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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7日，金秋的南京迎来第五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山东大学、台湾中山大学相继承办四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之后，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和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承办了第五届会议。南京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教授在会上致开幕词，《美国文学》主编、杜克大学普瑞西拉·沃特（Priscilla Wald）教授，《外国文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莉教授，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名誉会长林耀福先生、会长蔡振兴教授，台湾《淡江评论》主编黄逸民博士等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当代生态批评趋势研究”。参会学者探讨以“人类纪”（anthropocene）①与“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②为代表的国际生态批评前沿理论，报告最新生态批评研究成果，畅议四次浪潮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本次研讨会的发言内容涉及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生态艺术、动物研究与生态女权主义等多方面，延续了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特点，充分展现了当代生态批评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一、人类纪与物质生态批评：国际生态批评前沿理论探讨
对人类纪与物质生态批评的探讨，使本次会议与国际生态批评研究的前沿接轨。大会特邀发言人沃特教授选取其正在撰写的生态理论专著中的一章“人类纪的植物暴力”，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主题发言。沃特在美国学界极具影响力，她担任《美国文学》主编20年，是文学、电影、女性研究、生态批评、医学文化、法学文化领域的资深学者，著述颇丰。沃特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以跨学科见长，发表文章涉及基因与生态，科学叙事与文化价值，以及生物医学的文化性等方面。沃特生态批评研究的宽阔视野预示着物质生态批评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次会议特别邀请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金莉教授主持沃特教授的发言。金莉教授不仅在女性研究、美国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也是国内最先以西方文学理论词条形式介绍生态女权主义的学者。
沃特以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Dipesh Chakrabarty）的人类纪概念与罗伯特·尼克森（Robert Nixon）的慢暴力思想③为基础，提出植物暴力（vegetal violence）的概念。她以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与法属殖民地马丁尼克诗人作家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的《还乡笔记》为主要研究文本，在回答这两部作品的主题——忽视进化论叙事何以导致种族歧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共同影响致使环境恶化——被文学评论家忽略的过程中，阐述植物暴力的双重植物性——资本主义的慢暴力与胚芽般（vegetal）成长的反暴力革命意识。沃特认为，当今生态人文领域的核心词——人类纪，因查卡拉巴2009年发表的论文《历史的气候：四个议题》走入学界。然而，人的历史成为自然历史的人类纪思想，可以溯源到赫胥黎（Julian Huxley）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与赫胥黎同时代的斯坦贝克与塞泽尔的文学作品中这一思想也有独特的表达。
沃特以其植物暴力概念为框架，提出斯坦贝克、塞泽尔在进化论思想热议的时代，以故事和诗歌的形式表现演变历程是生物性与社会性，揭示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剥夺人性，将人变成物产的奴隶;也以禁止欠债农户赎回抵押农庄，毁掉土地及土地上的农作物，成为资本主义植物暴力的代表。她引用《愤怒的葡萄》的开篇，表明植物暴力的怪兽使人失去家园、沦为无家可归的饥民，也使土地上的动植物失去其托管者。意识到植物暴力的饥民因恐慌汇聚成愤怒的人群，他们的人性被唤起，也萌发了反暴力的革命意识，成为“进化的人”（evolving people）。
沃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斯坦贝克、塞泽尔在作品中预见到赫胥黎1942年出版的《进化：现代的合成》中对进化论的发展，即所有生命体都是联系的，而人类是唯一自我意识到进化的过程，人类有担负起进化的托管者、监护人的责任，这种自我意识预示着进化叙事将人类历史变成自然历史、人的种群融合成为物种的新时期的到来。只不过，《愤怒的葡萄》与《还乡笔记》以自然历史的模态着力表现资本主义的植物暴力如何使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基本观点自然化，使其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相比赫胥黎以“宇宙中的自我意识”（cosmic self-awareness）或其创造的跨人类（transhumanism）新词替代人类种群（population）思维模式，斯坦贝克、塞泽尔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明进化论的文本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人性的唤起对生物世界的影响不亚于进化的力量。故事和诗歌不仅能唤起人性，还能唤起关心其他生命的意识，唤起承担保护其他生命的责任;艺术构建的神话般的历史揭示，真正的希望之地不是拥有面包、牛奶的福地，而是所有生命的不确定关系共同演变，协调变化的乐土。20年后塞泽尔的学生法侬（Frantz Fanon）将其导师与斯坦贝克的这一认识表达为：对历史的新叙述将构成新人类，而对新人类的构想将产生新兴类型的人类，用另一种物种的人替代某种物种的人;而成为这另一物种新人类的前提是摆脱殖民思维，意识到生物、自然曾是具有压迫性的工具性概念。新的历史包容不同文化，而非强加于其发展叙事。这会引发人类自身在生物、政治、文化上的蜕变（metamorphosis），所有的人群能在自尊、自我决定中展示自我。对进化的新认识将人的历史变成自然的历史，这一认识不仅令人类受到激励，也会使死气沉沉的土地重新焕发活力。
在沃特的发言中，进化叙事与社会变革叙事并重，反种族叙事与反殖民叙事并列，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生存危机，促使人们将人类种群作为新地质历史阶段的整体“占位者”（placeholder），提出文学艺术因其唤起人性、唤起人类关爱其他生命的意识而有助于人改变现有的政治、文化模式，成为进化的新人类。沃特的植物暴力概念具有罗伯特·尼克森慢暴力的色彩，汲取后殖民理论、种族批评理论、环境正义理念的营养;沃特对《愤怒的葡萄》《还乡笔记》对比分析，不仅置于比较文化的框架之下，还具有关注环境体验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的特点。沃特以植物暴力概念向与会者展示了建构生态批评概念与理论的方法。 相比沃特教授以一己之力展示人类纪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在生态批评理论中的价值，林耀福、蔡振兴、梁一萍、方红则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概念及其作为批评工具的作用，体现对物质生态批评的不同立场。南京大学方红教授探讨科学哲学家凯伦·波瑞德（Karen Barad）的“自在现实主义”（agential realism）认识论①、尤其是物质自在性（material agency）②理念何以成为斯黛西·艾蕾默（Stacy Alaimo）建构“跨躯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③，助其形成物质女权主义物质观、自然观、身体观，令物质女权主义成为自成体系的环境理论，完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使命。蔡振兴与梁一萍则分别从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分析入手，展示物质生态批评、尤其是艾蕾默的跨躯体理念可以成为有用的批评工具。蔡振兴以法国社会学家拉图的物质符号社会理论与艾蕾默跨躯体概念为根基，探讨理查德·鲍尔（Richard Power）的小说《获得》，提出发生在家中的污染、暴力迫使我们接受物质自在体与社会自在体的交互影响塑造了我们的身体，肯定伦理美学在物质论中的价值。梁一萍从艾蕾默的跨躯体视角入手，给予瑞典艺术家奥莱·佩尔森“丝兰投资植物”以物质生态批评的解读。
不同于蔡振兴、梁一萍、方红肯定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与其文学艺术批评工具的功效，林耀福对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概念——物质自在性的创新性提出质疑。他以爱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歌《小径上走来的一只鸟》为例，说明物质生态批评将自然与动植物拟人化的手法早见于狄金森、斯奈德的诗作与儿童文学中。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借助神奇、物质生态批评视角的转化能力，物质的自在性可能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而不能作为扎实的知识进入现实应用层面。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林耀福没有谈及波瑞德论证物质自在性的自在现实主义与艾蕾默论证跨躯体性的中毒躯体。然而，林耀福与生态批评前沿理论保持批评距离的审慎态度值得学习。
二、两岸生态批评理论的创新
参加本次会议的两岸学者在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开拓、创新意识，他们对哲学、文学、美学、文化各种理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取其精华用于建构其生态理论与概念。山东大学的程相占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陈红教授、南京大学的何成洲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周序桦分别展示其生态美学、动物研究、生态感伤主义与华裔生态文学批评的最新研究。程相占的大会发言重点探讨康德的本体概念对于构建生态美学的意义。他以康德本体与现象的区分为基础，引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即事物自身可以通过人类这种特殊的存在显现出来，说明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完全有可能合二为一而成为显相。在此基础上，他对传统的自然审美命题“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进行巧妙修改，使其成为生态审美的核心命题“美者自美，因人而显”，表明自然事物自身本来都具有肯定性审美价值，人应给予自然显现其本然之美的渠道。重视自然本体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与物质生态批评肯定自然的物质性不谋而合。陈红从动物权利论角度质疑与批判了沈石溪动物小说中的动物伦理。她认为，沈石溪刻意使其作品中的动物身处类似于人类社会里的伦理困境，对动物的自然习性及行为规范进行有选择性的保留、改造或扭曲，使动物作出人类所作的伦理选择，严重违背动物自身的道德规范。何成洲的发言以《狼图腾》为主要研究文本，提出两个研究问题，即文学研究中的感伤主义理论能否融入生态批评？感伤伦理能否与环境伦理形成互文性影响？在探讨这两个问题时，他提出，环境危机的忧虑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以狼文学为代表的环境文学具有以文学行事的操演性。周序桦综合运用在地研究、华裔文学研究、都市觅食叙事研究与后殖民理论，分析美国华裔作家陈阿瓦的《疯狂地吃》，提出女主人公在寻觅都市珍奇菜肴之旅中，发现中国城自然清新的蔬菜美味，展示中国城都市自然的生态潜力，重塑中国城形象;揭示美国的都市觅食实践蕴含种族歧视成见、具有东方主义的猎奇因素。
两岸学者在生态批评理论上的创新得力于理论碰撞、得益于跨学科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姜礼福副教授运用创伤理论深化动物研究，提出凯蒂·潘恩的《大地寂雷》、芭芭拉·高蒂的《白骨》反映了人给大象造成的创伤以及对大象种群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表现出维护动物利益的动物伦理思想。淡江大学文学博士林国浒则将动物研究与台湾原住民研究相结合，从捕猎传统、食物美学和民族科学的角度探讨台湾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的《大海浮梦》，探讨达悟族人的动物观念何以推动启发动物性及人与动物区别两大动物研究议题。南京师范大学袁霞副教授将动物研究与素食生态女权主义相结合，提出素食生态女性主义还原动物主体性，提倡给予动物以生命主体的关爱和同情，体现出伦理上的包容性。
两岸学者在生态批评上的创新性也源于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方成教授提出生态失衡之源在于文化病理学观点。他提出，作为主流文化的流通文化，因权力话语在宏观社会层面对主体进行引导、支配、控制、统治，在微观主体心理层面上对主体进行凝视、疏通、遏制，压制主体的自然属性、能动性、创造性、颠覆性，具有病态文化的本质，生态失衡的根源在于流通文化的病理结构与功能。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及主任医师江滨从中医的视角探讨环境与人体的关系，提出中医信奉人体运行的规律和自然运行的规律相一致，在医治疾病时不仅要讲究季节，还要注重巧妙利用人体闭合、开放的不同时辰对症下药，这表明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本身就有身体物质性思想以及人与自然相通的生态理念。
三、两岸生态批评多样性：回应四次浪潮生态批评
本次会议成为生态批评创新性与多样性的展示平台。林耀福、蔡振兴率领的台湾文学与环境协会的研究团队，曾繁仁教授的山东大学研究团队，王诺教授发起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鲁枢元教授的黄河科技学院研究团队，陈红教授的上海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在本次会议上的精彩发言反映了不同关注、不同立场、不同声音的生态批评，极好体现了生态批评的多样性。生态批评呈现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运用不同的学术理论框架，探讨自然与环境保护的模式与策略，建立不同的人与自然关系图谱，形成具有不同关爱、保护侧重点的伦理立场。以四次浪潮生态批评为对照，可以方便、有效地表现本次会议多数发言的独特性与创新性，也便于从总体上看出两岸学者参与四次浪潮生态批评的不同程度，看出中国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方向。 四次浪潮生态批评能大体清晰勾画出美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脉落，基本涵盖不同生态批评理论，还能依据不同生态理论保护荒野、自然与环境的不同模式与策略将其归入不同阵营。尽管四次浪潮生态批评的提法可能会产生推陈出新的错觉，却因其具有宏观生态批评“认知图谱”功效逐渐被学界基本接纳、认可①。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率先运用浪潮比喻生态批评的跳跃性发展。他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阐明第一、第二浪潮生态批评有不同侧重点①，前者关注荒野，后者关注城市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前者倡导生态中心主义，后者倡导兼顾濒危人群与濒危物种的环境伦理②。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与琼·亚当迅（Jone Adamson）沿用布伊尔浪潮的比喻，在MELUS 2009年夏季刊客座编辑导言中以“第三浪潮”生态文学批评概括后殖民生态批评③，关注种族、阶级、性别的生态批评，具有全球视阈或跨文化比较框架的生态批评;在2012年《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秋季刊的导言中，斯洛维克以“第四浪潮”生态文学批评突出以艾蕾默的跨躯体理念为代表的物质女权主义对生态批评的推动影响④。
夏光武、朱新福、丁林棚、张建国、赵奎英、付中文、彭晓东、王冬菊的发言体现了第一浪潮生态批评的学术兴趣与主要立场。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夏光武副教授探究卡森的《惊奇之心》在生态教育上的意义，提出海洋生态教育是生态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苏州大学的朱新福教授梳理了美国自然诗发展的不同时期，概括美国自然诗的生态主题演变，展示美国生态诗学的思想发展脉络。他提出，美国自然诗具有不同生态主题与不同内涵的生态意识，自然诗演变轨迹及其生态思想表明人与自然互为环境，环境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危机。北京大学的丁林棚副教授提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典型的深层生态主义作品，主人公经历、极具象征性的故事场景与系列情节阐发了作者三个方面的超个人自我意识思想：人性与动物性的相互交融;人性、绝对神性和自然生态的统一;加拿大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超民族主义和超文化主义。郑州大学张建国研究员从研究巴里·洛佩兹《北极梦》入手，提出这部自然散文的代表作颂扬爱斯基摩文化及其反映的生态自然观，揭露批判了西方人在北极的种种僣越行为及其思想文化根源，呼吁借鉴爱斯基摩人的生态文化传统构建生态存在模式。南京大学的赵奎英教授提出，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以存在论而非价值论为基础，它比一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更为激进、更为彻底。黄河科技学院的彭东晓分析了美国诗人罗伯特·福斯特的诗作，提出其诗作赞颂自然之美，表达了敬畏自然、反对人类中心的生态情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冬菊博士独辟蹊径地将斯奈德的生态诗创作置于美国后现代背景之中，探寻解构、现象学、东方文化与斯奈德的生态诗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本次会议上，王俊暐、胡英、代玉华、李世存、陈浩然的发言基本体现了第二浪潮生态批评的学术关注、研究方法与主要立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王俊暐探讨了20世纪美国生态文学中的风景叙事，表明风景叙事在叙事主体、叙事模式、叙事符号等方面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叙事特征，提出风景叙述模式基本符合逃离文明、走进荒野、回归社会的套路，体现出荒野体验与城镇经历潜在的交互影响。上海师范大学的胡英提出，劳伦斯的短篇小说具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人性主题：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压抑;自然人性的复苏;自然人性与现代社会扭曲人性的较量。黄河科技学院的代玉华提出，《瓦尔登湖》的生态理念有益于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提醒人们关注在古城郑州的建设中如何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江苏理工学院的李世存提出，麦尔维尔的《书记员巴比特》呈现出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失衡的现代荒原图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陈浩然在英国圈地运动背景下探讨约翰·克莱尔动物诗歌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本次会议的发言最能体现第三浪潮生态批评的丰富性与多元性。陈茂林、黃逸民、周红菊、唐建南、赵培培的发言探讨或运用生态后殖民理论。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教授认为，生态后殖民批评关注种族、民族殖民压迫所引发的落后种族、民族承担更多的环境污染。台湾淡江大学黃逸民副教授认为，后殖民生态批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剥削以及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他提出生态后殖民理论可能有助于探讨人类中心之外的动物与人类的联系，思索后人类伦理的潜在可能性。阮秀莉、曹成竹、龙其林、宋秀葵、何飞雁的发言展示了具有民族与族裔特色的生态批评研究。梁坤、谢超、孟东红的发言体现了跨文化的生态批评与全球化视阈下生态批评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梁坤教授将中俄生态思想中几对核心范畴进行梳理和比较，辨析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谭琼琳、万雪梅的发言则显示出生态理论与视角在艺术批评上的运用。
阮秀莉、曹成竹、何飞雁的发言反映出关注民族、族裔特色生态批评的创新性。台湾中兴大学阮秀莉副教授汲取原住民研究、跨文化生态批评的学术营养，探讨澳大利亚作家阿勒西·赖特的作品中的原住民意象，认为其体现了无所不包的环境主义。山东大学的曹成竹副教授从分析20世纪50年代通俗文艺中的科学想象入手，提出文艺祛魅现象的具体表现及其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河南南阳师范学院的何飞雁通过分析壮族的歌圩，提出歌圩对“山椒水湄”自然生境的依托，呈现了人与自然亲密的“在家”关系，体现了壮族的自然观、家园观、生存观，是壮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次会议能纳入第四浪潮物质生态批评的发言大概只有沃特、林耀福、蔡振兴、梁一萍、方红的发言。总体而言，会议发言可纳入第一、第三浪潮生态批评的相对比较多，而可纳入第二、第四浪潮生态批评的相对比较少，说明关注自然的多样性、平衡性的深层生态批评，即王诺教授所倡导的整体主义生态批评，在国内生态批评中仍占相当比重。同时，两岸学者也着力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价值、生态声音、生态表达，挖掘两岸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学，关注全球视阈下与后殖民理论影响下的在地研究与本地生态的保护。相对而言，国内对第二、第四浪潮生态批评的接受以及本土化比较迟缓，这或许与布依尔的环境理论、艾蕾默的跨躯体理论相对多元的理论营养、相对复杂的理论体系有一定关系。
本次会议在会议组织与筹划方面也有创新之处。会议安排了学术刊物主编圆桌论坛，沃特、金莉、杨金才、黄逸民、胡颖峰参加了论坛。各位主编介绍了刊物遴选稿件的程序、选用稿件的标准与近期选题的考虑。本次会议还成立了由历届会议主办学校与未来两年会议承办学校代表组成的海峡两岸生态会议协调委员会，规划了未来五年会议的承办、组织与发展。
在组织、承办本次会议中，南京大学的生态学者杨金才、何成洲、方红、赵奎英首次集体亮相，向两岸生态学界展示了南京大学生态批评的研究实力与多元化的生态批评研究方向，努力使海峡两岸会议成为展示生态批评多样性与创新性的平台，以此培育两岸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百花园，如珍惜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般维护生态批评学术的多样性，珍惜如植物胚芽般充满潜力的学术创新，推动两岸生态学术交流与发展。
[作者简介：方红（1967— ），女，江苏南京人，香港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生态批评、英语女性文学与美国族裔文学等研究（江苏南京 210093）。]
一、人类纪与物质生态批评：国际生态批评前沿理论探讨
对人类纪与物质生态批评的探讨，使本次会议与国际生态批评研究的前沿接轨。大会特邀发言人沃特教授选取其正在撰写的生态理论专著中的一章“人类纪的植物暴力”，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主题发言。沃特在美国学界极具影响力，她担任《美国文学》主编20年，是文学、电影、女性研究、生态批评、医学文化、法学文化领域的资深学者，著述颇丰。沃特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以跨学科见长，发表文章涉及基因与生态，科学叙事与文化价值，以及生物医学的文化性等方面。沃特生态批评研究的宽阔视野预示着物质生态批评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次会议特别邀请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金莉教授主持沃特教授的发言。金莉教授不仅在女性研究、美国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也是国内最先以西方文学理论词条形式介绍生态女权主义的学者。
沃特以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Dipesh Chakrabarty）的人类纪概念与罗伯特·尼克森（Robert Nixon）的慢暴力思想③为基础，提出植物暴力（vegetal violence）的概念。她以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与法属殖民地马丁尼克诗人作家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的《还乡笔记》为主要研究文本，在回答这两部作品的主题——忽视进化论叙事何以导致种族歧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共同影响致使环境恶化——被文学评论家忽略的过程中，阐述植物暴力的双重植物性——资本主义的慢暴力与胚芽般（vegetal）成长的反暴力革命意识。沃特认为，当今生态人文领域的核心词——人类纪，因查卡拉巴2009年发表的论文《历史的气候：四个议题》走入学界。然而，人的历史成为自然历史的人类纪思想，可以溯源到赫胥黎（Julian Huxley）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与赫胥黎同时代的斯坦贝克与塞泽尔的文学作品中这一思想也有独特的表达。
沃特以其植物暴力概念为框架，提出斯坦贝克、塞泽尔在进化论思想热议的时代，以故事和诗歌的形式表现演变历程是生物性与社会性，揭示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剥夺人性，将人变成物产的奴隶;也以禁止欠债农户赎回抵押农庄，毁掉土地及土地上的农作物，成为资本主义植物暴力的代表。她引用《愤怒的葡萄》的开篇，表明植物暴力的怪兽使人失去家园、沦为无家可归的饥民，也使土地上的动植物失去其托管者。意识到植物暴力的饥民因恐慌汇聚成愤怒的人群，他们的人性被唤起，也萌发了反暴力的革命意识，成为“进化的人”（evolving people）。
沃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斯坦贝克、塞泽尔在作品中预见到赫胥黎1942年出版的《进化：现代的合成》中对进化论的发展，即所有生命体都是联系的，而人类是唯一自我意识到进化的过程，人类有担负起进化的托管者、监护人的责任，这种自我意识预示着进化叙事将人类历史变成自然历史、人的种群融合成为物种的新时期的到来。只不过，《愤怒的葡萄》与《还乡笔记》以自然历史的模态着力表现资本主义的植物暴力如何使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基本观点自然化，使其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相比赫胥黎以“宇宙中的自我意识”（cosmic self-awareness）或其创造的跨人类（transhumanism）新词替代人类种群（population）思维模式，斯坦贝克、塞泽尔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明进化论的文本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人性的唤起对生物世界的影响不亚于进化的力量。故事和诗歌不仅能唤起人性，还能唤起关心其他生命的意识，唤起承担保护其他生命的责任;艺术构建的神话般的历史揭示，真正的希望之地不是拥有面包、牛奶的福地，而是所有生命的不确定关系共同演变，协调变化的乐土。20年后塞泽尔的学生法侬（Frantz Fanon）将其导师与斯坦贝克的这一认识表达为：对历史的新叙述将构成新人类，而对新人类的构想将产生新兴类型的人类，用另一种物种的人替代某种物种的人;而成为这另一物种新人类的前提是摆脱殖民思维，意识到生物、自然曾是具有压迫性的工具性概念。新的历史包容不同文化，而非强加于其发展叙事。这会引发人类自身在生物、政治、文化上的蜕变（metamorphosis），所有的人群能在自尊、自我决定中展示自我。对进化的新认识将人的历史变成自然的历史，这一认识不仅令人类受到激励，也会使死气沉沉的土地重新焕发活力。
在沃特的发言中，进化叙事与社会变革叙事并重，反种族叙事与反殖民叙事并列，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生存危机，促使人们将人类种群作为新地质历史阶段的整体“占位者”（placeholder），提出文学艺术因其唤起人性、唤起人类关爱其他生命的意识而有助于人改变现有的政治、文化模式，成为进化的新人类。沃特的植物暴力概念具有罗伯特·尼克森慢暴力的色彩，汲取后殖民理论、种族批评理论、环境正义理念的营养;沃特对《愤怒的葡萄》《还乡笔记》对比分析，不仅置于比较文化的框架之下，还具有关注环境体验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的特点。沃特以植物暴力概念向与会者展示了建构生态批评概念与理论的方法。 相比沃特教授以一己之力展示人类纪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在生态批评理论中的价值，林耀福、蔡振兴、梁一萍、方红则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概念及其作为批评工具的作用，体现对物质生态批评的不同立场。南京大学方红教授探讨科学哲学家凯伦·波瑞德（Karen Barad）的“自在现实主义”（agential realism）认识论①、尤其是物质自在性（material agency）②理念何以成为斯黛西·艾蕾默（Stacy Alaimo）建构“跨躯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③，助其形成物质女权主义物质观、自然观、身体观，令物质女权主义成为自成体系的环境理论，完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使命。蔡振兴与梁一萍则分别从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分析入手，展示物质生态批评、尤其是艾蕾默的跨躯体理念可以成为有用的批评工具。蔡振兴以法国社会学家拉图的物质符号社会理论与艾蕾默跨躯体概念为根基，探讨理查德·鲍尔（Richard Power）的小说《获得》，提出发生在家中的污染、暴力迫使我们接受物质自在体与社会自在体的交互影响塑造了我们的身体，肯定伦理美学在物质论中的价值。梁一萍从艾蕾默的跨躯体视角入手，给予瑞典艺术家奥莱·佩尔森“丝兰投资植物”以物质生态批评的解读。
不同于蔡振兴、梁一萍、方红肯定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与其文学艺术批评工具的功效，林耀福对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概念——物质自在性的创新性提出质疑。他以爱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歌《小径上走来的一只鸟》为例，说明物质生态批评将自然与动植物拟人化的手法早见于狄金森、斯奈德的诗作与儿童文学中。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借助神奇、物质生态批评视角的转化能力，物质的自在性可能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而不能作为扎实的知识进入现实应用层面。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林耀福没有谈及波瑞德论证物质自在性的自在现实主义与艾蕾默论证跨躯体性的中毒躯体。然而，林耀福与生态批评前沿理论保持批评距离的审慎态度值得学习。
二、两岸生态批评理论的创新
参加本次会议的两岸学者在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开拓、创新意识，他们对哲学、文学、美学、文化各种理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取其精华用于建构其生态理论与概念。山东大学的程相占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陈红教授、南京大学的何成洲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周序桦分别展示其生态美学、动物研究、生态感伤主义与华裔生态文学批评的最新研究。程相占的大会发言重点探讨康德的本体概念对于构建生态美学的意义。他以康德本体与现象的区分为基础，引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即事物自身可以通过人类这种特殊的存在显现出来，说明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完全有可能合二为一而成为显相。在此基础上，他对传统的自然审美命题“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进行巧妙修改，使其成为生态审美的核心命题“美者自美，因人而显”，表明自然事物自身本来都具有肯定性审美价值，人应给予自然显现其本然之美的渠道。重视自然本体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与物质生态批评肯定自然的物质性不谋而合。陈红从动物权利论角度质疑与批判了沈石溪动物小说中的动物伦理。她认为，沈石溪刻意使其作品中的动物身处类似于人类社会里的伦理困境，对动物的自然习性及行为规范进行有选择性的保留、改造或扭曲，使动物作出人类所作的伦理选择，严重违背动物自身的道德规范。何成洲的发言以《狼图腾》为主要研究文本，提出两个研究问题，即文学研究中的感伤主义理论能否融入生态批评？感伤伦理能否与环境伦理形成互文性影响？在探讨这两个问题时，他提出，环境危机的忧虑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以狼文学为代表的环境文学具有以文学行事的操演性。周序桦综合运用在地研究、华裔文学研究、都市觅食叙事研究与后殖民理论，分析美国华裔作家陈阿瓦的《疯狂地吃》，提出女主人公在寻觅都市珍奇菜肴之旅中，发现中国城自然清新的蔬菜美味，展示中国城都市自然的生态潜力，重塑中国城形象;揭示美国的都市觅食实践蕴含种族歧视成见、具有东方主义的猎奇因素。
两岸学者在生态批评理论上的创新得力于理论碰撞、得益于跨学科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姜礼福副教授运用创伤理论深化动物研究，提出凯蒂·潘恩的《大地寂雷》、芭芭拉·高蒂的《白骨》反映了人给大象造成的创伤以及对大象种群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表现出维护动物利益的动物伦理思想。淡江大学文学博士林国浒则将动物研究与台湾原住民研究相结合，从捕猎传统、食物美学和民族科学的角度探讨台湾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的《大海浮梦》，探讨达悟族人的动物观念何以推动启发动物性及人与动物区别两大动物研究议题。南京师范大学袁霞副教授将动物研究与素食生态女权主义相结合，提出素食生态女性主义还原动物主体性，提倡给予动物以生命主体的关爱和同情，体现出伦理上的包容性。
两岸学者在生态批评上的创新性也源于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方成教授提出生态失衡之源在于文化病理学观点。他提出，作为主流文化的流通文化，因权力话语在宏观社会层面对主体进行引导、支配、控制、统治，在微观主体心理层面上对主体进行凝视、疏通、遏制，压制主体的自然属性、能动性、创造性、颠覆性，具有病态文化的本质，生态失衡的根源在于流通文化的病理结构与功能。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及主任医师江滨从中医的视角探讨环境与人体的关系，提出中医信奉人体运行的规律和自然运行的规律相一致，在医治疾病时不仅要讲究季节，还要注重巧妙利用人体闭合、开放的不同时辰对症下药，这表明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本身就有身体物质性思想以及人与自然相通的生态理念。
三、两岸生态批评多样性：回应四次浪潮生态批评
本次会议成为生态批评创新性与多样性的展示平台。林耀福、蔡振兴率领的台湾文学与环境协会的研究团队，曾繁仁教授的山东大学研究团队，王诺教授发起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鲁枢元教授的黄河科技学院研究团队，陈红教授的上海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在本次会议上的精彩发言反映了不同关注、不同立场、不同声音的生态批评，极好体现了生态批评的多样性。生态批评呈现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运用不同的学术理论框架，探讨自然与环境保护的模式与策略，建立不同的人与自然关系图谱，形成具有不同关爱、保护侧重点的伦理立场。以四次浪潮生态批评为对照，可以方便、有效地表现本次会议多数发言的独特性与创新性，也便于从总体上看出两岸学者参与四次浪潮生态批评的不同程度，看出中国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方向。 四次浪潮生态批评能大体清晰勾画出美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脉落，基本涵盖不同生态批评理论，还能依据不同生态理论保护荒野、自然与环境的不同模式与策略将其归入不同阵营。尽管四次浪潮生态批评的提法可能会产生推陈出新的错觉，却因其具有宏观生态批评“认知图谱”功效逐渐被学界基本接纳、认可①。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率先运用浪潮比喻生态批评的跳跃性发展。他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阐明第一、第二浪潮生态批评有不同侧重点①，前者关注荒野，后者关注城市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前者倡导生态中心主义，后者倡导兼顾濒危人群与濒危物种的环境伦理②。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与琼·亚当迅（Jone Adamson）沿用布伊尔浪潮的比喻，在MELUS 2009年夏季刊客座编辑导言中以“第三浪潮”生态文学批评概括后殖民生态批评③，关注种族、阶级、性别的生态批评，具有全球视阈或跨文化比较框架的生态批评;在2012年《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秋季刊的导言中，斯洛维克以“第四浪潮”生态文学批评突出以艾蕾默的跨躯体理念为代表的物质女权主义对生态批评的推动影响④。
夏光武、朱新福、丁林棚、张建国、赵奎英、付中文、彭晓东、王冬菊的发言体现了第一浪潮生态批评的学术兴趣与主要立场。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夏光武副教授探究卡森的《惊奇之心》在生态教育上的意义，提出海洋生态教育是生态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苏州大学的朱新福教授梳理了美国自然诗发展的不同时期，概括美国自然诗的生态主题演变，展示美国生态诗学的思想发展脉络。他提出，美国自然诗具有不同生态主题与不同内涵的生态意识，自然诗演变轨迹及其生态思想表明人与自然互为环境，环境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危机。北京大学的丁林棚副教授提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典型的深层生态主义作品，主人公经历、极具象征性的故事场景与系列情节阐发了作者三个方面的超个人自我意识思想：人性与动物性的相互交融;人性、绝对神性和自然生态的统一;加拿大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超民族主义和超文化主义。郑州大学张建国研究员从研究巴里·洛佩兹《北极梦》入手，提出这部自然散文的代表作颂扬爱斯基摩文化及其反映的生态自然观，揭露批判了西方人在北极的种种僣越行为及其思想文化根源，呼吁借鉴爱斯基摩人的生态文化传统构建生态存在模式。南京大学的赵奎英教授提出，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以存在论而非价值论为基础，它比一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更为激进、更为彻底。黄河科技学院的彭东晓分析了美国诗人罗伯特·福斯特的诗作，提出其诗作赞颂自然之美，表达了敬畏自然、反对人类中心的生态情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冬菊博士独辟蹊径地将斯奈德的生态诗创作置于美国后现代背景之中，探寻解构、现象学、东方文化与斯奈德的生态诗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本次会议上，王俊暐、胡英、代玉华、李世存、陈浩然的发言基本体现了第二浪潮生态批评的学术关注、研究方法与主要立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王俊暐探讨了20世纪美国生态文学中的风景叙事，表明风景叙事在叙事主体、叙事模式、叙事符号等方面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叙事特征，提出风景叙述模式基本符合逃离文明、走进荒野、回归社会的套路，体现出荒野体验与城镇经历潜在的交互影响。上海师范大学的胡英提出，劳伦斯的短篇小说具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人性主题：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压抑;自然人性的复苏;自然人性与现代社会扭曲人性的较量。黄河科技学院的代玉华提出，《瓦尔登湖》的生态理念有益于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提醒人们关注在古城郑州的建设中如何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江苏理工学院的李世存提出，麦尔维尔的《书记员巴比特》呈现出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失衡的现代荒原图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陈浩然在英国圈地运动背景下探讨约翰·克莱尔动物诗歌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本次会议的发言最能体现第三浪潮生态批评的丰富性与多元性。陈茂林、黃逸民、周红菊、唐建南、赵培培的发言探讨或运用生态后殖民理论。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教授认为，生态后殖民批评关注种族、民族殖民压迫所引发的落后种族、民族承担更多的环境污染。台湾淡江大学黃逸民副教授认为，后殖民生态批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剥削以及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他提出生态后殖民理论可能有助于探讨人类中心之外的动物与人类的联系，思索后人类伦理的潜在可能性。阮秀莉、曹成竹、龙其林、宋秀葵、何飞雁的发言展示了具有民族与族裔特色的生态批评研究。梁坤、谢超、孟东红的发言体现了跨文化的生态批评与全球化视阈下生态批评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梁坤教授将中俄生态思想中几对核心范畴进行梳理和比较，辨析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谭琼琳、万雪梅的发言则显示出生态理论与视角在艺术批评上的运用。
阮秀莉、曹成竹、何飞雁的发言反映出关注民族、族裔特色生态批评的创新性。台湾中兴大学阮秀莉副教授汲取原住民研究、跨文化生态批评的学术营养，探讨澳大利亚作家阿勒西·赖特的作品中的原住民意象，认为其体现了无所不包的环境主义。山东大学的曹成竹副教授从分析20世纪50年代通俗文艺中的科学想象入手，提出文艺祛魅现象的具体表现及其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河南南阳师范学院的何飞雁通过分析壮族的歌圩，提出歌圩对“山椒水湄”自然生境的依托，呈现了人与自然亲密的“在家”关系，体现了壮族的自然观、家园观、生存观，是壮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次会议能纳入第四浪潮物质生态批评的发言大概只有沃特、林耀福、蔡振兴、梁一萍、方红的发言。总体而言，会议发言可纳入第一、第三浪潮生态批评的相对比较多，而可纳入第二、第四浪潮生态批评的相对比较少，说明关注自然的多样性、平衡性的深层生态批评，即王诺教授所倡导的整体主义生态批评，在国内生态批评中仍占相当比重。同时，两岸学者也着力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价值、生态声音、生态表达，挖掘两岸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学，关注全球视阈下与后殖民理论影响下的在地研究与本地生态的保护。相对而言，国内对第二、第四浪潮生态批评的接受以及本土化比较迟缓，这或许与布依尔的环境理论、艾蕾默的跨躯体理论相对多元的理论营养、相对复杂的理论体系有一定关系。
本次会议在会议组织与筹划方面也有创新之处。会议安排了学术刊物主编圆桌论坛，沃特、金莉、杨金才、黄逸民、胡颖峰参加了论坛。各位主编介绍了刊物遴选稿件的程序、选用稿件的标准与近期选题的考虑。本次会议还成立了由历届会议主办学校与未来两年会议承办学校代表组成的海峡两岸生态会议协调委员会，规划了未来五年会议的承办、组织与发展。
在组织、承办本次会议中，南京大学的生态学者杨金才、何成洲、方红、赵奎英首次集体亮相，向两岸生态学界展示了南京大学生态批评的研究实力与多元化的生态批评研究方向，努力使海峡两岸会议成为展示生态批评多样性与创新性的平台，以此培育两岸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百花园，如珍惜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般维护生态批评学术的多样性，珍惜如植物胚芽般充满潜力的学术创新，推动两岸生态学术交流与发展。
[作者简介：方红（1967— ），女，江苏南京人，香港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生态批评、英语女性文学与美国族裔文学等研究（江苏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