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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4年未果的旧案，短短数日就上升到大国间经贸摩擦的层面。
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美国商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示，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等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按照限制措施，在规定的限制时期内，美国供应商在向中兴出口任何商品之前，都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按往例，这些申请都会被拒绝。
对于美国的限令，中兴已发表声明：1、作为深港两地上市的全球化公司，中兴通讯致力于遵循国际行业惯例及所在国法律法规。2、中兴通讯一直以来积极配合美国所有相关机构的调查，并将继续保持合作态度，同时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致力寻求尽快解决事件的方案。
中国外交部也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利用其国内法制裁中国企业。
中国商务部也表态：中兴公司一直在积极从事国际化经营，与数百家美国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为美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美方此举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中方将继续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3月16日，据外媒报道，美国商务部证实正在与中兴就制裁一事进行磋商。不过截至发稿，尚没有明确的磋商时间表和结果。
一本尘封4年的旧账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美国翻出的，是一本4年前的旧账。
2012年路透社曾报道，中兴与伊朗一家电信运营商“伊朗电信”签下价值百万美元的电信设备合同。随后，美国商务部称中兴涉嫌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后转卖给伊朗，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开始对其展开调查。
更早的背景是，从2003年起，美国就因为浓缩铀问题推动联合国对伊朗发起军事制裁，并逐步扩大到经济、技术等领域。到2012年，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美对伊的制裁范围又从金融扩大到贸易、能源、人员等领域。所以，中兴与伊朗电信的合同，自然也被美国政府视为“非法”。
之后，虽然中兴积极配合调查，但美国商务部一直没有公布结果，外界的关注也逐渐消匿。
然而时隔4年，美国商务部突然又把这个案子翻了出来，并且痛下限令，让涉事企业和外界有些莫名其妙。
根据美国商务部官网的公示，美国商务部手握的“证据”，是一份所谓“中兴计划向伊朗出口禁运产品的内部文件”。请注意，是“计划”，至于中兴是否真的实施了这一计划，并没有说明。
而美国商务部所宣称的“中兴对伊朗出售的电信设备来自一些美国知名科技公司”，包括微软、IBM、惠普、甲骨文、戴尔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厂商则纷纷表示，对此合同并不知情。
突然玩这一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一场展示强硬的政治秀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项限令看似“姗姗来迟”，实则用意颇深。
本次事件的时间点，是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预选阶段。以往每逢大选，中国相关问题就成了美国各路政客信手拈来的议题，期间频繁提及中美问题，能引起媒体和选民的关注。
翻看美国当前的执政党——民主党的资料就能发现，2008年，无论是希拉里、爱德华兹还是奥巴马，热门候选人当时都对中国展示了强硬态度，主张“对中国进口产品实行更严格标准”、“对中国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等等。
2012年美国商务部称中兴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开始对其展开调查。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情况有些不同。今年共和党参选人数超过16，而民主党在2015年末只剩下3位参选者。在一众候选人中，民众呼声较高、媒体关注较多的要数以下四位（排名不分先后）：
1、唐纳德·特朗普：张口闭口都是“中国”的共和党竞选人。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促出口、抢走美国制造业工人工作等。
2、马尔科·卢比奥：对中国内政意见最大的竞选人。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号召美国人“要确保21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不是中国的世纪”。
3、希拉里·克林顿：拥有最多中美关系经验的民主党竞选人。
4、伯尼·桑德斯：美国国会反华最积极的民主党竞选人。他早些年曾投票反对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待遇，还批评基辛格同中国建交和打开中美贸易大门的政策。
不难看出，这些热门竞选人的“最大公约数”，是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另外，民主党强调贸易和就业保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动美国社会危机感，执政的民主党一直存在“外国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等思想。
如今大选强势的共和党对中国态度强硬，这轮执政快要结束的民主党自然也要把脸板得更厉害，为自己扳回一分。于是乎，中兴旧案被翻出，就不足为奇。
一轮技术实力的博弈
除了这次制裁，美国以类似的理由打压中国企业并不少见。最著名的，是2011年的“337调查”。
当年，中兴、华为与美国第三大电信设备商Sprint签下大单，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斩断合作。之后，中兴、华为公司连续遭遇5起美国“337调查”（美国依据其《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款，针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行为实施的调查）。
接二连三的案例，几乎让美国政府出手打压中国企业成了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项“传统”。而“传统”的背后，则是中美两国新一轮技术实力的较量。
众所周知，美国凭借其先进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制造工艺，在高科技和制造领域长期处于领导地位。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国际话语权日渐增强。 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IT业某种程度上“去IOE化”，在网络设备、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不断降低对进口高科技产品的依赖，自身的技术水平也稳步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达到领跑水平。
以中兴所处的通信业为例，虽然美国目前在3G/4G领域具备产业优势，但在未来5G的发展道路上却很可能被逆袭。比如在不久前的2016MWC大会上，中兴提出的Pre5G获得了全球移动大奖“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以及CTO选择奖。其中的CTO选择奖是从6个移动专项获奖中再次选出的“奖中奖”，中兴作为唯一的中国企业获此殊荣。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让一贯敏感的美国开始紧张，毕竟技术实力强可能意味着制定并引领一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在此背景下，祭出“高科技管制”大旗，既是政治秀，又有助于守卫自己的高科技主导地位，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一步损人不利己的棋
对于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的行为，3月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做出回应，“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进行贸易限制，这不是一个处理经贸矛盾的正确做法，损人而且不利己。”
如何损人不利已？
从中兴的角度看，限制出口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中兴产品在美国的销售，还会限制中兴从美国供应商获得芯片和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进而影响中兴全球的制造和销售链条。
那么，限制中兴，美国企业就能受益吗？
表面上看似乎能，比如思科，思科是受“去IOE化”影响最大的美国科技企业。所以事发后思科股票应声上涨，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实际上，在当前全球化协作日益紧密的时代，唇齿相依，中兴被制裁，诸多美国供应商也跟着吃了不小的亏。
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近几天，美国芯片市场股价整体跌幅较大，与中兴相关的美国供应商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财务打击，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高通和英特尔。
如果说高通和英特尔即使丢掉中兴的订单，也能从其他终端厂商补上，那么一些更依赖中兴的元器件供应商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事件发生后，中兴的美国光器件供应商Oclaro股价遭遇两年最大下滑;另一家高速光模块公司Acacia由于持有的中兴订单占到自身销售的一半左右，未来IPO很可能受到影响……
一些代表美国科技公司的贸易团体已经指出，美国商务部的举措很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
上升到国家层面，即便美国制裁中兴“自有逻辑”，但从长远角度看，这也是一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臭棋。
资讯技术及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限制武器和武器相关技术出口是一回事，但通讯设备是一项通用技术，并非军事技术，即便不从美国进口，也会从其他地方进口，这会导致美国科技行业的竞争力下降。
对于美国而言，要想真正压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势头，最应该寄希望的是美国本土企业，通过符合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规则的手段，来获得领导地位，而不是走这一步注定“双输”的棋。
一个可能似曾相识的结果
事情最后如何收场？或许从美国对其他国家科技企业的类似举动，能管窥一二。
2012年5月25日，路透社报道称，瑞典网络设备商爱立信由于违反美国对古巴的出口禁令，子公司将遭到175万美元罚款。
路透社根据其获得的一份和解协议透露，爱立信巴拿马子公司私自将古巴的破损设备去除可识别标志并伪造文件后运到美国整修，修好后再经巴拿马运往了古巴。
对于中兴而言，制裁的确过于苛刻，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转机，中兴仍保有上诉的机会，同时也可以请美国供应商申请出口许可，并在磋商中与美国政府积极沟通，表现出“悔悟”之意。
而考虑美国供应商受到的伤害，本次事件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通过中美双方的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制裁力度，只禁止部分而不是全部美国产品的出口;再或者，采用对爱立信相同的手段，开出一定金额的罚单，了事。
不过，无论本次事件以何种结果收场，都必须看到，虽然中国整体技术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许多关键领域仍缺乏自主能力，这种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无疑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比如，虽然中国拥有运算速度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但其使用的却是英特尔芯片。而在去年，美国政府还来了一招“釜底抽薪”，英特尔芯片被禁售给中国的超级计算机项目。
中兴、华为等企业也面临着这样的威胁，虽然在通信设备领域已经部分领先，但某些底层元器件和芯片，仍旧依赖美国、日本等供应商。
因此，除了依靠国家经贸外交层面的支持和保护，加快发展自主核心技术，增加自身在对外贸易中的游戏筹码，应当成为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当务之急。
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美国商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示，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等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按照限制措施，在规定的限制时期内，美国供应商在向中兴出口任何商品之前，都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按往例，这些申请都会被拒绝。
对于美国的限令，中兴已发表声明：1、作为深港两地上市的全球化公司，中兴通讯致力于遵循国际行业惯例及所在国法律法规。2、中兴通讯一直以来积极配合美国所有相关机构的调查，并将继续保持合作态度，同时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致力寻求尽快解决事件的方案。
中国外交部也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利用其国内法制裁中国企业。
中国商务部也表态：中兴公司一直在积极从事国际化经营，与数百家美国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为美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美方此举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中方将继续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3月16日，据外媒报道，美国商务部证实正在与中兴就制裁一事进行磋商。不过截至发稿，尚没有明确的磋商时间表和结果。
一本尘封4年的旧账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美国翻出的，是一本4年前的旧账。
2012年路透社曾报道，中兴与伊朗一家电信运营商“伊朗电信”签下价值百万美元的电信设备合同。随后，美国商务部称中兴涉嫌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后转卖给伊朗，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开始对其展开调查。
更早的背景是，从2003年起，美国就因为浓缩铀问题推动联合国对伊朗发起军事制裁，并逐步扩大到经济、技术等领域。到2012年，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美对伊的制裁范围又从金融扩大到贸易、能源、人员等领域。所以，中兴与伊朗电信的合同，自然也被美国政府视为“非法”。
之后，虽然中兴积极配合调查，但美国商务部一直没有公布结果，外界的关注也逐渐消匿。
然而时隔4年，美国商务部突然又把这个案子翻了出来，并且痛下限令，让涉事企业和外界有些莫名其妙。
根据美国商务部官网的公示，美国商务部手握的“证据”，是一份所谓“中兴计划向伊朗出口禁运产品的内部文件”。请注意，是“计划”，至于中兴是否真的实施了这一计划，并没有说明。
而美国商务部所宣称的“中兴对伊朗出售的电信设备来自一些美国知名科技公司”，包括微软、IBM、惠普、甲骨文、戴尔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厂商则纷纷表示，对此合同并不知情。
突然玩这一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一场展示强硬的政治秀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项限令看似“姗姗来迟”，实则用意颇深。
本次事件的时间点，是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预选阶段。以往每逢大选，中国相关问题就成了美国各路政客信手拈来的议题，期间频繁提及中美问题，能引起媒体和选民的关注。
翻看美国当前的执政党——民主党的资料就能发现，2008年，无论是希拉里、爱德华兹还是奥巴马，热门候选人当时都对中国展示了强硬态度，主张“对中国进口产品实行更严格标准”、“对中国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等等。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情况有些不同。今年共和党参选人数超过16，而民主党在2015年末只剩下3位参选者。在一众候选人中，民众呼声较高、媒体关注较多的要数以下四位（排名不分先后）：
1、唐纳德·特朗普：张口闭口都是“中国”的共和党竞选人。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促出口、抢走美国制造业工人工作等。
2、马尔科·卢比奥：对中国内政意见最大的竞选人。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号召美国人“要确保21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不是中国的世纪”。
3、希拉里·克林顿：拥有最多中美关系经验的民主党竞选人。
4、伯尼·桑德斯：美国国会反华最积极的民主党竞选人。他早些年曾投票反对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待遇，还批评基辛格同中国建交和打开中美贸易大门的政策。
不难看出，这些热门竞选人的“最大公约数”，是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另外，民主党强调贸易和就业保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动美国社会危机感，执政的民主党一直存在“外国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等思想。
如今大选强势的共和党对中国态度强硬，这轮执政快要结束的民主党自然也要把脸板得更厉害，为自己扳回一分。于是乎，中兴旧案被翻出，就不足为奇。
一轮技术实力的博弈
除了这次制裁，美国以类似的理由打压中国企业并不少见。最著名的，是2011年的“337调查”。
当年，中兴、华为与美国第三大电信设备商Sprint签下大单，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斩断合作。之后，中兴、华为公司连续遭遇5起美国“337调查”（美国依据其《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款，针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行为实施的调查）。
接二连三的案例，几乎让美国政府出手打压中国企业成了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项“传统”。而“传统”的背后，则是中美两国新一轮技术实力的较量。
众所周知，美国凭借其先进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制造工艺，在高科技和制造领域长期处于领导地位。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国际话语权日渐增强。 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IT业某种程度上“去IOE化”，在网络设备、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不断降低对进口高科技产品的依赖，自身的技术水平也稳步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达到领跑水平。
以中兴所处的通信业为例，虽然美国目前在3G/4G领域具备产业优势，但在未来5G的发展道路上却很可能被逆袭。比如在不久前的2016MWC大会上，中兴提出的Pre5G获得了全球移动大奖“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以及CTO选择奖。其中的CTO选择奖是从6个移动专项获奖中再次选出的“奖中奖”，中兴作为唯一的中国企业获此殊荣。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让一贯敏感的美国开始紧张，毕竟技术实力强可能意味着制定并引领一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在此背景下，祭出“高科技管制”大旗，既是政治秀，又有助于守卫自己的高科技主导地位，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一步损人不利己的棋
对于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的行为，3月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做出回应，“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进行贸易限制，这不是一个处理经贸矛盾的正确做法，损人而且不利己。”
如何损人不利已？
从中兴的角度看，限制出口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中兴产品在美国的销售，还会限制中兴从美国供应商获得芯片和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进而影响中兴全球的制造和销售链条。
那么，限制中兴，美国企业就能受益吗？
表面上看似乎能，比如思科，思科是受“去IOE化”影响最大的美国科技企业。所以事发后思科股票应声上涨，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实际上，在当前全球化协作日益紧密的时代，唇齿相依，中兴被制裁，诸多美国供应商也跟着吃了不小的亏。
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近几天，美国芯片市场股价整体跌幅较大，与中兴相关的美国供应商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财务打击，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高通和英特尔。
如果说高通和英特尔即使丢掉中兴的订单，也能从其他终端厂商补上，那么一些更依赖中兴的元器件供应商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事件发生后，中兴的美国光器件供应商Oclaro股价遭遇两年最大下滑;另一家高速光模块公司Acacia由于持有的中兴订单占到自身销售的一半左右，未来IPO很可能受到影响……
一些代表美国科技公司的贸易团体已经指出，美国商务部的举措很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
上升到国家层面，即便美国制裁中兴“自有逻辑”，但从长远角度看，这也是一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臭棋。
资讯技术及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限制武器和武器相关技术出口是一回事，但通讯设备是一项通用技术，并非军事技术，即便不从美国进口，也会从其他地方进口，这会导致美国科技行业的竞争力下降。
对于美国而言，要想真正压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势头，最应该寄希望的是美国本土企业，通过符合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规则的手段，来获得领导地位，而不是走这一步注定“双输”的棋。
一个可能似曾相识的结果
事情最后如何收场？或许从美国对其他国家科技企业的类似举动，能管窥一二。
2012年5月25日，路透社报道称，瑞典网络设备商爱立信由于违反美国对古巴的出口禁令，子公司将遭到175万美元罚款。
路透社根据其获得的一份和解协议透露，爱立信巴拿马子公司私自将古巴的破损设备去除可识别标志并伪造文件后运到美国整修，修好后再经巴拿马运往了古巴。
对于中兴而言，制裁的确过于苛刻，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转机，中兴仍保有上诉的机会，同时也可以请美国供应商申请出口许可，并在磋商中与美国政府积极沟通，表现出“悔悟”之意。
而考虑美国供应商受到的伤害，本次事件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通过中美双方的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制裁力度，只禁止部分而不是全部美国产品的出口;再或者，采用对爱立信相同的手段，开出一定金额的罚单，了事。
不过，无论本次事件以何种结果收场，都必须看到，虽然中国整体技术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许多关键领域仍缺乏自主能力，这种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无疑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比如，虽然中国拥有运算速度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但其使用的却是英特尔芯片。而在去年，美国政府还来了一招“釜底抽薪”，英特尔芯片被禁售给中国的超级计算机项目。
中兴、华为等企业也面临着这样的威胁，虽然在通信设备领域已经部分领先，但某些底层元器件和芯片，仍旧依赖美国、日本等供应商。
因此，除了依靠国家经贸外交层面的支持和保护，加快发展自主核心技术，增加自身在对外贸易中的游戏筹码，应当成为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