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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贾斯提斯（Sean Justice）是我在纽约大学访问时候认识的。在纽约大学获得艺术硕士之后，他做商业摄影，也从事艺术创作，并同时在纽约大学、ICP国际摄影中心等几所大学里兼职教摄影。他曾参与纽约大学的交换项目，来中国工作教书。
每次看到肖恩，他总是略显疲惫，我以为他是被繁忙的工作压弯了腰。后来，他送给我一本他自己做的小书《中国笔记》，描述的是他在中国工作和旅行的感受。我被这本书里的文字吸引，照片和文字都和现实有一种疏离，似乎是在远观和质询。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探寻态度很吸引我。
多亏这个访谈，我这才了解到肖恩疲惫的缘由。在文章中，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怀疑论”，对于原本可能合理的种种看待生活的刻板印象，他并不轻易认同，这当然也包括传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
肖恩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艺术教育的博士学位，他认为文化背景与观看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个重要话题，希望以后能看到他对之的进一步探讨。
来中国之前，你的头脑里是否已经有了一幅关于中国的图景？
奇怪，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完全空白的。
事实上，关于亚洲，原本我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图景，因为我幼年在韩国生活过，一直以来我对亚洲的人、食物和风俗以及广义角度的亚洲空间都备感亲切。但我非常清楚，由于我个人背景的缘故，其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因此我对之始终持怀疑态度。我不希望自己跌落进旅游者误入的泥潭，目光短视，只能看到自己经验之内的场景。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北京的时候，我尝试把自己倒空。当然，我也知道这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我不想带着熟知的印象来进行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尝试把所有关于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进行归类，然后将其从我脑海里抹去。这样的结果是，除了脑海中一个美国孩子幼年时期（上个世纪60年代）在首尔的成长经历之外，我两眼一抹黑地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时候，你有思乡情绪么？那个时候，你最怀念的美国文化是什么？
唯一一次产生思乡情绪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快离开的时候。当时我在上海，那天是我的生日，我非常疲惫，忙碌而又精彩的一天，太多新鲜观念同时涌来，又将我扯入一片混沌——眩晕，焦虑，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混杂在一起，那也是我将回纽约的前一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被完全掏空了。
我一直独自旅行，靠自己以及好心的陌生人的帮助，我跟着各种线索、独自琢磨着前行，日复一日。我的热诚和天真共同引导我渡过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两周。但时间过得太快，世界过于喧嚣，没有给我任何空间来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去感受。所以就在我生日的那个晚上，当我就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外人。我想找到一些熟悉的感觉，于是跑到了上海原法租界的一个西餐厅，却一下子落入了一个镜像的世界。与其说它让我好过一些，倒不如说它让我觉得更为难过。很难解释——什么都不太对头，但却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好比那里的椅子看起来很舒服，但太软了。我想，他们很想做一间类似欧洲别墅一样的餐馆来做西方人的生意，却弄出很多奇怪的东西：桌子的高度，碟子的感觉以及刀和叉的分量都不对。菜单也是错的，比如甜点在开胃菜前面等等。吃的也有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感觉。而服务员们的服务就仿佛是在跳一支从来也没有跳过舞的人编的舞曲。就在那个瞬间，我发现自己和世界断了联系。两周前我还沉浸在中国的生活中，但最后一晚却掉进了错误的中国梦里，它不属于我。这种不同的感觉带来的震惊突然让我醒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错位。我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有些尴尬，我不应该去那间西餐厅，相反，我应该到街角的小店里去吃饺子。
一直有摄影源于西方，摄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容易探索的媒介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
影像生产过程中的文化语境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有所思考。我对之非常着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的想法主要来自阅读和对话，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在中国教摄影的经验。首先，我认为对于摄影的物理学原理（比如暗箱），东西方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间开始探讨的（约2500年以前）。随后的几个世纪，相关的知识经验被不同的文化用于不同的用途，最后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成为西方绘画的基础工具。而更靠后的关于摄影的化学原理在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被发明，这时它已经融合了很深的文化背景，这种藉由镜头产生的特殊效果已经完全被接受。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很想说说，不过，这不是这篇访谈的目的。所以我只想简单地指出，当西方人接受这种被镜头容纳进来的影像并将之视为“正常”的时候，中国文化并不接受这种曲解。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和绘画者则尝试保持他们在绘画实践中形成的复杂关系。总而言之，立场非常不同，也预示着我们的两种文化有着很多不同。但我不认同对两者进行任何好与坏的比较，我更愿意在其各自的价值和结构里，将之置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予以审视。
简而言之，镜头所鼓励的是一种将对象客观化的简化表达，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生活经历投射到一个平面的世界图景之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自知识经验，而知识经验则偏向特殊的文化表达。另一方面，对这种偏向镜头的表达的拒绝，则需要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经历。这两种偏向都完全有可能创造成功的文化作品。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存在着很多（非常多！），而不仅仅是两种所谓的成功故事。
对我来说，更感兴趣的肯定是看到这些文化作品产生交集，体验此时出现的情感波动。我自己的经历是，我在北京教商业摄影时，遇到最大的挑战是教学生如何把世界平面化装进镜头里，形成镜头之中的图景，这对成长在一种并非如此欣赏这种平面构成的文化中的人来说，并非易事。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很容易达成（比如相机的操作、光圈的设置），但那些关于构图和一些工作方式的基本问题则是棘手的，此时，我们仿佛来自两个星球。我也很多次听到有人提起，西方人看细节而中国人看整体。我不知道这些说法的正确程度，但关于一个人如何开始拍照，这种态度则在很深刻的层面上影响了操作。
你自己做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笔记》，能否说说这个项目？
在中国的一年历练了我的生活。我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摄影师（一个艺术家）的期待被解构又被重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准确形容，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个经历讲述出来，但必须又要让那个故事自己徐徐展开。我写了很多，写作和语言是我感知自己和给自己定位的重要方式。但我也是一个影像制造者，一个摄影师。大概因为这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之间所存在的张力，我对自己的表达渴望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不过，我却期待这种不确定，这种困惑，以及这种在一段热忱深入的生活急速经过之后的平衡感。我感到自己纠结在“经历”与“经历的再现”之中，但我对这种感觉非常适应。我认为这种感觉带有几分危险或者有潜在的危险。所以，做这本书是一种尝试，用这种方式理解我的渴望，用一种超越描述经验的方式来描述我的经历。它是一种超越再现的再现，或者说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种全然之不可能。
这本书展现的这种渴望，所表达的超验的感觉，是通过页面设计（照片和文字相结合，互不相干的杂乱印象），照片（多重印象和对之的擦拭删除）以及文字叙述（报道性质的语言混杂诗歌、哲思和日记）来实现的。但最终我认为这本书是个失败的作品——我们能否超越语法来讲出一个句子？大概不能。不过，我们是否能说出一句唤起人们渴望超越语法表达的句子？我想，这可能就是我正在努力实验的。
每次看到肖恩，他总是略显疲惫，我以为他是被繁忙的工作压弯了腰。后来，他送给我一本他自己做的小书《中国笔记》，描述的是他在中国工作和旅行的感受。我被这本书里的文字吸引，照片和文字都和现实有一种疏离，似乎是在远观和质询。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探寻态度很吸引我。
多亏这个访谈，我这才了解到肖恩疲惫的缘由。在文章中，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怀疑论”，对于原本可能合理的种种看待生活的刻板印象，他并不轻易认同，这当然也包括传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
肖恩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艺术教育的博士学位，他认为文化背景与观看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个重要话题，希望以后能看到他对之的进一步探讨。
来中国之前，你的头脑里是否已经有了一幅关于中国的图景？
奇怪，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完全空白的。
事实上，关于亚洲，原本我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图景，因为我幼年在韩国生活过，一直以来我对亚洲的人、食物和风俗以及广义角度的亚洲空间都备感亲切。但我非常清楚，由于我个人背景的缘故，其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因此我对之始终持怀疑态度。我不希望自己跌落进旅游者误入的泥潭，目光短视，只能看到自己经验之内的场景。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北京的时候，我尝试把自己倒空。当然，我也知道这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我不想带着熟知的印象来进行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尝试把所有关于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进行归类，然后将其从我脑海里抹去。这样的结果是，除了脑海中一个美国孩子幼年时期（上个世纪60年代）在首尔的成长经历之外，我两眼一抹黑地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时候，你有思乡情绪么？那个时候，你最怀念的美国文化是什么？
唯一一次产生思乡情绪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快离开的时候。当时我在上海，那天是我的生日，我非常疲惫，忙碌而又精彩的一天，太多新鲜观念同时涌来，又将我扯入一片混沌——眩晕，焦虑，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混杂在一起，那也是我将回纽约的前一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被完全掏空了。
我一直独自旅行，靠自己以及好心的陌生人的帮助，我跟着各种线索、独自琢磨着前行，日复一日。我的热诚和天真共同引导我渡过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两周。但时间过得太快，世界过于喧嚣，没有给我任何空间来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去感受。所以就在我生日的那个晚上，当我就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外人。我想找到一些熟悉的感觉，于是跑到了上海原法租界的一个西餐厅，却一下子落入了一个镜像的世界。与其说它让我好过一些，倒不如说它让我觉得更为难过。很难解释——什么都不太对头，但却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好比那里的椅子看起来很舒服，但太软了。我想，他们很想做一间类似欧洲别墅一样的餐馆来做西方人的生意，却弄出很多奇怪的东西：桌子的高度，碟子的感觉以及刀和叉的分量都不对。菜单也是错的，比如甜点在开胃菜前面等等。吃的也有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感觉。而服务员们的服务就仿佛是在跳一支从来也没有跳过舞的人编的舞曲。就在那个瞬间，我发现自己和世界断了联系。两周前我还沉浸在中国的生活中，但最后一晚却掉进了错误的中国梦里，它不属于我。这种不同的感觉带来的震惊突然让我醒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错位。我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有些尴尬，我不应该去那间西餐厅，相反，我应该到街角的小店里去吃饺子。
一直有摄影源于西方，摄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容易探索的媒介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
影像生产过程中的文化语境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有所思考。我对之非常着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的想法主要来自阅读和对话，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在中国教摄影的经验。首先，我认为对于摄影的物理学原理（比如暗箱），东西方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间开始探讨的（约2500年以前）。随后的几个世纪，相关的知识经验被不同的文化用于不同的用途，最后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成为西方绘画的基础工具。而更靠后的关于摄影的化学原理在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被发明，这时它已经融合了很深的文化背景，这种藉由镜头产生的特殊效果已经完全被接受。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很想说说，不过，这不是这篇访谈的目的。所以我只想简单地指出，当西方人接受这种被镜头容纳进来的影像并将之视为“正常”的时候，中国文化并不接受这种曲解。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和绘画者则尝试保持他们在绘画实践中形成的复杂关系。总而言之，立场非常不同，也预示着我们的两种文化有着很多不同。但我不认同对两者进行任何好与坏的比较，我更愿意在其各自的价值和结构里，将之置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予以审视。
简而言之，镜头所鼓励的是一种将对象客观化的简化表达，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生活经历投射到一个平面的世界图景之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自知识经验，而知识经验则偏向特殊的文化表达。另一方面，对这种偏向镜头的表达的拒绝，则需要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经历。这两种偏向都完全有可能创造成功的文化作品。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存在着很多（非常多！），而不仅仅是两种所谓的成功故事。
对我来说，更感兴趣的肯定是看到这些文化作品产生交集，体验此时出现的情感波动。我自己的经历是，我在北京教商业摄影时，遇到最大的挑战是教学生如何把世界平面化装进镜头里，形成镜头之中的图景，这对成长在一种并非如此欣赏这种平面构成的文化中的人来说，并非易事。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很容易达成（比如相机的操作、光圈的设置），但那些关于构图和一些工作方式的基本问题则是棘手的，此时，我们仿佛来自两个星球。我也很多次听到有人提起，西方人看细节而中国人看整体。我不知道这些说法的正确程度，但关于一个人如何开始拍照，这种态度则在很深刻的层面上影响了操作。
你自己做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笔记》，能否说说这个项目？
在中国的一年历练了我的生活。我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摄影师（一个艺术家）的期待被解构又被重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准确形容，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个经历讲述出来，但必须又要让那个故事自己徐徐展开。我写了很多，写作和语言是我感知自己和给自己定位的重要方式。但我也是一个影像制造者，一个摄影师。大概因为这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之间所存在的张力，我对自己的表达渴望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不过，我却期待这种不确定，这种困惑，以及这种在一段热忱深入的生活急速经过之后的平衡感。我感到自己纠结在“经历”与“经历的再现”之中，但我对这种感觉非常适应。我认为这种感觉带有几分危险或者有潜在的危险。所以，做这本书是一种尝试，用这种方式理解我的渴望，用一种超越描述经验的方式来描述我的经历。它是一种超越再现的再现，或者说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种全然之不可能。
这本书展现的这种渴望，所表达的超验的感觉，是通过页面设计（照片和文字相结合，互不相干的杂乱印象），照片（多重印象和对之的擦拭删除）以及文字叙述（报道性质的语言混杂诗歌、哲思和日记）来实现的。但最终我认为这本书是个失败的作品——我们能否超越语法来讲出一个句子？大概不能。不过，我们是否能说出一句唤起人们渴望超越语法表达的句子？我想，这可能就是我正在努力实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