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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长禄先生家里，我与他谈到时下大学里的学术研究现状，他拿出一部书，说：“这才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好书！”书名《从远古走向现代：长江三峡地区盐业发展史研究》，作者任桂园。李长禄和任桂园都在重庆三峡学院执教，两人年龄相仿，都是教授。从李长禄对任桂园的赞许看，可见并非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亲”，真正的、有创意的学术著作在大学里还是能得到共识的。所幸的是，不久任桂园先生将这部刚出版的著述送予我。书由巴蜀书社出版。书的封面设计为凝重、浑厚的黑褐色，背景是苍茫暮色里的瞿塘峡口孤独寂寞的赤甲山、白盐山，有些朦胧，令人惆怅。封面的下部是汉代画像石的煮盐图，画面简约而质朴。我几乎是用了一个通夜的时间阅读了这部 40 万字的著作。彻夜披读，感慨系之，遂赋诗：“巴蜀灵山生奇气，自古盐法即经济。近百年来乏学术，一卷书成惊秋雨。”我的阅读快感倒不是学术上的，它唤醒了我的乡愁，一种忧郁的、浓得令人感伤的思乡情绪。它引导我进入历史的隧道，浮现了文化的记忆。
一
我的故乡开县在下川东万县地区九县一市中具有显赫的地位，俗谚说“金开银万”,开县这个经济巨人肩膀上担着两个金箩筐，-个是温泉镇，一个是临江镇，开县的富裕繁荣主要就来自于这两个箩筐。温泉镇盛产食盐，临江镇是川东北宣汉、开江、达县的物资集散地，是商业重镇，也是开县的首镇。流入长江的小江支流清江和澎江将这两只箩筐连接起来，就如像一根扁担担在开县县城的肩上，顺清江走60华里水路，就从温泉镇到了开县县城，从开县县城再走60华里水路，经澎江亦称映阳河就到了临江镇。经济学上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概念，在这个长江三峡的腹心地带畅通无阻。温泉镇，古名温汤井，是下川东著名的井盐产地。两千余年前的汉代就有人取卤熬盐。宋代由于井盐的大量开采，设立温汤镇。温泉镇出产优质煤炭，为熬盐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加上清江河的运输便利，使温泉镇日益繁华。20世纪初叶，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温泉镇的青年陆之龙到北京求学的费用，就是他的岳父、著名的盐商资助的。陆之龙从北京回来后，创办了私立的清江中学，担任董事长，学校的经费来源依靠盐业的股份。清江中学除传授文化知识外，也传播革命的火种,学校成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点，教师和学生中有共产党人。陆之龙本人并不是共产党，他在北京读书时期，大约受了革命影响，“纵容、包庇、保护了共产党的活动。”解放以后，他以“进步人士”的身份作了开县政协副主席，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陆之龙活了 88 岁，在“米寿”的高度上辞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和执政的国民党对于温汤井盐场这块聚敛钱财的“风水宝地”都是密切关注，双方都投入了足够的武装力量亮剑较量，盐场常住税警 (又称盐丁)一个连。配备机枪7挺、小钢炮两门、步枪 200 余支。1949 年4月15日凌晨，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率领巴北、七南两个支队46名游击队员攻打温汤井盐场，激战终日. 失利未果。
二
革命不是一种原罪,只要存在社会的不公平,贫富悬殊，就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中外古今，革命做为一种文化，始终地伴随社会的发展，顽强地、执拗地潜滋暗长地生长繁衍。临江镇，这个通往川北宣汉县、开江县、达县的商业枢纽，古称临江市，从镇郊发掘出土的汉代青铜马就知道这块地域在两千年前经济繁盛的程度。临江镇不仅是一个商业经济枢纽，也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明清时期就有一套完善的国家机器的所有零件。镇上有衙署,有军营，甚至还有砍脑壳的刑场。镇上遗存的西流县丞署、新浦县尉署、军事设施汛左哨外委的建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保存完好，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还基本存在。临江镇，这个在地图上仅有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官方史籍《清史稿续编》上就有记载，“清朝嘉庆年间，临江市拥有商号数千家。”
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在川陕鄂豫发展蔓延，嘉庆二年 (1797年) 十二月，白莲教首领人物，四川省达州徐天德、东乡县王三槐联络湖北省王光祖、樊人杰、王聪儿和四川省奉节县的龚文玉等率义军 20万人，从东乡（今宣汉县 ）、新宁 (今开江县 )进入开县，首先攻占的是具有战略地位的临江市。在攻打县城长达两年的战争中，临江市一直作为为白莲教义军的指挥中心、后勤基地和“根据地”。起义军从临江市扎营直达罐子口（距县城仅20华里），长达40华里，号称百万之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的是经济仗。要维持军队的粮草供应和军械装备等物质消耗的庞大开支,没有丰实雄厚的经济基础难乎为继。
民国十四年（l925年)腊月二十三日，开江县方麻子率领土匪千余人洗劫临江市,土匪抢劫的目标是镇上的商家富户。方麻子有别于传统意义打家劫舍的土匪流寇，有绿林豪杰的政治色彩。方麻子打着“打富济贫”的旗号，开仓放粮、周济穷人，他拿出些衣服钱财让穷人去领。穷人不敢去的他还把东西送去穷人家,镇上流传着方麻子的抢劫让穷人致富的故事。镇上一户姓谭的穷人，无意间看到放在家门口的一袋银元，将之拽进屋里。这是土匪抢劫中、慌乱时遗落下的。方麻子带着这名遗落银元的土匪，进屋搜查。情急之下，谭姓人家的老母亲，将这袋拾来的银元扔进茅屎坑里，土匪进屋搜查数遍，终于没有发现。谭家因此发财致富，受了惊吓的谭家老母亲事后倒有了后怕，变得疯疯癫癫，腰里拽著一把剪刀，口里不住地说：“骇死人……”
临江镇的古代建筑有“九宫十八庙”,十八座庙宇是宗教建筑，供奉儒释道的神像,九宫是镇上商业行帮的会馆。十九世纪初叶，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临江镇上就有教会建立的教堂，镇里的巨富，号称“四大家族”的“林,潘,雷,蒋”几乎都有自己的公馆、家庙和祠堂。中国的经济经营模式，带有封建家族的家天下性质，林家经营盐业、潘家经营百货、雷家经营药材、蒋家经营酱园斋铺，四大家族中，林家为首，不仅族人众多，资产也颇为雄厚。“自古盐法即经济。”盐业即国家的经济大动脉，盐业古称“官盐业”，属官府“专卖”性质，获利的丰厚是很难让旁人染指的。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就是靠贩卖官府分发的“盐引”而发达致富的。
清朝末年，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影响了临江镇商人的思想轨迹,他们并不是象他们前辈那样到农村买田地成为地主。在一个混乱动荡的年代，加上临江镇的地域闭塞局限，他们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城市资本家，于是极其重视教育。他们让子女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至出国留学。开县最早出国留学的潘大道就是临江镇人，可谓开接受新思想的先河。潘大道是商人家子弟,出国前，他娶的妻子是镇上曹姓人家的小姐,曹家是书香人家。潘大道的妻兄是清末的拔贡，被皇帝作为优秀人才选拔到北京国子监学习过。辛亥革命以后，在潘大道担任四川省政务厅长期间，曹拔贡作了川西北边陲小县剑阁县知事，那个县份实在太小,太贫穷落后，加上兵患、匪患的猖獗，书生气十足的曹知事在治理上实在难上加难，他的政敌略施小技，利用当地的土匪进城恐吓、威胁了一下,上任才几个月的曹知事就丢印辞官，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在临江镇上赋闲养老。姜文导演并主演的电影《让子弹飞》报据川东藉作家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改编,里面的历史背景及人物形像就有曹知事的影子。
1949年12月，开县和平解放，共产党接管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任开县县长吴锡武,江苏淮安人,南下干部，娶的妻子是临江镇的首富“林家铺子”的林小姐。除了显赫的盐商家庭背景外，林小姐自己也长得楚楚动人，是开县中学的“校花”。临江镇素以出美女闻名,林小姐是美人中的美人,她在林家辈份是“美”字辈，于是别人干脆就叫她“林美人”。与此同时，另一位南下干部，吴锡武的战友孔昭如也在临江镇上娶亲。孔昭如，山东曲阜人,孔夫子的嫡系后裔。孔昭如时在临江镇作区长，后调开县县委组织部作部长,六十年代，两人又在一起共事,在渝州的一个矿区，吴锡武作了书记，孔昭如作了矿长。文化大革命中两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吴锡武被造反派“打倒”，孔昭如被造反派“结合”。吴锡武死于“文革”，传说系自杀身亡。
三
开县的经济在历史上落后于下川东的别的县份，开县经济的崛起，树立“金开银万”的地位，是清代以后重视教育的结果，可以说“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经济兴”。清代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同治年间任两江总督、署理南洋通商大臣事务的李中羲系开县人氏,他逝世于开县家中，临死时遗书光绪皇帝“要以帝学、圣功、用人、理财为重。”
清朝光绪二年 ( 1876 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袁庭蛟等人反对官府横征暴敛，知县孙定扬谎称“民变”、请兵镇压,提督李有恒纵兵杀害平民千余人。事件告到清廷，清政府指派在开县家里养病的李宗羲查明此案。李宗羲微服前往东乡黄金口等地查访,据实上报，此案终得平反。当代四川剧作家魏明伦根据此案，写出了川剧《巴山秀才》，可惜未将卸任两江总督李宗羲调查此案,平反有功事迹写入剧中。同治十三年（1874年）开县大旱，李宗羲寄银四千两回籍救荒，又捐银一千两修建开县城西培俊堂和资助开县籍学生参加乡试、会试,是年冬，李宗羲因病上疏辞职，次年卸任。
开县素以“举子之乡”闻名,1898年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划对代意义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运动在北京发生,来自全国各地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的一千余名举人，联名向皇帝请愿上书,在这场变法图强的改革运动中，开县有五名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在四川省内仅次于成都、华阳两县。“戊戌变法”以后，开县兴办了两所新学堂，一所设在县城，另一所设在临江镇。民国年间法政界的著名人物潘大道出生在临江镇的一个商人家庭，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六岁的潘大道考入县学，后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习,学成回乡，二十岁担任临江市两等学堂校长，他在成都接受新思想的熏陶，愤国之衰弱，一心思念出国留学，寻觅救国良方,因未成行，终日闷闷不乐及至忧患成疾，不进饮食，形消骨立，大道父母见儿子求学心切如此，乃倾家中积蓄，助大道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潘大道在日本三年，和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广交朋友，并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课余他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经史,1911年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学部考试，名列前茅,四川当局闻名即聘请他担任四川省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潘大道回国时途至万县、时值武昌起义爆发。潘大道、熊晓岩策动驻防万县的巡防军管带刘秉章起义反正。刘秉章顺应时代潮流，于11月25日通电宣布反正,并派兵光复夔州〔今奉节〕、绥定〔今达州〕两府所属各县，留潘大道、熊晓岩为参谋。
1912年4月，四川省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后，潘大道去成都任法制局长，后因袁世凯派走卒胡景伊入川主政，潘即辞职，致力协助国民党驻川负责人董修武 (特生)创办共和大学，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大学迫令解散。1913年8月，董、潘均遭严密监视，乃仓卒离开成都去上海。董在川北被胡抓回成都囚禁，潘以计脱身。潘大道流亡上海期间，为《雅言》、《大中华》、《甲寅》等杂志撰稿，鼓吹革命、共和，开启民智，是当纣有名的专栏作者。1917年秋，张澜任四川省省长、电邀潘大道回川任省府秘书,潘大道由四川省议会选为国会议员,不久，潘大道改任省政务厅长，并曾一度代理省长职务。1918年春，张澜离川后，潘大道去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冬，潘大道去美国留学，专攻政治。1922年国会再次恢复，潘始回国出席国会，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3年，潘大道南北奔走、联络议员，极力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大会讲演口若悬河，声若洪钟，理正辞严，言论激烈,听者皆服，因此，尤为曹锟忌恨。曹锟倒台后，潘大道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并执行律师职务。1926 年3月18日，段棋瑞屠杀在执政府门前请愿学生的“3. 18惨案”发生后，潘大道受学生委托，为学生辩护。他不畏北洋政府的反动压力，在法庭上控告执政府罪行，慷慨陈词，有理有据，当时的报纸舆论均赞赏潘的正直和辩才。
潘大道投身民主革命十数年，颠沛奔波干国内外，他见革命成果被篡夺，军阀混战不休，北京政局日益混乱，不可能在北洋政府统治下作出利国利民的事，适逢上海法科大学邀请他担任校长，1926年夏举家赴沪就任，并宣称不再从政，一心进行学术研究，宣传法制理论为事。他全力整理校务，并亲自担任《宪法》和《社会思想史》教学。他精通中外学术，善于演讲，又有新创见、新理论，结合自己多年的观察体验，讲课声情并茂，条理清晰，很受学生欢迎。1927 年蒋介石定都南京，潘大道主持创办《党论旬刊》，意图以舆论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实现其法制理想，暑期又接受南京“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聘请，讲授《政治概论》。1927 年10月14日9时，潘大道在上海法科大学校门前，被特务暗杀，时年39 岁。
潘大道与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882—1913 年）友好，两人都热衷议会内阁、政党政治。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在湖南省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05 年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予南北议和。1912年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宋教仁任代理事长，适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他想成立政党内阁，制约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实现议会政治理想。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
四
“晚风菰叶生愁怨，隔江人在雨声中。”我离开家乡40余年了，已经孤独的跨入了老年行列，正在走向虚无的归宿，我的步履愈来愈蹒跚、沉重，离故土渐行渐远，但我的梦境却愈来愈清晰，与家乡的人和事愈走愈近,常常浮现着故去的父母、亲友以及未曾谋面的历史人物。数年前，当我从北京返万，特地绕道武汉，停留了几天。我住在一个朋友、也是家乡的故人潘光午家。潘光午是潘大道的孙子。他早先曾有电讯与我相约，要我为他的祖父写一部传记。在潘家，光午出示他祖父潘大道〔字力山〕的遗著《力山遗集》，这部记录政治文化乡贤诗文的遗著,我读后也有写作的冲动。几年过去，却未有一点收获，连一个文字也未留下。我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种惶惑, 像潘大道这种一生致力于中国宪政及法制建设的政治学者传记, 出版空间究竟有多大? 潘大道的小孙子潘光夔、一位血气旺盛的中年壮士, 对于我的犹疑产生了误解, 以为我为著作的销路忧虑,他提出增加学术著作可读性的办法, 说潘大道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与一对吴姓姐妹花恋爱同居、生育子女〔吴辟疆姐妹乃《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女儿,吴辟疆是中国妇女运动中倡导女权主义的著名人物。〕,于此可见潘大道之魅力。潘大道是家乡的先贤、学者、文人、我景仰他，在我的心里,思想者的灵魂仍然活着。像潘大道这样的学者、文人，毕竟是单纯的，未能真正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政治文化的多义性。我不知道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是什么，但中国文化之中面临的危机不是道德层面上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排斥现代理性的心理机制、生存的物质方式大概才是重要的因素。真正推动社会巨大变革的不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而是与生命价值密切相关的物质变革：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生态调整。从生态的调整到心态的调整，比从心态的调整到生态的调整更重要。但这个变革的思路，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战争、文化革命后，人们才摸索到的，探讨我们民族“被现代化”的历程，就不得不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所经历的苦难，血与泪,水与火,罪与罚，就应该记住先行者思想启蒙的苦心、良知、责任与使命。
支撑我的世界的，便是这种感觉。
一
我的故乡开县在下川东万县地区九县一市中具有显赫的地位，俗谚说“金开银万”,开县这个经济巨人肩膀上担着两个金箩筐，-个是温泉镇，一个是临江镇，开县的富裕繁荣主要就来自于这两个箩筐。温泉镇盛产食盐，临江镇是川东北宣汉、开江、达县的物资集散地，是商业重镇，也是开县的首镇。流入长江的小江支流清江和澎江将这两只箩筐连接起来，就如像一根扁担担在开县县城的肩上，顺清江走60华里水路，就从温泉镇到了开县县城，从开县县城再走60华里水路，经澎江亦称映阳河就到了临江镇。经济学上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概念，在这个长江三峡的腹心地带畅通无阻。温泉镇，古名温汤井，是下川东著名的井盐产地。两千余年前的汉代就有人取卤熬盐。宋代由于井盐的大量开采，设立温汤镇。温泉镇出产优质煤炭，为熬盐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加上清江河的运输便利，使温泉镇日益繁华。20世纪初叶，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温泉镇的青年陆之龙到北京求学的费用，就是他的岳父、著名的盐商资助的。陆之龙从北京回来后，创办了私立的清江中学，担任董事长，学校的经费来源依靠盐业的股份。清江中学除传授文化知识外，也传播革命的火种,学校成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点，教师和学生中有共产党人。陆之龙本人并不是共产党，他在北京读书时期，大约受了革命影响，“纵容、包庇、保护了共产党的活动。”解放以后，他以“进步人士”的身份作了开县政协副主席，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陆之龙活了 88 岁，在“米寿”的高度上辞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和执政的国民党对于温汤井盐场这块聚敛钱财的“风水宝地”都是密切关注，双方都投入了足够的武装力量亮剑较量，盐场常住税警 (又称盐丁)一个连。配备机枪7挺、小钢炮两门、步枪 200 余支。1949 年4月15日凌晨，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率领巴北、七南两个支队46名游击队员攻打温汤井盐场，激战终日. 失利未果。
二
革命不是一种原罪,只要存在社会的不公平,贫富悬殊，就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中外古今，革命做为一种文化，始终地伴随社会的发展，顽强地、执拗地潜滋暗长地生长繁衍。临江镇，这个通往川北宣汉县、开江县、达县的商业枢纽，古称临江市，从镇郊发掘出土的汉代青铜马就知道这块地域在两千年前经济繁盛的程度。临江镇不仅是一个商业经济枢纽，也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明清时期就有一套完善的国家机器的所有零件。镇上有衙署,有军营，甚至还有砍脑壳的刑场。镇上遗存的西流县丞署、新浦县尉署、军事设施汛左哨外委的建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保存完好，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还基本存在。临江镇，这个在地图上仅有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官方史籍《清史稿续编》上就有记载，“清朝嘉庆年间，临江市拥有商号数千家。”
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在川陕鄂豫发展蔓延，嘉庆二年 (1797年) 十二月，白莲教首领人物，四川省达州徐天德、东乡县王三槐联络湖北省王光祖、樊人杰、王聪儿和四川省奉节县的龚文玉等率义军 20万人，从东乡（今宣汉县 ）、新宁 (今开江县 )进入开县，首先攻占的是具有战略地位的临江市。在攻打县城长达两年的战争中，临江市一直作为为白莲教义军的指挥中心、后勤基地和“根据地”。起义军从临江市扎营直达罐子口（距县城仅20华里），长达40华里，号称百万之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的是经济仗。要维持军队的粮草供应和军械装备等物质消耗的庞大开支,没有丰实雄厚的经济基础难乎为继。
民国十四年（l925年)腊月二十三日，开江县方麻子率领土匪千余人洗劫临江市,土匪抢劫的目标是镇上的商家富户。方麻子有别于传统意义打家劫舍的土匪流寇，有绿林豪杰的政治色彩。方麻子打着“打富济贫”的旗号，开仓放粮、周济穷人，他拿出些衣服钱财让穷人去领。穷人不敢去的他还把东西送去穷人家,镇上流传着方麻子的抢劫让穷人致富的故事。镇上一户姓谭的穷人，无意间看到放在家门口的一袋银元，将之拽进屋里。这是土匪抢劫中、慌乱时遗落下的。方麻子带着这名遗落银元的土匪，进屋搜查。情急之下，谭姓人家的老母亲，将这袋拾来的银元扔进茅屎坑里，土匪进屋搜查数遍，终于没有发现。谭家因此发财致富，受了惊吓的谭家老母亲事后倒有了后怕，变得疯疯癫癫，腰里拽著一把剪刀，口里不住地说：“骇死人……”
临江镇的古代建筑有“九宫十八庙”,十八座庙宇是宗教建筑，供奉儒释道的神像,九宫是镇上商业行帮的会馆。十九世纪初叶，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临江镇上就有教会建立的教堂，镇里的巨富，号称“四大家族”的“林,潘,雷,蒋”几乎都有自己的公馆、家庙和祠堂。中国的经济经营模式，带有封建家族的家天下性质，林家经营盐业、潘家经营百货、雷家经营药材、蒋家经营酱园斋铺，四大家族中，林家为首，不仅族人众多，资产也颇为雄厚。“自古盐法即经济。”盐业即国家的经济大动脉，盐业古称“官盐业”，属官府“专卖”性质，获利的丰厚是很难让旁人染指的。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就是靠贩卖官府分发的“盐引”而发达致富的。
清朝末年，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影响了临江镇商人的思想轨迹,他们并不是象他们前辈那样到农村买田地成为地主。在一个混乱动荡的年代，加上临江镇的地域闭塞局限，他们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城市资本家，于是极其重视教育。他们让子女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至出国留学。开县最早出国留学的潘大道就是临江镇人，可谓开接受新思想的先河。潘大道是商人家子弟,出国前，他娶的妻子是镇上曹姓人家的小姐,曹家是书香人家。潘大道的妻兄是清末的拔贡，被皇帝作为优秀人才选拔到北京国子监学习过。辛亥革命以后，在潘大道担任四川省政务厅长期间，曹拔贡作了川西北边陲小县剑阁县知事，那个县份实在太小,太贫穷落后，加上兵患、匪患的猖獗，书生气十足的曹知事在治理上实在难上加难，他的政敌略施小技，利用当地的土匪进城恐吓、威胁了一下,上任才几个月的曹知事就丢印辞官，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在临江镇上赋闲养老。姜文导演并主演的电影《让子弹飞》报据川东藉作家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改编,里面的历史背景及人物形像就有曹知事的影子。
1949年12月，开县和平解放，共产党接管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任开县县长吴锡武,江苏淮安人,南下干部，娶的妻子是临江镇的首富“林家铺子”的林小姐。除了显赫的盐商家庭背景外，林小姐自己也长得楚楚动人，是开县中学的“校花”。临江镇素以出美女闻名,林小姐是美人中的美人,她在林家辈份是“美”字辈，于是别人干脆就叫她“林美人”。与此同时，另一位南下干部，吴锡武的战友孔昭如也在临江镇上娶亲。孔昭如，山东曲阜人,孔夫子的嫡系后裔。孔昭如时在临江镇作区长，后调开县县委组织部作部长,六十年代，两人又在一起共事,在渝州的一个矿区，吴锡武作了书记，孔昭如作了矿长。文化大革命中两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吴锡武被造反派“打倒”，孔昭如被造反派“结合”。吴锡武死于“文革”，传说系自杀身亡。
三
开县的经济在历史上落后于下川东的别的县份，开县经济的崛起，树立“金开银万”的地位，是清代以后重视教育的结果，可以说“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经济兴”。清代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同治年间任两江总督、署理南洋通商大臣事务的李中羲系开县人氏,他逝世于开县家中，临死时遗书光绪皇帝“要以帝学、圣功、用人、理财为重。”
清朝光绪二年 ( 1876 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袁庭蛟等人反对官府横征暴敛，知县孙定扬谎称“民变”、请兵镇压,提督李有恒纵兵杀害平民千余人。事件告到清廷，清政府指派在开县家里养病的李宗羲查明此案。李宗羲微服前往东乡黄金口等地查访,据实上报，此案终得平反。当代四川剧作家魏明伦根据此案，写出了川剧《巴山秀才》，可惜未将卸任两江总督李宗羲调查此案,平反有功事迹写入剧中。同治十三年（1874年）开县大旱，李宗羲寄银四千两回籍救荒，又捐银一千两修建开县城西培俊堂和资助开县籍学生参加乡试、会试,是年冬，李宗羲因病上疏辞职，次年卸任。
开县素以“举子之乡”闻名,1898年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划对代意义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运动在北京发生,来自全国各地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的一千余名举人，联名向皇帝请愿上书,在这场变法图强的改革运动中，开县有五名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在四川省内仅次于成都、华阳两县。“戊戌变法”以后，开县兴办了两所新学堂，一所设在县城，另一所设在临江镇。民国年间法政界的著名人物潘大道出生在临江镇的一个商人家庭，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六岁的潘大道考入县学，后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习,学成回乡，二十岁担任临江市两等学堂校长，他在成都接受新思想的熏陶，愤国之衰弱，一心思念出国留学，寻觅救国良方,因未成行，终日闷闷不乐及至忧患成疾，不进饮食，形消骨立，大道父母见儿子求学心切如此，乃倾家中积蓄，助大道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潘大道在日本三年，和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广交朋友，并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课余他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经史,1911年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学部考试，名列前茅,四川当局闻名即聘请他担任四川省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潘大道回国时途至万县、时值武昌起义爆发。潘大道、熊晓岩策动驻防万县的巡防军管带刘秉章起义反正。刘秉章顺应时代潮流，于11月25日通电宣布反正,并派兵光复夔州〔今奉节〕、绥定〔今达州〕两府所属各县，留潘大道、熊晓岩为参谋。
1912年4月，四川省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后，潘大道去成都任法制局长，后因袁世凯派走卒胡景伊入川主政，潘即辞职，致力协助国民党驻川负责人董修武 (特生)创办共和大学，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大学迫令解散。1913年8月，董、潘均遭严密监视，乃仓卒离开成都去上海。董在川北被胡抓回成都囚禁，潘以计脱身。潘大道流亡上海期间，为《雅言》、《大中华》、《甲寅》等杂志撰稿，鼓吹革命、共和，开启民智，是当纣有名的专栏作者。1917年秋，张澜任四川省省长、电邀潘大道回川任省府秘书,潘大道由四川省议会选为国会议员,不久，潘大道改任省政务厅长，并曾一度代理省长职务。1918年春，张澜离川后，潘大道去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冬，潘大道去美国留学，专攻政治。1922年国会再次恢复，潘始回国出席国会，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3年，潘大道南北奔走、联络议员，极力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大会讲演口若悬河，声若洪钟，理正辞严，言论激烈,听者皆服，因此，尤为曹锟忌恨。曹锟倒台后，潘大道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并执行律师职务。1926 年3月18日，段棋瑞屠杀在执政府门前请愿学生的“3. 18惨案”发生后，潘大道受学生委托，为学生辩护。他不畏北洋政府的反动压力，在法庭上控告执政府罪行，慷慨陈词，有理有据，当时的报纸舆论均赞赏潘的正直和辩才。
潘大道投身民主革命十数年，颠沛奔波干国内外，他见革命成果被篡夺，军阀混战不休，北京政局日益混乱，不可能在北洋政府统治下作出利国利民的事，适逢上海法科大学邀请他担任校长，1926年夏举家赴沪就任，并宣称不再从政，一心进行学术研究，宣传法制理论为事。他全力整理校务，并亲自担任《宪法》和《社会思想史》教学。他精通中外学术，善于演讲，又有新创见、新理论，结合自己多年的观察体验，讲课声情并茂，条理清晰，很受学生欢迎。1927 年蒋介石定都南京，潘大道主持创办《党论旬刊》，意图以舆论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实现其法制理想，暑期又接受南京“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聘请，讲授《政治概论》。1927 年10月14日9时，潘大道在上海法科大学校门前，被特务暗杀，时年39 岁。
潘大道与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882—1913 年）友好，两人都热衷议会内阁、政党政治。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在湖南省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05 年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予南北议和。1912年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宋教仁任代理事长，适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他想成立政党内阁，制约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实现议会政治理想。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
四
“晚风菰叶生愁怨，隔江人在雨声中。”我离开家乡40余年了，已经孤独的跨入了老年行列，正在走向虚无的归宿，我的步履愈来愈蹒跚、沉重，离故土渐行渐远，但我的梦境却愈来愈清晰，与家乡的人和事愈走愈近,常常浮现着故去的父母、亲友以及未曾谋面的历史人物。数年前，当我从北京返万，特地绕道武汉，停留了几天。我住在一个朋友、也是家乡的故人潘光午家。潘光午是潘大道的孙子。他早先曾有电讯与我相约，要我为他的祖父写一部传记。在潘家，光午出示他祖父潘大道〔字力山〕的遗著《力山遗集》，这部记录政治文化乡贤诗文的遗著,我读后也有写作的冲动。几年过去，却未有一点收获，连一个文字也未留下。我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种惶惑, 像潘大道这种一生致力于中国宪政及法制建设的政治学者传记, 出版空间究竟有多大? 潘大道的小孙子潘光夔、一位血气旺盛的中年壮士, 对于我的犹疑产生了误解, 以为我为著作的销路忧虑,他提出增加学术著作可读性的办法, 说潘大道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与一对吴姓姐妹花恋爱同居、生育子女〔吴辟疆姐妹乃《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女儿,吴辟疆是中国妇女运动中倡导女权主义的著名人物。〕,于此可见潘大道之魅力。潘大道是家乡的先贤、学者、文人、我景仰他，在我的心里,思想者的灵魂仍然活着。像潘大道这样的学者、文人，毕竟是单纯的，未能真正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政治文化的多义性。我不知道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是什么，但中国文化之中面临的危机不是道德层面上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排斥现代理性的心理机制、生存的物质方式大概才是重要的因素。真正推动社会巨大变革的不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而是与生命价值密切相关的物质变革：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生态调整。从生态的调整到心态的调整，比从心态的调整到生态的调整更重要。但这个变革的思路，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战争、文化革命后，人们才摸索到的，探讨我们民族“被现代化”的历程，就不得不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所经历的苦难，血与泪,水与火,罪与罚，就应该记住先行者思想启蒙的苦心、良知、责任与使命。
支撑我的世界的，便是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