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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旅游逐渐成为民族地区加快其社会经济发展引擎的时代背景下，旅游日渐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重要因子。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郎木寺镇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了旅游开发对郎木寺镇社区的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及社会文化的影响。最后文章从供需理论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了基于旅游开发影响下郎木寺镇社区供给与需求属性的变化（从“维持式”向“参照式”转变）对其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作用过程与机制，以期为构建“和谐藏族社区”提供借鉴。
【关键词】藏族社区；文化变迁；郎木寺镇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乡村社区一直备受社会学、地理学和乡村人类学等学科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从社区概念内涵、社区变迁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乡村城市化理论、城乡连续体、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模型等理论体系[1-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社区的变迁开始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近年来，西部民族旅游发展迅速，旅游日渐成为社区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基于旅游涉入视角对民族地区社区发展变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保继刚从旅游小企业角度[4]、刘炳献从权力视角[5]、王帆运用人类学涵化理论[6]、饶勇从博弈论视角[7]、苏醒结合女性历史记忆[8]、冷瑾[9]通过语言变迁等分别对社区变迁现象和过程进行了多维度研究，这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碌曲县郎木寺镇为例，首先借助问卷调查，分析旅游开发带来的社区文化变迁现象，然后从经济学供需理论角度出发研究变迁机制，以期为构建“和谐藏族社区”提供借鉴。
1、研究区概况
郎木寺镇（34°05′N，102°38′E）位于甘南州碌曲县南部，交通区位优越，有213国道和313省道过境，是大九寨旅游热线上的重要节点城镇和甘川交接区的重要门户城镇，境内藏传佛教文化氛围浓郁，在整个藏区乃至世界佛教界影响深远。2005年郎木寺镇被评为“中国魅力名镇20强”，并享有“东方瑞士”、“江南香巴拉”等美誉，2010年郎木寺镇实现旅游接待人数6.78万人次、旅游收入2862.51万元，分别占当年碌曲县总量的46.76%和40.3%。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在推动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藏族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聚落社区的变迁。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本着“样本选择应具有代表性且尽可能多样化”的原则，分别选取在社区内从事农牧劳作的个人、从事打零工的家庭负责人、经商的店铺老板、掌握丰富乡土知识的老人、寺院里的僧人以及当地的政府领导，每户确保有1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经济发展影响来设问，共6个问题。包括就业机会、经济收入、产业结构、物价水平、生活消费、土地价格；第二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社区生活影响来设问，共5个问题。包括原有生活秩序受干扰的程度、对传统建筑及景观特色的态度、对传统藏族服装的态度、对外地游客的态度、现在的邻里关系状况等；第三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来设问，共4个问题。包括宗教观念、婚姻观念、教育观念、生态观念等。问卷要求受调查居民按1-5等级方法表明对问题的感知，统计时将“完全同意”和“同意”归入“肯定”类，将“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归入否定类，1-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最后算出每一问题的加总平均值，3分以下为否定，3分以上为肯定，这样可以相对直观地看出基于居民视角下社区传统文化的变迁情况。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其中统计分析数据以问卷调查为主。调查地点为受旅游开发影响最深的郎木寺镇区所在地——郎木村，调研时间为2010年7-8月，先后对郎木村的84户家庭84人进行了调查，受语言交流限制，调查样本数相对较少，发出调研问卷总计100份，收回问卷93份，最终用于有效统计问卷84份（占回收问卷的90％）。经统计这次调查涉及的84户占郎木村总户数的36.4%，84人占郎木村总人口1302人的6.45%，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调查对象性别比例相当，可保障调查结果的相对可靠。
3、郎木村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
3.1 经济发展方面
郎木寺旅游开发对其社区经济影响较大，调查结果表明（见表1），对社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效应的主要有：①对“旅游促进社区就业”持赞同的居民达61.9%，访谈结果显示在新增社区居民职业类型中以餐饮业、住宿业、娱乐业、交通物流业最多；②超过一半的受访居民认为旅游增加了社区收入，近1/4的居民持反对态度。在旅游开发前，社区居民主要依靠出卖牲畜和畜产品，收入渠道较为单一，目前由于较大范围及力度的旅游活动迫使传统农牧业开始偏向服务以旅游商品、特色餐饮、民族服饰及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农牧产业附加值不断增加，此外，打工、经商、政府补贴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也逐渐成为社区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③随着旅游的深入开发，传统以粗放型农牧经济为主的产业格局正逐渐向具有高产业收益和附加价值的第三产业主导的局面转变，农牧业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辅助产业，因此多数社区居民赞同“旅游优化产业结构”这一观点。但旅游开发对社区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旅游活动提高了社区的物价水平，改变社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并促成低价上涨，从均值上看，其中以物价上涨最为明显。
3.2 社区生活方面
旅游开发对社区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生活环境和社区关系两个方面（见表2）。
就生活环境而言，66.67%的居民认为原有相对稳定的社区生活秩序受到旅游干扰程度较大，尤其是传统藏式建筑及景观与服饰在旅游深入开发中面临特色逐渐缺失、受重视程度减弱等问题。根据访谈结果，旅游要素的介入，郎木寺镇社区的建筑风貌和格局已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塌板房逐渐被砖瓦房所替代，对传统景观毁灭性的改造导致了街区建筑风格不一且布局混乱，电线、铁塔和垃圾充斥整个社区，独特的藏乡景观正在逐渐丧失。同时随着小城镇商业发展及外来人口增多，郎木寺镇社區居住形式将会更加复杂，社区功能则同样会发生转变，经营性的居住形式将成为以后社区居住发展的方向。传统藏族服装是宗教的精神性或感情性的集中象征[11]，服饰结构形态、色彩、图案及配饰方面均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旅游发展对郎木寺镇社区居民着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职业构成和人口成分的变化间接作用的，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交通物流以及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的相继出现带来了就业结构的显著变化，使得藏服开始追求轻便、大方、整洁，以提高经济或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藏区藏服的宗教及文化象征。 社区的关系首先體现在社区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关系上，郎木寺城镇规模较小，社会服务功能不完善，因此外来游客与社区居民存在设施、资源、空间等方面的竞争关系，近42%的居民认为大量外来游客的涌入已经超过了社区的环境心理容量，应对游客数量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减缓主客双方的矛盾；其次，社区关系还体现在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关系上，50%的居民认为现在的邻里关系比以前略显疏远，影响社区内部关系的核心因子是职业类型的多样化。根据访谈内容整理，传统类型相对单一、范围相对狭小、人员相对固定、与外界沟通相对较少的工作性质使得工作仅为传统生活的延伸。职业类型的多样化导致生活环境微环境的变化，原有社区关系逐渐被分割，原有宗族血缘关系在职业关系的冲击下受到显著影响。
3.3 社会文化方面
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基础所在，对藏民日常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旅游开发促成了郎木寺镇社会经济格局的开放，居民思想观念在与外来游客的大量接触对比中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婚姻、教育和生态等方面（见表3）。
宗教观念。调查问卷表明，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对于“旅游淡化了传统宗教观念”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近1/3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没有影响其传统的宗教观念。根据对郎木寺镇社区居民去寺院的频率和家庭做法事的访谈结果，每天坚持去寺院的人以中老年人为主，总人数已相对减少；做法事虽仍然是传统习俗的要求，但是在家人生病和灾害事件等方面，居民更多的是选择去医院和理性应对，这说明宗教传统对社区居民的要求相对于旅游开发之前已相对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宗教传统的继承。
婚姻观念。对“旅游开化了传统婚姻观念”，持肯定、中立与否定态度的居民大致均占受访居民总数的1/3，均值小于3，这表明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开发对婚姻观念并未造成较大影响，但仍有必要对探究持赞同态度的居民的看法。针对此部分居民，笔者专门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显示，自由恋爱和父母包办是传统藏区最主要的两种婚姻选择方式，就郎木村而言，这种父母起相当作用的婚姻主要发生在藏汉、藏回通婚的家庭中，旅游的开发促进了社区的社会开放程度和传统职业结构的变化，父母包办婚姻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教育观念。绝大多数居民认同“旅游强化了社区文化教育观念”。据此笔者以郎木寺镇中心小学为重点调研对象，走访了30户牧民家庭并进行访谈。从对子女上学的期望来看，90%的家长期望子女能上大学，希望教育可以改变生活；在子女受教育的地域选择上，80%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到教育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城、合作以及兰州去学习。教育观念的转变既得益于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也与旅游开阔了社区居民的视野有很大关联。
生态观念。调查显示有25%的居民认为“旅游改变了社区生态保护观念”，近50%的居民表示中立。传统藏族生态伦理为崇尚自然、尊重生命、万物一体的价值观念[12]，目前旅游开发已导致社区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白龙江河道淤积、固体废弃物污染、景观植被破坏等，商业活动的驱使、治理成本和省际交界而产生的行政管理困难等因素，社区居民一般对生态环境保护多趋于被动态度。
4、郎木村社区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
4.1 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动力
旅游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是主客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1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导致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郎木寺镇社区传统文化变迁也正基于外来文化的直接干预（传播）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磨合（调适）的变相干涉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分析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社区文化的变迁，而对于文化如何作用于社区原有经济系统，并通过影响供需双方引起社区变迁的机制研究较少。郎木寺镇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属于文化变迁下行为选择的结果，供需关系就是在市场导向下社区经济主体自由行为选择的重要参考。目前供需关系理论常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供需双方在量上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经济现象，但对供需双方“质”的关注较少。在郎木寺镇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随着旅游要素的不断介入，原有对等平衡的供求关系链不断发生改变，供需双方越来越受到旅游要素这一中介的影响，最终发展到供需双方以旅游要素为参照，实现供需组合与统一，而两者之间原有的直接关联程度逐渐降低。本质上，这种变迁与社区的供需属性有直接关联，何种供需性质支撑何种社区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因此属性的变异正是导致传统社区发生变迁的重要动力。
4.2 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研究
相对封闭状态下的供需平衡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郎木寺镇的社会知名度总体较低，不为大众所知，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系统相对封闭，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供给基本处于对等状态，一般以简单的生活性物质资料和生产性的农牧器具需求与供给为主，这种仅在规模上能够适度扩张，且无较大利益空间存在的供需本质上属于“维持式”供需，即无法形成较强的生产拉力促使社区变迁，因此社区传统文化形态保持相对完整，在此生产及生活状态下，宗教、种族观念及血缘关系是维持传统社区发展的根本纽带。
旅游介入状态下的供需变化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1994年碌曲县旅游事业管理局成立，郎木寺旅游开发逐渐受到重视。2000年以来，郎木寺镇入境旅游发展迅速，国内旅游也随之壮大，原有“维持式”供需逐渐演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参照式”供需，此时生产者考虑到消费对象不再仅局限于本地社区居民，更有大批外来游客，因此产品的类别、生产数量、供给方式乃至价格均开始参考外来游客的实际需求。消费方面，大量的外来游客及从业人员的流入，使得原有社区居民的需求主体地位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需求类型、需求数量以及消费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传统社区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此阶段，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供应方的权利成为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孤立的重要因素，因此生产进一步参照外来需求，外来需求进一步刺激生产，在这种“参照—刺激”的互动中，本地社区居民逐渐受其影响，原先的社区关系开始淡化，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开始从事旅游开发活动，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分成，社区联系纽带的商业性逐渐增强。 产业主导变化下的社区变迁阶段：时间为2006年至今，郎木寺镇积极推进“旅游兴镇、旅游名镇”的发展战略，旅游影响的程度与广度已扩大至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即表现为农牧业的地位和产值逐渐降低，以旅游及其相关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社区新的经济支撑，这预示着传统农牧型社区居民心理特征正逐渐模糊退化，而与第三产业相匹配的注重效益与服务的经营心理则在不断被强化；其次社区空间结构变化，沿街商业空间逐渐兴起，社区空间不断因镇区规模的扩大而被置换成设施用地、商业用地、道路用地等，社区面临分割和蜕变的困境；最后，制度构成变化，即政府为加强社区规划管理，实现旅游业与社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开始优化调節原先的管理措施及规章制度，郎木寺镇区制度的重新确立为其社区变迁提供了政策准许，规范了变迁方向与力度。这一阶段的变迁具有反馈效应，将会再次作用于供给与需求，进而引发下一轮的变迁（见图1）。
5、结语
随着郎木寺旅游不断深入的发展，郎木寺镇社区在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出现了相应的变迁，其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是在旅游要素的牵引与中介连接作用下，在供给与需求从“维持式”到“参照式”的属性变化过程中逐渐发生变迁。变迁对于旅游目的地既有利也有弊，“利”为旅游开发可促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弊”为外来强势文化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冲击。通过本文的研究，今后郎木寺镇旅游开发应注意：①传统以市场为导向的按照游客需求开发的旅游发展模式应谨慎对待，需求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供给的性质，进而间接影响社区文化变迁的性质和方向；②要重视社区利益，不能一味强调社区全面参与旅游的开发模式，要在适度保持传统社区的宗教文化氛围，要适当引导社区参与，并培育社区居民的民族自豪感；③政府部门要强化其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科学的政策、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民族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以构建“和谐藏族社区”，并促进民族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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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XMZ028）
作者简介：
李巍（1978—），男，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与旅游景观设计。
【关键词】藏族社区；文化变迁；郎木寺镇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乡村社区一直备受社会学、地理学和乡村人类学等学科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从社区概念内涵、社区变迁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乡村城市化理论、城乡连续体、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模型等理论体系[1-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社区的变迁开始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近年来，西部民族旅游发展迅速，旅游日渐成为社区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基于旅游涉入视角对民族地区社区发展变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保继刚从旅游小企业角度[4]、刘炳献从权力视角[5]、王帆运用人类学涵化理论[6]、饶勇从博弈论视角[7]、苏醒结合女性历史记忆[8]、冷瑾[9]通过语言变迁等分别对社区变迁现象和过程进行了多维度研究，这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碌曲县郎木寺镇为例，首先借助问卷调查，分析旅游开发带来的社区文化变迁现象，然后从经济学供需理论角度出发研究变迁机制，以期为构建“和谐藏族社区”提供借鉴。
1、研究区概况
郎木寺镇（34°05′N，102°38′E）位于甘南州碌曲县南部，交通区位优越，有213国道和313省道过境，是大九寨旅游热线上的重要节点城镇和甘川交接区的重要门户城镇，境内藏传佛教文化氛围浓郁，在整个藏区乃至世界佛教界影响深远。2005年郎木寺镇被评为“中国魅力名镇20强”，并享有“东方瑞士”、“江南香巴拉”等美誉，2010年郎木寺镇实现旅游接待人数6.78万人次、旅游收入2862.51万元，分别占当年碌曲县总量的46.76%和40.3%。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在推动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藏族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聚落社区的变迁。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本着“样本选择应具有代表性且尽可能多样化”的原则，分别选取在社区内从事农牧劳作的个人、从事打零工的家庭负责人、经商的店铺老板、掌握丰富乡土知识的老人、寺院里的僧人以及当地的政府领导，每户确保有1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经济发展影响来设问，共6个问题。包括就业机会、经济收入、产业结构、物价水平、生活消费、土地价格；第二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社区生活影响来设问，共5个问题。包括原有生活秩序受干扰的程度、对传统建筑及景观特色的态度、对传统藏族服装的态度、对外地游客的态度、现在的邻里关系状况等；第三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来设问，共4个问题。包括宗教观念、婚姻观念、教育观念、生态观念等。问卷要求受调查居民按1-5等级方法表明对问题的感知，统计时将“完全同意”和“同意”归入“肯定”类，将“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归入否定类，1-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最后算出每一问题的加总平均值，3分以下为否定，3分以上为肯定，这样可以相对直观地看出基于居民视角下社区传统文化的变迁情况。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其中统计分析数据以问卷调查为主。调查地点为受旅游开发影响最深的郎木寺镇区所在地——郎木村，调研时间为2010年7-8月，先后对郎木村的84户家庭84人进行了调查，受语言交流限制，调查样本数相对较少，发出调研问卷总计100份，收回问卷93份，最终用于有效统计问卷84份（占回收问卷的90％）。经统计这次调查涉及的84户占郎木村总户数的36.4%，84人占郎木村总人口1302人的6.45%，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调查对象性别比例相当，可保障调查结果的相对可靠。
3、郎木村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
3.1 经济发展方面
郎木寺旅游开发对其社区经济影响较大，调查结果表明（见表1），对社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效应的主要有：①对“旅游促进社区就业”持赞同的居民达61.9%，访谈结果显示在新增社区居民职业类型中以餐饮业、住宿业、娱乐业、交通物流业最多；②超过一半的受访居民认为旅游增加了社区收入，近1/4的居民持反对态度。在旅游开发前，社区居民主要依靠出卖牲畜和畜产品，收入渠道较为单一，目前由于较大范围及力度的旅游活动迫使传统农牧业开始偏向服务以旅游商品、特色餐饮、民族服饰及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农牧产业附加值不断增加，此外，打工、经商、政府补贴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也逐渐成为社区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③随着旅游的深入开发，传统以粗放型农牧经济为主的产业格局正逐渐向具有高产业收益和附加价值的第三产业主导的局面转变，农牧业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辅助产业，因此多数社区居民赞同“旅游优化产业结构”这一观点。但旅游开发对社区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旅游活动提高了社区的物价水平，改变社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并促成低价上涨，从均值上看，其中以物价上涨最为明显。
3.2 社区生活方面
旅游开发对社区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生活环境和社区关系两个方面（见表2）。
就生活环境而言，66.67%的居民认为原有相对稳定的社区生活秩序受到旅游干扰程度较大，尤其是传统藏式建筑及景观与服饰在旅游深入开发中面临特色逐渐缺失、受重视程度减弱等问题。根据访谈结果，旅游要素的介入，郎木寺镇社区的建筑风貌和格局已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塌板房逐渐被砖瓦房所替代，对传统景观毁灭性的改造导致了街区建筑风格不一且布局混乱，电线、铁塔和垃圾充斥整个社区，独特的藏乡景观正在逐渐丧失。同时随着小城镇商业发展及外来人口增多，郎木寺镇社區居住形式将会更加复杂，社区功能则同样会发生转变，经营性的居住形式将成为以后社区居住发展的方向。传统藏族服装是宗教的精神性或感情性的集中象征[11]，服饰结构形态、色彩、图案及配饰方面均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旅游发展对郎木寺镇社区居民着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职业构成和人口成分的变化间接作用的，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交通物流以及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的相继出现带来了就业结构的显著变化，使得藏服开始追求轻便、大方、整洁，以提高经济或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藏区藏服的宗教及文化象征。 社区的关系首先體现在社区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关系上，郎木寺城镇规模较小，社会服务功能不完善，因此外来游客与社区居民存在设施、资源、空间等方面的竞争关系，近42%的居民认为大量外来游客的涌入已经超过了社区的环境心理容量，应对游客数量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减缓主客双方的矛盾；其次，社区关系还体现在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关系上，50%的居民认为现在的邻里关系比以前略显疏远，影响社区内部关系的核心因子是职业类型的多样化。根据访谈内容整理，传统类型相对单一、范围相对狭小、人员相对固定、与外界沟通相对较少的工作性质使得工作仅为传统生活的延伸。职业类型的多样化导致生活环境微环境的变化，原有社区关系逐渐被分割，原有宗族血缘关系在职业关系的冲击下受到显著影响。
3.3 社会文化方面
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基础所在，对藏民日常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旅游开发促成了郎木寺镇社会经济格局的开放，居民思想观念在与外来游客的大量接触对比中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婚姻、教育和生态等方面（见表3）。
宗教观念。调查问卷表明，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对于“旅游淡化了传统宗教观念”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近1/3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没有影响其传统的宗教观念。根据对郎木寺镇社区居民去寺院的频率和家庭做法事的访谈结果，每天坚持去寺院的人以中老年人为主，总人数已相对减少；做法事虽仍然是传统习俗的要求，但是在家人生病和灾害事件等方面，居民更多的是选择去医院和理性应对，这说明宗教传统对社区居民的要求相对于旅游开发之前已相对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宗教传统的继承。
婚姻观念。对“旅游开化了传统婚姻观念”，持肯定、中立与否定态度的居民大致均占受访居民总数的1/3，均值小于3，这表明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开发对婚姻观念并未造成较大影响，但仍有必要对探究持赞同态度的居民的看法。针对此部分居民，笔者专门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显示，自由恋爱和父母包办是传统藏区最主要的两种婚姻选择方式，就郎木村而言，这种父母起相当作用的婚姻主要发生在藏汉、藏回通婚的家庭中，旅游的开发促进了社区的社会开放程度和传统职业结构的变化，父母包办婚姻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教育观念。绝大多数居民认同“旅游强化了社区文化教育观念”。据此笔者以郎木寺镇中心小学为重点调研对象，走访了30户牧民家庭并进行访谈。从对子女上学的期望来看，90%的家长期望子女能上大学，希望教育可以改变生活；在子女受教育的地域选择上，80%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到教育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城、合作以及兰州去学习。教育观念的转变既得益于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也与旅游开阔了社区居民的视野有很大关联。
生态观念。调查显示有25%的居民认为“旅游改变了社区生态保护观念”，近50%的居民表示中立。传统藏族生态伦理为崇尚自然、尊重生命、万物一体的价值观念[12]，目前旅游开发已导致社区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白龙江河道淤积、固体废弃物污染、景观植被破坏等，商业活动的驱使、治理成本和省际交界而产生的行政管理困难等因素，社区居民一般对生态环境保护多趋于被动态度。
4、郎木村社区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
4.1 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动力
旅游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是主客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1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导致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郎木寺镇社区传统文化变迁也正基于外来文化的直接干预（传播）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磨合（调适）的变相干涉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分析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社区文化的变迁，而对于文化如何作用于社区原有经济系统，并通过影响供需双方引起社区变迁的机制研究较少。郎木寺镇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属于文化变迁下行为选择的结果，供需关系就是在市场导向下社区经济主体自由行为选择的重要参考。目前供需关系理论常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供需双方在量上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经济现象，但对供需双方“质”的关注较少。在郎木寺镇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随着旅游要素的不断介入，原有对等平衡的供求关系链不断发生改变，供需双方越来越受到旅游要素这一中介的影响，最终发展到供需双方以旅游要素为参照，实现供需组合与统一，而两者之间原有的直接关联程度逐渐降低。本质上，这种变迁与社区的供需属性有直接关联，何种供需性质支撑何种社区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因此属性的变异正是导致传统社区发生变迁的重要动力。
4.2 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研究
相对封闭状态下的供需平衡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郎木寺镇的社会知名度总体较低，不为大众所知，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系统相对封闭，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供给基本处于对等状态，一般以简单的生活性物质资料和生产性的农牧器具需求与供给为主，这种仅在规模上能够适度扩张，且无较大利益空间存在的供需本质上属于“维持式”供需，即无法形成较强的生产拉力促使社区变迁，因此社区传统文化形态保持相对完整，在此生产及生活状态下，宗教、种族观念及血缘关系是维持传统社区发展的根本纽带。
旅游介入状态下的供需变化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1994年碌曲县旅游事业管理局成立，郎木寺旅游开发逐渐受到重视。2000年以来，郎木寺镇入境旅游发展迅速，国内旅游也随之壮大，原有“维持式”供需逐渐演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参照式”供需，此时生产者考虑到消费对象不再仅局限于本地社区居民，更有大批外来游客，因此产品的类别、生产数量、供给方式乃至价格均开始参考外来游客的实际需求。消费方面，大量的外来游客及从业人员的流入，使得原有社区居民的需求主体地位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需求类型、需求数量以及消费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传统社区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此阶段，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供应方的权利成为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孤立的重要因素，因此生产进一步参照外来需求，外来需求进一步刺激生产，在这种“参照—刺激”的互动中，本地社区居民逐渐受其影响，原先的社区关系开始淡化，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开始从事旅游开发活动，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分成，社区联系纽带的商业性逐渐增强。 产业主导变化下的社区变迁阶段：时间为2006年至今，郎木寺镇积极推进“旅游兴镇、旅游名镇”的发展战略，旅游影响的程度与广度已扩大至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即表现为农牧业的地位和产值逐渐降低，以旅游及其相关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社区新的经济支撑，这预示着传统农牧型社区居民心理特征正逐渐模糊退化，而与第三产业相匹配的注重效益与服务的经营心理则在不断被强化；其次社区空间结构变化，沿街商业空间逐渐兴起，社区空间不断因镇区规模的扩大而被置换成设施用地、商业用地、道路用地等，社区面临分割和蜕变的困境；最后，制度构成变化，即政府为加强社区规划管理，实现旅游业与社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开始优化调節原先的管理措施及规章制度，郎木寺镇区制度的重新确立为其社区变迁提供了政策准许，规范了变迁方向与力度。这一阶段的变迁具有反馈效应，将会再次作用于供给与需求，进而引发下一轮的变迁（见图1）。
5、结语
随着郎木寺旅游不断深入的发展，郎木寺镇社区在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出现了相应的变迁，其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是在旅游要素的牵引与中介连接作用下，在供给与需求从“维持式”到“参照式”的属性变化过程中逐渐发生变迁。变迁对于旅游目的地既有利也有弊，“利”为旅游开发可促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弊”为外来强势文化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冲击。通过本文的研究，今后郎木寺镇旅游开发应注意：①传统以市场为导向的按照游客需求开发的旅游发展模式应谨慎对待，需求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供给的性质，进而间接影响社区文化变迁的性质和方向；②要重视社区利益，不能一味强调社区全面参与旅游的开发模式，要在适度保持传统社区的宗教文化氛围，要适当引导社区参与，并培育社区居民的民族自豪感；③政府部门要强化其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科学的政策、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民族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以构建“和谐藏族社区”，并促进民族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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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XMZ028）
作者简介：
李巍（1978—），男，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与旅游景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