产电影，生产艺术精神产品，它对我来说，是要把我的梦想、我对艺术的追求，以及我对观众的认知和理解变成产品，这也是作品，这是一个精神产品。所以我说，做电影厂的厂长，他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当市长可不能太浪漫主义了。
现在想起来，我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尤其是到国外访问时，记者们老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当市长，还写诗，写小说、散文，写电影，甚至现在又写戏了？我就告诉他们，因为喜欢。坦率地告诉各位，开始写作，根本就没想到是什么家，只是小时候读小说、读诗歌、读散文的时候，感到自己要能写出这些作品来，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记得读朱自清的《背影》时，当时我是初中生，不是很懂，但是感觉《背影》写得太好了，真像自己的父亲。我们中学一位教高中的语文老师，曹老师，我看过他写的散文《湘西人民的新时代》，他是南下干部，是当时接管湖南日报的军代表，他有机会到湘西去采访，写了《湘西人民的新时代》。我读这篇散文，就很神往湘西。虽然我是湖南人，但是我没去过湘西，非常向往湘西。后来读沈从文的书，发现湘西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神秘。
为什么讲这个人呢？因为读了《湘西人民的新时代》以后，有一天散步的时候，我见到了曹老师。我走过去说，曹老师，我读过你的文章。他问我哪个班的，我说我是初中多少班的，我想学写文章，想搞点文学创作，你能不能告诉我如何写？他说，你什么时候到我办公室来。我到他办公室后，他送了这么几本书给我：一本是郭小川的诗集，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本书是《安娜·卡列尼娜》。我现在想起来，这个老师太好了，他让我第一次读到了外国名著。我拿走时，他又叮嘱我，这几本书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把书藏在箱子里，回到家才看，这时我发现，文学的天堂是多么的神秘！阿根廷著名的盲人作家博尔赫斯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天堂是什么样子，读这些名家的作品，我就已经进入了天堂。这个时候，我的创作愿望愈加强烈，当时我不知道有稿费。我投稿是“文革”时，那个时候没有稿费。就这样，几十年走过来，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工作，我几乎每天都在读书、写作，尽管我的作品不好。到现在为止，如果有人问我，你的代表作是什么，我不敢说，我没有代表作。如果问我哪一篇文章写得好，我也不敢说。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只是在某个时候某一种情况下，你的某篇作品可能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但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好作品来说的话，那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
从开始写作走到今天，走进70岁门槛的那一天，我的学生问：“老师，这几十年来，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写作成功的感受？”我真的没法说，如果我们把写作简单地说成功还是失败，用一种功利的东西去衡量它的话，也许能说的很多。但是，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来看，我就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后来，我给他们讲我读到的一个小报道，一次，一些相当有学识的名家聚会时，有人出了一个题目“什么叫一个人的成功”，大多数人回答有什么样的作为和成果，甚至是功成名就才是成功。但是有一个老人站出来说，我的看法跟你们不一样。他说，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会想起来有多少个可以参透人心的朋友。如果找不到几个朋友，这一生是真正的失败。后来我就把这个告诉我的学生，如果要问老师是否成功，你们就看看老师身边有多少朋友。这里，自然包括自己的读者朋友。因此有诗人坦言，你记住了我的一句诗，我们便是朋友。要说创作的感受，这就是我最深的感受。
难道我们写文章不是找朋友吗？难道我们写文章不是真正地在写温暖、能够将心贴得很紧、倾吐内心的文章吗？所以今天，要问我有什么体会的话，我就想用“手写我心”这四个字来回答。
手写我心就是要写自己对生活、社会、人情世故、家国、自然的真切感悟和认知。这就告诫自己，一个好的作品，首先应该感动自己，感动自己的某一种渴望，感动自己某一种对生命最深的理解，感动自己某一种对人世间那种最可珍惜的东西，你是怎样地在自己心中念念不忘的。我这个人，其实说起来，有时候想想，又幸运又感伤。十七八岁的时候，在部队发表了诗歌，部队首长就让你站在食堂里给大家朗诵。当时部队发表作品是很荣耀的。记得我的一首诗《我向往天空》，发表在空军报，在食堂里当着大家的面朗诵，那种感觉现在都是无以言表。应该说，那个时候，我在军校读书也是很优秀的，后来因为“文革”的原因，我复员回家，去当农民。1973年7月15号参加高考，当时我考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结果回去参加双抢（我们湖南叫抢收、抢种），得了急性肝炎，大学就没有读成，还要住医院，还要花钱来治病。我回去的那点钱花光了，就没法住院了，于是回家。我们村附近，有一个赤脚医生，其实这个医生可不是打赤脚的，他是我们湖南湘雅医院医学院毕业的优才生，也是因为划为右派，回到家乡农民监督他改造。别人告诉我，这位医生医术很高明，我便去找他看病。看完病以后，我们俩聊天，正好我看过《安娜·卡列尼娜》，也读过郭小川的诗，我们聊起来彼此非常相通。这个医生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读的名著比我多多了。聊了半天就忘记了看病，还忘记给我开药。要吃晚饭了，他要我吃完晚饭再走，我说绝对不行，家里还惦记着我。他说，这个药，我明天给你开，你明天再来拿，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到他那里，他把药给我买好了，还买了两盒蜂王浆。然后，又送我四本书，《飘》《基督山伯爵》《红与黑》《人间词话》。 我回到家，就觉得我的病肯定会好得快，因为医生不仅给了我治病的药，还给了治心的药。那年10月份的中专考试，我带着还没有治好的疾病，去参加，又考上了。可是我的肝炎还是不好，我到人民医院去复查的时候，碰到一个主治医生。这个医生说，怎么又是你？你高考就是我给你看的病，你今天又来了。我说，我又考上了中专，要证明我肝炎病是不是治好了。她说，别检查了，我写个合格的病历吧。这就是我终身难忘的，1973年的夏天。
12年以后，我做了浏阳县宣传部部长，正好那时候我做改成右派工作，我在花名册上找这个医生的名字。后来她是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年以后，我去看她，在医院旁边一个小餐厅，我请她吃饭，她走了进来。我说，你还认识我吗？她说，还认识。我说，当时就是你给我看的病，还鼓励我写作，送书给我看。
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作家，一个搞写作的人，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那种感情是值得珍惜的。现在我们有的作者很矫情，装模作样，很虚假，故装深沉，尤其是电视上有的节目，把少男少女搞得疯疯癫癫的。我做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时候，那时候演员来演戏，是要深入生活、走进生活的。有一部电影，估计大家都看过，叫作《凤凰琴》，讲民办教师的电影。是刘醒龙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的，我去找王朔买版权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我的开价是五千，王朔说，不行，那你得加。我说多少？两万。那是1992年，电影剧本能拿去拍成电影的，五千至一万的稿费，我买这个版权还要改编，我给五千块已经够高了。我知道王朔当过兵，我也当过兵。我说，明天我要离开北京了，今天晚上我们去喝酒，好不好？喝酒的时候，我说王朔，到今天为止，有没有人买你这个小说的改编权？他说，没有。我说，我买你的改编，拍成电影，还有可能获奖。你相不相信我的眼光，我的眼光值多少钱？他瞪了我一下，就五千块钱。李保田第一次拍电影，他到民办教师的家里去体验生活，看这位民办教师怎样跟学生在一起，直接感受农村教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况。我敢说那些“小鲜肉”，不深入生活，能理解自己要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吗？他们能懂一个革命者走向革命的大洪流中，是如何接受革命的磨难和视死如归吗？他能感悟一个人的意志和理想吗？他们不懂，怎么能表达这个人物呢，李保田演得多好。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这位民办教师要死了，他想转为一个公办教师。两种不同的体制，正好说明中国的落后和贫穷。今天，当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民办教师命运的改变与改革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有的自己就做过民办教师，或者你们父母、亲人、朋友也做过民办教师。当时我就在想，都是教书，为什么有民办公办之分，就是因为我们落后，这部电影就是反映我们不合理的教师制度。所以，当一名教师，教了一辈子书，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想的是：我希望给我正个名。为了让他安祥地走，给他做了一个假的公办教师的证书。告诉他，你转正了，你看！这是你的国家公办教师身份。于是，他安详地走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悲哀的美丽谎言啊。有不少领导干部和人民大众看了这个电影，流下了眼泪。可以这样讲，民办教师命运的改变，这个电影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小说的作者刘醒龙后来能成为茅盾文学奖得主，正好说明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和他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担当。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中国搞股市，什么时候开始的？上世紀90年代初开始萌芽。我在潇湘制片厂抓了一部电影叫作《股疯》，潘虹演主角。为了这个电影，我还到上海采访了好多老股民，去了解什么叫作股市。现在看起来电影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至少我们发现了一道光芒，一道市场经济的光芒。资本是经济的命脉。我知道今天在这里也有懂经济的人。我就想“手写我心”，就是要写自己心中的东西，自己所梦想的东西，所向往的，对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绝对不要去做无病呻吟，绝对不要去围绕某一种所谓的功利，去写那些连你自己都不想看、要别人看的作品，这种人大有人在，包括电影。这就不是“手写我心”。要写这个“心”，也是扭曲的心，扭曲的灵魂。我读过我们在座很多人的作品，我发现你们的作品很多都是写你们心里的作品，不是别人心里的作品。有时候你写作品为了赚钱，为了求名，那是一颗虚伪的心，一颗不诚实的心，一颗不纯粹的心。作家就在于一颗纯粹的心，唯有纯粹的作品才干净，才光彩照人。虽不是经典，但是有圣洁的高尚，虽不是名篇，但是有名篇的光芒，这就是“手写我心”的时候，感到无愧自己。那么要真正做到手写我心，我说关键的一招就是要“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我们湖南的老作家周立波先生，他就是一个最能够走进生活、走进老百姓中间，走进感情深处的典范。他当年写《山乡巨变》的时候，回到家乡待了几年，跟老百姓一起共艰苦共忧乐，甚至乡间女人那些骂人的话，他改了以后都变得非常的有趣，非常能表现一种乡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个动作，老百姓喝酒的动作，哪怕是坐凳子的一个姿态，都观察得细致入微，所以，他的作品写出来老百姓特别喜欢看，感到很亲切。这就是用心去打动读者，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
手写我心，就要把自己的感情，跟你所写的人物、所写的世界，深深地融入在一起。此时此刻，你的命运、你的喜怒哀乐都跟笔下的人物相激荡相呼应，你笔下写出来的文字就是你感情的流淌。
我喜欢跟农民打交道。我是农村出生的孩子，用什么药治稻子的病，什么药治什么虫子，种田怎样才能丰收，我都知道。当时，我还亲自组织参加过杂交水稻的制种工作。2007年11月21日，我离开市长岗位，担任省文联主席的时候，那天晚上就在家里跟我妻子说：“从明天开始我解放了，无官一身轻。”她问：“你想做什么？”我说：“我要写一部电影。”她说：“你能行吗？”我说：“试试看吧。”她问：“写谁呀？”我说：“写袁隆平。”
我为什么写袁隆平？不光是因为袁隆平对国家有巨大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曾经参加一次科技部会议的时候，我就问过某专家，袁隆平为什么不能推荐申请诺贝尔奖。他告诉我，要有两个获诺贝尔奖的人推荐，而且粮食生产只能得和平奖。因为政治的因素很难有人推荐，报纸上也刊登过袁隆平为什么不能当科学院士的争论。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我要给袁隆平写电影，虽然我的电影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总能给社会一个信息，这个人了不起，应该得到历史和现实的尊重和敬仰。那怎么写呢？种稻子，搞杂交水稻研究，放在银幕上能让人看下去吗？ 于是，我怀着对袁隆平的敬仰之情，走进袁隆平的生活世界。我从袁隆平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开始，一直走到海南岛，我花了半年时间去了解他，把他的团队成员几乎都采访到了。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杂交水稻的理论，我找他们给我讲课传授专业知识。我明白了，我要写的不是写袁隆平怎么研究杂交水稻，我要写的也不是袁隆平有多少闪耀的荣誉，我是要写一个真正有人民情怀的科学家，我写的是一个真正懂得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感情的价值的男人，他对学生的热爱，对妻子的真诚，对团队的友谊，对老百姓的大爱。几十年来，他矢志不移地追寻心中的杂交水稻之梦。他研究杂交水稻住的地方，海南岛三亚的那个茅棚里面，我去看了，几根木棒，搭一个木板，就是他的床。屋顶盖的是茅草，到了夏天，好大一只的蚊子围攻他。
大米放在缸里老鼠偷吃了，科研经费缺乏，他们吃不饱肚子，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遭遇。没有对人民的大爱，能这样坚持吗？所以，我心里想到了一个“情”字。写他跟稻子的人稻之情;写他跟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跟团队之间的团队之情;跟老百姓、跟他的领导、他的朋友之间的情。我就抓这个“情”字来写他。还要往深处去发掘什么呢，我就去买书。我找到一本书叫作《生命的科学》，五十多万字。在书中我发现一句话：“种子是生命的象征。”这句话告诉我，你今天写这部电影，就是写“种子是生命”，也是袁隆平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对生命的渴望。于是我便抓住了“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这个内核来宣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我跟袁院士说，你的杂交水稻研究，应是杂交水稻生命科学。别看同样一个作品，同样一个东西，当你升华到一个理论高度的时候，它就是高峰上的瑰宝。后来，《袁隆平》获得了华表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其实作为编剧的收获，不在这里，而是真正体悟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厚重而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自己不过是一粒种子而已。
我最近写一篇小散文，叫《泥土芬芳》。这篇散文怎么写起来的？我一个战友，他回来后当了村党支部书记，退休后没事干，天天爱写诗词、作对联，他们村上每家每户的对联都是他写的。为了让我去看他这些作品，非要我到他们村上去。我就去了。 “你看，这是我写的对联，我写的字。”他特别的高兴，我以一种世俗的观念问他，要钱了没有？他说，都是免费的。我说，你写这么多，都是免费的，人家书法家写都是一平方尺多少钱，有些人写的字没有你写得好，他们都卖钱，你还没卖钱。我太感動了，走的时候就想，现在这个中央八条太好了，不能大吃大喝，不能乱吃乱喝，非常好。我想，今天我到这个村里去，村上请我吃饭，我就违反了八条规定，我从家里带两瓶酒，放在车上。他们问我喝不喝酒？我说，我带酒来了，你们可以喝。这里的老百姓太可爱了，边吃饭边来人，老的少的来了一大堆。因为我曾经是这个县的县长，都想来看看我，看这个县长什么样子了？一看，还不像一个走不动路的老头。后来我说，你们现在要搞美丽乡村建设，我给你们写篇文章好不好？回家以后，我跟我老婆讲，这篇文章肯定会发表，这篇文章我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写的。后来，寄到人民日报，果真刊发出来了。我还发现副刊上，后来有个栏目就叫“泥土的芬芳”。
文章是今年7月份写的，10月他们这个村，学生去搞学研活动，每天成千上万人。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感情。我是在泥土里长大的一个农村孩子，是泥土芬芳熏陶我走向今天的，对泥土的眷恋之情，是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情、乡愁、乡梦。所以说，写作的时候应该是感情激动到了澎湃的时候，不吐不快的时候。
三
手写我心，需要有好的文学语言表达，才能让你的心和情充分地温暖和蕴含美的魅力。文学之道，是语言之道，人生之道。一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掌握了驾驭语言的能力，他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观察、感受、想像的东西，巧妙地组织语言，准确、生动、简洁、精致，富有韵律、色彩、张力、质地，形神兼备地以最佳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抵达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心灵共鸣的真切体验，从而领略作家思想的深邃，情感的真诚，灵魂的崇高，境界的高远。这些年来，我读作品的一个感觉，觉得很多作品越来越没有文学性了。张炜先生有次到长沙讲课，我们有过交流。我说：“张炜，你那个小说《人在高原》那么长，坦诚地说我没看完，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文学语言非常有质地，非常干净。”
在我的心中，文学语言是作品的天际线，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周作人先生曾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这段话道出了汉语的自信与开阔。显然，在这里他提升了文学语言的“美与力”。我喜欢很多作家书写出来的优美文学语言，像汪曾祺、沈从文和孙犁先生的文学语言。我总觉得既是文学，语言必须有文学性，尤其是一篇好的散文，没有文学性，何谈散文？虽然这个文学性很难说清楚，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对文学的语言有一种自我感受，你要能够感受那种文学语言，是你所喜爱欣赏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就跟我们写诗一样的，好的诗句，即使一句两句，都让你终身难忘，“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多深情、多真切、多清纯，洋溢着文学语言的神韵丽质，甚至还能读出泥土味来，读出千千万万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感情
有一次，我到一所大学去讲课，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我，谁谁谁得了什么奖，他的作品是不是当代高峰？
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别人得了那么大的奖，你敢说他的不好？但是，我又不能不说。我说，就我的水平而言，他得什么奖我实在不敢评说。但是不管得什么奖，我认为其作品的文学语言在中国的优秀作家里绝对不是最好的。现在有些人，你别看他得了什么奖，他还没有弄懂真正的文学语言是什么。那么，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致力于创作的话，也要在文学性、文学语言的表达上，去下深功夫。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作品，包括我们一些得奖作品，其实都忽视了它的文学性。我是从写诗歌开始的，诗没写好。诗，没有诗的文学语言，怎么叫诗。你看看屈原的《楚辞》，文学语言构建的文学高境和情感天地是多么的精彩美妙。我们的文学作品，它既然叫作文学，它的本质就应反映在语言的文学性上。
纪念田汉诞辰120周年时，我写了《田汉的一生》，虽然只有二十多万字，但是我读了将近一尺多高的相关资料，并用毛笔写草稿，表示对田汉先生的敬仰和对文学的敬仰。
今天我跟大家谈这个体会的时候，是诚惶诚恐的。但愿我这些初浅的体会，能引起大家一点小小的思考。
（本文系作者在“2018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上的即兴演讲，标题为编者所拟，李梅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蒋建伟
剪纸插图：申沛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