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羊河是河西走廊东端的一条内陆河，汉时称“谷水”，北魏时称“马城河”，明时称“三岔河”，清时称“郭河”，近代以来称“石羊河”。石羊河流域绿洲植被景观的大规模改变始于汉武帝驱逐匈奴之时。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归汉后，直至清末，石羊河流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即两汉时期、隋至盛唐、明清时期。在这期间，石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在逐渐地发生演变，本文试从这三个阶段来论述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
　　一、两汉时期
　　汉朝为了充实边防，在河西筑长城、列亭障、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引水灌田、屯垦积谷，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大规模的开发经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在石羊河流域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由此大大改变了绿洲迁徙牧业时期那种较原始的自然生态面貌，农田栽培作物大量取代了原生植被，大片的绿洲草原、牧场、荒野被辟为田畴，自然界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人为作用的印记。
　　二、隋至盛唐时期
　　逮及隋唐，石羊河流域进入了第二次大规模开发阶段，唐代前期，石羊河中游凉州一带，人口成倍增长，进入更大规模的开发时期。特别是唐太宗在石羊河流域推行足兵足食的政策，实施屯防、屯粮、屯牧之举，使石羊河流域的土地开发获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载：“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通典》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屯田总收成为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成790990石，占全国粮食总数的37%。河陇33州中，“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唐代诗人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吟：“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凉州一带的这种惊人发展，必然大量耗用灌溉水源，从而严重影响下游地区的来水量。这一时期中游地区的土地大规模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下游地区的土地荒芜为代价的。中游开垦愈烈，注入的水量愈少，则下游荒芜愈甚。同时由于唐代相对干旱，流域水源总量相对较少，从而导致土地沙漠化的产生。
　　这一时期祁连山林草的砍伐更是有增无减，姑臧城的建筑富丽宏大，“凉州周回二千里……城周四十五里，李轨所筑”，较前凉时周长30里增加了一半。大型城池难免要消耗大量的建筑木材。与此同时，对绿洲边缘植被的破坏也更为严重，尤其是采打草籽。除此之外，对绿洲边缘的枝柴、柽柳等砍伐也十分严重，这就直接影响到农田的保护和防沙固沙，带来明显的生态恶果。
　　在唐时繁华景象的背后，沙漠一直没有停止南移的步伐。由于历代移民驻军的过分开垦、砍伐森林，石羊河的所有河流、湖泊、草原和牧地，都发出了河流断道、湖泊缩退、耕地沙漠化、绿洲消失等生态恶化的信号。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为河西绿洲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时期，本区再度大规模移民，区内民户大量增加，兴修水利，大力垦辟土地，开垦的地域向绿洲边缘较难利用的一些地段扩展， 开发的声势和规模超过汉唐两代。
　　1. 明清时期绿洲边缘植物的破坏
　　清代以来，改明代屯军征收草束为民户征收，“刍粟并征”。据乾隆《武威县志》和《镇番县志》载，乾隆时武威、镇番年征草束约计70万束，相当于刈伐荒漠草地50余万亩。绿洲边缘固沙植被被砍伐以后，沙质地表直接裸露，风沙物理过程迅速加强，进而形成流动沙丘。
　　2. 祁连山区植被的破坏
　　及至明清，祁连山林草的破坏日益加剧，嘉靖八年（1529年），明室“题准甘肃等边……南北山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鼓励人们向山区进军，此举酿成严重的恶果。祁连山东麓原有“黑松林山”，到了清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至嘉庆十年（1805年），祁韵土所见，这里“绝少草木，令人闷绝”；宣统元年（1909年）所修《甘肃新通志》中写道：“黑松林山，（古浪）县东南30里，土多松，今成童矣”。
　　3. 明清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区域
　　石羊河流域是明清时期河西地区开发强度最大、人口密度最大、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同时也是沙漠化最突出，危机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明清两代形成的沙漠化土地约130平方公里，主要的沙漠化区域有：红沙堡沙窝；黑山堡、红崖堡到野猪湾堡一帶；青松堡、南乐堡、沙山堡一带；高家—湖马沙窝；高沟堡沙窝；古城梁、乱墩子滩一带。
　　大自然是最公正无私的，疯狂的掠夺必然导致无情的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正是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历代土地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日趋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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