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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新闻时代的到来，冲击着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从对新闻记者是否属于知识分子的思考出发，探讨专业记者身份的再定位问题，认为将新闻记者定义在知识生产者的范畴，并进行一定的阶层划分，是更为合理稳妥的指称。专业记者要在探求真相中发挥专业优势、在社会协调中采取建设者立场、在公共领域具有建构对话的能力，从上述三个层面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以重建专业媒体的权威性。
关键词：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公民新闻；新闻生产；专业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47-006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公民的信息生产能力，冲击着专业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的各个环节。专业媒体面临的挑战除了“来自新媒体技术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媒体转型压力”，就是“社会化媒体以及公民新闻对专业媒体的传统地位与业务模式的冲击”。[1]“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是“社会化媒体影响下的新闻生产模式”，“专业媒体仍然需要坚持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对公民新闻价值的尊重基础上“对自己的专业角色与职责重新定义”。[2]近年来在“重新定义”专业媒体的探讨中，关于新技术因素对传媒业影响的讨论颇受重视，而对新闻生产的主体——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和角色认知缺乏新媒体背景下的再思考。“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面对媒介场域内的众声喧哗，专业记者如何发声？其核心竞争力又如何体现？
另一个问题显得有些尴尬：新闻记者是知识分子吗？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从一般常识、职业或知识分工等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新闻记者自然可以归为知识分子群体。但从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来看，新闻记者又很少明确被列入知识分子行列，或者语焉不详、避而不谈。同时，查阅相关资料可见，关于媒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相当热闹，而专业记者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话题却鲜有提及。新闻学教科书上对于新闻记者的表述无不立论于知识分子传统，传媒也是知识分子“立言”的重要空间，而实际公共领域内对新闻记者身份的讨论却总是有意无意回避，或许可以借用布尔迪厄所言，“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3]264，新闻记者是吊诡的知识分子。
将上述两个问题联结起来考虑，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新闻记者身份问题的讨论意义何在？有无历史渊源和现实实践？本文试图对新媒介环境中专业记者进行身份再定位的论证，以期唤起学界和业界对公民新闻时代专业记者主体能动性、可构建性的重视。
一、 从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看新闻记者的身份界定
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来自西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4]3知识分子概念的另一个源头来自法国，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仍然是指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左拉与他的《我控诉》成为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早期知识分子的概念与职业、专业联系不大，以创立“知识社会学”闻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安定的“自由漂浮者”，在智力上是“自治”的，在结构上是开放的和民主的，是具有乌托邦思想的自由职业者。曼海姆论证的出发点是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与之同时代的葛兰西着眼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划分：一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代代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本质上属于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另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指的“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有品位的人，他们持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有意识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支持和改造一种世界观，即有助于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5]257这种知识分子作为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
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4]8席尔斯的定义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更为宽泛。
法国哲学家朱立安·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5]12班达倡导的是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他的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批判了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背叛了价值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6]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受班达的影响，但更为极端，“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5]6按照萨义德的标准，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稀有物种”了。
在著名法学家波斯纳看来，“所谓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理解为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智识问题之人”，他的划分更加细致，说明也更加充分，并且列举出大量名单。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把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他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记者或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有些报刊人士……属于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则不是。”[7]
在以上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中，我们无奈地发现新闻记者在不同界定的圈子里跳进跳出，难有定论。问题纠结在到底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职业性、社会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或者回到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化之中，进一步推进到知识分子是否还存在的追问。无论是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还是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从概念的简单界定解读，如何理解他们所指称的知识分子，背后隐含的也是上述的问题。在悲观谈及知识分子的终结问题时，多数理论家站的是精英主义立场，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批判知识分子死了，传统知识分子死了，死于知识专业化、体制化和有机化的过程中。 由此看来，本文问题的源点就充满不确定性。虽然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本文也无意于拟出新知识分子的定义，但是从对知识分子概念简单的历时性梳理中，我们可以为理解新闻记者的身份定位确立一定的话语背景，毕竟只有先解决好“Who am I”的问题，才能使如何可能更为切实。
二、新闻记者的身份再定位
新闻记者是不是知识分子呢？吊诡之处在于“只有在对纯文化和入世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3]264有人借用朱光潜的话，说新闻记者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就表达了新闻生产者身份及职责的纠结所在。
首先，大众传媒是社会变迁的工具，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
芝加哥学派代表杜威把大众传媒看作社会变迁的工具。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功能的经典论述指出，大众传播承担着“社会遗产传承”的重要功能。施拉姆认为：“采用机械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所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参与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宏大的知识产业。”[8]在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之中，大众传媒不再仅仅提供信息服务，而是逐渐成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纪霖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问题的探讨之中，提出一个“知识人社会”的概念。“‘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传媒作为“知识人社会”的最大的公共网络，“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9]
其次，新闻记者既有知识生产的职业与道德规范，也具有知识精英的传统与现实实践。
不妨列举一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1.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2.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3.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4.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5.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6.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7.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8.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9.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10.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10]5这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语境中的职业要求，是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个人品质。这些与一般知识生产领域的要求相比本质上并无二致，而且因为新闻生产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反而是要求更高、责任更大。媒体面对权力与商业的侵蚀、渗透越深，媒体从业者的处境越艰难，对职业规范的坚守越可贵。
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实践中也从来不缺乏新闻记者对知识精英立场的坚守，“传统知识精英型”的记者代表有“黄远生、王韬、邵飘萍、储安平、李大同、王克勤以及《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一批从业者，他们追求‘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系中国传媒业传统士人的社会良知之所在”。[3]123姜红等对中国新闻人进行了更为细致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以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为个案，一一分析了他们对新闻记者职业身份的认知和各自的实践。“王韬尽管游学西方数十载并从事出版、印刷、翻译、办报等现代职业，但本质上还是个传统知识分子。黄远生从西方武库中拿来‘个人主义’和‘神圣职业’的武器，试图冲决传统之罗网，付出的代价却是‘无地自由’。邵飘萍自命终生记者，十载辛勤，在将新闻业推向‘职业’的轨道上功德无量，而他极端看重的记者‘品性’恰恰就是儒家传统的‘君子之德’。张季鸾一再自称‘职业报人’，但又有着比‘职业’更高的追求———‘文人论政’和‘训政’。”[11]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西方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寻出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如《论语·里仁》中孔子所言“士志于道”。姜红等正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新闻记者职业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论述了中国新闻记者内化的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具有“中西合璧”的观念背景。
回到公民新闻时代新闻记者的身份再定位问题，如果避免建立在是或不是的二元论理解与回答之上，本文认为将新闻记者定义在知识生产者的范畴，是更为合理稳妥的指称。
无论是基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从业原则和职业规范，还是中国“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抑或传统文化底色与西方职业理念的融合；无论是黄远生的《忏悔录》、张季鸾的“四不”主张，还是李大同的文人傲骨、胡舒立的“独立独家独到”、柴静的勤于业务总结等等，可以看出在复杂的新闻场域，新闻记者有知识生产者的专业认可标准，也有坚守知识精英立场的历史与实践例证。新闻记者作为大众传媒的生产主体，在这样的知识生产场域，如果不定位于知识生产者，那该是多么巨大而可怕的悖论。商业化、娱乐化等带来的问题，与新闻职业标准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对新闻工作者的信任危机加剧，但不能因为这些而否认这一职业本来的社会属性。
一个社会职业群体内部会自然形成一定的阶层划分，新闻记者也不例外，大体可以描述为金字塔式的结构。塔尖是阶层精英，是知识分子记者，是少数人，但却可以照亮新闻界，恰如普利策所言“船桥上的瞭望者”。塔底是一般的从业者，从事新闻工作更多是“为稻粱谋”，也许曾经有过职业理想，但在混日子、讨生活的现实中日渐放低了追寻的姿态。塔尖与塔底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相对混杂。吴飞把新闻从业者分为四类，即传统知识精英型、士商结合型、政治宣传家型和专业主义型。[3]123“传统知识精英型”和专业主义型属于塔尖，而其他两类可划归中间地带，他们均属于在知识体制化中或妥协，或突围，寻找安身立命的空间，以积极实现自我的职业追求。 公民新闻时代新闻记者身份再定位的意义，首先在于正视专业记者的主体能动性，不要被新技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媒介环境因素迷幻了双眼，忽视了新闻生产中“人”的作用。其次，重视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优势所在，挖掘其身份地位的不可替代性，扬长避短应对新环境新变化。
三、重建专业媒体的权威性
公民新闻的兴起，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化媒体的蓬勃发展，对传统媒体的震荡式冲击日益加深。专业化媒体危机四伏，各种“消亡”论不绝于耳，“全媒体战略”成了救命稻草，关于技术、渠道、终端的讨论热闹非凡。“‘全媒体战略’的精髓并不在于媒体发布渠道和采用终端的多样化，虽然渠道和终端是这场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媒体集团如何借助这些渠道和终端，使原有的资源优势能够更好地转化为竞争优势，为自己的用户提供他们最需要的内容产品。”[12]专业媒体应对危机的核心任务仍然是内容建设，内容建设的着力点是提高内容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在新媒体环境下，记者编辑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只是采集新闻，还要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关系和深刻意义，并使其转化为知识。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与管理的工作。”[13]内容建设的主体——专业记者，需要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以重建专业媒体的权威。
借用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的表述，专业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应该实现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齐格蒙·鲍曼的这两个隐喻，分别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和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职能的描述。这里借用为对专业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角色定位的描述，可以对应的是传统媒介环境到新媒介环境下的改变。“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3]259
在当下中国复杂的舆论场中，专业记者可以也必须扮演好“阐释者”角色，这是其身份再定位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具体而言，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中体现：
第一，在探求真相中发挥专业优势。公民新闻时代，专业记者受到的冲击最明显的莫过于：新闻报道时效性上的优势不再明显，尤其是一些突发性事件、灾难事件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随手拍”的公民记者很容易抢得首发权。当在报道“what”时没有优势，专业记者可以在挖掘“why”方面凸显专业性。专业记者必须重视从报道事实到核实信息、探求真相的转变。所以，作为知识生产者的重要品性之一——强烈的质疑精神，就是核实信息、推动探求真相的原动力。
“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10]16社交化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碎片式的证据与推论，不利于新闻的完整呈现。“网络新闻看重的是速度和煽情，而非对事实和准确的追求。”[14]专业运作是必须的，一要靠专业媒介组织及其信息渠道实现，二要专业记者运用更专业的知识、通过更专业的手段，以更内行的视角处理社会化媒体自发性的海量内容提供。优质的新闻才会最终占有市场，专业记者要在碎片化的信息之后勾连出逻辑线索，在纷繁的表象之下深入调查真相，以专业的信息生产能力打造优质新闻，从而创造出内容优势。这一点也许并不新鲜，但在实践中恰恰非常欠缺。在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中，做负责任的新闻生产者，以准确、可靠、深入等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立足，是专业记者作为“阐释者”基础层面的工作。
第二，在社会协调中采取建设者的立场。社会转型期利益诉求多样、矛盾容易激化，互联网上充斥的观点大于事实，信息真假难辨、情绪裹挟其中，极端化的表达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需要专业记者采取建设者的立场，才能担负起施拉姆所说大众传媒的“社会雷达”功能，真正成为“守望者”、“瞭望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为凤凰卫视十五周年出版新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记者不能兜里老是揣着一把小刀，瞅着个空子就扎别人一下。还是要善意。我们有时候会有批判性报道，比如说批评一些腐败现象，但我们的立场是好的，善意的，是代表华人向世界发声，而不是作为旁观者或者敌对者去嘲讽和辱骂。那样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人说“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对照当下中国互联网上的几种主流思潮：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等，不难发现专业媒体争夺传播主导权是新传播革命的主要命题。作为知识生产者，专业记者需要在重塑信任、重建价值认同权威的社会协调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把批判意识建立在积极、善意的态度基础之上；其次需要消除偏见、摈弃刻板成见，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推动社会实现“此一共同体传统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
第三，在公共领域具有建构对话的能力。学界普遍认为《纽约时报》是传统报业新媒体转型的成功案例之一，其角色定位从早期的“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变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对话”（ It’s all about the conversation.）。《纽约时报》口号的变化其实表明记者专业路径的另一种变迁，即在公共领域建构对话，或者说以知识生产者的介入意识，实现话语和行动的公共性。
“西奥多·怀特对那些在1960年追踪总统竞选的新闻界团体写道：记者和其他人的对话不只是闲言碎语，它是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过程。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同业会’（brotherhood），其‘影响和立场，超越了所有对于偏见的抵抗或者个人对于事实——他们所写的一切——的热爱。’”[15]64专业记者的“阐释者”角色意义要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实现对话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实现。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格拉瑟教授这样总结“公共新闻”的行动和目标：“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运行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1）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2）帮助解决社会问题；（3）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以及（4）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3]98普通的公民记者可以方便快捷地传播所见所闻，但在上述的行动和目标中所能发挥的能力有限，专业记者则可以大有作为。 在新媒体环境下，专业记者要秉持开放的心态，开发各种关系，达成有效合作，形成合理的沟通渠道，建构理性对话。新闻天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公共领域本质上又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社交化媒体中的意见发表与讨论、质疑与解释、赞成与反对，更加自由也更加混乱，专业记者应致力于发挥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支持有意义的公众讨论，关注对话的质量，通过开放的平台，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与反馈，在数字环境中重新寻找建立媒介公信力的来源。[16]
四、结 语
归根结底，针对新媒体和公民新闻对专业媒体的冲击，首先是如何看的问题，其次是怎么做的问题。国内有学者基于新闻专业主义对“自媒体力量”质疑，认为存在对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并从理论层面上对相关命题进行证伪，提出：“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是新闻业社会角色的重新调整，我们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动者。”[17]这其实亦在强调新闻专业生产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指出专业媒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舒德森说：“虽然我们拥有能让每个人都成为平等的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现代世界仍是难以描述的。”“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我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 [15]2-3塔奇曼说：“新闻讲的是社会生活的故事，所以它是一种社会资源。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又是一种权力资源，所以说，新闻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18]本文将专业记者定位于相对宽泛的知识生产者范畴，因为立于这个“观察世界窗口”之后的“瞭望者”群体过于复杂，“金字塔式”的阶层分化描述展示了群体内部不同价值取向造成的若干可能。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是整体要求，塔尖知识精英型的记者群体是行业的引领者，真正发扬知识分子品格的做法会发挥示范效应、起到净化作用，而塔底普通的职业者恪守基本原则就能避免“下沉的声望”。无论新闻是“知识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公民新闻时代的专业记者将在更复杂的“规训与抵抗”中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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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公民新闻；新闻生产；专业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47-006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公民的信息生产能力，冲击着专业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的各个环节。专业媒体面临的挑战除了“来自新媒体技术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媒体转型压力”，就是“社会化媒体以及公民新闻对专业媒体的传统地位与业务模式的冲击”。[1]“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是“社会化媒体影响下的新闻生产模式”，“专业媒体仍然需要坚持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对公民新闻价值的尊重基础上“对自己的专业角色与职责重新定义”。[2]近年来在“重新定义”专业媒体的探讨中，关于新技术因素对传媒业影响的讨论颇受重视，而对新闻生产的主体——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和角色认知缺乏新媒体背景下的再思考。“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面对媒介场域内的众声喧哗，专业记者如何发声？其核心竞争力又如何体现？
另一个问题显得有些尴尬：新闻记者是知识分子吗？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从一般常识、职业或知识分工等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新闻记者自然可以归为知识分子群体。但从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来看，新闻记者又很少明确被列入知识分子行列，或者语焉不详、避而不谈。同时，查阅相关资料可见，关于媒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相当热闹，而专业记者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话题却鲜有提及。新闻学教科书上对于新闻记者的表述无不立论于知识分子传统，传媒也是知识分子“立言”的重要空间，而实际公共领域内对新闻记者身份的讨论却总是有意无意回避，或许可以借用布尔迪厄所言，“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3]264，新闻记者是吊诡的知识分子。
将上述两个问题联结起来考虑，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新闻记者身份问题的讨论意义何在？有无历史渊源和现实实践？本文试图对新媒介环境中专业记者进行身份再定位的论证，以期唤起学界和业界对公民新闻时代专业记者主体能动性、可构建性的重视。
一、 从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看新闻记者的身份界定
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来自西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4]3知识分子概念的另一个源头来自法国，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仍然是指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左拉与他的《我控诉》成为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早期知识分子的概念与职业、专业联系不大，以创立“知识社会学”闻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安定的“自由漂浮者”，在智力上是“自治”的，在结构上是开放的和民主的，是具有乌托邦思想的自由职业者。曼海姆论证的出发点是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与之同时代的葛兰西着眼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划分：一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代代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本质上属于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另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指的“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有品位的人，他们持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有意识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支持和改造一种世界观，即有助于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5]257这种知识分子作为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
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4]8席尔斯的定义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更为宽泛。
法国哲学家朱立安·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5]12班达倡导的是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他的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批判了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背叛了价值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6]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受班达的影响，但更为极端，“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5]6按照萨义德的标准，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稀有物种”了。
在著名法学家波斯纳看来，“所谓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理解为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智识问题之人”，他的划分更加细致，说明也更加充分，并且列举出大量名单。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把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他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记者或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有些报刊人士……属于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则不是。”[7]
在以上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中，我们无奈地发现新闻记者在不同界定的圈子里跳进跳出，难有定论。问题纠结在到底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职业性、社会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或者回到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化之中，进一步推进到知识分子是否还存在的追问。无论是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还是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从概念的简单界定解读，如何理解他们所指称的知识分子，背后隐含的也是上述的问题。在悲观谈及知识分子的终结问题时，多数理论家站的是精英主义立场，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批判知识分子死了，传统知识分子死了，死于知识专业化、体制化和有机化的过程中。 由此看来，本文问题的源点就充满不确定性。虽然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本文也无意于拟出新知识分子的定义，但是从对知识分子概念简单的历时性梳理中，我们可以为理解新闻记者的身份定位确立一定的话语背景，毕竟只有先解决好“Who am I”的问题，才能使如何可能更为切实。
二、新闻记者的身份再定位
新闻记者是不是知识分子呢？吊诡之处在于“只有在对纯文化和入世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3]264有人借用朱光潜的话，说新闻记者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就表达了新闻生产者身份及职责的纠结所在。
首先，大众传媒是社会变迁的工具，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
芝加哥学派代表杜威把大众传媒看作社会变迁的工具。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功能的经典论述指出，大众传播承担着“社会遗产传承”的重要功能。施拉姆认为：“采用机械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所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参与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宏大的知识产业。”[8]在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之中，大众传媒不再仅仅提供信息服务，而是逐渐成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纪霖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问题的探讨之中，提出一个“知识人社会”的概念。“‘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传媒作为“知识人社会”的最大的公共网络，“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9]
其次，新闻记者既有知识生产的职业与道德规范，也具有知识精英的传统与现实实践。
不妨列举一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1.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2.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3.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4.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5.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6.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7.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8.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9.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10.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10]5这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语境中的职业要求，是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个人品质。这些与一般知识生产领域的要求相比本质上并无二致，而且因为新闻生产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反而是要求更高、责任更大。媒体面对权力与商业的侵蚀、渗透越深，媒体从业者的处境越艰难，对职业规范的坚守越可贵。
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实践中也从来不缺乏新闻记者对知识精英立场的坚守，“传统知识精英型”的记者代表有“黄远生、王韬、邵飘萍、储安平、李大同、王克勤以及《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一批从业者，他们追求‘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系中国传媒业传统士人的社会良知之所在”。[3]123姜红等对中国新闻人进行了更为细致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以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为个案，一一分析了他们对新闻记者职业身份的认知和各自的实践。“王韬尽管游学西方数十载并从事出版、印刷、翻译、办报等现代职业，但本质上还是个传统知识分子。黄远生从西方武库中拿来‘个人主义’和‘神圣职业’的武器，试图冲决传统之罗网，付出的代价却是‘无地自由’。邵飘萍自命终生记者，十载辛勤，在将新闻业推向‘职业’的轨道上功德无量，而他极端看重的记者‘品性’恰恰就是儒家传统的‘君子之德’。张季鸾一再自称‘职业报人’，但又有着比‘职业’更高的追求———‘文人论政’和‘训政’。”[11]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西方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寻出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如《论语·里仁》中孔子所言“士志于道”。姜红等正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新闻记者职业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论述了中国新闻记者内化的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具有“中西合璧”的观念背景。
回到公民新闻时代新闻记者的身份再定位问题，如果避免建立在是或不是的二元论理解与回答之上，本文认为将新闻记者定义在知识生产者的范畴，是更为合理稳妥的指称。
无论是基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从业原则和职业规范，还是中国“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抑或传统文化底色与西方职业理念的融合；无论是黄远生的《忏悔录》、张季鸾的“四不”主张，还是李大同的文人傲骨、胡舒立的“独立独家独到”、柴静的勤于业务总结等等，可以看出在复杂的新闻场域，新闻记者有知识生产者的专业认可标准，也有坚守知识精英立场的历史与实践例证。新闻记者作为大众传媒的生产主体，在这样的知识生产场域，如果不定位于知识生产者，那该是多么巨大而可怕的悖论。商业化、娱乐化等带来的问题，与新闻职业标准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对新闻工作者的信任危机加剧，但不能因为这些而否认这一职业本来的社会属性。
一个社会职业群体内部会自然形成一定的阶层划分，新闻记者也不例外，大体可以描述为金字塔式的结构。塔尖是阶层精英，是知识分子记者，是少数人，但却可以照亮新闻界，恰如普利策所言“船桥上的瞭望者”。塔底是一般的从业者，从事新闻工作更多是“为稻粱谋”，也许曾经有过职业理想，但在混日子、讨生活的现实中日渐放低了追寻的姿态。塔尖与塔底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相对混杂。吴飞把新闻从业者分为四类，即传统知识精英型、士商结合型、政治宣传家型和专业主义型。[3]123“传统知识精英型”和专业主义型属于塔尖，而其他两类可划归中间地带，他们均属于在知识体制化中或妥协，或突围，寻找安身立命的空间，以积极实现自我的职业追求。 公民新闻时代新闻记者身份再定位的意义，首先在于正视专业记者的主体能动性，不要被新技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媒介环境因素迷幻了双眼，忽视了新闻生产中“人”的作用。其次，重视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优势所在，挖掘其身份地位的不可替代性，扬长避短应对新环境新变化。
三、重建专业媒体的权威性
公民新闻的兴起，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化媒体的蓬勃发展，对传统媒体的震荡式冲击日益加深。专业化媒体危机四伏，各种“消亡”论不绝于耳，“全媒体战略”成了救命稻草，关于技术、渠道、终端的讨论热闹非凡。“‘全媒体战略’的精髓并不在于媒体发布渠道和采用终端的多样化，虽然渠道和终端是这场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媒体集团如何借助这些渠道和终端，使原有的资源优势能够更好地转化为竞争优势，为自己的用户提供他们最需要的内容产品。”[12]专业媒体应对危机的核心任务仍然是内容建设，内容建设的着力点是提高内容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在新媒体环境下，记者编辑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只是采集新闻，还要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关系和深刻意义，并使其转化为知识。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与管理的工作。”[13]内容建设的主体——专业记者，需要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以重建专业媒体的权威。
借用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的表述，专业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应该实现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齐格蒙·鲍曼的这两个隐喻，分别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和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职能的描述。这里借用为对专业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角色定位的描述，可以对应的是传统媒介环境到新媒介环境下的改变。“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3]259
在当下中国复杂的舆论场中，专业记者可以也必须扮演好“阐释者”角色，这是其身份再定位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具体而言，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中体现：
第一，在探求真相中发挥专业优势。公民新闻时代，专业记者受到的冲击最明显的莫过于：新闻报道时效性上的优势不再明显，尤其是一些突发性事件、灾难事件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随手拍”的公民记者很容易抢得首发权。当在报道“what”时没有优势，专业记者可以在挖掘“why”方面凸显专业性。专业记者必须重视从报道事实到核实信息、探求真相的转变。所以，作为知识生产者的重要品性之一——强烈的质疑精神，就是核实信息、推动探求真相的原动力。
“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10]16社交化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碎片式的证据与推论，不利于新闻的完整呈现。“网络新闻看重的是速度和煽情，而非对事实和准确的追求。”[14]专业运作是必须的，一要靠专业媒介组织及其信息渠道实现，二要专业记者运用更专业的知识、通过更专业的手段，以更内行的视角处理社会化媒体自发性的海量内容提供。优质的新闻才会最终占有市场，专业记者要在碎片化的信息之后勾连出逻辑线索，在纷繁的表象之下深入调查真相，以专业的信息生产能力打造优质新闻，从而创造出内容优势。这一点也许并不新鲜，但在实践中恰恰非常欠缺。在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中，做负责任的新闻生产者，以准确、可靠、深入等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立足，是专业记者作为“阐释者”基础层面的工作。
第二，在社会协调中采取建设者的立场。社会转型期利益诉求多样、矛盾容易激化，互联网上充斥的观点大于事实，信息真假难辨、情绪裹挟其中，极端化的表达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需要专业记者采取建设者的立场，才能担负起施拉姆所说大众传媒的“社会雷达”功能，真正成为“守望者”、“瞭望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为凤凰卫视十五周年出版新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记者不能兜里老是揣着一把小刀，瞅着个空子就扎别人一下。还是要善意。我们有时候会有批判性报道，比如说批评一些腐败现象，但我们的立场是好的，善意的，是代表华人向世界发声，而不是作为旁观者或者敌对者去嘲讽和辱骂。那样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人说“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对照当下中国互联网上的几种主流思潮：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等，不难发现专业媒体争夺传播主导权是新传播革命的主要命题。作为知识生产者，专业记者需要在重塑信任、重建价值认同权威的社会协调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把批判意识建立在积极、善意的态度基础之上；其次需要消除偏见、摈弃刻板成见，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推动社会实现“此一共同体传统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
第三，在公共领域具有建构对话的能力。学界普遍认为《纽约时报》是传统报业新媒体转型的成功案例之一，其角色定位从早期的“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变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对话”（ It’s all about the conversation.）。《纽约时报》口号的变化其实表明记者专业路径的另一种变迁，即在公共领域建构对话，或者说以知识生产者的介入意识，实现话语和行动的公共性。
“西奥多·怀特对那些在1960年追踪总统竞选的新闻界团体写道：记者和其他人的对话不只是闲言碎语，它是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过程。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同业会’（brotherhood），其‘影响和立场，超越了所有对于偏见的抵抗或者个人对于事实——他们所写的一切——的热爱。’”[15]64专业记者的“阐释者”角色意义要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实现对话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实现。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格拉瑟教授这样总结“公共新闻”的行动和目标：“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运行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1）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2）帮助解决社会问题；（3）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以及（4）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3]98普通的公民记者可以方便快捷地传播所见所闻，但在上述的行动和目标中所能发挥的能力有限，专业记者则可以大有作为。 在新媒体环境下，专业记者要秉持开放的心态，开发各种关系，达成有效合作，形成合理的沟通渠道，建构理性对话。新闻天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公共领域本质上又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社交化媒体中的意见发表与讨论、质疑与解释、赞成与反对，更加自由也更加混乱，专业记者应致力于发挥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支持有意义的公众讨论，关注对话的质量，通过开放的平台，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与反馈，在数字环境中重新寻找建立媒介公信力的来源。[16]
四、结 语
归根结底，针对新媒体和公民新闻对专业媒体的冲击，首先是如何看的问题，其次是怎么做的问题。国内有学者基于新闻专业主义对“自媒体力量”质疑，认为存在对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并从理论层面上对相关命题进行证伪，提出：“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是新闻业社会角色的重新调整，我们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动者。”[17]这其实亦在强调新闻专业生产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指出专业媒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舒德森说：“虽然我们拥有能让每个人都成为平等的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现代世界仍是难以描述的。”“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我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 [15]2-3塔奇曼说：“新闻讲的是社会生活的故事，所以它是一种社会资源。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又是一种权力资源，所以说，新闻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18]本文将专业记者定位于相对宽泛的知识生产者范畴，因为立于这个“观察世界窗口”之后的“瞭望者”群体过于复杂，“金字塔式”的阶层分化描述展示了群体内部不同价值取向造成的若干可能。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是整体要求，塔尖知识精英型的记者群体是行业的引领者，真正发扬知识分子品格的做法会发挥示范效应、起到净化作用，而塔底普通的职业者恪守基本原则就能避免“下沉的声望”。无论新闻是“知识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公民新闻时代的专业记者将在更复杂的“规训与抵抗”中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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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