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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各级政府都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6月14日至7月14日在江苏常州博物馆举办的“常州留青竹刻精品展”，不仅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也对常州竹刻这一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推动作用。
笔者为该项目惟一国家级传承人，对常州竹刻的发展情况历历在目。看到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心情激动，自然唤起我许多回忆，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刻竹苦途中遇到的几位贵人。
来自北方的爱竹人
1977年，我在武进县手工业局工作。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封上写着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北京芳家园十五号王世襄”。我当时并不知王老为何人，信拆开一看，知是一位竹刻热心人。信中王老先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接着便谈及他手上正在编写一本竹刻艺术的书，希望我支持他，要我提供一些竹刻方面的资料。这时我正处于孤苦的刻竹环境中，看到这封信，顿觉眼前一亮，在北方不产毛竹的京城，竟还有人在重视冷门的竹刻。父亲生前整理的一套徐素白竹刻拓印稿放在身边已两年，一直无望出版，正走投无路时，在我眼前出现这样的热心人真使我信心倍增。我随即整理了一些文字材料和作品照片寄给了王世襄。王世襄对我的积极配合十分满意。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一直不断地通信，不断地交流竹刻情况。话题从入山选竹到处理竹材、制器、刻技直至中国竹刻的历史和社会影响，话题越谈越多、越谈越广，几乎碰到有关竹刻的事就通信。至1995年我从单位退休时，从工作室里整理出他的来信就有150余封。
王老多次受邀出访讲学，他涉及的艺术门类较多，即便境外邀请他作明式家具演讲，他也会增设竹刻内容。他的著作很多，单竹刻专集就有三册。有些综合性的集子，总是少不了竹刻内容。他为当代竹人也写过不少专文；对笔者的竹刻作品，尤其是山水作品做了多次高度评价。
我去北京，他曾陪我拜访当时的全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吴作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中国画研究院（现为国家画院）副院长许麟庐，以及启功、黄苗子等艺术界老前辈，使我广交朋友，大开眼界。
王世襄对常州竹刻特别重视，他生前曾说过，要是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竹刻的中心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常州。这不是因为他认识了几位常州竹人，而是常州竹刻的水平在他眼里是全国领先的。当代中国竹刻的发展与王世襄的积极推广有很大关系。经王世襄的介绍，我还认识了香港名医、艺术馆顾问叶义和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社长翁万戈先生。
来自香港的鉴赏家
约1981年9月的一天，香港名医、艺术馆顾问叶义及艺术品鉴赏家黄君实专程从香港来到位于常州博爱路84号的武进县手工业局。
那个年代，人们还很保守，仅从穿着上看就有很大的区别。两位香港人头发油亮，西装革履；而我平时不修边幅，头发散乱，上身穿件旧中山装，下身裤子膝部还有两个补丁。两位客人见了我非常礼貌，左一个徐先生、右一个徐先生，这一情景，不仅使我们手工业局里人看了不顺眼，连我自己也不自在。叶义看出我的心思，便说：“我是非常爱好竹刻的，这次从香港专程来常州能见到你很高兴，从此我们就是老朋友了。”这句话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叶义让我陪他们在常州玩玩，并准备在常州住一夜，第二天再从上海虹桥机场回港。我没有推辞，便与他们一起乘坐市外办派来的小车游览了天宁寺、东坡公园等。一路上谈了不少有关竹刻的事，有些相互听不懂的话，就取出纸笔写字交流。除了竹刻，叶义还问及了我的家境，从竹刻艺术转到家常。短短一天时间，我们真的成了老朋友了。他这次来常州与我见面，还给我带来了很好的礼品—香港艺术馆出版的《中国竹刻艺术》上、下两大册精装书，书中大部分是馆藏作品。我思量着如何回情，送一件竹刻？当时的竹刻在国内无人问津，更无价格行情，最终我挑选了一件臂搁送他，并向他表示在第二天送行时带上。
当我第二天上午骑着自行车来到招待所门口时，却被门卫拦住。当得知我是来送别两位香港客人并有礼物送给他们时，外办的同志说我接待境外来人不请示、不汇报，还自作主张送物品，违反外事纪律了。后来又不许我同他们一起乘车去火车站送行，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跟着。叶义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在反光镜里只看到我拼命地蹬自行车追着他们的小汽车，瞬间就不见了。
进了车站站台，我手里拿着竹刻，不知如何是好，违反外事纪律会是何等的后果，实在不敢轻举妄动。开车铃声响了，外办的同志朝我示意一下眼神，我明白了，一个箭步冲到车窗口把作品交给了叶义。车徐徐移动，我看到叶义的眼眶红了。火车离开了站台，我回过头来，见外办的同志已经走了。
一星期后我收到叶义从香港寄来的汇款单，附言：“听王世襄先生说不久前你家里修了房不知用去多少钱？今寄一千元聊表心意，今后如有什么困难尽管与我直说。”那个年代在农村造一间三层楼费用不过3000元，这让我无比的感动。
两年后叶义又来内地，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要求与我见面，地点定在上海博物馆。在上海的会面，叶义谈及他们计划在美国办一次中国历代竹刻艺术展，他准备在展览开幕式上作一次中国竹刻艺术的演讲，同时想让我的作品作为当代竹刻的代表参展，有可能还要邀请我去做现场表演，希望我能支持这次活动。后来展览非常成功，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堪萨斯州三个不同地区巡回展示了一年，中国竹刻在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从香港来信说：“现在看来，你的作品单价如果定位在三百元太低了。不能体现它的身价，我考虑想把它提升到每件八百元。我先订你五至六件，如果能被市场接受就再提高。美国的展览结束后，计划再去英国办展，影响扩大了作品价位就能继续提高。”
可没有想到，美国的展览已结束，正想筹备英国展览时，接到香港渣打银行发来的叶义突然去世的不幸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使我悲痛万分。我随即写信给香港艺术馆馆长谭志成，要求他帮我取一张叶义的半身照片，我要为叶义先生刻一件竹刻肖像，请艺术馆收藏以志纪念。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悼念叶义的文章与竹刻肖像一起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为了表示叶义曾为竹刻而来过常州，是位爱国同胞，《大公报》发表的那篇文章又被《常州日报》转载。 来自美国的中国文化守望者
翁万戈当时是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社长，是清代翁同和的玄孙。1983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历代竹刻展是王世襄、叶义、翁万戈三位联合发起举办的。他们三位各有分工，王世襄负责国内征集作品；叶义负责商借香港艺术馆和海外个人的藏品，并承担所有作品去美国的运费和展品保险费；翁万戈负责联系落实美国的各地展示场地和具体事宜。该次展览也给我分配了任务：除了被王世襄选取的三件作品为当代竹刻代表参展外，由于竹刻不宜现场表演，而要我搞一套从画稿至每一步雕刻过程的照片，以便在叶义演讲时作为资料（这份资料也被编入展览图录中）。
展览历经半年后，翁万戈来上海，打长途电话到常州，要求我去上海与他见面，说要向我汇报美国的竹刻展览情况，并希望我随身带几件作品去，因展览期间已有人要订购。我按约定时日，如期与翁万戈见了面。翁万戈把展览情况讲得详详细细。然后把我带去的作品逐一过目，并要我定个价位。我很为难，因为当时国内无人买竹刻，我说大约300元一件可否？他说美国生活水平高，就定500元一件吧。我心中大喜，觉得定得很高了。翁万戈当时要付美金给我。我说从未见过美金，国内也不知哪里可用？我这次来上海在我们单位是公开的，这作品钱也是准备交公的，我拿了现金回去，也说不清，还是你把作品先带去，回美后再把钱款从银行汇到我们单位吧。
我和翁万戈告别回到常州后，就关注着美国的汇款，好对单位有个交代。没有几天，武进县人民银行发来通知有美国纽约汇款。单位领导随即吩咐财务科长前去领取。银行表示这笔汇款是徐秉方个人名下的，必须由他本人前来。我只好跟着财务科长一起去银行领取了3000元人民币和外汇所发的可以购买进口电器的兑换券。
1986年初，我又接到翁万戈的来信，说：“今年10月22日是我们华美协进社成立六十周年，要大庆。庆祝会上，我们要奖励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华人科学家贝聿铭。经我反复考虑，决定请你为贝聿铭刻一件竹刻肖像，还有半年时间，如果来得及，我马上把贝聿铭的照片和文字要求迅速寄上。希望10月22日那天庆祝大会上，你的大作能当场授予贝先生，这可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作品按时完成，写信去问翁万戈，作品如何交付？翁万戈立即来信表示，希望我能去一趟上海把作品交给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该会常有人去美国，与华美协进社有往来，由他们转交。翁万戈提出的交付办法，我有些担心，我在上海对外友协没有熟人，隔手事情万一失误，难以交代。我最终决定由上海邮电总局以挂号邮寄至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翁万戈接到作品后非常高兴，表示作品很成功，问及润格，立即银行汇寄。我表示这是给华人科学家的荣誉奖，就不收费了。翁万戈没有专门回信，直接汇寄我1500元，并表示这非作品价值，是表示一点意思。
这一庆祝活动在海外有多家报纸作了报道，每有报道都谈及我刻的贝氏肖像。翁万戈还特地把一些剪报寄给了我。这是翁万戈看重竹刻，做了一件既奖励了华人科学家又宣传了中国竹刻的有意义的事情。翁万戈在华美协进社退休时给我来信，表示以后保持联系，并把纽约的家庭地址告诉了我。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除了上面提及的三位，又有香港朋友徐玉魁把我流散在香港的一些作品破例推向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使当代竹刻作品单价从80年代的几百元一跃而至90年代的几万元。还有为我寄居上海见识文化大世界而创造物质条件的老朋友周进琪；为我出版第一册个人竹刻集筹资的台北企业家林宪昌；进入新世纪，更有为我在上海建立徐氏竹刻艺术馆的企业家徐涛明。他们都是我刻竹苦途上遇到的贵人，无论故去的，还是健在的，我会永远铭记他们。
笔者为该项目惟一国家级传承人，对常州竹刻的发展情况历历在目。看到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心情激动，自然唤起我许多回忆，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刻竹苦途中遇到的几位贵人。
来自北方的爱竹人
1977年，我在武进县手工业局工作。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封上写着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北京芳家园十五号王世襄”。我当时并不知王老为何人，信拆开一看，知是一位竹刻热心人。信中王老先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接着便谈及他手上正在编写一本竹刻艺术的书，希望我支持他，要我提供一些竹刻方面的资料。这时我正处于孤苦的刻竹环境中，看到这封信，顿觉眼前一亮，在北方不产毛竹的京城，竟还有人在重视冷门的竹刻。父亲生前整理的一套徐素白竹刻拓印稿放在身边已两年，一直无望出版，正走投无路时，在我眼前出现这样的热心人真使我信心倍增。我随即整理了一些文字材料和作品照片寄给了王世襄。王世襄对我的积极配合十分满意。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一直不断地通信，不断地交流竹刻情况。话题从入山选竹到处理竹材、制器、刻技直至中国竹刻的历史和社会影响，话题越谈越多、越谈越广，几乎碰到有关竹刻的事就通信。至1995年我从单位退休时，从工作室里整理出他的来信就有150余封。
王老多次受邀出访讲学，他涉及的艺术门类较多，即便境外邀请他作明式家具演讲，他也会增设竹刻内容。他的著作很多，单竹刻专集就有三册。有些综合性的集子，总是少不了竹刻内容。他为当代竹人也写过不少专文；对笔者的竹刻作品，尤其是山水作品做了多次高度评价。
我去北京，他曾陪我拜访当时的全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吴作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中国画研究院（现为国家画院）副院长许麟庐，以及启功、黄苗子等艺术界老前辈，使我广交朋友，大开眼界。
王世襄对常州竹刻特别重视，他生前曾说过，要是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竹刻的中心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常州。这不是因为他认识了几位常州竹人，而是常州竹刻的水平在他眼里是全国领先的。当代中国竹刻的发展与王世襄的积极推广有很大关系。经王世襄的介绍，我还认识了香港名医、艺术馆顾问叶义和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社长翁万戈先生。
来自香港的鉴赏家
约1981年9月的一天，香港名医、艺术馆顾问叶义及艺术品鉴赏家黄君实专程从香港来到位于常州博爱路84号的武进县手工业局。
那个年代，人们还很保守，仅从穿着上看就有很大的区别。两位香港人头发油亮，西装革履；而我平时不修边幅，头发散乱，上身穿件旧中山装，下身裤子膝部还有两个补丁。两位客人见了我非常礼貌，左一个徐先生、右一个徐先生，这一情景，不仅使我们手工业局里人看了不顺眼，连我自己也不自在。叶义看出我的心思，便说：“我是非常爱好竹刻的，这次从香港专程来常州能见到你很高兴，从此我们就是老朋友了。”这句话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叶义让我陪他们在常州玩玩，并准备在常州住一夜，第二天再从上海虹桥机场回港。我没有推辞，便与他们一起乘坐市外办派来的小车游览了天宁寺、东坡公园等。一路上谈了不少有关竹刻的事，有些相互听不懂的话，就取出纸笔写字交流。除了竹刻，叶义还问及了我的家境，从竹刻艺术转到家常。短短一天时间，我们真的成了老朋友了。他这次来常州与我见面，还给我带来了很好的礼品—香港艺术馆出版的《中国竹刻艺术》上、下两大册精装书，书中大部分是馆藏作品。我思量着如何回情，送一件竹刻？当时的竹刻在国内无人问津，更无价格行情，最终我挑选了一件臂搁送他，并向他表示在第二天送行时带上。
当我第二天上午骑着自行车来到招待所门口时，却被门卫拦住。当得知我是来送别两位香港客人并有礼物送给他们时，外办的同志说我接待境外来人不请示、不汇报，还自作主张送物品，违反外事纪律了。后来又不许我同他们一起乘车去火车站送行，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跟着。叶义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在反光镜里只看到我拼命地蹬自行车追着他们的小汽车，瞬间就不见了。
进了车站站台，我手里拿着竹刻，不知如何是好，违反外事纪律会是何等的后果，实在不敢轻举妄动。开车铃声响了，外办的同志朝我示意一下眼神，我明白了，一个箭步冲到车窗口把作品交给了叶义。车徐徐移动，我看到叶义的眼眶红了。火车离开了站台，我回过头来，见外办的同志已经走了。
一星期后我收到叶义从香港寄来的汇款单，附言：“听王世襄先生说不久前你家里修了房不知用去多少钱？今寄一千元聊表心意，今后如有什么困难尽管与我直说。”那个年代在农村造一间三层楼费用不过3000元，这让我无比的感动。
两年后叶义又来内地，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要求与我见面，地点定在上海博物馆。在上海的会面，叶义谈及他们计划在美国办一次中国历代竹刻艺术展，他准备在展览开幕式上作一次中国竹刻艺术的演讲，同时想让我的作品作为当代竹刻的代表参展，有可能还要邀请我去做现场表演，希望我能支持这次活动。后来展览非常成功，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堪萨斯州三个不同地区巡回展示了一年，中国竹刻在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从香港来信说：“现在看来，你的作品单价如果定位在三百元太低了。不能体现它的身价，我考虑想把它提升到每件八百元。我先订你五至六件，如果能被市场接受就再提高。美国的展览结束后，计划再去英国办展，影响扩大了作品价位就能继续提高。”
可没有想到，美国的展览已结束，正想筹备英国展览时，接到香港渣打银行发来的叶义突然去世的不幸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使我悲痛万分。我随即写信给香港艺术馆馆长谭志成，要求他帮我取一张叶义的半身照片，我要为叶义先生刻一件竹刻肖像，请艺术馆收藏以志纪念。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悼念叶义的文章与竹刻肖像一起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为了表示叶义曾为竹刻而来过常州，是位爱国同胞，《大公报》发表的那篇文章又被《常州日报》转载。 来自美国的中国文化守望者
翁万戈当时是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社长，是清代翁同和的玄孙。1983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历代竹刻展是王世襄、叶义、翁万戈三位联合发起举办的。他们三位各有分工，王世襄负责国内征集作品；叶义负责商借香港艺术馆和海外个人的藏品，并承担所有作品去美国的运费和展品保险费；翁万戈负责联系落实美国的各地展示场地和具体事宜。该次展览也给我分配了任务：除了被王世襄选取的三件作品为当代竹刻代表参展外，由于竹刻不宜现场表演，而要我搞一套从画稿至每一步雕刻过程的照片，以便在叶义演讲时作为资料（这份资料也被编入展览图录中）。
展览历经半年后，翁万戈来上海，打长途电话到常州，要求我去上海与他见面，说要向我汇报美国的竹刻展览情况，并希望我随身带几件作品去，因展览期间已有人要订购。我按约定时日，如期与翁万戈见了面。翁万戈把展览情况讲得详详细细。然后把我带去的作品逐一过目，并要我定个价位。我很为难，因为当时国内无人买竹刻，我说大约300元一件可否？他说美国生活水平高，就定500元一件吧。我心中大喜，觉得定得很高了。翁万戈当时要付美金给我。我说从未见过美金，国内也不知哪里可用？我这次来上海在我们单位是公开的，这作品钱也是准备交公的，我拿了现金回去，也说不清，还是你把作品先带去，回美后再把钱款从银行汇到我们单位吧。
我和翁万戈告别回到常州后，就关注着美国的汇款，好对单位有个交代。没有几天，武进县人民银行发来通知有美国纽约汇款。单位领导随即吩咐财务科长前去领取。银行表示这笔汇款是徐秉方个人名下的，必须由他本人前来。我只好跟着财务科长一起去银行领取了3000元人民币和外汇所发的可以购买进口电器的兑换券。
1986年初，我又接到翁万戈的来信，说：“今年10月22日是我们华美协进社成立六十周年，要大庆。庆祝会上，我们要奖励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华人科学家贝聿铭。经我反复考虑，决定请你为贝聿铭刻一件竹刻肖像，还有半年时间，如果来得及，我马上把贝聿铭的照片和文字要求迅速寄上。希望10月22日那天庆祝大会上，你的大作能当场授予贝先生，这可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作品按时完成，写信去问翁万戈，作品如何交付？翁万戈立即来信表示，希望我能去一趟上海把作品交给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该会常有人去美国，与华美协进社有往来，由他们转交。翁万戈提出的交付办法，我有些担心，我在上海对外友协没有熟人，隔手事情万一失误，难以交代。我最终决定由上海邮电总局以挂号邮寄至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翁万戈接到作品后非常高兴，表示作品很成功，问及润格，立即银行汇寄。我表示这是给华人科学家的荣誉奖，就不收费了。翁万戈没有专门回信，直接汇寄我1500元，并表示这非作品价值，是表示一点意思。
这一庆祝活动在海外有多家报纸作了报道，每有报道都谈及我刻的贝氏肖像。翁万戈还特地把一些剪报寄给了我。这是翁万戈看重竹刻，做了一件既奖励了华人科学家又宣传了中国竹刻的有意义的事情。翁万戈在华美协进社退休时给我来信，表示以后保持联系，并把纽约的家庭地址告诉了我。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除了上面提及的三位，又有香港朋友徐玉魁把我流散在香港的一些作品破例推向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使当代竹刻作品单价从80年代的几百元一跃而至90年代的几万元。还有为我寄居上海见识文化大世界而创造物质条件的老朋友周进琪；为我出版第一册个人竹刻集筹资的台北企业家林宪昌；进入新世纪，更有为我在上海建立徐氏竹刻艺术馆的企业家徐涛明。他们都是我刻竹苦途上遇到的贵人，无论故去的，还是健在的，我会永远铭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