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倾覆萨达姆政权后，正试图以美国的“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来改造伊拉克。2003年2月26日晚，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讲话，直言不讳地说，要先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开始来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改造。其实，这不是美国一时的奇思妙想，早40年前美国就曾在伊朗精心策划过一次民主实验，不过以失败告终。
　　
　　美伊“特殊关系”
　　
　　美国势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渗透进伊朗的。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陆续向伊朗下赌注，包括向伊朗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常驻军事代表团，提供经济援助，先后邀请伊朗国王的孪生姊妹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本人访问美国，等等。但由于当时的伊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行动有点缩手缩脚。
　　1953年8月16日，巴列维国王在摩萨台领导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力下，被迫匆忙逃亡罗马。美国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周密谋划，策动伊朗军队推翻了摩萨台,巴列维国王得以重登孔雀宝座。巴列维对此感激涕零，曾对护送他回伊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克米特·罗斯福说:“我恢复王位，感谢真主，感谢我的人民，感谢我的军队，更要感谢你。”从此，巴列维国王对美国言听计从，忠心耿耿。
　　1955年，在美国的影响下，伊朗参加了以美国为后台的，有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英国组成的巴格达条约组织，这是美国在战后从欧洲到亚洲建立的三大军事条约组织之一。1958年，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新建立的伊拉克共和国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不得不改换招牌，改称为中央条约组织，伊朗痴心不改，继续留在中央条约组织。1959年3月，美伊签订双边军事协定，建立直接的军事同盟关系，美伊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伊朗逐渐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支柱，坚定的反共盟友。
　　随着巴列维国王成为美国的一个亲密的合作者，美国的先进武器源源不断进入伊朗。尽管伊朗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它在波斯湾地区的作用日显重要，在对美国关系中的主动性有所增强，但长期以来对美国的依附性日趋增长，美国在伊朗各个方面施加全方位的影响。吉米·卡特总统称之为美国和伊朗的“特殊关系”。
　　
　　伊朗“白色革命”
　　
　　登上孔雀宝座的巴列维国王踌躇满志，野心勃勃，梦想把伊朗改造成“亚洲西部的日本”。他希望“在本世纪末，伊朗将成为世界上第五非核强国”，想在海湾建立一个“海湾地区的欧洲共同体”，盼望有朝一日担当“波斯湾的警察”，在这个地区充当领袖，掌握领导权，使自己成为一个盟主。
　　二战后，世界形势给伊朗敲响了警钟。伊朗邻近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反封建的革命，特别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巴列维国王开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深感孔雀宝座的不稳，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这时美国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为伊朗出谋划策，同时也想乘机把美国的“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推向世界，包括自己的盟国。肯尼迪总统以人权为借口，要求伊朗巴列维王朝实行西方化的社会改革，以笼络人心。为了给伊朗施压，美国支持阿米尼当上伊朗的首相，在他的内阁中有3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改革家:教育大臣德拉赫歇什负责改革教育体制，改善教师待遇;司法大臣阿拉木提负责肃清军界和政界的贪污腐化现象;农业大臣阿尔桑贾尼着手制订土地改革法。
　　1963年1月，在美国的倡导和支持下，全面西化的“白色革命”轰轰烈烈地全面铺开，巴列维国王解释为“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是他本人领导下的革命，也叫“国王与人民革命”。主要六点纲领是:实行“土地改革法”，先由政府分阶段向地主赎买其多余的土地，然后以现款或分期付款的形式出售给农民;森林、牧场、水资源国有化;允许一些企业的职工购买所在企业的20%的股票;兴办教育，建立农村扫盲队，扫除文盲;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伊朗的“白色革命”可以说是美国的杰作，不时闪现美国的身影。据说，“土地改革法”是美国驻伊朗的顾问团起草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扩大美国在伊朗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让工人购买企业的少量股票，无疑有“山姆大叔”的烙印。
　　
　　失败的民主实验
　　
　　巴列维国王希望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使伊朗一步跨入现代化工业国的行列，把伊朗改造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保持君主专制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问题随之纷至沓来，国民经济失调，农民无力经营而纷纷破产，背井离乡，粮食一向自给自足的伊朗竟然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和食品，通货膨胀，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王公大臣和外国公司勾结造就一个暴发户集团—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等问题。
　　更严重的后果是，西方式的改革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入，使腐化的西方文化垃圾泛滥成灾。黄色书刊，譬如黄色音乐、裸体电影等等，严重地侵蚀伊朗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巴列维为改革引进大量的西方科技人员，其中美国就有几万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伊朗。在伊朗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失业工人对大批的外国人拥进、在伊朗就业领高薪的感受可想而知。本来宗教界对巴列维“白色革命”中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等就心存不满，霍梅尼在1963年就曾在传教中抨击“白色革命”而被捕。现在这些西方内容的东西严重地冒犯了伊斯兰教的尊严，与穆斯林的传统格格不入，宗教界更是怒火中烧。
　　巴列维国王奉行极端亲美的政策，也极大地伤害了伊朗人民的感情。在许多伊朗人看来，国王是浪费国家财富，国王似乎成为美国的傀儡，伊朗民众深信美国是破坏伊朗社会的外来恶霸。
　　经济混乱、政治腐败和外交上的失策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君主政权与人民的矛盾日趋尖锐，反国王的统一战线形成，领导人就是被尊称为阿亚图拉的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
　　1977年，伊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卡特政府企图以“人权”为幌子，压迫巴列维国王实行“自由化”，挽救伊朗的危局。在美国的压力下，巴列维国王辞退胡韦达首相，由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代之，着手推行“自由化”，实行新闻自由、放松对反对派的压制等。但为时已晚，反国王的斗争如火如荼，巴列维王朝行将就木。美国明显感觉形势不容乐观，于是走马换将，不过这次换的不是首相，而是巴列维国王本人，迫使巴列维下台，接受君主立宪制。在内外夹击下，巴列维国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于1979年1月16日，黯然离开伊朗，一去不复返。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回到伊朗，4月1日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白色革命”彻底失败，美国的民主实验由此流产。
　　
　　是谁丢掉了伊朗？
　　
　　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关于“是谁丢掉了伊朗？”的争论日趋激烈。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白宫互相推委、攻奸，连卡特总统本人都难以幸免。责任不外乎情报不准，判断犹豫，行动迟缓。巴列维国王正是在美国压力下实行西方化的改革，但改革反而加速其灭亡。无疑，卡特政府的人权主义在一定层面上葬送巴列维王朝。巴列维国王回忆录的标题就是:美国人是怎样推翻我的。美国的前中央情报局长、1973年～1976年驻伊朗大使理查德·赫尔姆斯也有同感。
　　其实，丢掉伊朗的不是美国哪个人或者哪个政府部门，而是西方的民主观念与伊斯兰传统之间存在差异。巴列维国王的改革是一个西化的过程，而伊朗作为欠发达的国家，其国情与美国有根本性的差别，巴列维国王毫不顾及本国大多数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传统，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西方模式，导致伊斯兰运动兴起。正所谓“南橘北枳”，环境不同而结果往往也千差万别。
　　伊斯兰教与民主水火不容吗？完全不是。穆斯林认为自己有独特的伊斯兰民主，这是一种有限形式的民众主权，受真主的法律限制或指导，外人难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穆斯林的身上。
　　现在，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又想在伊拉克身上找回失去的梦。美国是吸取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教训，还是重蹈覆辙？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