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顺时顺势，何祚欢的每一步好像都遵循这四字而来。不进取不消极，修好自家功夫，丢过来的包袱稳稳接住，还顺势耍几个招式，功夫在诗外，心中留自在。
何祚欢，1941年出生，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曾任武汉市说唱团团长、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连续两届被评为武汉市“十佳演员”，被列为“中国评书、评话十大名家”之一。
“走读湖北”活动行走到襄阳，参观完古隆中，应酬完之后回到宾馆，何祚欢才能稍微坐下来休息一下。在活动过程中，71岁的何祚欢果然精神抖擞，一路
上山下坡，利索得很，那张名嘴也不忘让一行人的思维跟随他的言语解读旅途的风景。
晚上九点，尽管何祚欢已经赶了一天的行程，还是热情的把我让进了门，坐定后，何祚欢次第从行李箱里把五颜六色的药丸拿出来摆在桌上，“我要把该吃的药找出来，没事，不妨碍，你继续说你的，我听着。”
武汉话家
何祚欢最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他的电视节目《都市茶座》，武汉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他也是个爱好非常广泛的杂家，吹拉弹唱样样会，各种剧种张口就来，小说、散文、戏剧创作不止，书法也写得有模有样。
在出发时，何祚欢就放言：71岁的人当17岁来过。17岁时，何祚欢已拥有不少粉丝，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相声表演者。
出生于工商业者之家的何祚欢，从小就对汉正街老百姓的商业市井生活耳濡目染，父亲就对他很严厉，“印象中他都很少笑，只有在我字写得好，或者考试成绩很好的时候才对我笑。”何祚欢在学校也一向积极活跃。
何祚欢说自己是多血质人格，从小就很活跃。“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特点，谁有什么乐器就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共享，有二胡、京胡、笛子、秦琴、口琴等等，谁都可以拿下来玩。后来觉得老用别人的不好意思，就花5毛钱买一个笛子，过段时间花5毛钱买个箫，再花5毛钱买个京胡，三样乐器往那儿一
挂，就好意思玩那里所有的乐器了。”就这样，何祚欢把所有乐器都玩会了。
变声期过后，何祚欢的声音还是挺亮的，老师便教他一些唱歌的技巧。何祚欢有一副天赐的好嗓子，“一辈子除了病态的情况下，没压过嗓子。”即使一天三场长书说7个半小时，嗓子都没有哑过。
“我这一辈子没怎么得过小病，要得就得大病”，即使是病中，何祚欢也是一副笑呵呵的态度，何祚欢曾患有肺结核，病中的三个月，他天天早上4点钟起床到公园打拳，喝一碗排骨汤，睡一个回笼觉再起来，唱歌拉琴，吃午饭之后再到公园里转转。“休息好，快快活活的，在公园里交了一群朋友”，三个月之
后，病就好了。谈到在公园里学会打拳、跳舞的好玩事儿，何祚欢手脚并用，声情并茂，让人忍俊不禁，身临其境。
虽然已近晚上10点，声音有点疲劳，话头一上来，就挡不住，他故作痛苦的说：“我又喜欢说话，这是害我自己啊。”
喜欢跟各式各样的人交谈说话，兴之所至，还能就着拍子哼唱起来，因此得了个“武汉话家”的美名，他的博客就叫这个名字。
听何祚欢说话，时间过得快。听着津津有味，讲者愈发兴起。在襄阳的短暂交流中，何祚欢言犹未尽，随即邀请记者回武汉后到他的工作室做客，继续讲他的生活之道。
他说话有个特点，说到哪儿，语言就自然而然的转到哪儿，而且抓住每种语言的最大特点，方言纯正，有人一本正经的问他到底会多少种方言，何祚欢放声一笑，“这个还真没统计过！”
随遇而安是天性
说起文革时期下放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叹时代给予的苦难和命运的不公。对于这些际遇，何祚欢用一个词来概括——随遇而安。
“很简单，对于环境，你有什么想法，就能由你去想吗？再说，任何环境里头，你自己的心，活着的态度，才是你自己最理想的一个源泉。下放对我来说，我没感觉到自己受什么委屈，对此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既然组织上号召广
大干部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觉得农民还是挺欢迎我们的。‘跟农民交朋友’，这样一类的话首先就把自己跟农民摘开了，你到了这里，就得跟农民生活在一起，你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不要搞得好像比农民高一等似的，农民会的东西你还不一定会呢。”
下放的时候，何祚欢就一门心思的打算当农民了，当时何祚欢已经因评书而成名，在广播台也能随时收听到他的节目，而下放的崇阳农村，恰巧就没有广播，对于当地人来说，他只是千千万万下放农村的人之一。
文革期间没有什么书读，关于中医方面的书，只要附上毛主席语录就可以出版，从来没有学过中医的何祚欢就是靠着这几本中医医书治愈了不少乡亲的病。因此何祚欢跟当地老百姓关系处得非常融洽。
“什么时候回武汉？不想这个问题，既然到了这里，就安安心心的住下去。”随遇而安也许是一种天性，何祚欢说，“那时我跟我妻子两个人领很少的工资，休息的时候兴冲冲的走十几里路去逛山景，也觉得很快乐。我们住的地方屋后有竹林、小溪，风景很美，想着就是一辈子住这里，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而下放前，何祚欢已经成名于武汉。
1963年，何祚欢进入武汉说唱团，拜师李少庭。入团之前，何祚欢就是个多面手，入团之后，正处于精力旺盛之时的何祚欢更是取百家之长，化为自家所有。他的记忆力也尤为惊人，不光记得自己的词，连别人的词也记，只要练过几遍，整场戏就倒背如流。要是团里谁生病上不了台的时候，找何祚欢替补准没
错。这本是件好事，在文革中却成了何祚欢的大字报罪状之一——图表现、抢着干别人的活等等，难听的话都出来了。脾气耿直的何祚欢索性发誓，以后谁的忙都不帮了！直至现在，他都至多在幕后帮忙，不置于前。
少小成名的何祚欢似乎更能理解——舞台就是一个名利场。40多岁的时候，何祚欢是武汉说唱团团长，被他形容为年轻气盛，脾气不好。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总不免被人妒忌和批评，当他对着朋友抱怨时，朋友当场骂回他：“你一辈子走顺风，被别人说几句就不舒服了？人家随么事都冒得，妒忌一下都不行？你有想过别人有几不舒服么？何祚欢，告诉你一句话，把朋友变成敌人算什么本事？把敌人变成朋友，你才是真正的有本事！”这话埋在一堆汉骂里，但话糙理不糙，何祚欢听进去了。何祚欢说他就是在这些是非中逐渐被教会如何为人处事。
给生活做减法
创作和演出，他的评书脚本都是自己亲自写的，还写小说，散文、戏剧、杂文，“这些创作对我来说无所谓成就，而是一种心灵享受。”随着年龄的增长，何祚欢渐渐让自己把日子过简单，把精力都放在考虑业务上。
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评书家，讲《三国》，说《水浒》，说大量的新书，反映当下生活的主体。1961年，时任职业中学老师的何祚欢，试着把《王若飞在狱中》改编成评书，受到了青年们的欢迎。一年后说《红岩》一鸣惊人，从
1962年5月到1963年6月竟到各单位演了二百余场。
经历过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也是传统艺术形式回潮的鼎盛时期，何祚欢最多赶场的记录达到每天七场，忙到连饭都吃不上，以至于看到活动方给他准备的充饥点心就想哭，“那时候就无比想念热干面的味道！”
对于曾经历过演艺界发端、辉煌的胜景，何祚欢那一辈文艺工作者收获了社会的美誉度，在现今娱乐多元化，传统文艺形式观众被分流，何祚欢倒是一点也不急，反而非常有信心。他批评现在的人一点都不愿意放弃抛头露面的机会，要懂得取舍。而退休后的他，仍在为湖北评书的出路做着各种探索。
两年前， 何祚欢领衔《欢哥笑语60年》，说起了“汉派脱口秀”。
在2011年六月中旬暴雨倾城的江滩，何祚欢为答谢武汉观众，义演三天。数千名观众见证了何祚欢六名弟子的拜师仪式，其中不乏活跃在如今广播电视圈的当红主持人——湖北经视《“笑长”开讲》主持人阿星和湖北广播电台方言节目《好吃佬》主持人陈阳。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在电视上讲革命故事的何祚欢，最近又在重庆卫视讲“红故事”，好像印证了“评书不死，何老不老”的神话，71岁的何祚欢说：“当面讲评书虽然更过瘾，但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也愿意上电视，让全国更多观众认识我和湖北评书。”
顺时顺势，何祚欢的每一步好像都遵循这四字而来。不进取不消极，修好自家功夫，丢过来的包袱稳稳接住，还顺势耍几个招式，让人称奇。
“真的很奇怪，我从来不努力去经营哪个方面，很多作品都是自然而然而来的。因为工作要写汉正街，我是在汉正街长大的，看到市场经济繁荣下的汉正街操着各种方言在此讨生活的商人们，小时候对汉正街的记忆奔涌而出，不得不发，跑到宜昌写了一个星期，中篇小说《养命的儿子》写了出来，这是1986年
的事了。”2006年，何祚欢出版《何祚欢文集》，将他的自传《我叫“活着欢”》， 同时精选了评书、小说、散文杂文、戏剧等各类独创作品约267万字结集出版。
何祚欢，1941年出生，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曾任武汉市说唱团团长、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连续两届被评为武汉市“十佳演员”，被列为“中国评书、评话十大名家”之一。
“走读湖北”活动行走到襄阳，参观完古隆中，应酬完之后回到宾馆，何祚欢才能稍微坐下来休息一下。在活动过程中，71岁的何祚欢果然精神抖擞，一路
上山下坡，利索得很，那张名嘴也不忘让一行人的思维跟随他的言语解读旅途的风景。
晚上九点，尽管何祚欢已经赶了一天的行程，还是热情的把我让进了门，坐定后，何祚欢次第从行李箱里把五颜六色的药丸拿出来摆在桌上，“我要把该吃的药找出来，没事，不妨碍，你继续说你的，我听着。”
武汉话家
何祚欢最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他的电视节目《都市茶座》，武汉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他也是个爱好非常广泛的杂家，吹拉弹唱样样会，各种剧种张口就来，小说、散文、戏剧创作不止，书法也写得有模有样。
在出发时，何祚欢就放言：71岁的人当17岁来过。17岁时，何祚欢已拥有不少粉丝，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相声表演者。
出生于工商业者之家的何祚欢，从小就对汉正街老百姓的商业市井生活耳濡目染，父亲就对他很严厉，“印象中他都很少笑，只有在我字写得好，或者考试成绩很好的时候才对我笑。”何祚欢在学校也一向积极活跃。
何祚欢说自己是多血质人格，从小就很活跃。“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特点，谁有什么乐器就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共享，有二胡、京胡、笛子、秦琴、口琴等等，谁都可以拿下来玩。后来觉得老用别人的不好意思，就花5毛钱买一个笛子，过段时间花5毛钱买个箫，再花5毛钱买个京胡，三样乐器往那儿一
挂，就好意思玩那里所有的乐器了。”就这样，何祚欢把所有乐器都玩会了。
变声期过后，何祚欢的声音还是挺亮的，老师便教他一些唱歌的技巧。何祚欢有一副天赐的好嗓子，“一辈子除了病态的情况下，没压过嗓子。”即使一天三场长书说7个半小时，嗓子都没有哑过。
“我这一辈子没怎么得过小病，要得就得大病”，即使是病中，何祚欢也是一副笑呵呵的态度，何祚欢曾患有肺结核，病中的三个月，他天天早上4点钟起床到公园打拳，喝一碗排骨汤，睡一个回笼觉再起来，唱歌拉琴，吃午饭之后再到公园里转转。“休息好，快快活活的，在公园里交了一群朋友”，三个月之
后，病就好了。谈到在公园里学会打拳、跳舞的好玩事儿，何祚欢手脚并用，声情并茂，让人忍俊不禁，身临其境。
虽然已近晚上10点，声音有点疲劳，话头一上来，就挡不住，他故作痛苦的说：“我又喜欢说话，这是害我自己啊。”
喜欢跟各式各样的人交谈说话，兴之所至，还能就着拍子哼唱起来，因此得了个“武汉话家”的美名，他的博客就叫这个名字。
听何祚欢说话，时间过得快。听着津津有味，讲者愈发兴起。在襄阳的短暂交流中，何祚欢言犹未尽，随即邀请记者回武汉后到他的工作室做客，继续讲他的生活之道。
他说话有个特点，说到哪儿，语言就自然而然的转到哪儿，而且抓住每种语言的最大特点，方言纯正，有人一本正经的问他到底会多少种方言，何祚欢放声一笑，“这个还真没统计过！”
随遇而安是天性
说起文革时期下放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叹时代给予的苦难和命运的不公。对于这些际遇，何祚欢用一个词来概括——随遇而安。
“很简单，对于环境，你有什么想法，就能由你去想吗？再说，任何环境里头，你自己的心，活着的态度，才是你自己最理想的一个源泉。下放对我来说，我没感觉到自己受什么委屈，对此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既然组织上号召广
大干部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觉得农民还是挺欢迎我们的。‘跟农民交朋友’，这样一类的话首先就把自己跟农民摘开了，你到了这里，就得跟农民生活在一起，你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不要搞得好像比农民高一等似的，农民会的东西你还不一定会呢。”
下放的时候，何祚欢就一门心思的打算当农民了，当时何祚欢已经因评书而成名，在广播台也能随时收听到他的节目，而下放的崇阳农村，恰巧就没有广播，对于当地人来说，他只是千千万万下放农村的人之一。
文革期间没有什么书读，关于中医方面的书，只要附上毛主席语录就可以出版，从来没有学过中医的何祚欢就是靠着这几本中医医书治愈了不少乡亲的病。因此何祚欢跟当地老百姓关系处得非常融洽。
“什么时候回武汉？不想这个问题，既然到了这里，就安安心心的住下去。”随遇而安也许是一种天性，何祚欢说，“那时我跟我妻子两个人领很少的工资，休息的时候兴冲冲的走十几里路去逛山景，也觉得很快乐。我们住的地方屋后有竹林、小溪，风景很美，想着就是一辈子住这里，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而下放前，何祚欢已经成名于武汉。
1963年，何祚欢进入武汉说唱团，拜师李少庭。入团之前，何祚欢就是个多面手，入团之后，正处于精力旺盛之时的何祚欢更是取百家之长，化为自家所有。他的记忆力也尤为惊人，不光记得自己的词，连别人的词也记，只要练过几遍，整场戏就倒背如流。要是团里谁生病上不了台的时候，找何祚欢替补准没
错。这本是件好事，在文革中却成了何祚欢的大字报罪状之一——图表现、抢着干别人的活等等，难听的话都出来了。脾气耿直的何祚欢索性发誓，以后谁的忙都不帮了！直至现在，他都至多在幕后帮忙，不置于前。
少小成名的何祚欢似乎更能理解——舞台就是一个名利场。40多岁的时候，何祚欢是武汉说唱团团长，被他形容为年轻气盛，脾气不好。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总不免被人妒忌和批评，当他对着朋友抱怨时，朋友当场骂回他：“你一辈子走顺风，被别人说几句就不舒服了？人家随么事都冒得，妒忌一下都不行？你有想过别人有几不舒服么？何祚欢，告诉你一句话，把朋友变成敌人算什么本事？把敌人变成朋友，你才是真正的有本事！”这话埋在一堆汉骂里，但话糙理不糙，何祚欢听进去了。何祚欢说他就是在这些是非中逐渐被教会如何为人处事。
给生活做减法
创作和演出，他的评书脚本都是自己亲自写的，还写小说，散文、戏剧、杂文，“这些创作对我来说无所谓成就，而是一种心灵享受。”随着年龄的增长，何祚欢渐渐让自己把日子过简单，把精力都放在考虑业务上。
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评书家，讲《三国》，说《水浒》，说大量的新书，反映当下生活的主体。1961年，时任职业中学老师的何祚欢，试着把《王若飞在狱中》改编成评书，受到了青年们的欢迎。一年后说《红岩》一鸣惊人，从
1962年5月到1963年6月竟到各单位演了二百余场。
经历过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也是传统艺术形式回潮的鼎盛时期，何祚欢最多赶场的记录达到每天七场，忙到连饭都吃不上，以至于看到活动方给他准备的充饥点心就想哭，“那时候就无比想念热干面的味道！”
对于曾经历过演艺界发端、辉煌的胜景，何祚欢那一辈文艺工作者收获了社会的美誉度，在现今娱乐多元化，传统文艺形式观众被分流，何祚欢倒是一点也不急，反而非常有信心。他批评现在的人一点都不愿意放弃抛头露面的机会，要懂得取舍。而退休后的他，仍在为湖北评书的出路做着各种探索。
两年前， 何祚欢领衔《欢哥笑语60年》，说起了“汉派脱口秀”。
在2011年六月中旬暴雨倾城的江滩，何祚欢为答谢武汉观众，义演三天。数千名观众见证了何祚欢六名弟子的拜师仪式，其中不乏活跃在如今广播电视圈的当红主持人——湖北经视《“笑长”开讲》主持人阿星和湖北广播电台方言节目《好吃佬》主持人陈阳。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在电视上讲革命故事的何祚欢，最近又在重庆卫视讲“红故事”，好像印证了“评书不死，何老不老”的神话，71岁的何祚欢说：“当面讲评书虽然更过瘾，但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也愿意上电视，让全国更多观众认识我和湖北评书。”
顺时顺势，何祚欢的每一步好像都遵循这四字而来。不进取不消极，修好自家功夫，丢过来的包袱稳稳接住，还顺势耍几个招式，让人称奇。
“真的很奇怪，我从来不努力去经营哪个方面，很多作品都是自然而然而来的。因为工作要写汉正街，我是在汉正街长大的，看到市场经济繁荣下的汉正街操着各种方言在此讨生活的商人们，小时候对汉正街的记忆奔涌而出，不得不发，跑到宜昌写了一个星期，中篇小说《养命的儿子》写了出来，这是1986年
的事了。”2006年，何祚欢出版《何祚欢文集》，将他的自传《我叫“活着欢”》， 同时精选了评书、小说、散文杂文、戏剧等各类独创作品约267万字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