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联生活:等待主席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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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李排长说完参加接见的有关事项,吩咐将麻绳发给众人,每一根麻绳都有一尺多长,每人两根,多要不给,不要不行。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路灯还没灭,我们到本校集合,列队出发。
  我们这一队,横排五六个人,竖排看不见头尾,一个跟一个,夸嚓夸嚓地走。越走人越多,从各个街道汇入同一条路,一队跟一队,轰隆轰隆地走。
  不知那时是硬件不足,还是不放心飞行员,哪一次接见好像都没有航拍。这种时候,如果派一架直升机,从空中往下看,场面一定恢弘得不得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是路,但罗马那个路不会动,北京的路会动,北京现在的这些路,满满当当,可沟可沿,都是“革命洪流”,洪流滚滚,路也跟着滚动起来。
  我们这一队,有人把昨晚发的细麻绳缠到鞋上,一脚缠一个,从鞋底横上来,紧紧捆住。这是一种预防措施,避免发生拥挤,把鞋挤掉。更多的人没捆,说是到地方再捆不迟,说学校想的周到,上几次接见,每次完事都要收走一车一车的鞋。某人同学的衣服挤丢了,别人告诉他,去中山公园找找。去了一看,好家伙,遗失的杂物堆成一座小山,鞋袜、衣帽、钢笔、钱包、手表,应有尽有,杂七杂八混在一起,哪儿还翻得出自己的东西,只好在管理人员指点下,胡乱拿一件走人。那小子也规矩,丢一件衣服拿一件衣服,你拿两件又能怎样?你拿走点儿别的,又能怎样?
  队伍走了很久,走到一个地方,命令就地坐下,统统坐下,吃自带的干粮。
  前几次接见,听说伙食都不错,有发面包的,有发鸡蛋的,还有发香肠的。我们没这个福气,我们带的干粮和往日早餐一样,两个馒头外加老北京的咸菜水疙瘩。
  可能前几次用力过猛,把国库里的好东西吃光了?一个人的嘴是一个小窟窿,几百万、几千万张嘴连在一起,那得多大一个窟窿?十个昆明湖怕也圈不住。整个地球都算上,哪个国家架得住这一通猛吃?当时人人吃得意气风发,没过多久,苦日子,更苦的日子,一个接一个找上门。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现在的说法。当时不说“混”,说“革命”,是革命就要付出代价,交“学费”。
  为了方便携带,水疙瘩没切丝,每人一小块,齁咸齁咸。多年后一想起这一天,嘴里就泛出一股水疙瘩味。
  吃完干粮,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我们仍然坐着不动。


  早晨天还挺晴,这会儿是下午,云彩多起来,有点阴。
  此地极为宽阔,来的人无边无沿,坐满地面,只留出长长一条空地。远远望去,无数个脑袋密匝匝的,毛茸茸的,像庄稼地,又像芦苇荡,那一条空地就在其间中拐来拐去,神龙不见首尾。
  过了一会,得到新的指示,我们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等待接见。
  原来这个长条空地,是临时性的车道。
  原来此次接见不用游行,我们不动,主席动,主席坐在车上,顺着临时车道,准确说是飞机跑道,检阅各路人马。
  我们等待的地方,是西郊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兴建。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在这里,由毛泽东检阅刚进城的大部队。毛泽东穿着厚厚的带毛领子的军大衣,站在吉普车上,注视受阅部队,敬礼的那只手有点儿弯,没太伸直。这是当时照片上的样子。多年后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请一个叫唐国强的演员演毛泽东,检阅到半道,突然钻出一个战士,站在跑道上,拦住吉普车,慷慨激昂说了一大段台词。演这个战士的演员叫刘烨,演完战士,又去演国民党军官。
  西郊机场是内部机场,专供军队和大领导使用。从我们接受检阅的那天算起,五年以后,到了1971年,跟林彪同归于尽的那架256号三叉戟专机,最先是从这里起飞,然后飞到山海关,然后一去不复返的。又过了五年,到了1976年,扣押“四人帮”那天,叶剑英元帅从玉泉山去中南海,途中,让他的警卫员特意关注,看看有什么异常现象的地方,也是西郊机场。
  这些内部事尽管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仍然要过很久,要到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才能一点一滴地得知。当时我们一门心思,只盼着毛主席早点到来。除此之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概不关心。我们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想的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还要经历哪些动荡,品尝哪些辛酸,体味哪些甘甜。
  我们比较渴,太渴了,学校没给带水,甚至早饭也没提供菜汤和稀粥,不是有关方面抠门,是为大家的膀胱着想,担心上厕所不方便。
  虽是机场,印象中没看到一架飞机,看到的全是人。
  红旗也不多,没法多,无数红卫兵长途跋涉,不可能人人都扛一面旗,累不說,关键是没那么多旗。因此到了地方,“红旗像大海洋”的场面就难以形成,形成了也不合适,挡眼睛,看不着主席。
  好在人们早有准备,人们手臂一挥,造出另一种“海洋”,通红通红,也是红海洋。
  该“海洋”的色彩构成,来源于一种60开本的小册子。
  这种小册子当时中国印了十几亿本,没有一本不是红色封面,封底和书脊也是红色,拿在手中,左摇右摇,上摆下摆,都是红红一片。外国人称其为“小红书”,中性说法。我们尊重有加,称其为“红宝书”,全国人手一册,至少一册,出门都带着。只有一个人不用带,别人一见他,都向他摇红宝书。
  这人叫毛主席,小红书叫 《毛主席语录》。


  当天,西郊机场来了不少军人,扎着皮带,背着水壶,肩并肩,腿盘腿,双手扶膝,端坐在第一排。大家为之一振,心里明白,这是来维持秩序的,威风凛凛、最高级别的维持。
  被部队挡在身后的,不但有青少年,还有中年人。不但有教师和学生模样的,还有干部和工人模样的,乃至看不出职业模样的。如果仍管这些人叫小将,就属于脑子缺氧,看不出大串联的诱惑性、传染性、广泛性,以及各行各业的热情。说起来,没有哪个领域愿意小将一枝独秀,小将一动,百动千动,方方面面都动起来了。近年有一天,我在一家瓷器摊上,见过一个大瓷盘子,上面印着毛泽东和林彪某次接见的彩色画像,其说明文字很讲究,瓷器厂编不出来,一定抄的当时报道。该报道没像前几次那样,只说接见红卫兵小将,而是说:接见“文化革命大军”。   这个大军中,有多少人属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的和比较好的?又混杂了多少不到百分之五的其他人?说不好。但我敢说,这个文革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日后会加入中国的旅游大军、流动大军,他们凭借大串联的老底子,大声大嚷,大模大样,细声细气,轻手轻脚,走到天边都不怵。走完了中国,再走世界,也看红场,也看人妖,还看自由女神和柏林墙,看打工地点和投资项目,花的是自己的钱,赚了也归自己,公款行事的除外。
  大军中人,此时都在集体发声,背语录,唱歌,唱各种颂歌。多年后,这些歌被一些人称为“红歌”,还要时常唱起,一直唱到今天的歌厅、饭馆和大妈舞广场,唱得垂垂老矣的当年小将泪水涟涟、舞步缓缓。
  李排长站在队伍前面,用男低音起歌,然后打着拍子,指挥大家齐唱。文革前,我们班一个男生打拍子,两手白嫩,软了吧唧。李排长则是攥起两只拳头,在胸前交叉分合,挥来舞去,动作坚硬,怪怪的。大家轰的笑出声,李排长不笑,看不出表情,继续挥舞拳头。每曲终了,便用河南口音拉歌,本校同学来一个,大家呱唧呱唧,分校同学来一个,分校同学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
  那天,我们等待的时间极其漫长,颂歌唱了一曲又一曲,嗓子都唱哑了,主席还没到。有一次,远远见到两个车,有人高叫:来了来了!大家呼啦啦站起来,马上又噼哩啪啦坐下。这一片刚坐下,那一片又站起来,人山人海起伏波动,连绵不已。今天的球迷,动不动就在看台上折腾,说是效仿1986年世界杯的“墨西哥人浪”。有什么呀?我们这个“西郊机场人浪”,比老墨的早了二十年。
  来的不是主席,是巡查或联络的工作车辆。
  再唱歌,再等待。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气场”。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是一种迷信。我不怕迷信,我早都迷信过了。我觉得“气场”这个说法不错,挺能描述当天情形。当天,西郊机场大约聚集了上百万人,上百万个“气场”汇在一起,应是一个巨无霸形的超级大“气场”,众人齐心咳嗽一声,都会有山呼海啸的动静。
  可是人再多,“气场”再大,也没有毛泽东一个人的“气场”大。别说一百万人的“气场”,全国几亿人的“气场”大不大?那也大不过主席一个人的。主席来到哪里,他的“气场”就罩到哪里。现在,就要罩到西郊机场了,人还未到,“气场”已经弥漫过来。
  这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观,西方国家能造飞船和智能机器人,却无法造出这个气势。
  人们翘首以待,焦急,激昂。突然又起了骚动,许多人站起来,这次不是张望领袖,而是往四周挤,有人还捂住鼻子,好像在躲避什么。四周全是人,怎么躲得开?
  坐下!坐下!解放军大声喊,不管用,人们不肯坐,还挤。
  原来,有个红卫兵憋不住尿,此时上厕所已被禁止,任何人不准离开现场,那红卫兵实在忍不住,只好原地解决。浊水一滋,人们乱了套,谁也不愿坐在那里。毛主席随时都会到来,情况万分紧急,这时只见李彦喜排长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尿泡里,一动不动,腰板拔得溜直。
  众人肃然了,榜样就在这儿摆着,裤子都湿了,咱还有啥可嫌乎的,相跟着,大家纷纷坐下。
  下午四点多钟,远处闷雷般传来呼喊声,几辆摩托车开道,突突突进入视野,主席来了,这回真的来了。
  摩托之后,是由北京212小吉普组成的车队,一律敞篷,一律放倒挡风玻璃。前些年,中国路面常见的,不是美国的威利斯吉普,就是苏联的嘎斯69吉普。威利斯是缴获的,嘎斯69是进口的,而这个黄褐色的北京212,却是自产的,首先为毛泽东检阅所用,检阅前不久,刚刚通过质量鉴定。
  可能是逆光,可能是距离太远,人缝中影影绰绰,我只看到一个主席模样的轮廓,站在第一辆车上,未及细看,前几排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挡住了视线。等我挣扎着站起身,踮脚往前探头,第一辆车已经不见了,后面的吉普从眼前掠过,车速很快,人们都来不及喊毛主席万岁。
  有一辆吉普,上面站着一个人,倒是让我看得真真楚楚,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威望和地位日益下降的刘少奇主席。
  纷乱中瞥见王延安,他也刚从人堆儿里站起身,涨红了脸,懊恼地大叫:这扯不扯,毛主席没看到,看到了刘少奇!
  人如洪水决堤,把我挤到他身边,王延安一愣:你看到主席了?
  被我哥揍了以后,他这是第一次跟我说话,又是这么个场合。
  我说,主席没看清,看清的也是刘少奇,以前就看过。
  以前?以前怎么看?王延安纳闷。
  我说有一次,缅甸将军奈温访问沈阳,刘少奇陪着,我们夹道欢迎,咳!已经见过一次,现在又见一次。
  我和王延安一口一个刘少奇,言语间透着不敬,与其说我们对国家主席变脸太快,年纪轻轻就成了势利眼,不如说我们有觉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刘主席在中央,过去排名第二,现在排名第八,种种迹象表明,他还得往后排。
  那时,大人小孩都知道,刘少奇快不行了,只是料不到,他会不行到何等地步。
  那一天,是1966年11月26日,加上前一天11月25日,毛泽东连续两天接见文革大军,两天并为一次,史称第八次接见,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
  此次接见,毛刘二人所乘车辆隔得很远,车又开得飞快,估计彼此一句话都没说。


  史料记载,此次接见不久的一天深夜,毛主席召刘主席去人民大会堂,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刘提出辞职,国家主席不当了,中央常委不当了,还有一个毛著编辑委员会主任,也不当了,一家老小去延安或者湖南种地。延安是刘全力推崇毛,并获毛提拔的地方,湖南是二人共同的家乡,不知他选这两个地方种地,是出于何种考虑。
  毛不动声色,只是劝刘读书,并给出书名,是几本不太出名的外国书。刘回到住所,跟家人宽慰地说,主席的态度很好。谁知没过几天,他即失去自由,被人斗来斗去,最终瘐死囚地。那一段,街上有许多大字块,故意把刘少奇的“奇”字写歪写乱,看上去就是一个“狗”字。请刘主席的亲友原谅我,重提这段不堪往事。我无一丝恶意,只是想说,“刘少狗”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侮辱性叫法一经传开,全国的“狗崽子”不但在邏辑上、从属关系上,就是在字面上,也跟刘主席联到了一起。
  在西郊机场,我想看毛主席,却没看清,不想看刘主席,却看得一清二楚,当时觉得泄气,现在想来,这大概是上天对我的一种暗示,一种安排,是我的宿命之所在。
  此是后话不提。当时我在现场,全副精力归于一处,统统放在保持身体平衡方面,防止跌倒,被人踩踏。近读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文章,说那日散场,机场附近有一座罗锅桥,轰然挤塌,当场踩死了几个人,还有十几人被踩伤。人们“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撤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从前老人家总抱怨不让他接近群众,这以后,“毛主席再也不提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
  想想那一年,毛泽东七十三岁,刘少奇六十八岁,两位老人顶着暑热或寒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眼里所见,黑压压一片又一片,都是不认识的人,一次两次新鲜,咣咣咣一连八次,真是相当不容易。毛主席还好些,毕竟人们想见的是他,认识不认识,欢呼的都是“时代最强音”,众爱所归,就算再累,内心总会生出力量。刘主席就不然,大家越是欢呼毛,响应毛的号召,他就离危险越近。以他的经验和洞察力,应能感到,有一支锋利无比的革命矛头,正在紧逼过来。
  我们被接见的人也不容易,遥远的路途,漫长的等待,费了八九个小时,毛的身影从出现到消失,不过几秒十几秒,无数人挤倒在地,一秒都没看着。
  那又怎样?你无法让吉普车慢点儿再慢点儿,无法让别人坐着不动,就你一人站起来,使劲看,看个够。谁也不怨,只能怨自己运气不佳,再不佳你也是在现场,你就说你看到了,别人还会考你:主席长得啥样?他的照片随处可见,面部细节尽人皆知。当然,看照片和看真人终究不是一回事,大家费尽周折汇到一起,就是想看真人。前几次,有人跟主席握了手,完事就不洗手,逮谁跟谁握。我们这次握不着手,有人把手洗了,脸却不洗,说是脸被主席看到了,要原样带回家,让亲友摸一摸。
  (选自《我的串联生活》/刘齐 著 绘/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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